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逸事

在签过合同后，我搬进了单位租给我的亭子间，这意味着两年独居生活的开始。

无室无家，天马行空。朋友同事俱羡慕我这婚前的逍遥。

亭子间所处的地段不错，往东可走通四川路，往南可穿到南京路，都是灯红酒绿的繁华之处，然而，所谓的亭子间并非像三毛想象的那般美丽，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庭庭芳草犹如风景区或公园里的亭子，而是坐落在狭弄里的一间无煤无卫破檐衰墙黑房间，典型的72家房客之所在。

按照一纸地址找寻进弄时，从洋房区跑出来的我便有了几分害怕，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坚决打击流窜犯！”“坚决制止卖淫赌博活动！”印有照片的法制宣传布告赫然张目，我活像到了美国纽约的第42街。门口的化粪池散发出阵阵恶臭，便客们旁若无人地拉着门襟进进出出，我的房间在第二排第四间，门口像杂货店似的，公用厨房间和一高一矮的两个水斗夹出一条必须侧身才能通过的过道，暗无天日的木板楼梯犹如峭壁悬崖，吱嘎走过时令人不寒而栗，爬到半路一个趔趄，伸手一撑，竟又撑开一户人家，对门亦是一家，想不到半楼之间，还有这么多“道场”。我的亭子间倒是堂堂正正的二楼，但却为一架木梯和一只畚箕挡住门道，原来二楼除三户人家不算，半空中还悬有一个“有巢氏”。门洞开着，蜘蛛网张挂在被煤烟熏黑的木板上，这就是我一个人的“家”了。

同伴们帮忙，刷过一遍石灰后在墙上敷上一层牛皮纸，再贴上各种招贴海报挂历图案，顿时美女如云，头顶蓝天，坐拥山城，骤然间旧貌换新颜，变出了一个大千世界，花花世界。大家极为兴奋，有好事者出主意，在天花板上书上“花天”两字，在木地板上书下“酒地”两字，花天酒地逍遥之宫，众人相约隔一个月到此聚会一次，以为吹牛交流之地，同时不妨在门口写一块“某某办事处”的木匾，以示干的是革命工作。

一张床，一张书桌，四把椅子，加上一盏节能灯，犹如1930年代那些蜗居一角的“海派作家”，我从此便生活在此斗室之中，读书摇笔。

第一天

清晨，当我从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第一次醒来时，煤烟和着弄口化粪池的臭味从窗缝间飘来，各种吆喝声，洗涮马桶声和能带动屋子一起震颤的火车滚动声响成一片，清晨其实很早就开始了，隔壁的媳妇半夜里和丈夫打起来，嚷嚷要上派出所离婚，而现在，又听见她用别一种腔调津津乐道昨晚看的电视连续剧——阴晴转换是何其容易。一个老太婆正沙哑着嗓子喋喋不休地骂孙女，但是，当一个嬉耍的男孩子欺侮她孙女时，便马上火力转移，找上门去骂他父母八辈子祖宗，直到对方求饶。还有那个嘴里总含着一口痰的八伯，因为楼上的“小瘪三”几次三番扔烟屁股下来，已趿拉着拖鞋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居委会。

撩开窗帘，见对窗的老太正点燃香烛做早晨的功课，回过头来笑吟吟地望着我，一副慈眉善目菩萨相；斜窗的那个小女孩则用一种怀疑而好奇的目光偷觑我，显示出一种被意识的距离，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片“近视”的风景。

我提着热水瓶下楼去“老虎灶”泡水，我曾经以为“老虎灶”已经在这座城市里绝迹，想不到在那些四通八达的弄堂里，还埋伏着不少。在百来米的弄堂过道上，我依次走过修鞋摊、修锅摊、理发铺、烟纸店，以及为饭馆拔鸡毛煮鸭子的个体户，同背着小包叫唤“药水药片有”的药贩子擦肩而过，和提着网兜嚷嚷“钢精锅子面盆调”的非法粮票收购者迎面相逢，最后差点撞上“笃笃笃”敲着竹竿一路走来的算命先生——新生活的晨景迅雷不及掩耳地向我撞来。

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曾经被我挪走的畚箕又回到了房门前。八点半，当我再次出门时，又多了一把扫帚和一只啤酒瓶。9点钟，我被隔壁的大爷告知每月的水电费计算方法。10点钟，居民小组长陪同户籍警来查房，我被警告留宿客人3天以上必须通报。凡此种种，我被笼罩在72家房客的大小法则统治之中。注意不被步步为营的领土争端所吞没——新生活的夜景向初涉独居的我昭示。

美食圈

因为没有煤炉，最主要的是因为连放煤炉的地方都没有，我的三餐便只能借助于食堂和各种点心铺子，好在这一带是有名的小吃街，“兰州拉面馆”和“北方水饺店”隔三间五，夹杂着羌饼摊、馄饨铺和煎粢饭糕的炉子，整日里热气腾腾，吆喝声一片，头一餐吃的是拉面，一块钱三两一大碗，黄黄的面，青青的香菜叶再加上红红的辣酱，叫人垂涎欲滴，加过硼酸的汤锅下出来的面别具一种风味，拉面的细阔由食客自便，我迷上拉面整整有三个月，直到面有“拉面色”，一嗅拉面味就要反胃。第二道主食是“北方水饺”。弄堂斜对面新开一家“水饺店”，从开张之日起，我就成了座上客，也因此同老板混熟，每次我一露面，卖筹的老板便会吆喝伙计，“三两，多放几个”，这种犹如“皇上驾到”的感觉令我好不得意，水饺自然吃得不少，时间一长，我干脆同老板商量，让他闲时让伙计把水饺送上门来，我每月多付5块钱包费，这样我便可以放心睡大觉，而不用睡眼惺忪地每天为一顿早饭操心了。

逢上附近一条街举行美食展，我更是大饱口福，从排骨年糕到燕皮云吞，从海棠糕到鸡血汤，以及各种烹煎油炸的货色，我从开幕之日起一样样吃下来，直吃到降下帷幕。杂烩之众，肚子里也足可开一个小小的美食林。

夜来无事，房间里没有电视机，便隔窗看别人家的电视，倒好，他们各家只能看一个，我端把椅子一坐，却可以同时看一排，各个频道，任我选择，岂不快哉。肚子饿时，便上街去吃宵夜，此时正是各处游击摊出击的黄金时间，凉风习习，香味阵阵，摆在人行道上街沿的大排档已是人头攒动，不知怎的，此时便是一盆炒青菜，一碗豆腐汤，也叫人觉得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鲜美，情不自禁地坐将下来，有关美食的情境学倒是大可琢磨。

更有趣的是吃宵夜时还可见到各色人等，听到各种趣闻逸事，赶火车的，中班下班的，贩夫走卒在这里围炉夜话，竟感到分外的亲切。两个陌路相逢的过客喝过酒后结伴去赶火车，仅仅一顿饭的工夫，便使人回复到最初的本性，忘记了人世间所有的险诈和欺骗。生活虽然艰辛，但当人们善良相待时，也聊可遣兴。作为旁观者，目睹这一切，我无比的感叹，许许多多的小人物，琐琐屑屑的小事情，却组成了一部厚厚的、复杂的生活辞典，令我望之兴叹。

女邻居

三层阁上的“有巢氏”是一位倒三班的纺织女工，不知何故也一人独居，只记得她母亲偶尔来时，正赶上我们一伙直着嗓子大唱流行歌曲、民歌小调以及各个时期的革命歌曲，破坏了她女儿的睡眠，于是敲进屋来，很“乐开”地扬扬手说：“阿姨是音乐老师，改日专门给你们开场音乐会，但现在请你们的嗓子休息一下，因为上面有人做夜班。”因为话说得“懂经”，我们便响应号召，中断了音乐会，只是再不见她来过，许诺过的音乐会自然也无从开起了。我同“有巢氏”姑娘仅打过几次交道。第一次是收水费，隔壁老头嘱我把水费交给她，水费是七角六分，我没有零钱，便将八角整放在她怯生生摊开的白掌心里，她说用不着这么多，又将1角钱放回我同样怯生生摊开的掌心里，我们甚至没有一点必要的皮肤接触，但对两个年轻异性来说，却仿佛进行了一次无言的交流。第二回是姑娘要下楼来，刚巧平时给她拿扶梯的老爷子外出，其他邻居也都不在，姑娘急叫了半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房客便冒冒失失地开门去给她端扶梯，抬头的当儿，姑娘赶紧捂住了裙子，颀长的腿走下扶梯，说声谢谢，姑娘脸却红了半边。也许是因为我房门上贴着“双猫图”的缘故吧，那只小花猫总像倚门卖笑的妓女那样蹲在门槛上，有一回它终于大着胆踅进小屋来。正好那天姑娘兴致好，想逗猫，便走进我屋来捉猫，同时不好意思地冲我一笑，见我正读书，出去时悄悄地带上了门，我们这两个异性独居者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对方，犹如《十字街头》里那一对一板之隔的男女，也许因为有了一双异性的眼睛，简陋暗淡的小屋才跟着有了年轻的骚动和想象，寂寞的日子才不再枯燥。直到有一天，“空中阁楼”“砰砰嘭嘭”响过一阵，油漆一新的房门上贴出两个“囍”字，也不知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姑娘结婚了。新婚第二天早晨，云鬓散乱的新娘端着尿盆颤悠悠地扶着楼梯下来，紧跟其后的新郎横眉怒视我的小屋，我的心情是无名的失落和悲哀，生活在我的感觉中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苦难和重复。从此，我便不常去小屋居住了。

72家房客式的独居生涯，使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人们面对面也要大着嗓子说话，那是因为拥挤狭窄的日常生活需要一种情绪的超大释放；年复一年，彩电冰箱入主其内，电话机铃声也像蟋蟀鸣叫那样从楼板间响起，商业区已四面包围，而房子却没有改变，那个每天对着香烛默哀的老太，那个每天观察着破油毛毡上的金鱼缸的老头，还有那一群群晒太阳的老人，他们是否感到生活增加过什么。

他们的孩子感到了，因为高楼正从旁矗立。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