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

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做人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曾国藩是一位在做人方面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能够在战场上躲过明枪暗箭，在官场上步步为营、节节走高，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因此，曾国藩的做人绝学和为人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坚卓之志，金丹换骨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译文：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做圣贤、做豪杰，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呢？还何必要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偏见，必然会越来越卑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洁。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再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

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来九州的震动；他相信自己会像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般，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渚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视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若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曾国藩说“志之不立，本之拔矣”。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曾经说过：“人生绝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之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现实，我们可以做得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说的“根”和曾国藩提到的“本”就是一个意思。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首先必须要确立志向。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可见，只要确立了志向，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也一定能实现目标；反之，尽管条件优越，如果一味贪图安逸，没有志向，反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即使后来和太平军决战时，他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于壁间。他还做《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他于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五日不忧，五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正是抱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才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位“中兴依赖，几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有志者，事竟成。志向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诱惑、一种刺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则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译文：古时的圣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用言语教化人，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这是用善养人。这些全是与人为善的事情。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为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注重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予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

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做人的一个准则。因此，曾国藩的周围人才济济，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把曾国藩尊为老师，极为崇拜，纷纷效法，奉为楷模。所以，才有他的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屡见不解，如听人之谏、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实在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说出自己的意见：“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

免“进场饭”这件事尽管小，但可见曾同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按照儒家的思想，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任何有德的行为，任何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行为必然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你真是一个有德之人，就不会孤独无助，一定会有与你同行的人，拥有朋友，有很多拥护你的人。

不得不说，德性是具有磁性的。随着时间的历练，有德之人就会聚足人气，而且芳名远播，形成一种无形而又无价的品牌。这是成功的最大助力。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它指引着人生的方向。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方向把握准了，那么他就等于把人生的道路走对了。而路走对了，想不成功都难。

勇于担当，挺身入世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译文：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器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

曾国藩一直主张积极入世，心中充满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感。

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曾国藩办事妥当与否，姑且不问，但他勇于承担，挺身入世，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造物主对每一个物种的职责都有安排，如蜜蜂的天职是采花造蜜，猫的天职是抓捕老鼠，蜘蛛的天职是张网捕虫……而我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英，同样有与生俱来的职责。

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拥有了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应当拥有的权利，它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权利因为责任而存在。上天在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相应的责任，这也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只有在履行责任的前提下，才可能充分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是人的天职。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似乎就是曾国藩平生缩影。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训导天下人。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的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儿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作责任来对待。

李群曾经做过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经理。他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等着各销售组长来报告情况，而是每天一定抽出两到三个小时去店中转转。看到货物缺少或是摆放不整齐时，他都亲自动手整理，而不是叫来员工整理。他的助理问他为什么非得自己亲自动手。他说：“我是经理，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履行责任。超市内的事情都是我的责任。”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权力有多大，而取决于他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为富不仁者之所以被人唾弃，位高权重却昏庸无能者之所以被人赶下台，都是因为他们缺乏责任感。

人活着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工作还是人的一种需要、一种选择，是人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既然有了责任，就要将它承担起来。推卸责任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需求，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大学》中记载这样一段话“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身为国君，要做到仁；身为臣子，要做到敬；身为子女，要做到孝；身为父亲，要做到慈；和国人交往，要做到信。

自己是谁？该负什么责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事情该做？哪些利益不该得到？这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能够“知其所止”，即知道自己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谈得上“止于至善”。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我们扮演着诸多的角色，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译文：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施行于天下，都在于一个“诚”字。可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做人绝学。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诚，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言多必失，是指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一个人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人无诚则不立。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不能没有诚信。诚信是一种智慧。一个诚信不欺、一诺千金的人往往容易得到认可，获得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资本。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岛村芳雄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富商，他仅在几年时间内便迅速富了起来。人们问他：“您在短时间内成为富商的秘诀是什么？”

岛村芳雄说：“诚信。我是从一毛钱的诚信起家的。”

当年，岛村芳雄筹集资金，设立丸芳商会，开始绳索贩卖业务。

他先从一家生产麻绳的厂家进麻绳。由于每根麻绳的进价是五毛，加上运输费、保管费、搬运费，每根麻绳卖出去的价格应该要高于五毛。可是岛村因为事先答应了买家以五毛的价格出售，所以不得不以原定的价格卖给了东京一带的工厂和零售商。他不但一分没赚，还赔了一大笔钱。一年以后，订货单像雪片一样飞到岛村的手中。可是，按照成本，他不能再以五毛的价格出售了。于是聪明的岛村找到生产麻绳的厂家，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从你们厂购买了大量的麻绳，而且销路一直不错。可我都是按进价卖出去的，赔了不少钱。如果我继续这样做的话，没几天我就要破产了。”

厂商看到他给客户开的收据发票，大吃一惊，头一次遇到这种甘愿不赚钱的生意人。厂商感动不已，于是一口答应以后每条绳索以四角五的价格供应。

岛村又来到他的客户那里，很诚实地说：“我以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原价出售麻绳。到现在为止，我是一分钱也没赚你们的。但若长此下去，我只有破产了。”他的诚实感动了客户，客户心甘情愿地把货价提高到了五角五分钱。

这样，一条绳索就赚了一角钱。他当时一年有1000份订货单，利润相当可观。九年后，岛村从一个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绳索大王。

可见，诚实才能取信于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诚实是信用的基础；信用出于诚；不诚则无信。

人无信则不立。在工作中做到诚实守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所从事的职业会严格地考验你能否诚实守信、自我控制、公正坦诚。唯其难为，所以可贵。那些经受了考验，能保持诚实与守信品格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并将被赋予更重大的责任，而且有机会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宽以待人，可服众人

在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哓哓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唯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译文：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一定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所以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包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尽管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度量自然而然就渊深了。

一个每天以敌视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人，只会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相反的人却能在广泛的交际中获得最大的相融度。正所谓“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宽以待人是灵魂内在的修养。

处世之道，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的这种观点是教育后世之人要放开胸襟，面对每人每事皆能自制，做到宽容忍让。这样的人也是真正能让人从心里佩服的人。

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而尖刻待人则会气至伤身，惹祸上身。

宽容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公事里。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知人善用，事分巨细，不苛责于人，是他对“待人以诚，宽人以恕”的最好诠释。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不因为小事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因此左宗棠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只是其一。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其二。

尽管左宗棠时常刁难曾国藩，但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仍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就在这样的力保之下，左宗棠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和僚友也很宽容。

咸丰十年，曾国藩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

后来，几经辗转波折，李鸿章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在曾国藩的眼里，没有永远的敌对，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因为他雅量大度的为人，使其纵横官场几十年，声名大噪，被誉为“完人”。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

阿里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有一次他和朋友吉柏、马沙一起旅行。三人行至一处山谷处，马沙失足滑落，幸而吉柏拼命拉他，才将他救起。于是，马沙在附近大石头上刻下：“某年某月某日，吉柏救了马沙一命。”三人继续走了几天，来到一处河边。吉柏跟马沙为了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一气之下打了马沙一记耳光。马沙跑到沙滩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吉柏打了马沙一耳光”。当他们旅游回来后，阿里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马沙为什么要把吉柏救他的事刻在石头上，而把吉柏打他的事写在沙滩上。马沙回答：“我永远感激吉柏救我。至于他打我的事，我会随着沙滩上字迹的消失而忘得一干二净。”

生活中对别人多一些宽容，其实就是善待了我们自己。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我们的生命中就多了一点空间。有朋友的人生路上，才会有关爱和扶持，才不会有寂寞和孤独；有朋友的生活，才会少一点风雨，多一点温暖和阳光。

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别人曾经对自己的伤害，而应多想想别人对你曾经有过的帮助和善行，以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能够记住别人善行的人，心是宽广的，并充满了爱；常记住别人对自己伤害的人，只能体现自身的狭隘和刻薄。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要切记，不要总是抓着别人曾经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放，要时刻把别人对自己的善行放在心上。能记住别人对自己善行的人，就学会了爱。如果你能接受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不仅拥有爱，也将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

译文：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都是宽恕、仁义的体现。

为人处世的道理有很多，有一个简洁明了，终生都可以照此标准去做，那就是孔子所讲的“恕”。“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一个内心怀有仁德的人，即使不能成全别人，起码遇事不会给他人下套子；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会推到别人头上，把麻烦和痛苦转嫁给别人；在替自己打算的同时，也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下。

孔子的忠恕之道显然对曾国藩深有影响。他不仅用这待人处事的原则来警喻自己，还要求自己的兄弟子侄也学习这一思想，并要求他们把这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在诗文中，曾国藩也提醒自己要推己及人：“凡有血气，必有急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进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表明要将忠恕之道作为修身养性、涉世待人的标准。

在给家人的信中，曾国藩也一再要求家人谨守忠恕之道，要敬爱乡人，自修求强。如他给弟弟的信中写到如何处理与宗亲、姻亲关系时，就说“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称只有“以仁存心”，才会“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因此必须以此作为立德之基，不可不慎。由于曾国藩平时就信守孔子的“忠恕之道”，这为他赢得了极好的人缘。当他被清廷搁置不理时，湘军将帅并没有弃他于不顾，而是一再提出启用曾国藩，最终打动了皇帝，使曾国藩得以统率湘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坚持，就可以算得上仁义了。这能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问心无愧，活得光明正大，活得舒心坦然。

战国时期，楚梁两国交界。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在各自的空余土地里种了瓜菜。梁国的亭卒勤劳，锄草浇水，瓜秧长势喜人；而楚国的亭卒懒惰，不务农事，瓜秧瘦弱，与梁亭瓜田的长势有天壤之别。楚国的亭卒心生妒忌，于是，乘着夜色，偷跑过境把梁亭的瓜秧全给扯断了。

第二天，梁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全被人扯断了，气愤难平，报告给边县的县令宋就，请示将楚亭的瓜秧扭断。宋就说：“这样做当然很解气。可是，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还反过去扯断别人的瓜秧呢？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从今天起，你们每天晚上悄悄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得好。”梁亭的人照办了。

渐渐地，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过一天，每天早上给瓜秧浇水时发现瓜田都被人浇过了，经过暗查发现原来是梁亭的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后，感到十分惭愧和敬佩，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楚王。

楚王听说这件事后，感于梁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特备重礼送给梁王，以示自责，也以此表示酬谢。最后两国成了友好的邻邦。

人性往往是自私的，自己不愿意做的，总想推给别人。身在社会，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克服这个弱点而不是滋生这种想法。社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一个整体。人们之间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你可能有权非公平地对待其他人，但你这种非公平的态度，将会使你最终“自食其果”。因为别人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应该以“恕”字规范自己、要求自己。与人为善，人也会与“我”为善。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译文：天地间的规则，在于刚柔并济，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太柔软则没有力量，太刚硬则容易折断。

曾国藩觉得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同藩的处世之道中，非常推崇刚柔相济。

在曾国藩很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就以“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来教导他。从此，曾国藩坚持认为，“刚强”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必不可少的，“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做保障，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其实，曾国藩的“刚”除了受祖父的影响外，还深受其母亲的影响。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精明强干，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对丈夫照顾周到，体贴备至。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最乐“劳于内”，其丈夫和诸子才都善“劳于外”，曾家才更趋兴旺发达，也才有作为长子的曾国藩长大后的刚强。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时，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所以他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重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

在受尽磨难、白眼之后，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过刚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他在承秉祖训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了：“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柔是手段，刚是目的，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终于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他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以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逊的心境。

曾国藩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刚只可对己，不可对人。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得出结论：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而“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再次出山的曾国藩一改昔日过刚的性格，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曾国藩来长沙几天，遍拜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像换了一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怎能不以礼相待，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练就了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成就一番大“功业”。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从此意识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柔”的智慧。“柔”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人活着表现为“柔”，死了则僵；草木活着“柔”，死了则枯。外表的“柔”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刚”的目的，因为这种“柔”并不是骨子里的柔弱。“柔”并非懦弱；一味的“刚”也不是处世的原则。做人只有刚柔相济，身处逆境才能自强，得意之时才能自省。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曾国藩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交人交心，择人而从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译文：凡事都必须专心。求师不专，即使获益也不会深入；求友不专，就会朋友很多但并不亲近。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实上确实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友屈指可数。因此交友要专一，要真心实意、坦诚无私。

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这确实是交友的至理名言。曾国藩主张不论交友还是拜师都要专一，见异思迁最不可取。虽然交友可能会使自己获利，但是这并不是目的。若以此为目的，那就不是交友而是做生意了。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认为仅仅为了利益而结交朋友，势必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品。

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这种为利相交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他有求于你，就会对你体贴入微、多方照顾；如果用不到你了，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所谓“知音难求”。其实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只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亲、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就十分称赞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寒。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曾国藩很欣赏管鲍之交，主张交友贵在专一，要宁缺勿滥。他还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教导给自己的侄辈。

一个人如果交到贤明的朋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志趣低下、见利忘义的朋友，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慎交友，学会择友是很多人的共识。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在人际交往中，同学关系最为常见。同学间相处短的二载，长的五六载，若说没有一点儿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同学成了朋友也并非终身都是朋友。

朋友都是人生过客，在相伴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就很难得了。有很多人在同学时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会上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也成了好朋友。这多是一种成长的表现，因为成长提高了自己与别人的相融度。

《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所以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在绝交的时候不用恶言恶语攻击对方。这既体现了绝交者本人的风度，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人在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时多可以以此为限。

在人的一生中，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从一定程度上说，贵人的水平影响着自己事业的成败，因此，能否遇到贵人也是一种运气。在现代社会中，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事业未起步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起步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势力。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时的主考官是穆彰阿，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由此可见，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倍珍惜。

倔强之气，自立之本

故男人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译文：所以男人自立，必须要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

早年时期，曾国藩的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此时的他更像一个文人、才子。

到了京城以后，他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此时的他倾向于一个学者。

统率军队之后，他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仍能本着“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他就是一位豪杰英雄。

到了晚年，他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

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

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做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二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竞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就是在写字这件小事上，也可看出曾氏的性格特点。他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凭一个人的字，就可将其人品、性格看出一个大概。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年5月26日），曾国藩在连上四篇奏折，备受皇上嘉许之后，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这是一篇铮铮直言、掷地有声的好文章。文章在对咸丰帝歌功颂德一番之后，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咸丰帝可能出现的自矜才智、拒谏饰非的卑劣心态，以及朝廷可能面临的严峻政治形势。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上这样的奏折，实在是耿直得可以，坚强得可以。以“求言”装饰门面的咸丰帝披览后，龙颜震怒，“摔其折于地”，并且“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有曾氏的恩师季芝昌等人求情。季说：“此臣门生，素愚戆，唯皇上宽而宥之。”咸丰帝才稍稍息怒。

在军事上，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初期，他屡战屡败，多次濒临绝境，用曾氏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他以其坚强的意志，顽强的作风，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顽强地缠住对手不放，最后竟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蔡锷说，曾国藩“出身词林，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而其所供之役，所毕之功，比之古今名将，毫不逊色”，做到了“武功灿烂，泽被海内。”曾氏以一书生带兵，取得辉煌的成就，其刚强的性格、坚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

译文：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

只有勤劳才是登上成功殿堂的阶梯，才是战胜苦闷、无聊和懒惰的最好方法。勤劳的人总是能很快地投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之中，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成功的人生。

俗话说，勤必有成。这是排除其他外界条件的说法，在天赋、特长一概不论的前提下，只以勤劳论天下。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勤劳的成功者。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成大事。为此，他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情下足功夫去做才会有效果，功夫没下到就想有好效果是不切实际的。

“勤”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也确实会给人带来理想的回报。勤会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会使人的事业之禾得到充分的浸灌，从而获得茁壮的生长和丰硕的收成。因此，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即是不懈怠、兢兢业业。因此，由勤必生“敬”，即对所勤的对象的敬重、郑重之态；“敬”则必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常见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如他说“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勤敬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甚至取胜于对方？靠的就是一种勤奋的积累。当初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时候，人家也许还不如你，但是你却自恃聪明，以此为傲，认为天赋聪明即是万能，轻视别人的努力。你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殊不知天赋一般的人用日积月累的勤奋，不知不觉地就和你拉开了距离。这就是“笨鸟先飞”的道理。而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愚笨的人，只有懒惰的人。

曾国藩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他说，读书的道理，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地浸漫，像濛濛细雨时时滋润一样。这就好比父辈教育子女时做的朴素的比喻：梦想的达成就好比用小火熬汤，这样味道才鲜美。因此，君子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将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知识在于积累，梦想和努力也在于积累。积累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由此推及到做文章诗词。他说，大凡写作文章赋诗，应当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

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揣摩字句的苦恼；文章写完后，没有不能表达心里所想的情况，这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效。文章好坏、学问高低不在于雕词饰句的表面功夫，义理深意才是文章的灵魂。很多作者为文时讲求灵感。实质上，所谓的灵感也还是受到自身水平的局限的。要先看胸中所掌握义理程度怎样，如果能像取携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么方便，顷刻而来，脱口而出，就可以了；不然，还必须临时寻求办法，那还不如不去做。强求自己去做就只能以巧言伪情取媚于人。这是真心做学问的人最忌讳的东西。

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而是要善于积累，用时不必苦思冥想就能左右逢源。知识积累多了，就有可能融会贯通，以一推万，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内容，想象与发挥的空间就大，思维便可信马由缰，自由驰骋。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经常教导儿子要继承先人的家风，勤快谨慎。

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曾国藩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当直隶总督时，他将积压的上万件案子一个月就处理完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直到病逝。

由此可见，“勤”是人一生的财富，我们都应该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