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者：情爱美学中的自由民}

有一些人以痴情为毕生的事业。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典角色。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歌德所书写的维特，皆属此间范例。正若我以前所说，痴情是一种精神贵族的事业，它需要懂得爱，会爱，更需要大量精致有闲的时间。

李清照的“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朱淑真的“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皆是古代官宦人家的无所事事的闺中妇女的一种话语纺织。我们稍稍注意便会发觉，中国古典闺怨式词句多有“肠”字，而“肠”是线型的。所谓“柔肠”“断肠”，不过是书写者诗词里的一根纺织线罢了。农妇纺织布匹，深闺寂寞的她们纺织的却是情爱与思念。

情爱的纺织行为往往伴随着离别。思念一个远在他乡的情人，是古代深闺妇女的日常事务。古代的思念，因为时空的阻隔，才显得诗意缠绵。如今很少见到这类清丽旖旎的诗歌。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些作品，就可以看作现代诗人因对古典情爱的向往而吟唱的一曲曲模拟性挽歌。这类情爱现象与文学种类的消失，与人类日益高科技化的生存状态有关。河南作家刘震云就敏锐地发觉了这个现象。小说《手机》就描绘了在日渐发达的现代物质社会里，人类精神生活的严重滑坡，“当谎话与手机连在一起时，手机就成了手雷”。

常常在时尚杂志上看到一些女写手对情爱困惑的解答。毋庸置疑，这类解答大多精明到令人目瞪口呆。在这些女写手的笔下，“情爱学”已经不是“情爱学”，它早变成了“会计学”。男人已经不是男人，他们是女人的提款机、搬运工、上街的陪伴物。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余波甚广。一些女作家的文学营养液先天性存在严重的不足，平庸的精神境界决定了她们的作品，从思想到文字皆不明白真爱为何物。

曾在某个访谈里看到一位国内作家言“中国小说比外国小说落后了一百年”。这话蓦然听起来不太悦耳，却有其事实依据。别国的作家将小说这一体裁与哲学、散文、诗歌、音乐（若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等早已融会贯通在一起，而我们的作家仅仅有讲故事的能力。而同样是书写特殊境遇下的情爱故事，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借男主人公阿里萨父亲之口说“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从而宣读了一种撼动人心的情爱。而被小资们捧为经典的《倾城之恋》，却是如此的市侩：白流苏与范柳原是一对这样的男女，“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前者的大背景是一场瘟疫，后者的大背景是一场战争。）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提到，古希腊的自由民指的不仅仅是思想意志独立的平民阶层，还特指这个阶层的游手好闲与无所事事。因古希腊人认为，自由民参与劳作有失体面。这令我想起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在这一系列的文章里首次提到“现代性”“游手好闲者”这两个词汇。本雅明因此认为波德莱尔是非常特殊的现代人。在此，我并不想赞同本雅明的观点。在我看来，波德莱尔的奇特不在于他的现代性，而在于他现代性外表下的古典。他骨子里实质上流淌的是雅典时代自由民的血液。他生错了时代。正因为他的思想与时代形成了精神时差，他才能“站在大城市和资产阶级队伍的门槛上”凝视、洞悉并思索整个现代社会。

与波德莱尔、本雅明这类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民的稀缺相似，若林黛玉、维特的古典痴情者，如今已十分少见。人类被日益物化。我们斤斤计较，我们不会爱人，我们更不会不计名利地去爱。痴情者与文人在现代社会里一样面临灭绝。让我们像缅怀马尔克斯笔下的经典情圣阿里萨一样（他无怨无悔地爱了费尔米纳半个世纪），来缅怀这种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地为情生、为情死，将所有的身心皆投到爱情之中的古典情爱中的自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