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俄国掀起了颇具本土特征的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位参与者十分引人注目，他公然宣称：“现实主义者是普通的观察者，象征主义者则永远是思想家”，认为“任何一个最小的象征主义者都比最大的现实主义者高明”。这位口出狂言者就是康斯坦丁·巴尔蒙特。20世纪初，他凭借自身作品之精湛的技巧、深沉的思想和狂野的力量，成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诗人之王”，更由于其诗作中华丽诡谲的音乐性所带来的魔幻效果，巴尔蒙特又被誉为“诗坛上的帕格尼尼”。

巴尔蒙特出生于1867年6月4日。父亲拥有一个不太大的庄园，是一个算不上富裕的地主，却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猎手；母亲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根据诗人的回忆，母亲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她将儿子引入“音乐、文艺、历史和语言的世界”。作为一名早慧的天才，巴尔蒙特在十岁左右就写下了不少抒情诗。不过，这些少年习作多半是模仿柯尔卓夫、涅克拉索夫、莱蒙托夫等诗人的风格。1890年，巴尔蒙特在雅罗斯拉夫出版了处女诗集，作品较多地流露出民粹派那种“公民的悲哀”的情调，艺术技巧也缺乏自己的个性。因此，它并没有给诗人带来预期的喜悦。这次失败的出版使巴尔蒙特陷入沮丧与颓唐之中，他几乎毁掉了当时所有的版本。

1905年，巴尔蒙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的编辑工作，写了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讽刺诗。据他的妻子回忆，当时的诗人“沉浸在革命的热情”之中。沙皇的倒台使巴尔蒙特感到振奋、欢欣，他积极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之中。不过，十月革命以后，巴尔蒙特放弃了以前激进的立场，反而站到了右翼的一边。在巴尔蒙特的心目中，革命总是与令人神往而又难以企及的美联结在一起的，它越是魔幻，越是离奇，越是惊险，越是浪漫，便越是高不可攀，更有可能散发诗意的光彩而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然而，一旦革命成为现实以后，它与之俱来的粗粝、丑陋和恐怖也必然与诗人唯美的天性相冲突；同时，象征主义诗学本身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也诱引着他对此岸世界有意无意的拒斥。1920年，巴尔蒙特申请出国旅游，从此一去不归，开始了长达22年的侨居生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侨居生活给诗人的生活和创作带来的更多是负面的影响，去国的迷惘、痛苦、忧郁，加上物质生活的匮乏，为诗人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病态的阴影。1942年12月24日，巴尔蒙特逝世于巴黎。

巴尔蒙特最初两部诗集出版的时候，正值俄国象征派萌生和形成的时期。巴尔蒙特仿佛注定要成为它的首领之一，诗人轻而易举地告别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风，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们认为自己是为“甜蜜的音响和祈祷”而诞生的，在他们看来，“诗，在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写诗，文字的音乐——这仅仅是祈祷在我们心灵里所采取的形式之一”，“所有真正是诗人的人的所有的诗——都是祈祷”。有感于“最后的神秘精神正在熄灭”，他们呼唤象征主义从现象背后涌现出来，“使诗的风格、诗的艺术实质变得崇高、晶莹、剔透”，让人通过语言表面的流动，充分感觉和体味另外一种更为深邃的思想之嬗递。

不过，巴尔蒙特之声名的真正确立则有赖于1903年出版的那本“象征之书”——《我们将像太阳一样》，题词为古希腊神秘主义哲学家阿纳克萨戈尔（约前500—前428）的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在这部诗集中，巴尔蒙特不断重申太阳战胜黑暗的主题。对巴尔蒙特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感受到真实的、灿烂的太阳之存在。诗集《我们将像太阳一样》的出版，在象征主义诗人内部引起了一场骚动，太阳成了划分阵营的标志：一部分人赞赏，一部分人反对。赞赏者如别雷宣称：“追随太阳，追随太阳，爱好自由的我们奔向蔚蓝的天空。”反对者则有吉皮乌斯及其追随者，这位女诗人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一首诗作命名为《我们将不像太阳一样》。

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巴尔蒙特认为，诗人的限度——就是无限，诗人的思想——非理性。在这一观念驱使下，诗人开始倾心于对诗歌的暗示、象征、比喻以及寓言、神话性地探索。他的诗歌中的形象逐渐成为谜语般的神秘的片断，呈现了某种印象主义式的特征：

我用幻想捕捉正在消逝的影子，
熄灭的白昼拖拽消逝的影子。

幻想、影子和对影子的捕捉，凸现着诗人极具个性的抒情形象。多年以后，诗人在《分裂的远方》一书中依然坚持这一观念：“我们的感觉——唯有影子，那些真实之幻梦的影子。”面对“沉默的悲哀行将燃尽的云朵”，诗人进一步感慨“我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奔波中，生活在永无终结的惶惑里”。

此外，诗人内心深处毕竟还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神秘的美：“在这个奇妙的世界，我们奔向一无所知的美！”对他而言，美即生活的目的，即意义。它超乎于一切善与恶之上。美是诗人永恒的偶像。可以说，美与幻想堪称巴尔蒙特诗歌创作中两个最基本的韵脚。信任幻想，忠实于幻想，以及对现实的抽离，则是诗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作为永远“生活在别处”的诗人，巴尔蒙特不愿靠近庸俗的现实。为维持这一傲视尘世的个性，巴尔蒙特为“我”设计了多种形象，其精巧奇妙和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把握，“啊，是的，我是选民，我是智者，我是祭司/太阳之子，我是诗人；理性之子，我是国王”。当然，在巴尔蒙特身上，美不是单一的、纯然的，而是复杂的、丰富的，有时，同时并存着上帝与恶魔的双重力量。为此，他在诗中制造了不少悖论，赞美太阳，又迷恋黑夜；爱好和谐，又歌颂混乱；追求安谧，又渴望运动。诗人自己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为了看到天空，我沉入到底层。”他力求在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让不能调和的东西在诗中相互包容，神圣与堕落握手言和。

与其他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巴尔蒙特对远古的神话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不过，巴尔蒙特的诗歌神话并不是通过情节与结构建立的，不善叙事的诗人对内宇宙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外宇宙的注意：“个体的灵魂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抒情才能构筑一个个神话般的内心世界。为此，他终其一生都在不倦地寻索着内心的变异和转折，在瞬间里捕捉永恒：

我不懂得那对别人合适的明智，
我编进诗中的全是倏忽即逝。
在倏忽即逝里我观察整个世界，
它充满变幻不定的彩虹游戏。

诗人越过逻辑和理性的囿限，在非理性中挥霍才情，在一粒沙中观察世界，以刹那来把握永恒，重视每一个瞬间的游戏，将一切暂时的东西写入诗中。因为，他深深地懂得，真理向诗人的敞开只在片刻之间，它敞开，稍纵即逝，让位于对新的真理的发现。而这一个个瞬间对真理的触及，也就逐渐转化为诗人的内心生活，那灵魂深处的激情之迸发，给出“那最初的亦即最真诚的”启示。

安年斯基曾经这样评价巴尔蒙特语言中的音乐潜能：“在巴尔蒙特那里，存在着对魏尔伦式的回应：音乐高于一切。”巴尔蒙特的诗歌就像水源富足的音乐河，诱惑着读者进入其中去畅泳一番。音乐总在他的作品中自如地流淌、漫溢，诵读那些诗歌，仿佛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乐谱总汇之中。在俄罗斯的音乐宝库中，有将近500首浪漫曲是由巴尔蒙特的作品为蓝本加以谱写的，为之谱曲的则有塔涅夫、拉赫玛尼洛夫、普罗柯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格利耶夫、梅雅斯可夫斯基等一流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