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元，我买了一只“潜力股”

梁丹妮

身边常有恋爱中的女孩子跟我开玩笑：“姐姐，教教我们，你当初是怎么相中冯远征这只‘潜力股’的？”而当我给她们讲起我和“潜力股”的结婚经过，她们又咂咂嘴巴，“姐姐，你太亏了！”

我们结婚一共花了39块钱，包括照相和结婚证的工本费。领完证，我们手牵手坐着公共汽车回家。没有婚礼，没有钻戒，甚至连请亲朋好友吃顿饭都没有。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很窘迫，即使两个人拼命拍戏，酬劳也非常有限。那一年，我一共拍了4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远征拍《针眼儿警官》拿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片酬——税前每集150元。历时11个月拍完这部戏，拿到手的是2000多块钱。

我们决定，既然成家过日子，真心相爱是最重要的，物质上一切从简。

能省的都省了，住房却不能不解决。人艺的住房非常紧张，一时没有空房。我和远征只能挤在他父母为我们腾出的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

我们在房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又花了三十多块钱，从街边的建材店买回一大堆处理的墙纸。远征先用鸡毛掸子把墙上的灰尘掸掉，用抹布擦干净，再一点点儿地量尺寸、裁剪，用海绵辊儿涂胶、贴纸，然后用布在纸上来回地擦，把气泡赶出去。这是他在德国学会的手艺。苦干了两天，过去的“四白落地”才得以旧貌换新颜。这个小房间，我们一住就是五六年。

我们从恋爱走向婚姻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远征制定的“婚后约法三章”：

第一， 婚后双方互敬互谅，即使吵架也不能骂人。

第二，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双方不能动手打人。

第三， 处理问题时不得使用“离婚”、“分手”之类的字眼相互要挟。

他这样向我解释“约法三章”的意义：“我决定和你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和你一直走下去。”

为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他还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没有考虑好，就一定不会说出‘离婚’二字。你也一样。如果你赌气跟我提‘离婚’，我明天就真跟你离，哪怕后天再复婚。”他想了想又说，“不过，假如真的有一天，你不想跟我过了，我不问原因就会答应你。我相信当一个人作出决定的时候，另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正是因为这番话，15年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份感情，发生任何争执、任何摩擦都绝口不提最后的那两个字。回想起来，那时候远征还很年轻，思想却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

相聚很短暂，新婚刚刚一周，远征便接到一个新的片约《红虎符》，立刻动身赶到海南，我也回到广州继续工作。之后的三年，我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尽量争取到北京或周边省市拍戏的机会，而真的来了，一接到广东电视台打来的电话，又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人家叫我回去。一旦回去，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了。

我想调回北京工作。或许回到铁路文工团是最好的办法，毕竟我在那里工作过8年。当年离开是迫不得已，团领导几次恳谈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实在别无选择。所以，走得艰难，回去自然也不容易，我们为此努力了几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负责调动的同志对我始终很客气，“再等等吧，领导正在研究。”我们就在这不断的“研究”中渐渐地断了念想。

我也曾经试探性地问过远征：“你看，我能不能调到你们单位去？”他的回答丝毫不留余地：“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

我了解他的“铁面无私”，也不再强求，只是偶尔发发牢骚：“干脆，我把广东电视台的工作辞掉算了，以后北京有单位接收我就调进来，没有单位，我就做自由演员吧。”

1996年初，人艺要排一部话剧《好人润五》。那时候，远征已经8年没有登上过人艺的舞台了，他很想重新检验一下自己的表演功力，便找到剧院的领导说：“我想演话剧。”

领导一时挺为难，因为主要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远征一点儿也没犹豫，“没关系，我愿意演。”

就这样，远征在剧中跑了三个龙套：工商局小办事员、小民工和建筑工人。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无心的决定却促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有一天在剧组里，远征无意中听到同事聊天，说剧院现在“女演员断档了”，他心里一动，想把我推荐上去试一试。他找到谭宗尧院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又很恳切地说，我们结婚三年了，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没想到，谭院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剧作家梁信的女儿。他告诉远征，他愿意帮助我们，但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调动程序，通过演员队一级一级地上报。

演员队的队长是王领老师。她不太了解我，但也很热心地给远征出主意：“你先准备材料吧。万一进不了演员队，还可以调到艺术处做点儿行政工作。”

远征简直大喜过望，忙说：“行，只要能进人艺，做什么都行！”

团聚，那个遥远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好像突然间离我们那么近。当远征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东北拍《满洲虎在行动》，拿着电话，半天缓不过神儿来。那天下午，我在现场不断地走神儿。一会儿想，哎呀，忘了告诉远征我的剧照都在衣柜中间那个抽屉里；一会儿又想，五屉柜里还有很多关于我的采访报道，不知道他能不能找着。晚上回到房间，我更是一个人浮想联翩，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高。

从第二天开始，我拍戏就耐不住性子了，动不动火冒三丈，跟副导演发脾气，嫌剧组进度慢。“我可是马上要回北京谈正事的”，一想到这一点，我便心急如焚。

那天晚上，远征一回家就开始帮我准备材料，整理了一份我的影视剧、话剧表演年表，又上街找了一家打字社，请人家帮忙录入后打印出来，再把一张张剧照洗出来，贴上，在旁边写好文字说明……

第二天，远征把厚厚的一沓材料交上去，王领老师吓了一跳，“嗬，作品比咱们自己的演员都多！”再仔细一看，我过去在铁路文工团的《高山下的花环》、《奥赛罗》、《花园街5号》、《火热的心》等话剧中都扮演主要角色，是铁路文工团的“台柱子”。

“我看，还是让你爱人来演员队吧！”王领老师说。

远征一听这话，比自己调动工作还激动，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对我说：“丹妮，我们领导说了，演员队，让你去演员队！”

天啊，这是真的吗？我立刻赶回北京，和人艺的各级领导见面、谈话，等待材料上报。

有一位赵书记在谈话时问我：“除了人艺，你还联系过其他单位吗？”

我诚实地告诉他是的，我一直想调回铁路文工团。

然后他说：“你不必再联系了，我们调你来，一切手续都会替你办好。”

听到这温暖的话语，一种久违的感动顿时充盈在心中，我的眼泪顺颊而落。

尽管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答复，回家以后，我仍然难得睡个安稳觉。凡在那个年代经历过人事调动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忐忑，总归要亲眼看到最后的批文才踏实。其间，所有找上门的片约都被我婉言谢绝：“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消息，哪儿都不能去！”

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惊人，刘锦云院长亲自批准我调进人艺，三个月以后，人艺已经把我的一切关系都办妥了，并且先后给广东电视台发去了商调函和正式调令。

然后，我开始分秒必争地办理各项具体的调动手续，唯恐夜长梦多。

听说从外地调回北京要交一笔额外的费用，大约5万块钱，我和远征搜罗遍家里家外，所有的存款都零零整整加在一起，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钱凑上。又听说，调动过程中少不了求人送礼，还得单备出一笔“礼金”。那段时间我们俩什么都不敢买，生怕差一点儿钱就前功尽弃。不过很幸运，我是国家二级演员，算高级职称，于是这些计划中的“额外费用”都没有发生。

因为属于“调干”，需要拿着材料去北京市人事局签字。之前有经验的朋友嘱咐我，无论对方说什么，我都只能点头不能摇头。诚惶诚恐来到大门口，我一个劲儿地在眼前划十字，“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人事局的干部看了看我的材料，发现我从北京调到广州，又从广州调回北京，严肃地指出：“你们这些人，就知道瞎折腾。”我像鸡啄米一样点头，“对，对，再也不折腾了。”

远征正在拍《月亮背面》，我遇事没人商量，乱了方寸，每天要打860个电话骚扰他。一天，我突然发现在长长的“准备材料明细单”中，还差一个证明，而且需要在广东那边开，顿时急得火上房，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人开证明、盖章，用特快专递寄过来。

几经周折，按照“明细单”提示，万事俱备，只欠一个“粮食局盖章”。我四处乱转八方打听，满北京找粮食局，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的胡同里找到了。工作人员特别奇怪地看着我，“早就不用粮票了，你不知道吗？”

那就是说，一切手续都齐备了。我拿着厚厚一摞材料、证明到了派出所，终于把户口落在了北京。派出所的同志提醒我，别忘去街道计生办报个到。

计生办的大姐虎着脸问我：“生孩子不生？”

“不生不生不生。”

“要指标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这两年都不要。”我使劲儿摇头，心想一定不给您添麻烦。

最后，大姐满意地给我签了字，盖了章。

团团转地忙着，说话就过去了一个月。1996年底，我和远征终于在北京团圆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离开北京5年后还能回到这里，并且是站在人艺的舞台上。我爸爸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丹妮，人艺可是殿堂啊，能进去很不容易，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曾经为《大众电影》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们的爱，我们的家》，记下的就是那时的感受：

“三年前，在一个瑞雪纷飞的冬日，我们两颗孤独的心，终于冲破重重障碍紧紧贴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彼此珍爱的小家。没有酒宴，没有婚礼，仅仅是把两个人的行李搬到了一起，但这丝毫没有冲淡我们新婚的喜悦和幸福。

三年光阴荏苒，聚少离多的我们恩爱如初，更胜从前。对我来说，远征，我的爱人，是我的太阳，我生命中的全部，我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有什么珍宝和财富能够比得上爱情的滋润和家的温暖呢？

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我们的小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从广东电视台调回北京人艺工作了！从此我们永远结束了分居生活，告别了远隔千里的牵挂和担忧。我深深地感谢帮助和爱护我们的人。现在，我醒着的时候是笑着的，睡着了以后还是笑着的，就像一个很干涸的稻田突然下了一场透雨，我得到的滋润与满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结婚的时候，我只希望彼此真心相待，别无所求，今天我庆幸地发现命运没有让我失望。现在的年轻女孩儿都不懂什么叫“两地分居”了，更不相信39块钱就能把自己嫁了，难怪她们一边忙着比车比房比钻戒，一边笑话我嫁得“太亏”。

我笑着“告诫”她们：“一开始就是100分的婚姻，每遇到一点坎坷，就减去三两分，你算算，10年以后还剩多少？”倒是我们这一穷二白、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婚姻，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同甘加分，共苦再加分，到了最后，成了最最完美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