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般散文的创作手法

一、一般散文的基本表现方式

一般散文是指那种篇幅不长，具有较强语言美感的狭义散文，也叫美文或艺术散文。它的基本表现方式多被分为记叙性、抒情性和议论性三种。其实三者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许多作品是把叙事、描写、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侧重不同而已。

二、一般散文的艺术要素

1.语言流畅有乐感

散文既不靠故事和情节取胜，也不靠鲜明的节奏和美妙的音节取胜，那么，散文凭什么吸引读者呢？散文首先要有流畅的语言，每一句话都没有阅读的障碍，而且展示出汉语的语言魅力，读者才有耐心往下看。追求音乐性并不只是诗歌的专利，有的时候散文也可以像诗歌那样地炼词造句，从而使散文具有诗化的美感。

南朝时的丘迟写过一封书信《与陈伯之书》，后人往往当作散文来欣赏，书信也成了美文。信中有一句写得最好，音节整齐，节奏对称，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那就是：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鲁迅先生深谙汉语的声韵特点，他在揭露和控诉军阀暴行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短短一句之中，就有一个叠韵词和一个双声词次第出现，再加上整齐的句式，自有一种诗的音节效果，给读者带来深刻难忘的阅读感受。

诗人罗洛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写下散文《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表达自己急切地渴望为新生的国家贡献力量的激动心情，他这样写道：

我需要工作，是的，工作。我不怕痛苦的工作，怕的是没有工作的痛苦，而现在就是这样。

读这样的文句就好像在朗读诗歌，有着很强的节奏感。

初学者写散文，写好后一定要多看几遍，就是自己朗读给自己听，体会一下有没有什么不顺畅的地方，要是有，就要修改，改到读不出一点瑕疵才可住手。

笔者的写作过程往往是一挥而就，但是完稿后总是要再看两三遍，认真对文字进行润色。比如原本是写“黄河和长江”的，后来就改成“长江和黄河”了，因为“河”“和”同音，放在一起念，很不顺口。

《沙漠奇迹——迪拜》一文中原来有一句：“马路对面就是湛蓝的大海，这天海浪滔滔、凉风吹拂，让我们的眼睛吃够了冰激凌。”“凉风吹拂”后来改成了“凉风习习”，跟“海浪滔滔”就构成了结构和音节上的对应关系。

《冲绳的四日》中有一段写景：

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冲绳首府那霸，一个半小时就到达了那霸上空。此时往下看，是一片浩瀚的蓝色海洋，飞机正下方是一大团白絮状的云朵，周围是一大堆一大堆较为浓厚的白云。云朵不断地变化着它的形状，它在上演一场如梦似幻的舞蹈。飞机就在这样的舞蹈中穿越，渐渐往下降，机场上的景物一点点清晰起来。

原文是连用三个“云朵”的，修改的时候感觉这样太单调，但是又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词来代替，于是把第二个“云朵”改成了“白云”，这样就避免了重复，且有一点音节上的变化了。

在《温馨一路随行》中，笔者写了这么一段：

御苑内大树参天，碎石铺地，亭台桥廊点缀其中，黑色的乌鸦不时发出“啊、啊”的叫声，更是呈现一派宁静和优雅。

“碎石铺地”原本是“小石铺地”，是为了跟前面的“大树参天”呼应。但是朗读之后发现，“小石”在音节上缺少美感，而且又有“小时”等同音词，如果不是从视觉上去阅读，恐怕会产生歧义，于是改成了“碎石”。

游记《火热的吐鲁番》在介绍王洛宾纪念馆时这样写道：

王洛宾无疑是不幸的，他生活在一个光明与黑暗交织、温暖与冷漠并存的人间。但是，“苦难中也有美，并且美得真实”。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把自己美丽的梦想、纯净的心灵、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躯体都贡献给了音乐。他的歌给各族人民带来欢乐，也赢得各族人民对他的喜爱。

“温暖”一词在原稿中是“温情”，后来笔者发现“温情”是名词，“冷漠”是形容词，二者放在一起不匹配，念起来不舒服，因此用了形容词“温暖”来替换。第三句中原来只有两个五音节的短语，读起来总觉得气势不够，不能充分表现“西部歌王”精彩而曲折的一生。在仔细研读王洛宾的事迹材料以后，笔者又增加了两个五音节的短语，不仅使人物的面貌得到更全面的展示，而且也使语气有所强化。

2.抒情真挚且动人

散文是以情感取胜的文体，要写真情实感，不能写虚情假意。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品位的读者自然会唾弃那种虚伪和煽情的文章。散文的情感还应该是高尚和向善的，低俗的情感必然令人讨厌。散文的题材非常广泛，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也是需要斟酌一番的。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自己要多想一想，那些想写的东西是否能先让自己感动，如果连自己都不感动，别人又怎么会感动呢？

巴金的散文《怀念萧珊》是一篇至情的悼文。作者通过描写妻子萧珊在“文革”中因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幸死亡，强烈地控诉了极端化的政治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作者在文中动情地写道：

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13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每次带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一个以写作为生、又以写作而享有盛名的作家，却不能保护自己善良的妻子，居然愿意拿自己的著作被“千刀万剐”来换取妻子的生命，这是多么残酷而又悲愤的心理活动。这样动情的文字就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在人们的心上，激发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在给死者盖棺定论的时候，作者也不像国人所习惯的那样，给死者加上许多溢美之词，而是客观真实地概括萧珊的一生。作者之所以要深情地悼念死者，不是因为死者是多么有成就的人，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惟其如此，这份感情才显得那么真实、那么值得珍视。

台湾女作家琦君写过一篇名为《髻》的散文，写的是自己跟生母、姨娘三个女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娓娓写到少年的时候，自己拿着黄杨木梳给母亲梳头，却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地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很久以后，姨娘到上海来看望作者。作者明知她就是使自己的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却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她的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而姨娘，跟着父亲享受了20年的荣华富贵，一朝失去了依傍的男人，她的空虚落寞之感，更甚于母亲。作者在文中流露的这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情怀，自有一种感人的魅力。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作者就是这样运用富有情感的话语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也引发读者对小恩小怨和大恩大怨的人生思考。

著名的残疾人作家史铁生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我与地坛》，其中描写母子关系的至情至性的文字也感动得让人落泪。作者残疾后不久，脾气坏到极点，常常会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里。每次作者要动身时，母亲总是无言地做着准备，帮助儿子上了轮椅车，看着他摇着车子拐出小院，直到儿子从视线里消失，才无奈地进屋。母亲活着的时候，作者只知道感叹自己的不幸，却从来也不会想到母亲是如何坐卧不宁地度过痛苦而惊恐的一天又一天。后来，年仅49岁的母亲竟然撒手人寰，儿子也终于参透了其中的道理。作者写道：

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深爱着自己的、唯一的亲人离去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残疾人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啊！该怎么样表达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呢？即使是哭天抢地的抒情，恐怕也不过分。然而作者却采用这种平静的语调和象征的写法，就使得母子之情更加博大而深远。

3.修辞丰富而典雅

散文应该是散行的文章中最有文采的文体，当然要重视修辞的作用。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所谓消极修辞，是指追求语言的明白晓畅，避免语言的不当运用。所谓积极修辞是指主动运用一些具有固定格式和特定功能的修辞格，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更有表现力。两种修辞手法并没有谁高级谁低级这样的区别，而是要看文章内容更适合于用哪种手法。也有很多时候，需要两种修辞手段在文章中交替使用。

现代诗人何其芳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雨前》，通过对雨前景象的精细描写，表达了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失望和对未来前途的憧憬。作者是这样写景的：

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的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

有几个已上岸了。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绅士的散步，舒息划行的疲劳。然后参差地站着，用嘴细细地梳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间或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一个已修饰完毕的，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没在翅膀里，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

在这段类似工笔画的描写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拟人和比喻这两种修辞格的使用，特别是“在柳树下来回地作绅士的散步”，这个比喻实在是写得很形象、很传神。整段文字也很有韵味，作者真是对鸭子那么感兴趣吗？作者是不是在以鸭喻人呢？读者诸君，你们尽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和想象。

当代散文家孙犁有篇散文名为《黄鹂——病期琐事》，写得很是朴素，显示出一种单纯的美。作者写他在医院治疗期间，发现附近的树林里有两只黄鹂鸟。

每天天一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拉开窗帘，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会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啼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它们是怎样地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

第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晴乍雨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同样是描写禽类动物，孙犁却没有使用什么修辞格，只是偶尔用到一些句式整齐的词组而已，通篇都是非常普通的描写和叙述，但是也很耐读。

金性尧是一位资深的古典文学编辑和文史散文的作家，几十年的编辑和创作实践，使他对修辞手法的拿捏非常准确。在“文革”期间，他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而且连累到几个子女。他的长女是大学教师，也被驱赶到农村去“接受教育”，因不甘忍受无理的批判而自杀身亡。金性尧为此写下悼念文章《她才28岁》。为了表明女儿从小就爱党爱国，他写道：

亿万人民渴望的新中国成立了，她梳着小辫子，悬着腰鼓，在祖国的广阔大道上扭着秧歌。到了28岁，她已经担任了外语系的助教，这个小人物便陨灭了。当时新婚才6个月，还带走了一个未临世的胎儿。这时候，红旗也在祖国的大地招展。

这段话里除了“陨灭”这个比拟，没有用到其他修辞格。作者只是用平静的语言陈述，但正是“红旗也在祖国的大地招展”和“这个小人物便陨灭了”两者之间构成的反衬关系，揭示了这个小人物的死亡是不正常的，由此体现出“文革”的荒谬和专制。

她留下的就是那么几颗脚印，那脚印却是干净而坚实。

上面这句话用到了双关的修辞格，字面的意思是说女儿在农村劳动时也很爱干净，脚印上不会留下泥土和灰尘，字里的意思却是表明女儿一生清白，从没有留下任何污点，而且性格坚强，绝不向错误路线低头。

女儿在“十年浩劫”期间去世，做父亲的即使心中满怀悲痛，也无法公开进行悼念，所以文章也只能写得比较含蓄。作者夫妇到雨花台给女儿扫墓，“当我们拔去了野草，点上了清香，把一个小小的花环放在石阶上时，一阵风来，那香烟便袅袅上升，随即似断似续，散在空中，终于消失了。但我相信，它在太空里仍会散发着馨香。”

这段话里全没有修辞格，只是流畅、舒缓的叙述而已。然而，“太空”这个词的选用恰恰体现了作者的感情和态度。因为这是个黑白颠倒的人间，所以那清香不可能存留在大地，只能在太空里散发馨香。但是作者坚信真理终会战胜邪恶，那高远的太空必定是个朗朗乾坤，它并非遥不可及。作者的这种较为压抑的写法跟写作时的环境有关，但同样能达到使人激动、引人深思的效果。

4.立意高尚又蕴藉

散文作为美文，除了具备欣赏和愉悦功能，也可以承担一定的认识和教化功能。但是，艺术作品应该在美的表现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熏陶读者，而不是在作品中赤裸裸地进行说教。优秀的散文总是把高尚美好的立意通过蕴藉而自然的方式艺术地呈现出来。

现代作家郁达夫《钓台的春昼》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作者在开篇第一段交代出游的原因时便已经暗含了抨击时弊的内容。他写道：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以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维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1931，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所。

出游这件事往往就是这样，远的地方因为不易去，所以郑重其事地早早而去，近的地方因为方便往往拖着不去。这也是人之常情，读者看到此处或许也会发出会心一笑。但作者立刻笔锋一转，换成文言句式，所谓中央党帝玩起秦始皇的把戏，明眼人便知晓作者其实是去避难了。白话和文言的夹杂，在有些人手里是无奈的应付，在有些人手里却成为艺术的手法，文并没有害质，反而巧妙地幽默了一下，批了国民党的独裁专横。

从第二段起便是真正的钓台春昼了。

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

写了桐君山，写桐庐，写桐君观里的晚祷钟声，观里观外的景色都一一落到了笔下。接着再写第二天的清晨，晓风残月，杨柳岸边，候船待发，上严陵去也，好一个浪漫的旅程呀！在写到船行至一水边酒楼时，作者又借题发挥，说碰见了几位数年不见已经做了国民党军官的朋友，于是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情形下做成的“歪诗”。郁达夫不愧是白话文及文言文的两栖高手，其歪诗也是不同凡响。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苦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鸡鸣风雨海扬尘”寓指世道不正，“佯狂难免假成真”表明读书人的气节，虽然知道“悲歌痛苦终何补”，但仍然“义士纷纷说帝秦”。诗的内容正契合当时情形，诗的艺术也可称可羡。

结尾处，作者写的是下了钓台回到严先生的祠堂，在离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看到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的诗句。作者再一次借题发挥：

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倍。

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作者以鄙夷的口吻讥刺了满洲国的汉奸官僚、无耻文人罗振玉、郑孝胥之流，认为他们连晚清遗老夏灵峰也比不上。

写一篇描写钓台春昼的美文大概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大凡名山胜景总是会产生许多灿烂文笔。然而，在寄情山水之中又透露时代的忧思，用写意笔法描绘山水之余又用梦幻手法以诗入文，却是难得的上品境界了。

著名学者季羡林也很喜欢写散文，但即使是态度鲜明地批判极左路线的文章，作者也写得幽默诙谐。在《幽径悲剧》一文中，作者是这样写的：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不但人遭劫，花木也不能幸免。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株伐。……那两棵著名的古藤，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永世不得翻身，则是铁一样的事实了。

文中写到的这些词语，在那十年期间曾是多么熟悉、多么令人胆战心惊！重提这些词语，就已经充满讽刺和批判了，再多说，可能反而变成啰嗦。

三、一般散文的结构类型

散文的结构是自由的，但绝不是可以随便的。采用什么样的结构，要根据文章的内容、风格和作者的心境来安排。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常用的结构类型有以下几种：

1.叙述的结构

这种散文里有较多的情节叙述，一般是按照自然的时间顺序来写的。林语堂《冬至之晨杀人记》写了冬至这天上午发生的事。作者正在家里构思一篇文章，下午要交稿。仆人进来通报说，门外有人求见，并且态度坚决。于是作者让那人进屋。那人进来后先是寒暄天气，后是拉关系叙旧，接着又感慨一番时事。作者已经很不耐烦此人的絮叨，正想发作，那人终于说出真实目的，想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作者主编的一个刊物上。作者断然拒绝，并感慨国人的见面礼节“四段论”真是害人不浅，语言充满讽刺，批判之情溢于纸上。

2.心理的结构

这种散文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来写，而是根据作者心理活动的脉络来写，巴金的《怀念萧珊》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都是这样的结构。黄宗英的《想你，阿胡子》也是一篇类似的文章。作者采用夹杂上海方言的文学语言来描写阿胡子这个人。他是谁？场工，是做啥的？就是摄制场地的打杂小工，凡是制片、导演、演员、场记、剧务、摄影、录音、美工、音乐、大助理、二助理、三助理都不管的事，就都是场工包下来的。作者边回忆、边描写、边赞扬阿胡子，说哪个摄制组有阿胡子，哪个组就总是闹猛的。阴天落雨等太阳，阿胡子就上山挖笋，采蘑菇，有二两酒下肚，就说古论今，啥人精灵，啥人戆大，啥人厚道，啥人假正经……一本账清清爽爽。可是，阿胡子却因为吃了毒蘑菇而死。作者为此痛心不已，她说：“仿佛演职员表上也没场工的名字。但阿胡子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确确凿凿的有功之臣。魂兮归来吧，好阿胡子！今天新的影视业需要你，需要一切懂得专业、热爱专业的一帅一将、一兵一卒、千里之驹、无名之勇！”

3.论述的结构

这种散文也会有叙述、描写和抒情，但在结构上服务于议论，要按照议论的逻辑关系来组织文章，而所有的议论最终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秦牧的名篇《社稷坛抒情》和邓拓的名篇《事事关心》就是这种结构。《事事关心》先从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的一副对联写起，解释对联的意思，介绍东林党人的政治抱负，评价他们思想上的局限性。然后以古喻今，谈论今天要正确处理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4.描写的结构

这种散文少有叙事，甚至干脆没有叙事，议论也很少，主要就是描写，是通过描写来抒情。周涛《巩乃斯的马》最精彩的段落就是对马的描写，其中有静态描写：“油画般的辽阔草原，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也有动态描写：“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牲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泻似地在这原野上汇聚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嚣、纷乱、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争先恐后，前呼后应，披头散发，淋漓尽致！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像一队尖兵，要去踏住那闪电；有的来回奔跑，俨然像临危不惧、收拾残局的大将；小马跟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不再顽皮、撒欢，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各种描写无不栩栩如生，充满感情，表达了作者对马的喜爱。从马的社会组织以及马的性格中，作者思考人的社会和人的精神，体现了文章的深意。

5.东拉西扯的结构

这种文章，作者在组织材料的时候，看上去是拉扯的，但实际上却有严密的内在联系，有较多的议论成分。鲁迅《春末闲谈》，从春末夏初的时令谈起，说到家乡的细腰蜂，根据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考证，说这细腰蜂其实是很残忍的凶手，又是高明的解剖学家。然后笔锋一转，说起俄国的科学家是否会发明一种神奇的药品，把它注射在人的身上，这人就永远甘心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接着，又对中外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对比，从古代写到现代，最后落到主题：“无头也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了。”从闲谈开始，最后落到评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这是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通过拉扯来表达文明批判，表达对统治阶级的蔑视，这样的文风比较含蓄。

四、一般散文的风格类型

散文的风格既是作家个性的鲜明体现，也是散文作为抒情文体的必然表现。散文的风格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在长期创作中自然形成的。作为初学者，我们不要先去考虑自己应该写什么样风格的作品，而是应该多赏析别人的作品，从中培养自己的文学感受能力，并进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水到渠成，风格也就有了。散文的风格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

1.明朗和强烈

这种风格的文章常常直抒胸臆，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毫不含糊。刘白羽的代表作《长江三日》就是这样的类型。作者在结尾写道：“而当我承受着像今天这样灿烂的阳光和秀美的景色时，我不能不意识到，今天我们整个大地，所吐露出来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这社会主义生活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在美洲还是在非洲，一切先驱者的血液，凝聚起来，而发射出来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显然，这篇散文的主题是歌颂，自豪的感情油然而出。这篇散文在艺术上是颇有感染力的，然而，它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就从另一个角度给文学创作带来思考和探索。

2.含蓄和庄重

这种风格的文章抒情是比较含蓄的，常采用曲笔，文笔收敛而显得庄重。王统照的《芦沟晓月》写于1937年“七七事变”次日，在这个敏感的时间，作者既要表达人民的愿望，又要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就用了这样的写法。请仔细体会：

“苍凉自是长安日，呜咽原非陇头水”。经过名人题咏的，京兆区内有八种胜景：例如西山霁雪、居庸叠翠、玉泉垂虹等，都是很幽美的山川风物。芦沟不过有一道大桥，却居然也与西山居庸关一样列入八景之一，便是极富诗意的。

单以晓月形容芦沟桥之美，据说是另有原因。其实，芦沟桥也不过高起一些，难道同一时间在西山山顶，或北平城内的白塔上，看那晦晓的月亮，会比芦沟桥上不如？……你想，一日之计在于晨，何况是行人的早发。朝气清蒙，烘托出那钩人思感的月亮，——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桥。京城的雉堞若隐若现，西山的云翳似近似远，大野无边，黄流激奔，这样的光，这样的色彩，这样的地点与建筑，不管是料峭的春晨，凄冷的秋晓，景物虽然随时有变，但若无雨雪的降临，每月末五更头的月亮，白石桥，大野，黄流，总可凑成一幅佳画，渲染漂浮于行旅者的心灵深处，发生出多少样反射的美感。

……

无论你是否身经其地，现在，你对于这名标历史的胜迹，大约不止于发思古之幽情吧？桥下的黄流，日夜呜咽，泛挹着清空的灏气，伴守着沉默的郊原。他们都等待着有明光大来与洪涛冲荡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晓。

3.幽默和皮里阳秋

幽默也是用曲笔，但风格不是庄重，因此更适合讽刺，是幽默的讽刺，也是绵里藏针的批判。周黎庵《岁末随笔》是这样写的：

中国古来的舆地学家，虽然很自谦为“管窥”“蠡测”，但思想却是很高明的。他们要画一张中国的地图，便真的把中国放在图的中央，而四周用许多“外国”来围绕着。还给他们一个笼统的名词：在东的，叫做“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便布置好宇宙的版图了。……对外战争，在文字上也有专门名词，不能随便混用。故东必曰“征”，南必曰“讨”，西必曰“诛”，北必曰“伐”。这样的起笔自然是带有知识性的。接着，便按着历史概要地讲下去。明清易代之际的有涉时事文字，汉人对于满人的称呼，可以说是三段论。第一阶段，不妨以猪驴犬羊等目之。到了入关的时候，来意尚未分明，是敌是友，不很知道，自然不便贸然称呼，乃很聪明的称之曰“北兵”。到了流寇剪灭，小朝廷灭亡，士庶一律留辫子的时候，天下一家，无分南北，于是很简单地变成“王师”大兵，或是“大清兵”。后来汉族士子做起文章来，关于这，总是“我大兵之下江南也……”，有声有色，道地变成一家人了。

作者用皮里阳秋的文字讽刺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他们貌似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却是趋炎附势的功利主义者，惯于玩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