第二章 民国往事

张仲英，以及他那辈上海古董商，虽然经历时代巨变和大小战乱，但纯粹从古董生意来说，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起还算是经历了大约十年的黄金时期。

1928年以前，清末及北洋时期，古玩行的大主顾们是前朝遗老、军阀官僚和洋人，他们大都集中在北京、天津，是琉璃厂和大珠宝玉器行的常客。遗老翰林们喜好青铜器和古玉，军阀官僚们争购古代字画，欧美商人则大量从中国收购出土青铜器和宋代名窑瓷器。

天津盐业银行旧照。

在金融界的大主顾中，1916年创办于天津的盐业银行也一度对京城古玩生意有过直接影响。盐业银行的出资人是袁世凯的表弟、河南省都督张镇芳。当时，盐业银行算是中国北方第一家私人经营的商业银行，居“北四行” 之首。民国初年，盐业银行时任经理岳乾斋以承办逊帝溥仪的抵押品而闻名行内。溥仪的抵押品包括金银珠宝和古玩玉器，其中金器总共“抵押款数八十万元，限期一年，月息一分”；另外还有一百箱合同注明过期不赎的乾隆年间的玉雕，逾期以后，大部分货由盐业银行自己折算收藏了。当时的盐业经理岳乾斋与玉器名号聚珍斋的掌柜李仲五是好友，于是岳乾斋在承办溥仪的抵押品时，请聚珍斋协助办理封货，并将部分出价卖出。一些清朝王公贵族在盐业银行也有类似逊帝溥仪那样的抵押品，那些过期不赎的官窑瓷器，盐业银行大都交给了古玩名号荣兴祥来买卖，一时炙手可热。

北伐战争结束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都随之南迁。随后，上海古玩业繁荣发展，逐渐取代北京成为古玩生意最大的市场所在地。

1. 民国上海古玩那些事

上海最早登记在册的古玩商号是“天宝斋”，由回民哈弼龙1871年开在南市新北门内老街。而在古玩号有名册登记之前，事实上从清咸丰三年到十年（1853—1860年），已经有南京、苏州的珠宝古玩商人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而迁移到上海。他们最初在城隍庙一带摆地摊，生意主要在茶楼里完成，这种交易形式被称为“茶会”。当时，这类茶楼里最有名的一家是“四美轩”，位于邑庙花园内（今豫园玉华堂和玉玲珑石东面）。每天早晨，古玩和珠宝玉器商人按照惯例先后聚在这里交易，使之变成了事实上的古玩交易场所。到民国七年（1918年），四美轩茶楼内已经开了几家古玩商号，如顾松记、鑫古斋、松古斋、崇古斋、孙文记等。

1928年以后，随着政府要员、使馆人员随政府南迁，买古玩的大主顾们也大都从平津搬到上海、南京安家置业。尤其银行界新贵，纷纷南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花旗银行等国内外大银行都将总部迁到上海，从前京城古玩店里或明或暗的大主顾，比如中国银行行长冯耿光、交通银行行长李馥荪、中南银行行长胡笔江、胡惠春等，全都南下了。这些新兴金融资本家财富暴涨，购藏能力已经远超从前的皇族遗老和前朝翰林。他们嗜好收藏，但品位有所变化，对金石、字画兴趣不大，青睐的是宋元明清官窑瓷器。

在江西路、福州路一带，古玩店比肩林立，尤其官窑瓷器买卖集中到了这里。大部分文物出口生意也从北平转移到了上海。京城的琉璃厂、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店主，胆子大且有想法的，争相转向官窑瓷器生意并谋求在上海立足。他们派人南下开设分店，不开店的，也要设法搭上一条南边的生意路子。

琉璃厂有名的大观斋，掌柜赵佩斋有个大徒弟萧书农，1928年自立门户开设了雅文斋，即以鉴定宋代名窑瓷器为主。门店一成立，他就派了精明能干的二掌柜、师弟陈中孚专门跑上海生意，南边的分号开了十一年，主做青铜、古玉和官窑瓷器，在上海站住了脚，做了几笔大生意。其中一笔是在1930年前后，雅文斋经手将一个宋定窑划花大缸卖给上海藏家俞桂泉，此物高约26厘米，口径约40厘米，被行内认为和1925年在故宫武英殿展出过的一个定窑划花大缸完全一样，当时交易价格高达4500大洋，被视为国宝级文物。

张宗宪听人说过北方古董商到上海的发财路子：以前上海和江南一带的人，做瓷器不懂永乐和宣德，都误认为是雍正和乾隆的。北方行家一到上海，一天几十家古董店都跑遍。看上一件永乐的瓷器，他不会马上买下，会故意摆迷魂阵，说这种瓷器随处可见，颜色不好，花纹也不对—明朝的东西肯定不会像乾隆的那么漂亮。

就这样把永乐的当乾隆的买回来。这样的拣大便宜叫“吃仙丹”—人要死了，吃个仙丹就活了。在古董市场转移的历史机遇中，不少精明强干眼力又好的北方古董商人赚了大钱。

甚至也有从前在京城算不上风生水起的人，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时来运转，做出了大名头，比如瓷器鉴赏大家孙瀛洲。孙瀛洲是河北冀县人，1909年进京学徒，在一家叫“铭记”的古玩铺做了十一年伙计后，1920年，他在东四牌楼开了自己的古玩铺敦华斋。他虽然也攒了钱，但一直不是做大号生意的人。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孙瀛洲把北平的店铺交给徒弟看管，自己带上本钱开始跑上海，和精通上海古玩行门路的孙公寿、耿朝珍合伙做生意。他们从上海商号办货，带回北平窜货场出手，通过在两地之间流转来赚取高额差价。

到抗战胜利前夕，孙瀛洲已经做成了“孙四爷”，不但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于官窑瓷器和青铜器等领域也成为行内公认的鉴定行家。1949年后，孙瀛洲在公私合营之际表现积极；1956年，他将自己敦华斋的全部货底主动捐予故宫博物院，带着徒弟耿宝昌进了故宫工作。后来，耿宝昌也成为海内外有名的瓷器鉴定家。张宗宪回忆，20世纪40年代中期，耿宝昌跟他师傅孙瀛洲一样，也在北平、上海两头跑生意，当时和父亲张仲英还有生意往来。

张宗宪与金才记（T.Y.King）的老板金从怡。

2. 见过的大人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古玩行，有几个名气响亮的大古董商，他们的生意不仅遍布全国，也和海外有密切往来，比如金从怡、吴启周、叶叔重和戴福葆等。他们的商号与父亲张仲英的聚珍斋相隔不远，生意上也有些往来。

小时候的张宗宪还不清楚，父亲交往的这些朋友究竟事业做得多大，有些故事是后来才慢慢串联清晰起来。

张宗宪说，民国上海最有名望的古董商是金才记（T.Y.King）的老板金从怡。金从怡的父亲金才宝从光绪末年开始做古玩买卖，早期主要居中帮人介绍生意。积攒了一些本金后，1912年在广东路202号开了金才记古董店。经营到1934年之后，他将生意交给了儿子金从怡。金从怡高中毕业后即跟随父亲进入古玩行，他为人聪明谨慎又勤奋，在圈子里以好眼光和好人缘著称。他最长于金石鉴定，在新出土石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唐三彩和宋元名瓷等品类的交易上极有信誉，国内外大买主都认“T.Y.King”这个名号。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世纪里，金家的生意几乎没有过衰落，即便1949年后搬迁到香港，做的仍是大买卖。

金才记经手了很多重要文物，散布在世界各地收藏家手中，至今在伦敦、纽约等地拍卖会上还能遇见。2015年春季，张宗宪在伦敦苏富比花300多万元买到一件白玉如意，发现底座上面贴的铭牌，就是当年金才记的店标。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举办过一个“朱利思·艾伯哈特收藏重要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专场，拍卖行介绍，该场拍品全部来自东方艺术品收藏家朱利思·艾伯哈特（Julius Eberhardt），其中有6件又是他从上一藏家阿基洛珀斯（J. Agrgyropoulos）手中获得，后者据称是11世纪拜占庭帝国王族后裔。1948年，这位阿基洛珀斯到上海旅行，即由金才记牵线，从一位前清遗老藏家手中买走了这6件青铜重器，其中两件为潘祖荫旧藏。

这位金从怡，张宗宪说小时候在上海没见过他本人，只是听父亲说过金才记的事。到香港后，几位父辈老友对他的生意多有照顾，金从怡也在其中。

上文讲到，张仲英聚珍斋的斜对面就是叶叔重的禹贡。叶叔重是古玩行大名鼎鼎的卢吴公司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后来姑舅结亲，叶叔重又成了吴启周的女婿。1928年，叶叔重从法国回到上海加入卢吴公司，拿干股四成。他作为卢吴公司的代表常驻北平，是京城古玩行有名的“上海客”，人称“叶三”。卢吴公司解散的第二年，即1942年，叶叔重在上海交通路70号开了禹贡，仍以经营三代青铜器、古雕造像和宋元名窑瓷为主。张宗宪称禹贡的后台是南京路570号的卢吴公司。虽说叶叔重独资开了商号，其实还是代理卢吴公司的旧业。卢吴公司虽然名义上已解散，其实仍由叶叔重的禹贡和张雪庚的雪畊斋等古玩号代理找寻货物，继续通过老渠道出口。

在张宗宪的记忆中，和叶叔重有关的还有一位古玩行里的神秘人物—叶三奶奶。她是叶叔重的太太，那时候北平最好的货都卖给这位叶三奶奶，由她寄到上海，再由叶叔重寄到美国。

卢吴公司在法国的办事处，即现在著名的“巴黎红楼”。

叶三奶奶闺名夏佩卿，江苏常熟人，三岁丧母，由北京的姑妈养大。姑父是瑞蚨祥绸缎庄的大老板，结交甚广，也算是从小长在大户人家，见过不少世面。待字闺中时，她便对瓷器和珠宝玉器颇有见地，常在琉璃厂古玩店间走动，买些小件。嫁给叶叔重以后，她还是一直生活在北京，替叶叔重打理这边的大宅和生意。她待人接物局气（北京话里，这词意味着很多美德，比如为人仗义、豪爽大方，说话办事守规矩，也写作“局器”），虽然是个女人，却在这行做得风生水起。同行对叶叔重的称呼是“叶三”，她也就成了“叶三奶奶”，闺名反倒不太被人记得。

叶三奶奶在文物鉴定方面颇有天分，又见多识广，眼力好过许多古董商。她自己酷爱粉彩小件瓷器和玉器，收藏的数量和品质都相当可观。1948年，因为北方战事越来越近，叶三奶奶带着十二个孩子离开北京搬到了上海，这些收藏也都一同带去。八年后，叶叔重在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文物走私大案中入狱，之后被发配到青海劳改，叶三奶奶独自在上海，支撑着十三口人的一大家子。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基本依靠私下变卖手中的藏品来养活孩子们，还接济着远在青海的叶叔重，每周一次往劳改农场寄送食品和日用品。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宋代定窑白釉印花云龙纹盘，被列为馆中珍品之一，也是镇馆之宝，就曾是她的藏品。

张家和叶三奶奶的关系还有一层。张宗宪的堂兄张永昌，大张宗宪六岁，是二伯家的孩子。二伯擅刻图章，但迷上了鸦片，家境日渐衰落。后来张永昌被寄养在叔叔张仲英家里，在张仲英的店里学徒。张仲英又把这个侄子介绍给了叶叔重，他到北京跟过叶三奶奶，学习瓷器、青铜器和玉器鉴定。

几年后，叶三奶奶告诉张仲英，说张永昌想回老家了。据张宗宪说，张永昌回南方前，叶三奶奶还送给他几件东西，后来张永昌在苏州成家，一直生活在苏州，在玉器鉴定上很有名气。20世纪50年代初张永昌还经常去北京和天津找货，带回上海出口，但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就进了苏州文物商店工作，直到退休。张永昌晚年很受尊重，是国内玉器鉴定专家，他与中国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并称“南张北耿”。因为张永昌的关系，叶三奶奶和张家也有了一层渊源。

戴福葆的福源斋文玩号，比前面所说的几家都晚开了很多年。戴氏是无锡人，1938年才在广东路189号开了这家福源斋，店址和叶叔重的禹贡、张宗宪家的聚珍斋都相距不远。张宗宪记得，父亲早年和戴福葆有生意上的往来。1938—1945年，正是这战时的八年，戴福葆在上海古玩行做出了名头。他擅长鉴定三代青铜器、唐三彩、雕刻艺术品和漆器，早期主要做卢吴公司的生意，事实上就是专门帮卢吴公司找货出口美国，但后来合作就少了。1949年7月，戴福葆离开上海，移居香港继续做古董生意，上海的店铺变成了一个低端的寄售店。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并开始严厉打击文物走私和盗卖。1956年，“四大金刚”走私大案的几个当事人里面，叶叔重和张雪庚死在监狱，洪玉琳跳楼自杀；唯有戴福葆，在被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没收货物后，得以全身而退，逃回香港。

张宗宪提及，戴福葆1949年跑路去香港的时候，曾从他父亲张仲英手里带走几件铜器，商议好卖了再回款。后来张仲英不曾出去，戴福葆也没有回来，钱也就一直没有给。张宗宪说那些铜器后来卖给了赛克勒博物馆，但从当年走私案件的卷宗记载看，戴福葆肯定是回过上海的。张宗宪的记忆在这件事上可能出现了偏差，抑或戴福葆回来过，但张家并不知晓。戴福葆1950年移居美国，在纽约麦迪逊大街810号独资开办戴润斋(J.T.Tai Co)艺廊，60年代入籍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戴福葆在国际古董市场十分活跃，几乎与仇焱之、胡惠春和赵从衍齐名，当时被称为中国古玩“四大名家”。

3. “常客”仇焱之

在张宗宪的古玩生涯里，仇焱之是个不能不说的人物。既是父执，亦是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张宗宪在这条路上最初的见证者。

张宗宪第一次见到仇焱之，是在父亲的店里。那时，张宗宪十二三岁。仇焱之是扬州人，生于1907年，年纪比张宗宪的父亲张仲英小七八岁。在自己开买卖之前，仇焱之是五马路上晋古斋古玩店的学徒，他的老板叫朱鹤亭，人称“朱老二”。张宗宪回忆，仇焱之做学徒的时候就和他父亲张仲英交好，两个人都在店铺打烊后去念英文，算是共同爱好。那时候，上海的一些教堂里设有免费英文班，叫作“夜科”，那些学徒的、做工的年轻人白天要上班，求上进的，也只有等晚上店里打了烊、收了工才有时间去念念书。张宗宪记得他父亲当年上过英文夜科的地方，就是现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的那个天主教堂，当年叫摩尔堂。

仇焱之人极聪明，除了念英文，他还学讲一些法文。结束学徒生涯出来单干以后，外国人的古玩生意就基本上都能做了，这也是他能较快做大的原因之一。仇焱之后来在鉴定明清官窑瓷器和宋元名窑瓷器方面名气很大。20世纪40年代，古玩行甚至有“南仇北范”的说法，意思是上海的仇焱之和北平的范岐周鉴定瓷器眼力最好。范岐周是京城名号大观斋的老板赵佩斋的徒弟、萧书农的师弟，时任雅文斋副总经理。国民政府南迁后，他是北平业内最早派人到上海开拓市场的古董商之一。算起来，40年代的仇焱之还不到四十岁，能被人拿来和范岐周并列，说明他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有分量了。

仇焱之不开店堂，但是有一些大主顾。据张宗宪所知，仇焱之的大主顾里面有胡惠春，其父是中南银行的创办人之一—胡笔江。胡笔江后来不幸因飞机失事去世，股权和财产都留给了这个儿子。胡惠春偏好官窑，仇焱之与他有不少生意往来。在张宗宪眼里，胡惠春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尤其清代官窑瓷器收得很精。四五十年代移居香港后，他的堂号“暂得楼”在古董界叫得很响，而暂得楼的藏品第一次到纽约参加拍卖，张宗宪就买去了一大部分。

仇焱之在其藏室抗希斋，桌面上的一柄如意曾被张宗宪购藏。

还有一个大主顾，是一位在上海开医院的瑞士人，张宗宪记得这个瑞士人的名字，说发音接近中文的“梅里瞿”。两人平素交往比较多，后来仇焱之还和他一起住过，将老人照顾得很不错。张宗宪说，这位梅里瞿应当是认了仇焱之做干儿子，他没有成家，去世后也没有老婆和子女作为继承人，听说大半财产捐了，剩下的留给了仇焱之，所以仇焱之后来在昆山路和愚园路各有一处公寓。

张宗宪还记得梅里瞿常去交通路那几家古董店，最喜欢买的古玩是如意。如意这种物件，最早是从印度传到中土，梵语名“阿娜律”，但到明清时已经脱离其本意，成为单纯用来表示吉祥如意的玩赏之物。到了清代，在宫廷中尤为常见，选料多为白玉、碧玉、沉香等上等材质，是皇帝和后妃寝殿中的摆件，也是赏赐给臣子的礼物。

除了喜欢收藏如意，梅里瞿还有一个习惯，给小时候的张宗宪留下很深印象。

每逢礼拜天，梅里瞿都换好一袋“尼格尔”（张宗宪称之为“尼格尔”，应该是英文的nickel，五美分的镍币），随身带到常去的店里发给孩子们，发放对象还包括年纪小的学徒。那个时候一毛钱差不多可以买回十张大饼，对小孩子来说就是一大笔财产。所以每到礼拜天，张宗宪和一帮孩子就会守在店里，眼巴巴地等着梅里瞿来发钱。梅里瞿要是觉得哪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就不再发给他了。

仇焱之还和英国巨商大维德（Sir Percival David）熟识。有一年，他带大维德到过上海聚珍斋。张宗宪记得那时自己大概十二岁，在父亲的店里见过大维德，与其同行的还有他气质优雅的夫人。张宗宪说这位夫人是他一生见过的最优雅的外国夫人，至今印象深刻，仿若昨日。大维德把张仲英店里古董的来龙去脉都问了一个底朝天，张仲英答得让他满意，大维德就把店里的精品悉数买走了，花了3万大洋。无论老板张仲英，还是居中介绍的仇焱之，都从中赚了一大笔。不过和大维德南下之前在北京古玩行里花掉的20多万英镑相比，这单生意又不算大数目了。听父亲说，大维德每两三年会来一次上海，他只对瓷器有兴趣，而且不像日本山中商会买东西都用拐杖点着整柜子要，大维德只买好的瓷器。囊括大维德一生收藏精品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是西方唯一的中国陶瓷博物馆。除了十二岁那年的一面之缘，张宗宪之后在瓷器收藏方面深受大维德影响，他被张宗宪称为“此生最重要的导师”。

仇焱之后来是家里的常客。张宗宪说自己不知该如何称呼仇焱之，印象中既没有叫过他“仇先生”，也没有叫过“仇叔叔”。仇焱之没事就到他家里来吃饭，因为张宗宪的妈妈做菜手艺好。在他印象中，妈妈各个菜都拿手，就算是一碗苏州最家常的酱油汤，做得也比别人好吃。他还大概记得妈妈做酱油汤的方法：灶边摆放着事先熬好的一缸猪油，还有泡好了虾子的一罐酱油。舀出一勺酱油到碗里，放入一点猪油，热气顿生，上面再洒几滴香麻油，来的客人没有不爱吃的。左邻右舍几个大老板像叶叔重、戴福葆等人，没地方吃饭的时候就到他家里来，还开玩笑说这是他们的“聚珍斋饭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与美国之间的商路就被阻断了，古董市场也日渐萧条。为了渡过难关，便有了前文所说的“六公司”，仇焱之和张仲英都在其中。仇焱之常跑北平找货、买货，搜集明清官窑瓷器。他人缘不错，人又年轻，那时他的眼光已经很好，不太会漏掉好货。1942年，他从琉璃厂的“陶庐”买走一件宣德雪花蓝大碗，时价800块。大约四十年后的1980年11月25日，他在瑞士去世几年后，苏富比（香港）在富丽华酒店拍卖仇焱之藏古玩瓷器，共175件，里面就有这件宣德雪花蓝大碗，最后成交价高达1370万港元。

战时纸钞虚涨，做古董这行的都以黄金交易，一个雍正官窑杯用一两黄金换。仇焱之很会做生意，张宗宪常常瞥见他上衣口袋里放着金条。仇焱之的特点是不开店面，但来往的都是大客人，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香港时期。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公布的《上海老文物古玩市场、同业组织和商店名册》来看，直到1946年，仇焱之才以200万法币注册过一个“仇焱记”，地址写的是嵩山路44号。

关于这些古董大佬，张宗宪或是耳闻，或是亲见，总能说出不少故事。尤为可贵的是，在他古董生涯的起步阶段，金从怡、仇焱之等都对他颇为关照。这些当年最成功的古董商人，已让张宗宪在脑海中形成了关于古董行业最初的想象。他们作为“成功者”的体面、豪爽，及生意场上的精明敏锐，也给张宗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北四行”是四家著名的北方私营银行的合称，分别为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北四行”是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

1. 聚珍斋，当时京城的老字号珠宝行。与张仲英的古玩店同名。

张宗宪，时年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