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自省

晚九点，在外面某酒店吃了饭，骑车回到家。

推开门，见儿子在地上摆弄着一堆玩具，玩得正专注；妻合衣坐在床上看会计考试的资料。电视开着，正播放一部警探片，“哇哇”的狂叫声、警车的鸣叫声响作一团……

这是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宁静的港湾。长期以来，每日往返于家庭和办公室之间，早已习惯了这个环境、这种氛围，甚至有时会产生厌烦。然而今天，由于某种特殊的心境，突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触，第一次有了某种愧疚和自责。这是一个有家室、有妻儿的中年男人，感到在社会上混得不如意、混得窝囊的一种自责，有一种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老婆的惭愧。以往我对自己也有过种种反省，但那多是作为一个人，对自我的剖析和督促，不涉及妻儿；而今的这种感觉却首先是为人夫、为人父，没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些的惭愧。

“这就是你的家吗？这个窄小、破烂的小屋，瞧瞧这破旧家具，这九寸的小电视！快40的人了，你是怎么混的？你自己倒也罢了，让老婆和孩子也过这种日子，你不觉得自己太无能吗？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但你是见过世面的，知道许多别人的生活，看看那些不如你老婆和孩子的人，过着像公主王孙般的日子，你不觉得丢脸吗？……”

假如说以往我常常以洁身自好、安分守己、穷且益坚、淡泊明志之类的字眼儿来聊以自慰的话，而今晚此时，我却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我要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为妻儿挣得一份扬眉吐气的地位和家业！

说起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却是件极不相干的事情。

一个多月前，我接到一个日本电话，是一位中国留学生X女士打来的。半年前我访日时曾到她家做过客，现在她请我帮忙。她在南方某市的父亲因经济问题被关进监狱，判刑11年。她说，其实是她父亲因为承包企业，拿了应得的奖金。我找到同事加律师S先生，他要价很高，给钱才干，而且是大价钱。我转告东京的X女士，她表示愿意出钱，只求老父能出狱。

于是，我就成了这桩法律案件的中间人，信息由我传递，双方的契约由我斡旋达成。其实，我处于一个极有利的位置，只有我知道双方的底牌，假如换个人，会利用这个位置捞取一点儿好处，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会轻易做到这一点。

然而我不能，我不是个生意人。意识到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恼火，谈不上清高之感，只感到自己无能。首先，我不会撒谎，只会如实转达双方的诉求；其次，我张不开口找别人要钱，而宁愿无偿为别人提供劳动；再次，我更怕承担风险，不敢放开胆子干。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凡牵涉到利害关系，便从心理上恐惧，躲得远远的，宁愿做个问心无愧的好人。然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年头好人无用。一千个好人不如一个能办事的“恶人”更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历史是不以好人、恶人来论成败、论英雄的。想办事的人不找好人而找能人，宁可对方黑心也要去找。有求于人的人其实很可怜，而被求者所要求的一切都尽力满足，满足的同时还十分崇拜他。仅仅报以廉价的同情，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最终人家会瞧不起你。

前不久，我将委托人寄来的一万元人民币交给S先生，他往南方跑了一趟，短短两三天，花了六千多，费用高得惊人。我很担心钱花出去事办不成落埋怨，觉得自己出于好心卷入一场吃力不讨好的官司，不太明智。

月初，X女士要专程来京为父亲的事奔走，我把消息告诉了S先生。其实，S并不希望对方见到他，双方不摸底，又牵涉到钱的事，他不愿露出真面目。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办到哪一步，找我沟通，让我继续做中间人的角色。此时，假如我心思活一点儿，把双方的价码调整一下，中间就可以捞一笔，还显得我的地位很重要。

然而，等日本留学生一到京，我却迫不及待地做工作，要求双方见面，以便从其中的经济干系中脱出身来。我说服了S先生，安排了今晚的这顿饭，让双方当事人走到了一起。

其实，一旦双方见了面，彼此放了心，他们都为省去了我这个中间环节而感到满意，我立刻变成多余的了。

今晚的晚宴，就是一个他们彼此熟悉、我逐渐被冷落的过程。当晚宴结束时，我骑自行车回家，S先生打的送X女士回饭店，还说要找个司机陪她在北京转转。当他们两人双双走向马路对面时，我的心里酸酸的，就像从一场热闹的大戏中突然被换下场的演员。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慢慢地品味着这种感觉。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促成的，按照我的性格逻辑，我只能这么做，我总是有意无意在向双方证实，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当我听到X女士说她父亲的悲惨遭遇时，我更觉得我放弃向她索要报酬的念头是对的；当看到S先生大手大脚花人家的钱财，并狮子大开口要钱时，我内心亦有一种不屑；当X女士背地里跟我说S先生心太黑，可她无可奈何，只能依他时，我亦有一种大丈夫的豪气，觉得为人帮忙就应该分文不取，以友情第一，人情第一，让她感到世上还有好人。

然而，X女士尽管骂S心黑，饭桌上却极尽欢颜，向他说好话，跟他套近乎。前一晚，我曾看她为父亲的事伤心落泪；今晚，我看她在S面前讲述日本的种种情形，讲得那么认真动情，笑得那么甜。我知道，她需要他的帮助；而我，尽管她对我说了些感激的话，但我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其实已经很轻……

于是，我只可能做一个直来直去的“好人”，我体会不到被人吹捧、被人求助时的人格膨胀，只能体会被冷落的悲哀。

S先生则利用这次晚宴，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量”。他找了一家有关系的酒店，酒店经理毕恭毕敬地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拿过菜谱点菜，服务员小姐说：“没有荷兰豆”，他一脸不高兴，说：“把你们经理叫来！”显示出大老板的派头；餐桌上飞来一只苍蝇，更令他怒不可遏，一直骂这间酒店服务质量太差！席间他的BP机响了，出去打了20分钟电话，回来说是法院打来的。最后结账时，他直接找经理，说给打了八折，X女士付账时还是花了七百多元……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在X女士心目中的分量。

餐桌上，X女士介绍日本社会情形说，在日本，女人操持家务，男人在外打拼，所以男人整日不着家，家务事一点儿不管。假如男人下了班就回家，家里的女人都瞧不起他，因为这证明自己的男人没有社交活动，社会关系少。成功的男人总是疲于应酬，忙得不可开交，深夜不归。有些无能的男人即使下了班没事，也不会急于回家，而是下酒馆，喝个酩酊大醉，把白天的劳苦和委屈借着酒劲发泄出去，同时也躲开了老婆的白眼。

X女士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社交少、能量小、关系贫乏的男人。所以，在单位里下了班，下盘棋，打打扑克，就回家守着老婆，还担负着督促儿子学钢琴的任务。我没那么多的应酬，没那么广的交际，没那么多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事务。日本男人还可以躲进小酒馆，像我这样的中国男人，连小酒馆也没有，即使有也不敢进。于是，这种城市小职员式的生活，与小农经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细查查，这种城市小职员，多半也都是苦熬出头的农民的儿子。

记不得哪位高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

接着说我跟S先生之间的事：在单位里，本来S的位置是我的。当年，我在这个新闻单位里是负责政法报道的，也接触了一些部门的实权人物，给他们写过稿子。按说借此机会拉拉关系、联络感情，进而让他们帮忙办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障碍。然而我不能，也不会。我与这些部门的头头只是工作关系，“君子之交”，我从没想过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为他人谋取也许并非不正当的利益。因为这个社会存在许多冤案，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循正常的途径往往无法解决，只能靠熟人、走关系，甚至搭上金钱和贿赂，才能解决本应解决的冤案。尽管手段并不光彩，但目的也许没有错。客观上办成了事，即使开价要钱，也比只是同情、啥忙也帮不上要强很多。话是这么说，可我几年下来成绩平平，根基浅薄。

由于我所在新闻单位的重要性，当成立全国法制新闻记者协会时，我顶领了一个“理事”头衔。这个头衔在一些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招牌，而我却从没把它当回事，多年来没参加过一次“理事会议”。后来，S先生接替我跑政法。他有他的优势，除了法学硕士的学历，还有一张经考试获取的律师证书。他把以前发表过的重要文章、采访法律界名人的专访复印成册，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向他的当事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能量；而我却把采访法院院长的文章锁进抽屉。

一次，S先生找到我，说法制新闻记协正搞理事改选，能否将那个“理事”让位给他？我二话没说，帮他填了个表。于是，他取代我成了新的“理事”，逐渐发挥出他在那个位子上的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范围”。就像在日本留学生案子中的过程一样，我一步步退出，他则一步步取代了我。当做这一切的时候，有时是我主动相让，有时是我浑然不觉。由此进一步引申，我看到了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漠然和无知。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两年前，由首都某报社组织了一帮在京各大媒体的记者到深圳“走穴”。其间记者们参观了企业，参加了一系列被事先安排好的活动。作为参加者，我觉得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差旅费全包的待遇，很知足；但令我吃惊的是，同去的几位同行不仅不领情，还总是抱怨，嫌招待得不够好，还说组织者带我们跑了这么多企业，不知拿了人家多少好处，因为能把首都新闻单位拉去参加活动，一般都是要付钱的，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某权威报纸的高级记者，给人家做了打鬼的“钟馗”，其实是被人家当成了工具。于是，有人提出财务公开，组织者立即慌了神，招待规格明显提高，最后每人还发了点“劳务费”。我为收下那点儿钱心里不安了好几天。

正因为这样的差距，在记者这个岗位，我最多是个写匠，成不了活动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与他人的利益碰撞和利益纠葛，而其实，正是在这种碰撞和纠葛的过程中，才显示了一个人的能力和“能量”。

再说一件事：去年秋天，我的堂姐上班路上因车祸去世，家人让我回去帮助办理与肇事者一方的交涉及其他善后事宜。我回去以后，只做了些琐碎的杂事，关键性的忙却帮不上。人家让我来，是希望帮助解决索要赔款、亲属就业之类的大事，而我却只做了些打下手的小事，自降了身份。其实我只是个书生，没有那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当然最主要的是没有关系。我的伯父、伯母因身边无人，想要求堂姐的厂方将我在外地的堂哥调入，或将现有住房换得离市区近一些。遗憾的是，我除了帮助写了份申请书以外，只能以上诉者的身份与对方主管副厂长交谈，结果，这两个要求全部搁浅。虽然我在京城做了十年记者，但还是没有能量办成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愧对堂姐和伯父。

细想想，以我的出身、以往所受的教育，便不难发现：年轻时我是一个幻想家，到后来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写匠，我不是实干家，我从来没有学会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我身上充满了小农气和书生气。假如我能够混得好一些，也是靠我的一技之长，做一份安分守己的工作。我只会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生活，不能在改变常规、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应付自如。假如社会因灾难或动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碰撞，那我一定傻眼。在心理上，我总是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在人堆里与别人摸爬滚打。

有一天看电视，电视剧里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人说：“做人要高尚、正直；但有时也需要卑鄙、下贱——这是我的哲学。”这句话很值得深思，问题是，能做到高尚、正直不容易，能做到卑鄙、下贱同样不容易，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才能。有人卑下得很有水平，而有的人只能做个正直的好人，无论如何也卑下不起来。

（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