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修文习武

上一讲讲到刘彻当上了太子，这一年他刚好七岁，正是读书的最佳年龄。在当太子期间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这对他思想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天，在太子宫的“画堂”中，一位长者正在给刘彻授课。汉代太子宫有“含丙殿”，是太子起居的地方；有“甲观”，是太子习武的场所；有“画堂”，是太子修文的课堂。听课的除了太子刘彻、陪读韩嫣之外，再无他人。由于堂上人太少，老师的声音更显得洪亮，在雕梁画栋间回荡盘旋、余音不绝。那声音说的正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这位教书先生是谁呢？他给太子刘彻授的是什么课程呢？

这位先生名叫卫绾，是刘彻的太子太傅。太傅是太子最大的老师，级别为二千石。太傅在太子面前可以不称臣。太子对太傅执弟子礼。

卫绾本是代国大陵人（今山西文水东北），是个耍杂技的。他耍的杂技叫“戏车”，根据张衡《西京赋》的描绘，用一百匹马同时拉车，车上扎上彩条，演员在车上表演，一会倒挂金钩，一会叠罗汉。表演的同时，“百马同辔，骋足并驰”，十分惊险刺激。卫绾因为有这种本事，汉文帝时被选入皇宫当了郎官，帮皇帝驾车。

张衡

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学者，曾官至尚书。文学方面，张衡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创作了《子虚》《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科技方面，张衡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次，太子刘启邀约父皇身边的人到太子府喝酒，别人都兴冲冲地去了，只有卫绾没去。卫绾觉得文帝尚在，自己就去和太子套近乎，会惹起非议，所以装病没去。但这件事在刘启心里一直是个疙瘩：自己贵为太子，别人巴结都来不及，这家伙居然还不给面子。

刘启当皇帝后，专门问他说：“我当太子时，喊你来喝酒，为啥不来？”卫绾回答了四个字：“死罪，实病！”我该死，实在是因为病了。汉景帝又说：“朕要赐把宝剑给你。”卫绾说：“先帝已经赐给臣六把宝剑，不敢再要了。”景帝说：“剑嘛，可以拿去送人情、换房屋地产，难道你都留着？”卫绾：“都留着。”景帝叫他回家取来一看，都保存完好，每把剑都没使用。于是景帝相信卫绾是个忠实可靠之人，逐渐加以重用（《汉书·卫绾传》）。

公元前150年夏四月，景帝立刘彻为太子时，打心眼里觉得卫绾是位好同志，靠得住，“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于是任命他为太子太傅。

卫绾作为太子的老师，他应该给太子讲授什么课程呢？太子作为国家政治的接班人，自然要按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来安排教学内容。《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窦太后喜爱黄老之术，将它作为治国之术，太子的教育当然得以教习黄老之术为主。而且卫绾这个人本身就是黄老人物，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这是典型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从太后的要求和老师的思想成分这两方面来分析，刘彻在当太子期间，主要接受的是黄老之术的教育。

不但老师是黄老人物，刘彻居处出入的人，太后和景帝也安排的是黄老人物。

贾谊在《治安策》中给汉文帝讲到过选太子官属要选“正人”：“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安矣。”（《汉书·贾谊传》）

贾谊

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他秉承了儒家行仁义、法先圣、制礼仪、别尊卑的思想，为汉朝制定了儒家逐步取代道家的政治方略。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

《治安策》

又名《陈政事疏》，是西汉贾谊的著名作品。其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等政治思想方案影响极大，后来的晁错、主父偃等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延续。《治安策》不仅以其政治思量被后人称赞，更以其文调势雅而被后人推崇。

汉代为了教育和辅助太子，专门配备了太子的专属官僚系统，由太傅、少傅统管，设有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职位。

给刘彻做太子洗马的人叫汲黯，字长孺，是个黄老人物，史称“黯学黄老之言”（《史记·汲郑列传》）。“洗马”本来叫“先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为太子的侍从官，秩比六百石，后来误写为洗马（《汉书·百官公卿表》）。

汲黯担任太子洗马，性情正派耿直，有侠义心肠。刘彻当了皇帝之后，他经常犯颜直谏，弄得武帝见他就很紧张。汉武帝接见大将军卫青，可以在厕所里召见；见儒生公孙弘，可以不戴帽子，很是随便。唯独接见汲黯，一定要穿正装，以示正规。有一次汉武帝坐在军营武帐中，没戴帽子，刚好汲黯来奏事，一见汲黯来了，来不及打扮整齐，只好躲在帐中，派人出来代替他听取汲黯奏事。汲黯这种正派作风，虽然让人尊重他，却也经常惹得汉武帝不高兴，所以在仕途上发展得慢，很多自己的下级都当了比自己还大的官，汲黯就有些郁闷了，曾找汉武帝发牢骚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后来居上”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慨和感伤，大凡在官场上混的人，正人君子往往吃亏；世故圆滑、不讲原则的小人反而春风得意，古往今来，莫不如此，真是悲剧啊！

给刘彻当太子舍人的人叫郑当时，字庄，也是个黄老人物，史称“庄好黄老之言”（《史记·汲郑列传》）。他早年是位侠客，武艺高强，在梁、楚一带非常出名。后来当了刘彻的太子舍人。太子舍人这一官职，级别为二百石，轮番宿卫，类似郎中，就是太子的警卫员。郑当时当了官后，还是喜欢交朋结友。太子府每五天要给官员放假一天，郑当时就会大宴宾客，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唯恐对客人招待不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叫做“郑庄行，千里不赍粮”，他郑大侠出门，远行千里都不需要带粮食，到处都有人接待，那真是朋友遍天下。由于他仗义疏财，死后家里没有任何余财。

刘彻的老师是黄老，左右之人学的也是黄老。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使得他对黄老“无为而治”有了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了黄老无为而治的实用价值，它无疑是汉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产、稳定生活秩序的治国法宝。

刘彻除了学习黄老之术外，还酷爱习武。

少年男儿大都崇尚武力，刘彻也不例外。他自幼身体健壮，对武学更是有着极大的热情，当然他身边的师傅也多，而且个个都是高手。郑当时作为他的警卫，本来就是侠客，武功之高自不待言，教教他武艺，那也是小事一桩；另一位警卫，太子舍人公孙贺是胡人的后代，先在军队里干了一段时间，是个正规军人，擅长骑射，可以教他骑射。还有一位大帅哥——韩嫣，既是刘彻的陪读，也是刘彻学骑射的老师。

韩嫣长得高大有型，祖上又在匈奴生活过，擅长骑马射箭，经常教刘彻骑射。据《西京杂记》记载，韩嫣还会玩弹弓，而且打得准，由于刘彻经常给他赏赐，不差钱，他竟然用金子做弹丸，外出打鸟取乐，同时也扶扶贫，因为他每次打弹弓，总会有十几颗金弹丸捡不回来，周围的穷孩子可以捡去改善生活。长安街头流传一句民谚，叫作“苦饥寒，逐金丸”。每次韩嫣外出打弹弓玩，京师儿童都会尾随，看他的弹丸落到何处，就赶紧去捡。后来，韩嫣因出入后宫，和宫女有染，被窦太后下令处死。

《西京杂记》

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集，其中的“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该书记述的是西汉杂史，也有西汉时期的许多遗闻轶事。该书反映了西汉宫廷生活，记录了西汉时期的风俗习惯，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刘彻习武颇有成就，《汉书》记载他后来外出打猎，能够“手格熊罴”，可以徒手和黑熊、棕熊格斗，擅长骑射。武学会使人变得刚健有力，刘彻习武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敢作敢当、坚强果断的男子汉。

刘彻在学道、习武之外，也接触过儒学。

卫绾教刘彻黄老之术三年，到公元前147年，因为思想政治上过硬，太后和景帝很高兴，就提拔他当了御史大夫。汉朝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是人臣中的最高境界。卫绾因教黄老教出个三公的地位，真是太划算了。他担心自己走后太子没了老师，就向太后和景帝推荐一个人来做太子少傅。这个人是谁呢？

此人名叫王臧，是儒学大师申培的弟子，专修《诗经》。

不是说窦太后不喜欢儒学吗，为什么又要让王臧这个儒生来教自己的孙子呢？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经典中，《诗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表面上看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古话说得好：“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不学习《诗》，就不知道该怎样说话。

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这话说得也忒严重了。但多读《诗经》对提高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确实大有帮助。窦太后、景帝同意儒生王臧担任太子少傅，肯定是为了提高刘彻的文学素养，而不是培养他对儒生的兴趣。因为王臧是卫绾推荐的，而卫绾是个政治上靠得住的同志，肯定不会胡乱推荐。

王臧当太子少傅时间不长，他给刘彻教完了《诗经》，朝廷就罢了他的官。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在此期间犯了什么错误，我估计主要是因为他的儒生身份。他虽然专修《诗经》，但毕竟是儒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其他儒家经典也多少懂得些，太后不敢让他干久了，万一他把《诗经》以外的其他儒家经典也传授给孙子，岂不坏了我汉家以黄老治国的大政方针？

刘彻学“诗”时间不长，老师就被赶走了。但这短暂的学习经历，激发了他极大的文学兴趣。诗歌发展到汉朝，以辞赋见长，刘彻对此如痴如醉，十分崇拜当时著名的两位辞赋家。

一个是枚乘。刘彻对他十分崇拜，恨不得拜他为师。然而枚乘人在梁国，难以如愿。当时刘武为梁王，四处招徕辞赋人才，梁国境内高手云集，其中枚乘水平最高。人在被自己打败的竞争对手刘武的地盘，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等到自己当皇帝后，马上派人驾着用蒲草包裹车轮的“安车”去接枚乘。可惜枚乘年事已高，走在路上就死了。他只好把枚乘的儿子枚皋，也是著名的辞赋家，请到朝廷来。

枚乘

字叔，西汉辞赋家，淮阴（今江苏淮安市西南）人。枚乘因在七国叛乱前后曾两度上谏吴王而显名。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枚乘赋九篇”。其人文风华丽，结构铺张，颇富想象，为文切实体现了散体汉赋的特点。

另一位辞赋家司马相如，刘彻也很崇拜，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感叹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他以为司马相如是前朝高人，感叹自己不能与他同时代。殊不知司马相如正是自己同时代人，只是这个人才又被梁王刘武挖走了。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景帝时入朝为武骑常侍。他不喜欢这个位子，听说梁王喜欢辞赋，网罗了众多人才，自己假称有病，辞去官位，跑到梁国去了。《子虚赋》正是他客游梁国时的作品。后来刘彻通过狗监杨得意这个人知道了司马相如，就把他召入朝中，作为近臣。（《册府元龟》）

司马相如

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西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工辞赋。代表作品有：《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其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被后人尊为“赋圣”和“辞宗”。此外，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

刘彻对文学的热爱，使他成为真正的文学青年。他后来写出了《悼李夫人赋》《秋风辞》等具有一流文学水平的作品。比如他写的《李夫人歌》：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这首诗歌就成了“姗姗来迟”这句成语的来源。同时，他也因《诗经》而对儒家的其他作品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只是因祖母的干预而不能满足愿望。

从刘彻在太子期间受教育的情况来看，窦太后就是要把他培养成全方位的人才：主攻黄老，树立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修习武学，练就强健体魄；兼修《诗经》，提高文学素养。在祖母的精心打造下，刘彻确实变成了全方位人才，但在政治方向上却偏离了祖母的初衷，他抛弃了黄老而转向儒学。这是为什么呢？我分析这其中有三个关键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生活观念的抵触。

刘彻通过学习，懂得了黄老之术是困难时期的治国法宝。但他当太子这十年，从公元前150年至前141年，正是“文景之治”的后十年，物资财富极大丰富，刘彻从小就形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惯。而黄老思想却提倡统治者要节制欲望，要惜福，要节约，这让他觉得碍手碍脚，很是不爽，年少轻狂的他，怎么可能喜欢这种思想呢？刘彻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喜欢大把大把花钱，从他经常给韩嫣赏钱就可见一斑。所以对提倡节欲的黄老思想，自然是越学越不感兴趣，甚至越学越反感。

其二，心理情感的叛逆。

刘彻从七岁当太子直到十六岁即位，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正是一个人的叛逆期。就像现在那些叛逆的中学生，老师、家长越是不让上课玩手机、听音乐，他越是要玩要听，不给你好好听课，还美其名曰人权自由、价值多元，老师也不好过分干涉。时间可变，物是人非，但人类的情感心理却千年不变，刘彻也一样，祖母越是要求他好好学黄老，不许学儒学，结果他越是不喜欢黄老，越是对儒学萌发极大的热情，只是当时家长权力大，可以对子孙强行压制，使其兴趣不能得到满足。一旦这外在的强制解除，其热情兴趣就会大爆发，直至不可收拾。故《史记·封禅书》称他“好文辞，向儒术”。

其三，强身习武的经历。

武学会使人变得刚健有力，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偏爱刚健有为的思想，不喜欢消极无为的思想。在儒学与黄老道家之间，儒学积极进取，黄老消极避世，刘彻自然会偏爱前者而厌弃后者。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比喻，黄老之术就像祖母为刘彻包办的媳妇，而儒学就像他自己看上的情人。

总的来说，刘彻在太子期间修文习武的经历，正是他后来走向儒学治国的内在原因。

那么，除了这些内在原因之外，刘彻在政治上走向儒学治国的路子，还受了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