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名宿悲歌——中国历史上文臣之死

伯夷、叔齐：首阳山上的悲歌

一部《论语》，论及100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世。

据《史记》记载，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命，于是两人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生平史料。

叔齐

伯夷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阳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至饿死，《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做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伍子胥：能开拓事业却保不住性命

伍子胥是战国时楚国人。伍子胥的父亲、楚国的太傅伍奢，突然被国君楚平王囚禁了。伍奢当然没犯王法，官至太傅、德高望重的他对权力也不会产生变态的欲望。伍奢的被囚甚至没有什么原因可言，只是楚平王要杀自己的太子，伍奢好歹劝了一句：“王为什么听信小人之言而疏远亲骨肉呢？”

伍奢说的谗贼小臣是楚国的少傅，也就是太傅的佐臣费无忌。是他希望楚平王杀死太子建的，因为他相信太子建对他恨之入骨。

太子建当然有理由仇恨费无忌，几年前楚平王曾派费无忌到秦国去，为太子建迎娶一位漂亮的秦女。

楚王好色，太子也好色，或者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好色的，这本不值得惊奇。上有所好，下面的人就会有谄媚的机会，这也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情。但谄媚者的短见与愚蠢，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以相信，费无忌也是好色的，不然他不会知道他为太子建迎娶的这位秦女的确漂亮到足以让楚平王大发淫威的地步。好色的费无忌当然不敢自己享用秦女，他要把她献给楚平王，以换取楚平王的宠信。

伍子胥

费无忌对楚平王的劝辞是赤裸裸的：这么漂亮的秦女，王您自己纳了吧，为太子另外找一个好女子！于是楚平王就纳了秦女，还生了个儿子，叫熊珍。

费无忌担心平王死后，太子建即位后自己没有好果子吃，就天天在平王跟前说太子建的坏话，平王于是把太子建调到边疆守城。费无忌仍不罢休，又在平王跟前说，太子建整日操练兵马，恐怕要造反啊。（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诬以谋反”的罪名就是费无忌发明的，以后经常被小人当做法宝，成为中华文化的污点之一）。楚平王于是就把伍奢叫来盘问，伍奢说：“大王为何听信小人之言而疏远亲骨肉呢？”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太子建听到消息后逃亡宋国。

费无忌又进谗言于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一叫伍尚，一叫伍子胥，皆是奇才，如不召来杀掉，必为后患。平王召伍尚和伍子胥，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不是要放了父亲，而是想把我们一起杀掉，不如逃亡，以报仇雪恨。

当伍子胥从楚都郢逃出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整个都城。恍惚中，传来了父兄屈死的惨叫声。他好恨，恨那个进谗言的小人费无忌，更恨那个昏庸的楚平王。是他们，软禁了他父亲伍奢，诱捕了兄长伍尚，可能刚刚才诛杀了他们。他自己虽然幸免于难，而此时却已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刚戾忍”的人，于是派人四处追杀他。没办法，他只好装疯卖傻，沿路讨乞，而夜渡乌江，却使他一夜之间须发尽白，一时苍老了许多。这也宣告了名门望族伍氏在楚国的衰落。而他，从此心怀父兄之仇，亡命天涯，四海为家。

九年之后，吴国大军大破楚军。又五年后，吴军攻破郢都，灭了楚国。吴军主将，就是伍子胥，这时的他，已经是享誉诸侯、名震九州，与孙武齐名的一代名将了。

此时楚平王已死去多年，伍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平王尸体成了碎屑。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之后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后来，吴军攻打越国。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在姑苏打败吴军，击伤了吴王阖闾的脚趾，吴军退却。阖闾创伤发作，很严重，快要死的时候对太子夫差说：“你能忘掉勾践杀你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晚上，阖闾就死了。夫差继位吴王以后，任用伯嚭做太宰，操练士兵。二年后攻打越国，在夫湫打败越国的军队。越王勾践就带着残兵败将栖息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用重礼赠送太宰嚭请求议和，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吴国，甘心做吴国的奴仆。吴王将要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规劝说：“越王勾践为人能含辛茹苦，如今，大王要不一举歼灭他，今后一定会后悔。”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而采纳了太宰嚭的计策，与越国议和。

与越国议和以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了，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软弱，就出动军队向北攻打齐国。伍子胥规劝说：“勾践一餐没有两味荤菜，哀悼死去的，慰问有病的，将打算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是吴国的祸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边，就像得了心腹疾病。大王不先铲除越国却一心致力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的吗？”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攻打齐国。他在艾陵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于是慑服了邹国和鲁国的国君而回国。从此，就越来越少听从伍子胥的计谋了。

此后第四年，夫差又欲伐齐，越王勾践率兵相助，并且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于是怂恿夫差伐齐。伍子胥又进谏夫差，劝其不要听越国之言伐齐，真正的危险是越国。夫差不听。伍子胥知道吴国将亡，于是把儿子托附给齐国的大臣鲍牧。

伍子胥的几次忠言进谏，已让他的老乡伯嚭大为不快，就对夫差说，伍子胥为人脾气暴躁，薄情寡义，多次进谏而大王不听，恐怕他已怨恨在心。现在要伐齐，他又称病不起，大王不可不防备啊。并且他把自己的儿子托附给了齐国，有二心啊，大王还是早作准备吧。于是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命其自杀。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勾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座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谋臣文种：功成不退遭赐死

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持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恩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范蠡击鼓传令，大张声势。

文种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悔恨交加，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拔剑自刎。

勾践兴越灭吴，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

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范蠡久随勾践，对勾践的为人很了解。在范蠡看来，勾践身处逆境，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自然不愿意封赏功臣。因此，范蠡决心辞官隐退。

范蠡在决意隐退避祸的时候，没有忘记老朋友文种。范蠡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否则难免会被越王杀掉。然而，文种对范蠡的劝谏却不以为然。范蠡隐退之后，又写了一封书信告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虽然心有所动，但迟迟没有做出隐退的行动。

后来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日益骄横，君臣离心，和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疏远了。又过了一段时日，勾践终于凶相毕露，对文种说：“你有阴谋兵法，足以倾敌取国。你献九术之策，今我用其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你处，愿你有幸带着余术去见我的先人于地下，跟他们去谋算吴国人吧！”随即赐文种一把剑命他自杀，文种伏剑而死。

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为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条政治规律。越王功臣文种不明其理，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国商鞅：为秦国奠基，为自己掘墓

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姓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从幼就“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即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年轻时，商鞅在魏国进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总结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论。商鞅虽有治国奇才，且见知于魏相公叔痤，但因年少位卑，未得当时的魏国君主惠王的重视。这时，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尽快强大起来，发布了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的求贤令。这对怀才不遇的商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于是，他西至秦国，因陈说以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的“强国之术”，取得了孝公的信任。在商鞅的劝说下，孝公于公元前359年计划进行变法，遭到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商鞅凭借其系统的革新理论和雄辩的口才，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三年之后，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在秦国正式推行变法。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商鞅

商鞅变法是一场地主阶级的变革，给秦国奴隶主贵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失去祖传的高官厚爵、荣华富贵，疯狂反抗。秦孝公的儿子赢驷有两个老师，都是贵戚，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他们串通了上千人，故意唆使太子犯法，以打击新法威信。商鞅但知法治，不恤人情，虽然太子为嗣君不能用刑，但他为立威故，将公子虔割鼻，公孙贾脸上刺字。同时在渭水河畔镇压了700多名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并把一批旧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商鞅执法，“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坚决镇压了旧贵族的反抗，使法令能够较顺利地得以推行。

秦国实行变法后，兵强马壮，准备东进扩展势力范围。前240年，齐、赵两国联合攻魏，商鞅认为机不可失，便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印领兵抗秦，商鞅给魏公子印写信愿罢兵讲和，邀请魏公子来秦军约定地点会面，魏公子深信不疑。在赴饮宴之时，秦国伏兵一拥而上，将魏公子抓起来，秦军趁势打败魏军，取得了胜利。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商之地15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

商鞅以功高，任秦相。史书称：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鞅怕人谋刺，每出门皆置卫士十余车，带甲束戈，如临大敌。如果保卫工作有一点欠缺，他就不敢出门。这时有一贤士名叫赵良，特来求见商鞅，并向他指出：“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蓄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翕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蓄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损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鞅此时正处于权势顶峰，对这些逆耳忠言哪里听得进去？于是，就派把人赵良赶了出来。

就在赵良劝谏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驷继承王位，即秦惠文王。时刻伺机反扑的旧贵族们，以公子虔为首，乘机进行报复，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在贵族们的多方煽动下，以谋反的罪名派军队去商邑逮捕商鞅。商鞅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带着一家人逃跑，一直逃到关下，想找个旅店住宿，旅店主人却不敢收留。他说：“商君定下的法律是，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要受连坐的罪。”商鞅这时方才有所醒悟，叹息道：“哎，我实行的法令竟然流弊到这种程度了！”

商鞅走投无路，只得逃奔魏国。魏国人对商鞅深怀仇恨，说他是魏国之仇、秦国之贼，不许他入境。商鞅只得再潜回秦国境内。依靠封邑之徒属发兵北出击郑，尚作困兽之斗，意欲绝境求生。秦即发兵进攻商鞅，商鞅兵败被捕，遭车裂酷刑而死，全家则被株连族灭。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国朝政19年，这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吕不韦：积怨太深，饮鸩而亡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悼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到了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为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前258年，吕不韦到邯郸经商，见到入质于赵的秦国王孙子楚，认为子楚“奇货可居”，于是他就去拜访子楚，给予重金资助，并拿出千金西入咸阳，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在华阳夫人的帮助下，安国君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选取了一个漂亮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赵姬一起同居，直到她怀了孕。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于是吕不韦就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到12个月之后，生下儿子赵政。子楚就立此赵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秦国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重金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

安国君继秦王位，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于是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子嬴政（嬴政即赵政，因回到秦国，所以恢复本姓）为嗣子，进封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就死去了，太子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称他为“仲父”。当时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眼看着秦王政越来越大，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把嫪毐举荐给赵太后，成为赵太后的男宠。

吕不韦

这时朝政大权依然掌握在赵太后和丞相吕不韦手中，他们同嫪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专权弄国，根本不把嬴政放在眼里。嬴政自然对吕不韦这种贪得无厌的私欲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怨恨之情。

前238年，嬴政22岁，在旧都雍城举行了加冕典礼，从此可以亲自处理朝政。这对吕不韦来说很不利，他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利用嬴政不在咸阳的机会，怂恿嫪毐发动叛乱。嬴政听到嫪毐叛乱，决定将计就计，命令吕不韦带兵去平定叛乱。吕不韦虽然知道这是秦王要他们两败俱伤，但又没有理由拒绝接受命令，只好带兵前往。谁料叛军不堪一击，咸阳一战，叛军便被杀了数百人，余者四散奔逃。没过几天，嫪毐便被抓住押解到咸阳，并且施以车裂之刑，他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也受到株连。

嬴政知道嫪毐的叛乱与吕不韦有关，便派人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清事实后，嬴政本想杀了吕不韦，但念他扶助父亲和自己登上王位有功，动了恻隐之心，就只罢免了他丞相的职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可吕不韦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表面上在洛阳闲居，实际上仍然同六国诸侯保持着密切联系，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东山再起。嬴政听说后勃然大怒，把吕不韦迁到了蜀郡，随即赐毒酒让吕不韦自尽了。

杨修之死：口无遮拦把命丧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东汉建安年间举为孝廉，任郎中，后为汉相曹操主簿，219年被曹操杀害。

三国时的杨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9岁时，一个叫孔君平的客人来拜见其父杨彪。当时杨彪不在家，杨修又是砌茶又是让座，还端上一盘水果，俨然一家之主。孔君平便拿起一颗杨梅打趣说：“杨梅，杨梅，名副其实的杨家果。”杨修不高兴了，马上反问孔君平：“孔雀是先生的家禽吗？”其敏捷的才思让以才见长的孔君平目瞪口呆。

杨修

杨修跟随曹操后，有一次曹操建造花园，落成时前去观看，在园中转了一圈后一言不发地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告诉工匠们说：“门里一个活，就是阔。丞相是嫌园门太宽大了！”工匠们马上修改。之后，曹操对园门很满意，一问原来是杨修明白他的意思，心里甚是嫉恨杨修的才华。有段时间，曹操曾为曹丕和曹植两人谁来继承魏王一事颇为犹豫。当时杨修在曹植手下做事，为了提高曹植的竞争力，杨修给曹植模拟了十几个国事军事类的问答题，告诉他说，如果曹操问到类似的问题，可以依此作答。后来曹操果然问起曹植相关的问题，曹植不慌不忙，把事先背下的答案一点不漏地背了出来。曹操知道曹植平时对军事国事并不关心，现在见他对答如流，心中自然非常怀疑。后来曹丕买通曹植身边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又告诉了曹操。曹操对这种作弊行为非常生气。

还有一次，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应变能力，曹操让两人各自从邺城门外出，同时吩咐守门人，不要让他二人通行。曹丕先出发，受到守门人的阻拦，只好退了回来。曹植听说后，向杨修讨教方法。杨修说：“如果守门人阻挡，你跟他们说：‘我奉王命而出，如有阻挡者斩。’”曹植果然顺利通过了邺城门。这事让曹操知道后心中很恼火，觉得这个杨修太不知道收敛了。

219年，曹操进军蜀军镇守的定军山，不曾想连吃败仗。当时进又不能，退又怕刘备耻笑，一时犹豫不定。吃饭时，曹操见碗中有一块鸡肋，不由得沉思不语。这时正好有士兵来问夜间口令，操随口答：“鸡肋！”

杨修知道口令是“鸡肋”后，就让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军士们很奇怪，问他如何知道魏军要回师，杨修说：“我是从今夜口令，知道魏王退兵的决定。所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就像我们现在的处境，进不能胜，退恐人笑。这样继续留在这里毫无意义，不如早归。你等着吧，魏王班师就在这几天。”

这话一传两传就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曹操原本就嫉恨杨修的才华，现在又见杨修又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便恼羞成怒，就以扰乱军心定罪，杀了杨修。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然而曹操真的只是因为杨修恃才傲物，嫉恨杨修之才而杀掉他的吗？按理说，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恃才傲物”也不会被杀，像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如此看来，杨修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首先，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力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其次，杨彪（杨修的父亲）、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孙，而政治观念上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祢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杨修才遭忌恨，最终被曹操找了个借口杀死了。

南北朝第一谋臣崔浩：国史之狱惨遭灭族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是南北朝时期第一流军事谋略家。深为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这类人比起将领容易善终，然而，其死事却惨极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崔浩

崔浩虽才华出众，见识过人，为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但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为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这也是导致他悲剧的原因之一。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

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崔浩奉命主编北魏的官修史书《国书》，编成以后，手下一些溜须拍马之徒，不仅大肆夸奖，而且建议把《国书》以及崔浩自注的《五经》刻成石碑，树立在通衢大道，以供百姓阅读。崔浩自负才能过人，就表示同意。当时监国的太子谥号恭宗的拓跋晃也表示赞赏。就花钱三百万，办成了这件事。石碑刻成以后，轰动一时，阅读过的人都赞赏史书修得好。但是，因为史官的直笔传统，将北魏前代皇帝的秘事和不光彩事都如实记录下来，引起鲜卑族人的不满，也让崔浩的仇家抓住了把柄，北魏世祖拓跋焘闻讯大为震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太武帝诛杀崔浩。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契机罢了。

隋朝名臣高颎：短命王朝的悲剧人物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是辅佐隋文帝杨坚登上帝位的第一功臣。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竟以忠信而获罪，屈死于猜忌、毁谤、谗言之下，被害于荒淫无道的暴君之手，成为历史上一位悲剧人物。高颎死后不久，短命的隋王朝也很快被农民起义的汹涌巨浪所吞没了。

隋初时期，杨坚和高颎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但是，随着立太子一事的发展，这种关系却越来越淡了。高颎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他卷入了皇帝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隋炀帝执政以后，他不得不死。

高颎

杨坚皇后独孤氏性格悍妒，在独孤后时期杨坚不曾与其他女人生育儿女。嫡子五人：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就连杨坚亦以嫡子五人外再无庶子为荣，以为内无萧墙之忧了；偏偏就是这一母生的五兄弟为了争夺皇位大打出手，而高颎千不该、万不该也卷入这个漩涡中。高颎是杨坚的得力助手，官至左仆射，杨坚曾以高颎的赐姓独孤，称呼高颎为“独孤公”，以太子杨勇女嫁高颎之子，宠遇不可谓不深。

到了开皇末年，由于晋王杨广骗取了独孤后的信任，又通过宇文述结交杨素兄弟，因此，独孤后和杨素（杨坚的另一宠臣）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天天说太子杨勇的坏话，说晋王杨广的好话，朝臣也被杨广收买了不少，有人上书杨坚请改立晋王为太子。于是杨坚渐渐地认为太子杨勇不如晋王杨广贤明。再加上太子杨勇与武卫将军云定兴之女云昭训未婚先孕，世人对杨勇的评价并不高。杨坚为此多次下旨责备杨勇，杨勇不服，于元旦之日在东宫大会群臣，凡是依附他的官员全都去了，杨勇早早准备了酒宴、歌妓，从晨到晚喝酒狂欢。由于太子东宫的侍从官员姬威为杨广收买，因此杨勇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杨广和杨坚的眼里。杨坚面对太子的示威，勃然大怒，为了抑制东宫的势力，下令从东宫卫队中抽调精壮卫士护卫皇宫，其余卫士受皇宫卫队指挥。

面对着杨坚的步步进逼，杨勇束手无策，求助于亲家高颍。而高颎作为封建专制的卫道士不能领会杨坚的意图，反对废太子立晋王，严守皇位继承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杨坚当然不悦。

此前，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高颎和皇室的关系。杨坚某日趁独孤后病中临幸了后周大臣尉迟迥（反对杨坚，兵败被杀，子女入官）的孙女，被宫中太监告知了独孤后，独孤后在杨坚上朝时杀了尉迟迥的孙女，杨坚回宫得知后火冒三丈，离宫出走。高颎与杨素追劝杨坚，高颎叩马进谏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独孤后闻听高颎竟称自己为一妇人，觉得有失体面，于是与高颎反目成仇。不久，高颎的正室夫人死了，杨坚劝他再娶，高颎以年纪已大回绝此事。后来，高颎的小妾又生了个儿子，独孤后就认为高颎所谓的年老其实是为恋爱妾而欺骗皇帝，杨坚听说了更为不快。以后，因为其他官员犯事，免了高颎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在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杨坚对高颎说：“不是我有意亏待你，是你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转身对其他大臣说：“我把高颎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平常有时不见，还经常想起；自从免官后，就忘了他，好像就没有这个人。可见作为大臣的第一大义，就是不可以生控制皇帝之念。”没过几天，有人控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杨坚不作任何调查，就信以为真，剥夺高颎的全部官职，贬为庶民。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高颎得罪了杨广，又主张立杨勇为储君，因此隋炀帝杨广一继位，就借故杀了高颎。高颎至死也没有能成立的罪名，主要原因就是他卷入了立太子的权利之争，杨勇失败了，他也就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开唐首谋刘文静：恕两死难免一死

刘文静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核心人物之一，有首谋之功，是李氏秦王府集团的重要成员，深为李渊所赏识。唐立，刘文静出任纳言，助修律令，并帮助李世民击灭薛仁杲，任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封鲁国公。

然而，李氏建立政权后不久，刘文静正是年富力强且有可以免两死的铁券，但最终还是难逃杀身之祸。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李渊就举起杀人的快刀，迫不及待地把这位为建立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杀害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充满理性的唐高祖甘愿冒惨杀功臣的骂名铤而走险，在基业建立之初，就把一个胸怀良谋的人中才俊毅然决然地送上断头台了呢？

史载，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参与了太原起兵，“定非常之谋”。大唐建立后，两人同获李渊的重用，刘文静自以为才能远远超过裴寂，又屡屡立有军功，而裴寂仅因是高祖李渊旧交，地位反而在他之上，因之心中不平。每次议论大事，故意和裴寂作对，由此与裴寂产生了隔阂。刘文静有一次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宴饮时，酒后口出怨言，拔刀击柱，说：“一定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几次出现怪事，刘文起为此忧虑，便召巫师来家，夜间披发衔刀，作法驱除妖孽。偏偏刘文静有个爱妾失宠，便把此事告诉其兄，妾兄遂上告刘文静谋反。高祖将刘文静交付属吏，派遣尚书左仆射裴寂和民部尚书萧瑀审讯。刘文静说：“起义之初，我为司马，估计与长史地位相当。如今裴寂已官至仆射，居于甲第，赏赐无数。臣的官爵赏赐和众人无异。东征西讨，家口无托，确实有不满之心。”高祖对群臣说：“刘文静此言，反心甚明。”李纲、萧瑀都认为刘文静不是谋反，秦王也认为刘文静在义旗初举之时，先定非常之策，事成才告知裴寂，及至平定京师，二人地位和待遇悬殊，故只认为刘文静有不满情绪，并无谋反之心，极力想保全他。但高祖素来疏远猜忌刘文静，裴寂又乘机说：“刘文静的才能谋略确实在众人之上，但生性猜忌阴险，忿不顾难，其丑言怪节已经显露。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他，必遗后患。”高祖竟听信其言，杀掉了刘文静及刘文起，并抄没了其家产。刘文静临刑之前，拍着胸口长叹道：“‘高鸟尽，良弓藏。’果非虚言！”死年52岁。

刘文静

作为一个谋臣，刘文静该知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但是却不懂得收敛，这是其被杀的性格方面的原因，是其被杀的导火索。然而以李渊的理性和智慧，难道真的是因为刘文静与裴寂的意气之争才痛下杀刘文静之心的吗？刘文静被杀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其实，李世民方面是刘文静被杀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刘文静与李世民关系密切。刘文静与裴寂因权力而不睦，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刘文静被告后，李世民出面为刘文静辩护，但是从这辩护词中，可以看出这就是李世民自己的内心写照。在推翻隋朝的斗争中，李世民功劳比李建成大，但是李建成由于是长子的原因，当了太子，李世民成了秦王。李世民心中愤愤不平也是可想而知的。李世民与刘文静既有交情，又同病相怜。李渊显然也是看出了这问题，所以本来是可以放过刘文静的，但是最终决定杀鸡给猴看，通过杀刘文静告诫李世民。

刘文静为纳言时，高祖曾有诏书说，秦王及裴寂、刘文静三人为太原元谋功臣，“特恕二死（即可以赦免两次死罪）”。不料刘文静第一次犯死罪，就被杀死了。直到贞观三年（629年），太宗李世民才又恢复了刘文静的官爵，算是给他正了名。

长孙无忌：开唐功臣死不瞑目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长孙无忌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建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干。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李世民即位后，马上封这位大舅子为吏部尚书，又因其谋划功劳大，进封齐国公。此时是长孙无忌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佐命元勋又兼贵戚，恩礼尤重，常常出入皇帝卧内议事，如家人兄弟一般。

任高官积年，有人密奏太宗说长孙无忌权宠过盛，不利于国。李世民亲自拿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观瞧，表示自己对他实无疑虑。太宗又召集百官，宣布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托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大庭广众之下，皇帝表露了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专用的巨大御车上，宠遇莫比。贞观七年（633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太宗表示：“朕受官必择才行。襄邑王李神符是我李家骨肉，德行轻薄，故朕不授其任何实官。魏徵从前是太子建成死党，朕照旧委以重任。如果真是以外戚之故，多赐无忌金银财帛也就足够，确实是因为无忌聪明鉴悟，武略不凡，朕因此授以台鼎之位。”言毕，赐《威凤赋》予长孙无忌，表彰他的贤德谦让。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又下令长孙无忌等功臣世袭大州刺史；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又亲自到长孙无忌家里，赏赐长孙亲族；贞观十六年（642年），册拜长孙无忌为司徒；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又命在凌烟阁挂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画像，并下诏褒崇。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9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637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世、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于是，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唐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高宗李治即位后，当年亲舅推举之景犹然在目，心中自然怀有万分感谢之情，马上进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扬州都督，仍知尚书及二省事。长孙无忌也竭尽忠忱，数进良谏，高宗无不优纳。

高宗为太子时，入侍太宗，看见时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心旌摇荡。虽然也好色，李治毕竟和杨广不一样，老爹还没咽气就扑过去搂着父皇的爱妃求欢。太宗崩后，按规矩武才人应落发为尼。高宗以上香为名，于寺庙见到武才人，两人泣下如雨（不知是睹佳人思亡父，还是大喜成悲）。当时高宗的王皇后没有孩子，萧淑妃有宠。王皇后听说此消息马上令武才人留起头发，劝高宗纳武才人入后宫，目的想夺萧妃专宠。没料到的是，武氏巧慧异常，不久就大受高宗宠幸，获封为昭仪，王后、萧妃一齐被冷落，此时二人连手再想扳倒武昭仪，却是永不能够的事情。虽然王皇后失宠，毕竟结发之妻，高宗并没有废后之意。不久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王皇后见了心中真的十分怜爱，抱在怀中逗弄，然后离开。武昭仪暗中潜入，活活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等高宗看视时大哭大闹，陷害说王皇后弄死了小公主。高宗勃然大怒，立马起了废掉王后的心。由于皇后母仪天下，高宗自己还真做不了主，便首先从巴结自己的亲舅入手。

永徽五年（654年），高宗和武昭仪亲自临幸长孙无忌家，面见三个表兄弟（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小儿子），并当时就封三个小孩为朝散大夫。他还让宫廷画师为长孙无忌画像，御笔亲题画赞，称颂这位元舅的“定策之功。”临来时，又带十车金宝缯锦以赐这位老舅。笑语之间，高宗假装提起王皇后无子的话题，想要老舅接这个话茬，顺竿就讲起换皇后的事情。长孙无忌心知肚明，不为所动，绕过话头讲起别的事情，弄得皇帝和武昭仪很没趣，悻悻而去。武昭仪后来又让亲妈杨氏多次上门，假装和长孙无忌老婆拉家常，祈求太尉答应高宗废旧立新的要求，都被无忌驳回。礼部尚书许敬宗是个马屁精，多次劝说长孙无忌，对这位下属，无忌“厉色折之”，痛斥不已。

无奈之下，高宗和武昭仪也撕破脸皮，诬称王皇后巫祝厌胜，召集长孙无忌、李世、于志宁、褚遂良四人入内殿。入殿之前，褚遂良对长孙无忌和李世说：“今日圣上召见，肯定是立后之事，上意已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能让皇上蒙受杀害元舅和功臣的污名。我褚遂良出身布衣，备位辅政，受太宗托之恩，当以死争之。临行，李世比较世故，称自己有病没有去。到内殿后，高宗直截了当地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现在要立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接过话：“皇后出身名门，是太宗皇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拉着我的手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陛下您当时在场，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错，怎能轻废。”高宗一时语塞。转天，又把几人召至内殿，逼问同样的问题。“陛下您果真想换皇后，可以从天下名族中仔细挑选，武氏曾侍奉先帝，天下所知。万代之后，后世对陛下会怎么评论呢？”褚遂良言毕叩头言罪，“为臣逆忤陛下，罪当死。”并解下官帽放下手中官笏，请求高宗把他放归田里。由于触及自己和老爸共用一妇的痛处，高宗大怒，命卫士把老头子拉出去。武昭仪也在帘后大叫：“何不扑杀这个乡巴佬！”长孙无忌再也忍不住，喊道：“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同去的于志宁一直低头不语，大气不敢喘一口。过了几天，李世入见，高宗问他易后之事，老成世故的李世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皇帝大喜。许敬宗趁机在上朝对百官宣言：“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何况天子欲立皇后，关众人甚事而妄生异议。”

永徽六年（655年）冬十月，皇上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并立武昭仪为皇后。自此，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舅甥之情全然消解，一丝全无，而且心中十分怨恨这位老舅的“不合作”态度。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更是恨之入骨，只是刚刚当上皇后，摸不准长孙家族的势力和底细，暂时也没有动他。长孙无忌从此在朝中也处于半退隐状态，重大朝议再也插不上手。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一直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的许敬宗借一起朋党案件，把长孙无忌牵扯进去，诬称他构陷忠臣，伺机谋反。高宗起初闻言还真吃了一惊，说：“果真如此吗？朕舅为小人挑拨，不至于谋反吧？”许敬宗一脸忠心耿耿：“为臣我推究始末，反状已露，陛下以此为疑，恐怕不是社稷之福。”高宗流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如此事发生，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元舅又干这事，使朕愧对天下人！如果事情属实，怎么处理？”许敬宗答道：“房遗爱乳臭未干，与一女子谋反，能成什么大事！长孙无忌与先帝一起谋取天下，为宰相30年，天下畏其威名。如果哪天他忽然起事，陛下您派谁能抵挡他！为臣我从前也见过先例，宇文述与宇文化及父子都为隋炀帝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一夕事发，先杀不附已之人，为臣一家也惨遭杀害，其余大臣惶恐听命，不过数个时辰，隋室已亡！”听毕许敬宗这一番“推心置腹”又极有理的话语，前鉴不远，高宗又泣道：“阿舅真干出谋反的事，朕也不忍杀他，天下、后世将如何评论朕啊！”

这许敬宗也是贵族出身，明晓历史通义，马上说：“汉朝薄昭，也是汉文帝的舅舅，也有拥立之功。薄昭仅仅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让朝臣们身穿孝服齐坐于薄昭家门口哭吊活人，逼得薄昭自杀，至今天下以汉文帝为明主。现在，长孙无忌忘两朝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啊。他是司马懿、王莽一类人，陛下稍加犹豫，后悔无及！”一番话语，高宗深以为然。竟不加亲自推问，就下诏削夺长孙无忌太尉封号及封邑，流放黔州。

不久，许敬宗又派人到黔州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并逼令无忌自缢而死，抄没其家产，流放其子孙。以元舅之尊，定立之功，长孙无忌只因不赞同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竟遭杀戮，可见昏主遇诈妇，加之奸臣推波助澜，遗祸匪浅！

董昌：居功自傲不得好死

在唐昭宗时期，义胜节度使董昌苛政暴敛，非常不得人心。由于董昌进献的东西非常多，朝廷认为他是个忠臣，便不断加恩特颁，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并赐爵陇西郡王。

谁知，董昌竟然居功自傲，要求做越王，朝廷不允，董昌当然深感不快。此时，有人故意逢迎他说：“大王不如去做越帝？”于是许多逢迎拍马的人争相拥至董府门前，要求董昌称帝。被私欲冲昏头脑的董昌，竟失去理智，十分高兴，派人假惺惺地推辞说：“天时未至，天时一至，我一定会称帝，大家一起共享荣华富贵。”

此时，董昌的幕僚吴瑶、都虞侯李畅之等亦迎合董昌心意劝他称帝。因此董昌心里越发奇痒，再也按捺不住，召集部下商量称帝事宜。节度副使黄碣出于对董昌的关心，直言不讳地说：“如今唐室虽已衰败，但天下人仍未厌弃它。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由于辅佐周室而成就霸业的。大王您受朝廷厚恩，富贵已到顶点，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我宁做忠臣而死，也不当叛逆而活！”

但是董昌大怒，认为他迷惑众人，立即将他斩首，且将头扔于厕所，骂道：“该死的奴贼，竟欲背弃我，不等着做圣明时期的三公，却先来找死！”并杀死黄碣全家80余人，将之坑埋。

董昌又问会稽令吴镰的意见，吴镰说：“大王不做个真诸侯传给子孙，竟想当假天子自取灭亡！”

董昌又将吴镰斩首，并灭族。

董昌对山阴令张逊说：“我十分了解你，你很有才干，要是我当了皇帝，一定让你主管御史台。”

董昌

张逊却说：“大王兴起于石镜镇，终至建节浙东，任节度使，荣华富贵近20年，又何苦效法李錡、刘辟造反而被杀呢？浙东偏僻，位于海边，虽拥有六州之地，但大王若要称帝，大家一定不会听命，其时大王将徒守空城，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董昌怒不可遏，又将张逊杀掉。

董昌自认为眼中钉已经全部除去。

不久，董昌穿上皇帝礼服，登上内城门楼，即皇帝位，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强令群臣与百姓称其为“圣人”。

董昌给钱镠送去文书，告知罗平国帝位之事，并任命他为两浙都指挥使。

钱镠回信劝说：“你与其闭门做天子，不如做节度使，终身富贵！如今悔改尚不为晚。”董昌又不听。

后来，钱镠率兵3万来到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董昌，再拜后说：“我此次带兵前来，为的是欲请大王改过，即使大王不爱惜自己，乡里士民又有何罪，随着大王一起灭族！”

董昌见钱镠率兵前来，始觉害怕，送给他200万缗钱犒劳将士，并将首谋吴瑶和几个巫觋抓起来送交钱镠，自请皇上治罪。

于是钱镠带兵回去，将情况上奏朝廷。

朝廷认为董昌一向尽力上贡，如今所作所为，大概是受人挑唆，下诏免其罪，免官回家。

钱镠上表，认为董昌违背朝廷，不应赦免，请求派兵讨伐。朝廷下诏，委托钱镠讨伐董昌。

于是，董昌派人侦察钱镠军队的虚实，几次派出侦察之人，凡据实说明钱镠军队强盛者，董昌就大为发怒，将其杀掉，凡谎说钱镠军队兵疲粮尽者，则给予赏赐。

钱镠部将顾全武、许再思进军越州城下，董昌出城迎之，战败，环城固守。顾全武等趁机包围越州，董昌畏惧，去帝号，仍称节度使。

而顾全武猛攻越州，攻克外城，董昌仍坚守牙城。钱镠见牙城久攻不下，突生一计，派董昌的一名老部下骗董昌说：“奉皇上诏谕，令大王辞职返回故里临安。”

董昌一听，可以免除死罪，随即送出令牌印信，到清道坊住下。顾全武派武勇都监使吴璋趁机用船载董昌到杭州，在小江南将董昌杀死，一同被杀的还有董昌全家300余人和罗平国宰相李邈、蒋瑰以下300余人。

文天祥：舍生取义，死守气节

南宋状元郎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其父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文天祥

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宋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年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3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命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500人除4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3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他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往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淮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猛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文天祥后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元人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辗转万里，几个月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隰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副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宰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下，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快快处置吧！”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隰）。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恶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元世祖也没有强迫他下跪，只是说：“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朕，那朕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次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这一天，北风怒号，阴云密布，刑场上戒备森严。市民们听到文天祥将要就义的消息，自发集中而来，一下子就聚集了1万余人，把刑场团团围住。只见文天祥戴着镣铐，神色从容，来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他的妻子为他大殓时发现，他的衣带中有一篇文章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代忠臣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胡惟庸：中国最后一个宰相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李善长时年58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吗？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1373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1377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夺了刘基的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杨文裕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情牵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朱元璋大怒，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人。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禁烟英雄：林则徐死因之谜

1841年5月，清朝昏庸、刚愎的道光皇帝为讨好英帝国主义，将在广东查禁鸦片立有首功的林则徐罢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调往浙江军营“戴罪立功”。一个月之后，林则徐又被道光皇帝一道谕旨发配新疆伊犁充军。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初冬，65岁的林则徐被朝廷重新起用为钦差大臣。他带着儿子林聪彝和亲信幕僚刘存仁，离开了家乡福建，星夜兼程，直奔广西。当一行人路经广东普宁时，林则徐突然发病，且病情越来越重，不省人事了。

林则徐

林聪彝急得一时手足无措，幸亏刘存仁老成持重，差人飞骑赶往潮州，请名医连夜为林则徐切脉诊病。林聪彝亲自为父亲煎药，日夜小心侍候在旁。

三天后，林则徐的病情果然有了起色，这天一早醒来，他感觉腹中饥饿。林聪彝遂叫人到厨房传饭。此时林聪彝觉得心中石头已经落地，不觉浑身酥软，支撑不住。于是把父亲身边的小厮唤过来叮嘱一番，也就回房和衣躺下休息。

片刻工夫，只见新来的厨子从厨房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丝小米粥，这是林则徐平时最爱吃的食物。到了上房，那厨子也不进门，只是悄悄地呼小厮把粥递上前去。林则徐正斜倚在榻上养神，无意中睁眼扫了一眼那躬身退下的厨子，不由得心中一惊：“好面熟啊！”一边想着，一边拨开碗中银匙呷了几口粥，觉得粥味有点异样，惊诧之际，一张浮胖的黄脸又浮现在眼前，他猛然想了起来：那不是我在广州查办鸦片时，行辕内雇用的厨子郑发吗，自从自己获罪充军伊犁，他不是为洋人做饭去了，今天怎会到此？

待林则徐省悟过来，命人传唤郑发时，厨子早已不知去向了。林聪彝听到父亲房中一阵骚乱后，立即直奔上房探视。只见父亲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心里纳闷，可又不敢多问。当夜，林则徐腹泻不止，竟又卧床不起了。

到第四天，林则徐奄奄一息，命如游丝。这天傍晚，他躺在病榻上，伸出干枯的手紧紧握着儿子的手说：“聪儿，为父一生全力以赴，志在抗英御外……可恨壮志未酬，那班卖国贼仍在为非作歹，番鬼仍在我中华大地横行不法……为父死不瞑目啊！”突然，林则徐松开手，直起身子，指着前方大叫：“新豆栏，新……”话未说完就“咚”的一声倒了下来……

林聪彝见状，一头扑在父亲尸体上放声大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在弥留之际已经悟出了自己被害的原因：新豆栏（广州街名，是清代洋商聚集的地方）那伙发过鸦片财的洋商们，买通了厨子郑发，用巴豆这种十分厉害的泻药熬粥，下了毒手。

林则徐死后，广东一带就传说：有人亲眼看见在广州一家酒店，十三洋行总头目伍绍荣手下的一名亲信与郑发窃窃私语，桌上有一堆白花花的元宝……

有关林则徐暴死的原因，还有其他说法，有人认为林则徐是病死的。因为当时他已经66岁高龄，身体虚弱，平时又患有痔疮和心肺旧疾，加上在寒冷的冬天，日夜兼程，辛苦颠簸，一路上得不到良好的休息，病情因此而加重，经医生治疗，结果也无法挽救而死。但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100多年来的一个谜。

改良领袖康有为：离奇之死千古谜

一提到康有为，人们就会想到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有人认为康有为是“先进的中国人”，有人认为他是国学大师，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清末资产阶级不折不扣的改良派领袖和保皇派首领。

大清帝国消失16年后，康有为在自己七十大寿寿筵的前一天，收到溥仪派人送来的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时，受宠若惊，甚至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挥笔写下“谢恩折”，但这是他最后一次给他心目中所谓的“皇上”写“奏折”了。

寿筵后的第十天，也就是1927年3月18日，为躲避北伐军的锋芒，康有为带领全家从上海搭船赴青岛，住进了他先前在青岛购买的“天游园”别墅。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能在青岛会友人吃家乡菜，谁都是高兴的。根据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对康有为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了解到，饭后康有为意犹未尽地喝了一杯橙汁。不久，便腹痛难忍而归家。夜间，呕吐不止，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

30日，康有为自以为毒已清除，晚间还观了天象。但31日凌晨2时，康有为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31日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七窍出血”应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康有为真的是如日本医生所言是食物中毒吗？如果是中毒，是无意中毒，还是有人故意投毒呢？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人们有着种种的猜测，似乎都在暗示一种可能，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

康有为

那么，又究竟是谁毒死了康有为？关于康有为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来自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一种说法则说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了四个刺客来刺杀康有为。慈禧曾赐给一个叫巫仿的刺客10万两白银，命他刺杀康有为。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时，曾下诏赦免一批戊戌获罪人员，但康、梁不在赦免之列，慈禧也许是一直没有原谅康有为，但也再无更多的证据可证明慈禧在死后还不依不饶地要置康有为于死地。再说康有为晚年时，不一直在支持清室复辟吗？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即使不能一笔勾销，也不至于还得索命；还有一种说法则说是日本人下的毒。但种种的说法均无实据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