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族纪事

张宗宪1927年生于上海。但中国人讲的祖籍，并不依出生地而论，而是追溯到父系家族的根源。这样说来，张宗宪应是江苏常州人。

张宗宪并不十分热衷于追溯家族谱系这件事，有限的记忆仅到祖父一辈。他的祖父张楫如（1870—1924年），号西桥，1870年出生于武进（今江苏常州），后移居苏州，在清末民初的苏州一带是有名的微雕和竹刻匠人。祖父小时候，张家应算当时的小富之家。在篆刻家、考古学家褚德彝（1871—1942年）编著的《竹人续录》中，有张楫如“父某为贾，家小康”的说法。祖父张楫如于1924年去世，当时张宗宪兄妹还没有出生。关于祖父的一切，张宗宪多是从父亲或另外一些慕其技艺的长辈那里听来的。

1. 竹刻名家张楫如

据说张楫如幼时顽劣，不爱读书，后来家人把他送到苏州去当了学徒。张楫如去苏州学什么呢？《竹人续录》中曾有记载：“西桥先学业于煤肆，数年业未成，弃去，又至苏州学剞劂。”“学剞劂”也就是学习雕刻技艺。据张宗宪说，祖父最初被送到苏州一个钱庄做学徒，但是他对钱庄事务没什么兴趣，反而总是抽空跑到钱庄附近的一家刻字店看人家干活，随后对镌版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偷学刻字，再回家自己苦练，到后来索性拜师学了雕刻。祖父头脑灵光，刀艺日益精进，学成后也在苏州开了家刻字店，雕刻成了他养家糊口的营生。

张楫如的名气主要起于微雕和仿古。苏州自古便是文化昌明之地，文士活动近两百年都十分活跃。明代中期，其工商业开始繁荣，至清代，全国商业发达地区更是以苏州为最。《韵鹤轩杂著》有言：“士之事贤友仁者必于苏，商贾之籴贱贩贵者必于苏，百工杂技之流其售奇鬻异者必于苏。”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州工商业兴盛，从事各种技艺的人也不在少数。而苏州的刻书、印画和纸张加工等技艺都极为发达，尤其是清代以后的刻书业，吴地技艺之精致，已经超越了同样声名远播的越地和闽地。在晚清的吴地雕刻匠人中，张楫如又算是出色的人物。他手工精细并擅长阳刻，经常缩摹散盘、克鼎、孟鼎、石鼓文（摹天一阁本）、夏承碑、兰亭（定武本）等金石文字。他的雕刻技艺为时人所赞叹，并记录于《竹人续录》等行家著述之中。

虽为民间匠人，张楫如心性却很高，并不乐意领受“官差”。光绪十二年（1886年），苏州织造奉旨为宫里制一套元代王秋涧《承华事略》的雕版，官府将当地技艺精良的工匠召集起来，住在一座古寺里日夜赶工，几个月后书成，才将众匠放归。身在其中的张楫如深感遭到“禁闭”的屈辱，便发誓不再刻版。后来，他在桃花坞租下一间小屋，四周广植梅、榆、柏和黄杨盆景，刻竹镌木，自得其乐。

《竹人续录》中曾记载清代书法家、藏书家费西蠡（即费念慈，1855—1905年）与张楫如的交往。当时费西蠡从京城辞官后也住在苏州桃花坞。他富藏宋元书画名迹、青铜器和珍贵善本。听闻张楫如善刻，费西蠡就请张楫如到园宅里做些雕刻装饰，如依照他所藏的宋元名画真迹，放大镌刻到石壁上，或在珍藏的青铜器木几和善本书的木匣上摹刻文字。费西蠡对张楫如的技艺十分欣赏。张楫如小时候没有读多少书，但一心向学，在和费念慈交往过程中又有机会欣赏他收藏的书画，请他讲解古代画论知识。在费家，张楫如还结识了一些文人，虚心向他们求教，借此提高自己的书画修养。几年下来，他的见识与审美都超越了寻常工匠，成为当地竹刻名家。当时苏州以摹刻金石文著称的竹刻大匠，“前有周之礼，后有张楫如”。

张楫如的手艺逐渐有了名气，他就到上海去寻求机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取代苏州成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在沪上，张楫如很快又以一件作品赢得名声：他将钱梅溪摹汉石经缩刻在一个扇骨之上，十四段，共四百余字，尽刻阳文。见过的人都惊叹不已，《竹人续录》中云：“自来竹刻作阳文，皆仅二三十字，今西桥缩写金石文俱作阳文，每至三四百字，可谓尽竹人之能事矣！”钱梅溪名钱泳，这位晚清学者出身富裕但不求科举功名，一生游学山川，留世几本杂谈文论，其中有一本《履园丛话》被后人评为明清笔记杰作之一。钱梅溪还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尤善篆书，书艺很受人尊崇。张楫如能在扇骨上摹刻他的书迹并获赞誉，颇见功力。

张楫如镌刻的扇骨精细、雅致，尤其阳文刻法在同辈匠人中少有人及；他刻的笔筒、臂搁，量虽少，尽皆精品。张楫如还曾刻印过一本微刻印谱，收约四十方印章，大如黄豆者多则四十字，小如米粒者不过四五字。据见过这本印谱的人评价，印章虽小，颇讲究章法和刀法，可见其微雕技艺的纯熟。

武进档案馆的地方史料中，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张楫如的“大”事件。1894年（旧历甲午年）慈禧六十岁生日之际，群臣无不竭力网罗天下好物，为其贺寿。李鸿章在广西购得十六只漆制果盒，希望在漆盒上精刻书画后进献慈禧。之前他遣人访过多位雕刻名匠，都遇到漆薄易损而难以下刀的问题，没人敢接这单活儿。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托专程到上海寻访张楫如。张楫如艺高胆大，取自己惯常的大刀细活的路子，不仅在这套漆盒上用楷书、草书、隶书、篆书刻就文字，还成功雕刻了山水、人物、花卉、禽兽等图案。李鸿章收到之后赞不绝口，张楫如的名气也由此传开。

祖父张楫如为奚旭刻田黄薄意山水纹方印，嘉德四季第39期拍卖。

印文“文彝轩藏”。

竹刻臂搁，正面是张宗宪祖父张楫如刻的古钱币图案 ，反面为笪重光刻仕女.

祖父张楫如刻扇拓片，旁附吴昌硕题记。

名声在外的张楫如开始有了大主顾。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商人、青铜器收藏大家周湘云就是其一。周湘云从不计较酬金高低，刻一篇钟鼎铭文，酬金可高达2000银圆。因雕刻结缘，周湘云和张楫如两家后人也很亲近，常有往来。两位老人都去世后，有一次张宗宪的父亲张仲英到周家拜访，周家人还将珍藏的一个有张楫如所刻钟鼎铭文的青铜器红木底座相送，让他带回去留作纪念。

除周湘云外，张楫如交往的沪上名流还有不少，比如张石铭、谭延闿、吴昌硕、王一亭等。吴昌硕和王一亭都是有名的书画、金石大家，张宗宪曾听长辈提起，他们二人和祖父关系最深，常在一起饮茶喝酒，吟诗作画。当年吴昌硕赠送给祖父一幅梅花中堂，王一亭赠送给祖父一件人物立轴，可惜的是，“文革”期间两件东西都被人从张宗宪父亲的家里抄走了，后来下落不明。

武进档案馆的资料里还有记载，张楫如为其弟张南田刻过一把扇骨，极其有名。他在大小只有一包纸烟的方寸之地，以阳文刻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全文，底本用的是定武兰亭石刻本，然后按比例缩摹，连原石碑处的三处损蚀也照样仿刻上去，并在竹骨旁加刻了精美的葡萄纹饰。其上题款：毗陵张楫如五十有四，金石书画作品之印。

身为江南竹刻名家的张楫如，当时刻一把扇子要八两金。因为主顾太多，起码半年一年才能交货。即使如此，登门的人仍络绎不绝。张宗宪听家人说祖父有个习惯，常年半夜里起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做工，每每刻到天亮。因为这样可以把所有的神思都用在一把刀上，所有的力道都贯注在两只手上。祖父家房子是用木板搭的，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寒风凛冽。祖父经常把一件棉袄套在头上熬夜赶活，日夜操劳之下肺疾加重。据说，正是这把《兰亭集序》的扇骨刻得太过辛苦，祖父身心损耗巨大，刻成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年仅五十五岁。

张楫如习惯精工细作，在世时作品不多，身后存世的更加稀少。到张宗宪这辈，祖父的作品已鲜有留存。张宗宪记得，他母亲1957年从内地到香港探亲，带来一个祖父刻的竹臂搁，留给了张宗宪、张宗儒和张永珍兄妹三个。在妹妹张永珍那里，还存有一两个家传的小物件，是父亲交予的祖父遗物。再往后，张宗宪可以从香港回内地探亲做生意了，上海博物馆的许勇翔先生曾帮他在文物商店里找到祖父刻的一把扇骨，张宗宪说他用两万块钱买了下来。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张宗宪，说在香港一个拍卖会上有他祖父的东西正在拍卖。遗憾的是，那次他因为有事耽搁，没能赶过去。

2. “张四官”张仲英

确切地说，张宗宪是子承父业，因为父亲张仲英就在上海的古董行打拼了一辈子。张仲英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家里排行老四。苏州人叫“三官”“四官”，等于北京的“三爷”“四爷”，于是同行称呼他父亲“张四官”。

张仲英在苏州读过几年私塾，十六岁时到上海当学徒。他没有跟父亲张楫如学雕刻手艺，却入了古玩这行。上海滩做古董这一行的本地人很少，大多来自扬州、苏州和南京等地。旧时学徒只能跟随老板的专长，老板做铜器，徒弟就学铜器。学徒生涯都很清苦，每月只发一两块钱的“鞋袜钱”，用来购买日用零碎。怎么学本领呢？老板买了货回来，徒弟跟着看，帮着擦洗干净后摆在柜里。在整理过程中，老板会交代一遍每件器物的年代。客人来了后，老板只管吩咐：把乾隆的瓶取来给先生看看。这时候全看徒弟的伶俐和平时做的功课，拿错了就要遭到训斥。总之，学徒就是要照师傅的行事说话模仿。学徒做到三年五载，精明能干的出去开店了，没有店的也出去“跑河”。好多小店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叫学徒到别家做官窑的大店拿点货做，卖掉了分账。所以被老板选中出去拿东西的徒弟不仅精明能干，还要细心和有眼力见儿。因为见多识广，这些学徒一般很早就能自立门户。

父亲张仲英像

张仲英最初在上海的集粹阁古玩店当学徒，跟从老板王鸣吉学艺。两年后，他学会了一些鉴定古瓷的本事，人又勤勉可靠，被另外一家味古斋的老板沈觉仁挖了过去。张仲英帮忙打理店里的事务，由此认识了很多客户。沈老板在临死前，将自己的独生女儿托付给张仲英照顾，同时许诺将味古斋交由他掌管。沈觉仁去世后，张仲英把味古斋接了下来，可沈老板的独生女因为抽大烟，年纪轻轻也去世了。据说张仲英把她从外面救回来好几次，但到底她还是死在了马路上。

20世纪40年代，父亲张仲英的古玩店聚珍斋二楼。

张仲英接手味古斋之后，将其改名为“聚珍斋”，开在上海英租界的交通路（今昭通路）55号，此时二十多岁的他正式自立门户。十几年后，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仲英的生意做大了，于是回到苏州老家，以3000大洋在护龙街（今人民路）蒲林巷7号买下一幢三进宅子。

张仲英创业成功的故事，是旧式古玩行里由学徒而老板的典型经历。那时的人都爱给家里取个堂号以明志，张宗宪记得，家里的堂号是“百忍堂”，意思当然就是勉励自己要坚强、忍耐、能吃苦。那时候张宗宪还小，还不知道为什么叫“百忍堂”，只知道有块这样的牌子挂在父亲店里。但后来到香港自己做生意，却也遵循了父亲的这一座右铭，以“百忍”激励自己，宽厚待人。

张宗宪说：“父亲因为讲信用，为人诚实可靠，常有大客人来店里找他买东西。”当年聚珍斋所在的交通路，一端是河南路，另一端是山东路。聚珍斋的斜对面是叶叔重的古董行—禹贡。禹贡没有一楼门店，东西都在二楼，面积很大，货多得不得了。张宗宪记得，有一次禹贡的店里不小心着了火，聚珍斋这边所有人都赶去帮着搬货。印象极深的是当时看到的一个打开盖的木箱子，里面全是一对对的红色钧窑小碗，极其漂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的“洋庄”生意慢慢做不成了。在海外销售中国文物的卢吴公司亦告解散，上海古玩行市艰难。为了渡过难关，六个上海的大古董商联合成立了“六公司”。这六位分别是：仇焱之、张仲英、戴福葆、 张雪庚、洪玉琳和管复初，其中仇焱之在欧洲更是被誉为“瓷器大王”。抗战胜利后，戴福葆与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并称沪上“四大金刚”。能和这些人同进退，可见张仲英在上海也是数得上名号的古董商。

在聚珍斋之外，张仲英后来又开了一个集古室，主要经营明清官窑，也有少量瓦器、唐三彩。张宗宪记得，他父亲的老客户有外国领事馆、外国商会，也有电车公司经理等等。北京的古玩商陈中孚如果收到好的官窑货，到了上海都要先拿到他父亲的店里，铜器就拿到金从怡的大古董商号“金才记”（T.Y.King），因为他们都比较舍得出高价。照这样说起来，张仲英当时既做“洋庄”，也兼做“本庄”。

本庄，也称中国庄，指古玩行里那些主要做国内人生意的店铺，买主多为官宦人家、军政要人、豪绅、巨商、梨园名角，以及这些人家中的贵妇。民国以后，新兴的银行家成为主要买主，但其口味和前朝王公贵族、文人士子差别比较大，他们大多不喜字画而好收藏瓷器，尤其钟爱官窑瓷器。

顾名思义，“洋庄”就是和本庄相对的古玩店铺，主要和外国人做生意。陈重远先生在他的《文物话春秋》一书中指出，“洋庄”开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洋庄货也大部分是新货，旧货不多。“洋庄”通常又分为法国庄、美国庄、日本庄和南洋庄，同样是洋庄货，各家偏好不尽相同。以珠宝玉器为例，法国庄和南洋庄所要的商品以玉石摆件为主，体型大，做工粗，价格低；而日本庄和美国庄则要精美的玉制工艺品，尤其是日本庄，对原料和纹饰都要求细致。做洋庄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寄庄户，即完全替外国人办货，整宗成批地往国外运寄；二是门店卖货，老板在店铺里雇一两个会说外文的伙计，专做上门的外国客人的生意；三是送货推销，专门到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兜转，比如北京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各驻华使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等场所。第三种生意需要先打点好门童、看门人、跟班等许多靠外国人吃饭的外围人员，并不那么好做。不过只要取得了一两个大客户的信任，接下来的买卖也就不难做了。做洋庄的第三种方式，其实和夹包做古玩是一回事，只不过做本庄的是拎着包袱里的货去串大宅门，而做洋庄的则是在大饭店里寻找客户。上海取代北京成为最大的文物市场后，本庄和洋庄之间已经不再泾渭分明。

清末至民国在中国古玩行做得风生水起的，还有一些外国商会，它们也是中国古董商的主要客源。其中，日本“山中商会”就是当时著名的外国商会之一，其创办人是大阪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山中商会在20世纪初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经营中国古玩生意的机构，从1894年到1905年，相继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以及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开设了分店。为了更好地开展在北京收购中国古董的业务，1901年，山中商会在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设立了办事处。1917年，商会又买下肃亲王家的一处300平方米的四合院作为北京分店，高田又四郎为北京分店经理，主持该店多年。高田又四郎在中国十分活跃，大量中国文物被他和山中定次郎运到海外出售，北京和上海的同行几乎无人不知晓他。

张宗宪记得，20世纪30年代高田又四郎差人到上海找货，也去过他父亲的聚珍斋。山中商会做欧美出口生意，要的货量比较大，若是看中了什么，经常包揽整柜子的货，点好数目之后要求卖家“封货”。这是古玩交易中的行话，“封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收藏家或行内人看好了东西，但还没有讲妥价格，这时卖方为了表示诚意，就会主动提出当场把货封存起来，一一清点包好，由买主写张封条贴上，表示卖方不再给别的客人看，也不能挪动了；等下次买主来交钱取货，再由买主亲自启封。山中商会代表在张仲英的店里拿货多是采用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称为“封货投标”，卖家写出底价，其他想买的人各自填写一张签条，写明自己的名字和想出的价格，密封后交给主持人拆封唱价，价高者得。下文中盐业银行对清逊帝溥仪的抵押品，正是采用“封货投标”的方式保存和卖出的。

卖家“封货”后自行保管，也有偷梁换柱的事情发生。张宗宪回忆说：“在货物封存期间，有些不守规矩的古董商会偷偷从背后撬开柜板，前面的封条看起来完好无损，实际里面的好东西已被调包了。”在张宗宪的记忆里，父亲是非常守信的商人，从不玩这些名堂。在那个契约合同还没盛行的时代，一个人的信誉至关重要。张宗宪常说：“没有信誉就没有饭吃。”与父亲一样，做人讲信誉成为张宗宪始终恪守的处世原则。

20世纪20年代，日本山中商会北京支行。

张仲英的聚珍斋一直经营到1955年。1956年初，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地开古董店的老板很多都进了文物商店，张仲英被分配到上海文物商店上班。张宗宪当时已在香港，他后来听家人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人接连批斗了几十次，身体每况愈下。从文物商店到交通路本来不算远，父亲却要歇几回才能走到家。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有天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是张宗宪的一个表叔徐寿石将父亲送到仁济医院。医生半天才过来，一翻病历，说：“你是资本家？”起身就走开了。所幸父亲后来自己慢慢缓过来，挨到1969年5月，去世时，享年七十岁。

父亲与母亲，摄于上海人民公园。

3. 童年的记忆

张宗宪出生在上海大境路 （即南市华界老城厢的西北部，现在已经划归了黄浦区），他小的时候那里还叫“九亩地”。现在临近东青莲街尽头的地方，曾有过一座建于明代的青莲庵；清嘉庆年间，在青莲庵东南是一个演武场，占地约九亩，“九亩地”由此得名。清末，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戏园“丹桂茶园”也在这个地方。张宗宪小的时候，整个这一片石库门民居叫“开明里”。民国十七年，开明地产股份公司在这里建起大片新式里弄房屋。至今张宗宪还有很深的印象：一个弄堂里面有好多家，弄堂中间都有一道马路出口，叫里弄，是上海老城厢最典型的旧式里弄之一。

老房子有黑色的大门，走进去就到了一个小天井，后面客厅里总是有三四个红木凳子。两边有茶几，最里面有个长几，墙上挂了几张画。沿着木头楼梯可以走到二楼和三楼，当时他们一家老小都住在这里。

母亲不识字，每天都忙于家务和照顾孩子。张宗宪在家中排行老三。他们兄妹都是“永”字辈，上有大姐张永娥和二哥张永芳，下面有妹妹张永珍和弟弟张宗儒。在张宗宪和妹妹之间，本来还有老四、老五，但都夭折了。那时生活和医疗水平不高，麻疹、天花，甚至只是腹泻，都可能夺走一个孩子的脆弱生命。为了好养活，民间的一种习俗就是给孩子取个听起来不那么娇贵的小名。他们五个孩子也都取了这样的名字，姐姐叫“毛毛”，哥哥“和尚”，妹妹“小毛头”和弟弟“老虎”。张宗宪小名“三囡”，本名张永元，宗宪是他的字。到香港后，他的大名才改成了张宗宪。在香港，记得他的本名和小名的人极少，唯有仇焱之始终叫他“三囡”。张宗宪在香港古董店的商号则取自其本名，称为“永元行”。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张家也算温饱无忧，父亲经营古董店算是不错的营生。当时的乡下人勉强糊口都不易，家里恐怕连盏灯都没有。张宗宪记得那时家里用的是5瓦的灯泡，灯光昏黄朦胧，勉强看得清东西。

家里兄弟姐妹那么多，小时候的张宗宪是最淘气的一个。到了上学年纪，父亲就想把他送进创办于1911年的万竹小学。面试那天，他对老师的问题一概答非所问，最后没有被录取。家人又准备将他送到养正小学，他小小年纪居然主意很大，自作主张地跟着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去旦华小学入读了。张宗宪记得，他每天早上几个铜板买一个饭团，糯米饭里夹油条，一边吃一边去上学；晚上回来吃一点点心就睡觉了。学校离家近，不管刮风下雨，一年四季走的都是那条石子路。

如果没有按时放学回家，他准是犯错误被留在学校里了。当时的小学课业评价分超、优、中、可、劣五等。他的报告单上永远都是“可”“中下”。成绩报告单回去怎么给父亲交代呢？调皮胆大的张宗宪想了个办法，用假冒的图章盖上去，“可”改成 “中上”，“中”改成“优”。结果运气不好，遇上一场大雨把改的成绩单全洇了。父亲看到这个“乌烟瘴气”的成绩单，气得拿起鸡毛掸子就打。

打骂并不管用，张宗宪仍然是家里孩子中最不肯念书的一个。当时父亲在英租界开店，日夜忙碌。家里住的南市地处偏僻，他只记得每个礼拜天，就跟哥哥一起到市里父亲的店里住一个晚上。张宗宪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古董店生意有多大，八九岁的他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哪里想得到，自己以后也会在古董行当打拼一生呢。

如今，在张园的厅堂中，张宗宪郑重地敬奉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对他而言，父亲是他古董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是真正的引路人。当时他只身一人在香港打拼，身在上海的父亲“远程”指导，恨不得把一辈子的经验都传授给儿子。也许父亲不会想到，这个最调皮、让他伤透脑筋的儿子，竟然最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且走得更远。

虽然张宗宪已记不清那些陈年往事，但是张家的家族谱系却清晰有序。从雕刻名匠张楫如，到古董商张仲英，再到中国及世界古董界和拍卖界的著名收藏家张宗宪，这个家族的历史与文物艺术品有着深厚的渊源。历经两代人的积淀，至张宗宪一辈，这个家族在古董文物领域，已确立了崇高的声望。从张楫如开始就注重培育的诚实守信、不慕权贵的家风，也得到了很好的坚守和传承。

1. 褚德彝辑：《竹人续录》，杭州，杭州古旧书店， 1983年5月。

1. （清）佚名：《韵鹤轩杂著》，清道光元年刻本。

1. 周之礼，清代竹刻名家。字子和，号致和，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王云（石香）入室弟子，专刻牙竹，尤其擅长在竹折扇的大骨上精刻金石文字。

1. “跑河”是古玩市场上的行话，指的是古玩商拿到器物后寻找买家，在买进与卖出中间赚一部分差价，以此维持生活。

1. 卢吴公司，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卢芹斋、吴启周等联合创立，又名C.T.LOO，总部设于法国巴黎，上海办事处在南京路，是中国开办最早、向国外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1941年，卢吴公司名义上解散，其实由叶叔重、张雪庚、戴福葆继续代理出口文物。1952年，吴启周移民美国，其遗留物品由叶叔重代为捐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5年、1956年，文物走私案爆发，三大公司皆被查封。

1. 从中国立场而言，山中商会有两大“臭名昭著”的买卖事件：1912年，山中商会以34万大洋买走清恭王府中除了书画以外的全部收藏，包括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等珍品。随后在1913年，这些东西就相继出现在了伦敦和纽约的拍卖会上。另一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山中商会在山西太原通过贿赂寺庙和尚等方法，将天龙山石窟里的大批珍贵佛像毁坏，将佛头砍下，盗运到北京，再偷运到日本；其中仅一次偷运的数目就多达四十几个，盗卖规模可以想见。山中商会的古董买卖造成了中国大量精美文物散失海外，这些文物近年陆续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现身，要想使得文物重回祖国，往往需要付出巨额的代价。

1. 南市当时是上海的中国人聚居区域。上海开埠后，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英国在新开河北岸至苏州河南岸设立租界，新开河南岸则为老城厢区。上海人将英租界称为北市，包括今黄浦区、静安区等地段。整个老城厢区则为华界，也称南市。

张宗宪在香港坚道33号永元行总店，1956年。

张宗宪与影星陈厚在香港坚道总店，约1970年。

摄于永元行香港大酒店（今置地广场）分店，1956年。

张宗宪与女儿张黛，1965年。

张宗宪与女儿张黛，1965年。

摄于香港石板街货舱，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