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友诗话》考探

——兼论王易的早期诗论

段晓华 赵宏祥^[1]

王易是民国时期较为重要的学者与诗人，他一生的主要诗学活动，除了在胡先骕主导的《学衡》文苑中发表了较多的诗词，以及任教中央大学期间与黄侃、汪辟疆、胡小石、汪东、王瀣等人的唱和联句以外，其他几乎不为人所关注。再加上他一生转徙各地，任教数校，导致遗稿大多散佚，更给今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笔者先前撰写《王易先生年谱》^[2]之时，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曾注意到一篇名为《我友诗话》的文章。该诗话刊登于民国初年的杂志《小说丛报》上^[3]，署王朝琮笔述，汪笠云评点。王朝琮即王易的谱名，笠云则为汪辟疆字。该诗话正文前有汪辟疆的题诗、王易的弁言，以及当时《小说丛报》主编徐枕亚的题诗。汪辟疆所题之诗，原无题，后来经过程千帆先生整理，已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汪辟疆文集》的《方湖诗钞》中，题目为“题晓湘诗话”^[4]。但是，《我友诗话》一文多年来却被相关研究者所忽视，从未提及。这次笔者研读王易的《我友诗话》，希望能够从中提取一些值得关注和考探的文献材料，进而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王易其人，以及厘清汪辟疆等诗人早年的诗学活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思路。此外，通过细读诗话，也可以进一步明晰和丰富王易的早期诗论。

一、《我友诗话》的主要内容

《我友诗话》分别连载于《小说丛报》1914年第5、6期，1915年第7、8期，详细地记录了王易自1905年至1911年间的学诗历程及以诗为媒介的交友经过。在诗话前面的弁言中，王易是这样说明的：

余素不善交接，虽历年以来，奔驰南河北蓟间，而心契者仅数人耳。之数人者，与余交数年，未尝以形迹拘，故余亦可处之而无间。余好为韵语，诸人亦雅与余若。平居剪烛，共话诙谐，谈笑无不率真，人咸目为雅人，而余则以弃才自呼也。余历数校，得友如汪、袁、周、林、程、姚，诸子皆以文词为媒介者，虽性情各别，要皆轨于正道，不可以凡俗观。迩年居太学，日夕相聚，聚必然有言，言必有旨，因恐日久而或忘也，爰笔述其略，而名以《我友诗话》，拉杂俚鄙所不计也。辛亥冬月。

据引文所署时间，可以得知，诗话作于1911年冬。在诗话一万余字的篇幅中，王易详细地记录了自己求学期间的行踪及与以汪辟疆为代表的友朋之间的诗学交往。“因恐日久而或忘也”，王易“爰笔述其略”，根据六年间的一些经历见闻，写成了这部诗话。

因诗话是分段连载于《小说丛报》，经收集整理，兹将每段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段（1914年第5期）：记1905年（乙巳）至1909年（己酉）春之事。1905年王易随父往河南开封，入高等学堂，结识袁霖庆，在与其交往中，始学为诗。后1906年（丙午）迁客籍学堂，又结识汪辟疆。至1909年（己酉），三人同入京师大学堂。

第二段（1914年第6期）：记1910年（庚戌）春季之事。时王易自作《效玉溪生无题》三十首，并结识同在京师大学堂求学的林庚白、程凤笙二人。因这部分主要讨论“艳体”诗，所以大多摭取诸人“艳体”，以为示例。

第三段（1915年第7期）：记1910年（庚戌）冬至1911年（辛亥）春季之事。1910年冬，王易将其1906年（丙午）以后的诗结集，邀汪辟疆、林庚白、程凤笙、袁霖庆、姚鹓雏为其题赠。同时，赴固始结婚。次年春，与上述诸人倡议诗课，相互评骘作品，拟共刊《太学题襟集》。

第四段（1915年第8期）：记1911年（辛亥）一年之事。年初之时，汪辟疆为诗有“清明之变”。辛亥革命爆发后，王易与“汪、袁、周，诸子连袂返汴”暂寓开封，期间王易与汪辟疆比邻而居，多有唱和，年末分别。

除了王易本人的记述外，诗话原文中还以括号标出了十一条汪辟疆的批语，并附有圈点。根据诗话结尾所述：

未几，汪子行期至矣，余弟皆有诗送之。惟是日余无兴，故亦无语，一鞭残照，人在天涯，文字因缘遂尔暂止，而是录亦辍矣。

可以得知，1911年末，王易与汪辟疆在开封分别。此后1912年冬，王易随父王益霖返回江西宜春，1913年初，王益霖去世。安葬其父后，王易挈家移居南昌，任教于多所中学。而汪辟疆于1911年末，因父汪际虞调至河南商丘，遂与王易相别，1913至上海，1915年因父丧回乡，1918年前后才往南昌心远中学任教。从这时期二人行迹来看，可以发现，从开封一别至南昌重聚，二人应从未见面或很少见面。那么，结合诗话的发表时间，不难推断，汪辟疆评点《我友诗话》的时间应当不晚于1911年末，也就是两人在开封比邻而居的那段时间。

此外，诗话中还随文收诗八十多首，主要作者为王易、汪辟疆、林庚白、程凤笙、周维华、姚鹓雏、袁霖庆等。这些诗在文中作为例证或者补充，从另一方面丰富了诗话的内容。例如其中王易名下有诗十八首，之前全部未经见载。汪辟疆名下有诗十六首，仅有三首收入《汪辟疆文集》之《方湖诗钞》中。2011年出版的《汪辟疆诗学论集》中虽设《方湖诗词补遗》，却依旧未将其收入。对于这部分诗作，今后还将以专文进行考探。虽然就作者而言，这些诗作仅属少作，创作或许还很不成熟，但从辑佚和考探生平的角度来看，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如能进一步分析这些诗作，那么必将得出新的结论，对时代交替之际的青年学人的诗歌创作倾向和诗中所传递的诗学情趣，也将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我友诗话》的文献价值

《我友诗话》翔实地记载了王易、汪辟疆以及林庚白、胡先骕、姚鹓雏、程凤笙等人的一些行迹，这部分内容是探究他们早年经历及诗学交往的重要材料，有着较高的诗学史料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诗话是王易早年经历的唯一记录，记载了王易求学、生活详细经历以及其父王益霖任职河南的一些情况，具体为下列两点：

1.王易早年求学的详细过程

在细探此诗话之前，学界对王易随父王益霖任职河南及早年求学的经历并不清晰。已有的说法基本是沿袭秉志《王益霖传略》^[5]及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6]，然而此二文对于王易父子在河南时期的记载不仅十分简略，更缺少具体时间等细节，仅是如秉志“王益霖……始檄署固始县，寻补封丘”及胡先骕“王晓湘（易）兄……少年随宦入汴入客籍学堂，与汪辟疆为同学，同考入大学预科”这样简略的描述。

而《我友诗话》则明确了每一事件的具体时间，真实而有力地还原了王易部分生平。如：

袁子名霖庆，字琅轩，又号练湖，江宁人。乙巳年，与余同肄业于豫省高等校……

丙午之冬，余迁入豫河旅校，因是得识汪子笠云……余自戊申五月后，心绪纷乱，无意词章，搁笔几及年余。是岁冬，毕业于旅校，明年春偕汪袁诸肄业太学，离家千里，不无怊怅。

由此可知，王易于1905年（乙巳）进入河南高等学堂就读，时其父王益霖正任教于该校。1906年（丙午）冬，又入豫河旅校，至1908年（戊申）冬毕业。1909年（己酉）春，始入太学（京师大学堂）。王易在诗话中所称的豫河旅校，就是河南客籍高等学堂。据河南一些早期教育史料显示^[7]，河南高等学堂学生名额初定两百人，客籍学生占五分之一，多系外省任豫官员、候补官员子弟。1905年按当时学部规定，以这部分外省生源，另外成立了河南客籍高等学堂。^[8]

2.王益霖任职河南固始及王易结婚时间

在秉志所作的传中，记载了王益霖曾任河南固始知县，又改任封丘知县。关于其父任职封丘的情况，王易于1912年所结《镂尘词》^[9]中已有相关记载，如《减字木兰花·封署古唐槐》《眉妩》^[10]等词，但是其赴任固始的时间却一直无从知晓。现据《我友诗话》记载：

庚戌冬，奉余家电，赴固毕婚，盖是时家君权篆固始……

可见，1910年（庚戌）王益霖始任固始知县，这与秉志为其所写传中1903年（癸卯）以进士赴河南“一志执教，逾七载方才补官”的记载基本吻合。又1912年《镂尘词》中，王易有词《五彩同心结·内子生日》，据此推知其结婚时间当不晚于该年，而《我友诗话》进一步确定了王易结婚的具体时间为1910年冬。

细致考探《我友诗话》，并与相关传记、诗词结合，形成紧密的证据链条，成为笔者研究王易其人行年的重要途径，为撰写《王易先生年谱》提供了可靠材料。

其二，诗话极为详细地补充了汪辟疆早年生平中不为人所知的一些经历，其自1905年至1911年的基本行迹如下：

丙午之冬，余迁入豫河旅校，因是得识汪子笠云。笠云名国垣，一字辟疆。彭泽人，性倜傥有卓荦不群之概。

八月武昌师起，侨居都门者，咸皇皇不自绥，出京者踵趾相接。太学亦暂辍课，同学多返里者，余亦随汪袁周诸子连袂返汴。于九月六日出发，初八抵汴寓，次日即重九也。

余居汴垣，寓驿馆街，汪子寓袁宅街。适汪子隔邻有空宅，乃邀余徙居，余从之。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记载称汪辟疆进入河南客籍高等学堂的时间是1903年^[11]，但以《我友诗话》与《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所载《记河南高等学堂》一文相互比对，可知汪辟疆进入河南客籍学堂的时间应不早于1905年。又《汪辟疆文集》的《方湖诗钞》中曾录有《出都》一首：

一觉春明梦未干，仓皇幞被又桑干。回天肯信终无术，来日相看果大难。

煮薪豆萁空自泣，处堂燕雀又相安。前途去去知何似，歌哭行看办钓竿。

“春明”典出唐代长安春明门，后多泛指京都，用以呼应题目，“仓皇幞被”实写出行的境况，诗中“回天无术”“来日大难”“煮薪豆萁”“处堂燕雀”等词或可理解为勾勒时局。若联系《我友诗话》中避乱出都的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的汪辟疆、王易等人出于担忧变乱，联袂仓皇出京，离京后学业未卜，也就不难得知汪辟疆为何有“前途去去知何似”的喟叹。可见，以《我友诗话》提供的时间、事件为基础，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汪辟疆早年诗作，理解其创作本事及心态创造条件。

其三，《我友诗话》也是目前记载王易与汪辟疆、胡先骕、林庚白、姚鹓雏、程凤笙、周维华等人诗学交往的最为翔实的记录。其实，有关“京师大学堂诗人群”的交往酬唱活动在学术界已经引起一定重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12]该群体除了王易集中提到的诗人之外，还包括梁鸿志、黄秋岳、朱联沅、黄有书等人。此前，有关这些诗人相互投契、共同研习诗艺的记载，往往模糊而简略，甚至被这些诗人自己所忽视，如汪辟疆《小奢摩馆脞录》、林庚白《孑楼诗词话》和姚鹓雏《止观室诗话》都有涉及，却往往简略：

汪辟疆《京洛题襟集》：

余蹇踬风尘中，谬有以能文相推者，顾真能知者，亦殊无闻，在河南时，周子公阜、王子晓湘……相为解难，颇不寂寞，入都以后，姚鹓雏、林忏慧、胡雪抱、胡诗庐、程凤笙诸子，昕夕论文，一时投赠之作繁然。^[13]

林庚白《孑楼诗词话》：

北大同学与余共负笈者，有姚鹓雏、胡步曾、黄有书、汪辟疆、王晓湘，皆工诗。^[14]

姚鹓雏《止观室诗话》：

昔居京师，与桂林周公阜维华、闽县林浚南学衡、彭泽汪国垣笠云、黄仲通有书、程家桐凤笙谭艺最乐。时复言诗，每一韵成，相与持稿传观，爬梳利病，至夜深不休。^[15]

在此之后，胡先骕写于1950年的《京师大学堂师友记》，虽然回忆翔实，却基本不涉及当时众人唱和酬答、切磋诗艺的过往。而《我友诗话》一方面是目前所见诸作之中，记述最为翔实者，弥补了学界对于这些诗人早年诗学活动认识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诗话所记录这些诗人早年的诗作与诗学倾向，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各自诗学历程的演变和发展。

三、《我友诗话》中王易的早期诗论

诗话中，王易的诗论主要集中在对所谓“艳体”的分析之上，他在诗话第二段开篇写道：

艳体本于《国风》，厥后《楚辞》承其源，以哀时嫉俗之志，托之香草美人，《十九首》复畅其流，言近旨远，开后世艳体之宗。有唐一代为艳体者，颇不乏人，八叉、昌谷如其尤者也，而玉溪之律，尤为唐代二百年之冠。盖玉溪学杜者也，学杜而不泥于杜，以香艳绵丽之词，寓悲愤讽刺之意，恢恢乎有风骚遗响焉。以视致元微之之流，其相去讵可以道里计耶。余素不作艳体，然有动于中，无由抒发，庚戌春乃傚玉溪体作《无题》三十首，用上下平全韵，阅一来复而成。以示相识，多莫解其意，余亦不欲人知，然恐人或以风月绮语见目，乃于小序中浑言之曰：“美人香草，屈灵均寄恨无穷，铜柱扶桑，杜子美悲怀莫喻云云。”

此处，王易从诗史的角度，阐释了他对“艳体”的理解，随后更列举了他和林庚白等人所作“艳体”诗数首以为例证。诗话里所提及的这一类“艳体”诗，形式主要为七律，有的甚至联章数首，多以李商隐、韩偓为模范，字句工丽雅致，情绪往往低落惋恻。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以香艳绵丽之词，寓悲愤讽刺之意”，用字华丽而富于寄托，接近李商隐朦胧而多义的风格，故有“以示相识，多莫解其意”之云。在清末民初，这种类型的诗作非常流行。处在中西交融、新旧交替之际，大批文人士子目睹时艰，却进退无据，这些饱受旧式教育的文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自身角色一时难以转换，其所表达出来的情绪，一方面，对旧有制度的崩溃尚留有惋惜和悲愤；另一方面，虽对新时代、新文化怀有不甚理解之期待，但对自身价值与前途却难以把握，故感到迷茫焦虑。于是，朦胧多义的“艳体”诗便成为写心表意的最好载体，其绮丽绚烂之辞章，可以尽其才；其委屈深沉之寓意，可以写其怀；又往往夹杂风月韵事，用来包裹文人们的不安与空虚；如此种种，杂糅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表达需求。当然，情况并非那么单纯，其中，用义深郁、写军国大事者，有如陈宝琛写于1895年的《感春四首》；用义浅显、写个人遭际者，则如魏秀仁所作最早刊刻于1888年的小说《花月痕》中收录的大量诗词。

几乎与此同时，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异军突起，在这时期的诗坛上占领一席之地，学其诗风者，数量也比较可观。这一诗派的宗尚正如樊增祥自道：“余三十以前，颇嗜温、李，下逮西昆，即《疑雨集》《香草笺》亦所不薄。”^[16]一些诗作辞采浮艳，至有“樊美人”之称。晚唐诗派这类“艳体”作品的流行，与陈宝琛、魏秀仁等人所创作的各类“艳体”诗，共同构成了当时诗坛的一道旖旎风景。

值得注意的是，《我友诗话》发表的载体，正是受到小说《花月痕》影响巨大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徐枕亚所主编的刊物《小说丛报》，其中所传递的文学倾向，可谓不言自明。事实上，翻检这时期的《小说丛报》，其中诗词占有很大篇幅，且相当数量都带有这种“艳体”的特征。这些诗词，虽然写得流畅华丽，但其内容多浮廓肤浅，反映出当时人们所作“艳体”的普遍水准。对此，诗话中王易除了提出诗的外在要“钅曾钅厷嘹亮”“凝练流丽”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要深于蕴藉，重视诗中的寄托。他指出：

艳体之宗国风，已如前说矣，然仅绮罗脂粉，言中无物，言外无意，则亦无足重轻。譬之画洛神，清婉迥翔中仍不可不有凝重之气，肌丰肉研，自是美貌，然可无骨乎。世之学义山者伙，然每流于浅薄，而失其深厚，甚者竟以《香奁》视之。是犹婢学夫人，适形其丑耳。苏长公曰：“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吾于义山亦云。

世多以王次回《凝雨集》为《香奁》，此不善读《凝雨》者也，次回盖亦学义山而稍变其格调耳。集中如《个侬》诸作，未尝不似《香奁》，但细味其词，绝不仅男女悦慕而已。如“谗唇激浪稽千尺，妒眼成城绕一周”之句，必别有所指，盖次回诚笃人也。夫人之殁，悼之再四，重于内者，必不务于外也。袁简斋竟谓嗣次回者惟香亭。噫，香亭何人，而足与次回颉颃乎？使次回地下闻此言，亦必颔首微笑曰：“王子知我。”

通过这段论述，可以进一步理解王易对于当时“艳体”诗所持态度。从诗话中提及的王易1906年（丙午）以来所结《虚明室诗录》所收的《丁未杂感》《感时》《闻复海军》《无题》《咏史》《游仙》来看，王易在作诗时，的确是有意效仿李商隐的风格，至于是否达到了其所推举的“清婉迥翔中仍不可不有凝重之气”，则从汪辟疆的评价中可以略窥一二：

今筱香所处之时，未知视古诗人何如，然每读《丁未杂感》《感时》《闻复海军》《无题》《咏史》《游仙》诸什，讽刺之余，幽而能出，是固所谓“开宝文章以涕泪胜”者，则筱香所处之时，又可知已。

除此之外，诗话中还记录了这一时期王易对唐宋诗之分所持的态度，这是其早期诗论中另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宗唐或宗宋是每一个初学为诗者在创作中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处在清末“同光体”、中晚唐诗派相继兴盛影响甚远的时期中。通过研读诗话文本可以得知王易在1906年至1911年间，从初学为诗到逐渐提高的过程中，整个诗学宗尚是学习唐人的。诗话中记载了王易与汪辟疆的一段讨论：

汪子论诗，每与余忤，余每好分唐宋派别，汪子则谓无分唐宋，以是为尚，常龃龉焉。平心论之，唐人有劣处，宋人亦有佳处，但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苏黄王陆较，则终觉彼善于此耳。盖唐贤之所以胜者，以其醇也。

从中可见王易所持观点：虽云唐宋各有优劣，但“唐贤之所以胜者，以其醇也”，偏爱唐诗是显而易见的。这时期他所作的“艳体”及其他作品，也往往取途唐人，追求“清妍绵丽”的风格，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他的诗学宗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汪辟疆标举“无分唐宋”的观点，而通过细读诗话文本可以发现，这时期汪辟疆同样带有一定的宗唐的倾向。

首先，诗话第四段在记叙辛亥（1911）一年事中，明确记载汪辟疆为诗有“清明之变”，意谓在这年的清明节前后，因受到林庚白、姚鹓雏影响，汪辟疆为诗由宗唐转为尊崇宋人。诗话中记载：

汪子善效唐人，自清明而后大变，清明诗者，汪子尊宋之始也。先是姚子学宋，林子亦然，然汪虽慕之而未为也。迨清明诗出，林姚二子亟赏之，汪子遂力摹拟之，随作《过神门》《枕上》诸诗。次日林子有《清明后一日》之作，姚子有《暮春即事》之作，纷相唱和，风靡一时。汪子益自得，数日间积十余章，并举曩日效唐人者，率行删去，余为深惜之。

其次，在诗话中所载的汪辟疆十一条批语中，对于王易、林庚白、周维华、程凤笙的不同题材作品，全部从宗唐的角度进行评点，得出了“风骨在浣花玉溪之间”“颇有盛唐风味”“起二句声情激越，颇类王右丞《观猎》之作”“余当评公阜诗以五律为胜，细腻熨帖，真能得唐人之遗，侪辈中少与颉颃者也”等结论。这在多至十数字，少至数字的片语只言式的批语中，所占比重之大，足可以说明汪辟疆在当时评阅诗作所具有的眼光和心得。

受到汪辟疆的影响，诗话中也记载了王易由唐转宋的变化。诗话在记叙了汪辟疆“清明之变”后，紧接着有如下一段对话：

汪子谓余曰：“君诗素宗唐，今何忽欲与鲁直接邻耶？”曰：“吾与鲁直弟子接邻，安得不尔遂想与？”

行文至此，诗话接近尾声，而这时期王易的诗作所存又十分稀少，不足以展示王易诗由唐入宋的转变。将目光下探至1916年，王易在与胡先骕的一封信中写道：

往者予与汪笠云在太学时即斤斤辩论，各执一词，笠云嗤予所见未广，予则谓其见异思迁，实则尔时因未细味宋人诗，始有此失。足下谓唐人天籁，诚然，但唐人天籁却不可使我辈复道，故学唐最难不落蹊径，古人多写性灵，无性灵可不作诗，人之性灵又各不同，故少重复，若作诗者，效宋人之用意遣词，而去其刻露生涩，效唐人之谐畅纯穆，而去其轻率油滑，则无论唐宋，均属一致。^[17]

可见，此时的王易在返回江西后，已经接受了宗宋为主，兼采唐诗的近代江西诗派的诗学观点。

作为在陈三立周围的近代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同时兼为学人，王易的诗在审美倾向、用典遣词上，往往更具有鲜明的地域诗派特征，确是汪辟疆所谓“奥衍生涩”“清苍幽峭”，其诗风遂定格于“江西诗派护法神”这一形象^[18]，而通过对《我友诗话》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了解王易的学诗历程及宗尚转变，为深刻讨论地域与诗派提供了宝贵的个案和资料。

综而观之，王易的《我友诗话》侧重于记人、记事，把这些人物、事件、作品缀联成章，不仅是自身经历的见证，而且为研究汪辟疆等京师大学堂诗人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也为王易、汪辟疆的诗学历程研究弥补了缺失的早期阶段，在客观上具备了一时、一地之诗史的功能。正如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序》中指出：“前人视为游戏兴到之作者，倘亦觇世运、征文苑者所不能兴废欤？”^[19]值得对其有所关注的研究者进一步发掘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