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非学科化时代的进展

本节提要：

崛起与展开；从五四到1949年；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钟书等；自觉意识与积极回应；随意的研究和较小的规模；非学科化的问题。

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及，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叶的五四前后，而学科化的形成却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迄今为止的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说还处在非学科化的探索期，而后一个阶段则逐步进入了学科化建构的发展阶段。

非学科时代：从20世纪初到1949年。

从时间分段去看，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在五四前后是第一个高潮。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20世纪初叶的时候，对于西方理论的借鉴性运用也已经有了初步的进展。

譬如在国内关于新小说的理论探索中，通过介绍日本的文艺思想，间接地和一定程度地就受到了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例如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于《清议报》的一篇重要的小说理论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首次强调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主张大力翻译外国小说。而后来的研究证明，梁启超的观点主要是来源于当时倡导创作政治小说的日本小说家和理论家的影响，而这些日本的小说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受到英国小说家，诸如布尔沃·李顿和本杰明·狄斯累利等人影响的结果。而后来王国维以西方理论观点讨论《红楼梦》的文章，正式发表已经是在1904年的事情。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现代的意义上，中国自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是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进入中国之前大约20多年的事情，这一研究实践走在了学科理论前头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如果有研究的实际需求和问题意识，学科理论的出现只是件早晚的事情，它既可以是相似的外来理论的引进，而如果真的没有理论可以舶来，它同样也会从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如果把这一命题推广开去，就将意味着，只要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发展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践需求，是一个所谓的真命题，那么，不管有没有外来理论的引入和借鉴，它自身都应该和有理由去形成属于自己的研究理论体系，只不过有的情况下需要借助外来理论的参照去催生，有的时候，恐怕还得自己到实践中去总结和原创而已。

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明确告诉我们，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只是到了30年代才被译介到中国本土来的。1924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课程；1929年英国批评家瑞恰兹在清华大学正式开设以“比较文学”命名的课程；而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的中译本，已经迟至1937年才出版，并且在当时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所谓从“影响研究”发展到“平行研究”，再推进到“阐发研究”，最后终于走向“比较诗学”研究这样的常规路数。作为所谓文化上“冲击—反应”的回应手段，从一出手，几乎是很自然的，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自觉地把比较诗学作为一个研究重点，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学人在本土传统文学思想方面拥有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丰厚的、自己值得骄傲的资源。实际上，由于中国的传统文论有着自己的资源本钱，所以，西方理论一旦进入，一些研究者十分自然地就会拿它去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加以比较，从而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关注诗学方面的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态势，为我们今日体制化、学科化的比较诗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理和方法诸方面的基础。

根据对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种国内比较文学论著和论文的统计，其中可以列入比较诗学研究范畴的就足足占去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可以说，当时一些最优秀的比较文学成果，如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和钱钟书等人的论著，其实都是以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为代表的，这也正好说明了这一代学人心目中始终所保有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他们都是大胆拿来、借鉴西学的高手，但是，对于传统也从来就没有真正丧失信心。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作为后学者的我们，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首先看王国维，他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从一开始就摈弃了传统索引考证的烦琐，直接借用叔本华以及康德的悲剧美学思想，思辨特色极为浓厚地展开其对《红楼梦》的分析。在他看来，传奇“无非喜剧”，而元杂剧像《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则“最有悲剧之性质”，至于《红楼梦》应该是“悲剧中之悲剧”。这种在今天看来并无甚新意并且大可商榷的见解，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无疑却是一个创举。

1908年，王国维更发表了《人间词话》。在该著述中，作者自觉地融中西文论为一体，将“写实的”、“理想的”、“优美的”、“宏伟的”等一系列西方诗学和美学的概念引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园地，并且试图以新的参照系统来重新言说传统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在王国维看来，西方之学专于思辩、抽象和分类，而中国之学则长于实践，重印象，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倘若将二者加以“兼通”，相互取长补短，结合参照，则肯定可望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种有点去枝留干、定向切割式的区分和比较，虽然突出了各自文化的某些重点特征，但同时也很可能就此抖落掉各自文化的丰富性和鲜活的血肉。但是作为一种有启迪性的跨文化研究开端，他尤其是强调了取长补短的兼通互补目标，即使是在今天的认识视野，也仍旧是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

王国维的建树，在现代中国学界普遍被承认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意义，今天，对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无论有多少问题和不足，但却不得不以他的研究作为起点，即使在跨文化文论研究的领域，他也始终可以说是中西比较诗学和构建现代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起点。今天，无论我们的讨论如何开始以及如何深入，恐怕都不可能绕过王国维这块界碑了。故而陈寅恪先生在《静安遗书序》中论及王氏在学术方法上的三大贡献时，除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外，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所谓的三重证据之方法，其中两重都是和参照系映照之下的跨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

也就在王国维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的同年，青年鲁迅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尽管后世的研究者证明，这篇长文的写作，也曾经借鉴了某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影响论文作为近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重要成果的价值意义。该文以文言写成，文笔犀利，气势雄健，汪洋恣肆，出入自由，风格并不受通常比较文学的所谓研究类型中的范式格局方法限制，而是应题所需，信手拈来，自由地去展开比较。对诸如19世纪欧洲，尤其是该地区各国浪漫主义诗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尼采、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和诗风，一一加以大力推介和述评，而且从中国文论的立场出发，频频引证诸如《诗经》、《庄子》、《文心雕龙》的论述加以比较，令习惯了诗话词话类文论言说、习惯了比喻式审美品藻的读者顿时耳目一新。在鲁迅看来，“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即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

在《题记一篇》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宏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尽管鲁迅先生当时未必就会想到系统地从学科理论去深入研讨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问题，但是，根据研究者的发现，鲁迅确乎阅读过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这样的欧洲比较文学著述的日译本，而且在1911年1月2日致许寿裳的信件中，还认真向他推荐了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一书。因此，他这种自觉的文论比较互证意识，既是现实问题研究的自然需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比较文学理论论述的影响，从而在世纪初就已经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除了这些比较文论的研究之外，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鲁迅与比较文学的关联，学界已经有众多的著述成果，读者自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参考，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只要想想，时至今日，我们还有不少抱残守缺的学人，仍旧对从跨文化的、国际化的角度去探讨文艺理论问题，采取默然、视而不见，甚至拒斥的态度，孰高孰低，何谓天才和匠人？什么叫大师和先知先觉者？稍加对比就已经不言自明了。

进入三四十年代以后，不少在学问方面具备一定中西兼通能力的学者，均开始有意识地力图超越单一文论体系的认识局限和中西文化差异，自觉地去寻找中西诗学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可能性。他们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中西语言和文化素养，对于文艺研究的专门性爱好等个人因素，使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从事展开类似深度研究的可能。这当中尤其以朱光潜和钱钟书的研究值得重视。

1942年，朱光潜先生的《诗论》由重庆国民图书社出版。该书比较侧重于探讨某些中西诗学和美学的规律性问题。尽管作者主要还是一位美学家，但是，由于其对中西古代文论和诗论的娴熟运用，不少论著同时也见出十分明显的比较诗学的特色。并且由于这时期的一代学者们有的已经有了较为强烈的双向比较意识，所以，能够做到互为主体的相互参照，即既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诗歌，也能够用中国的文论尝试去阐发西方的文学。正如朱光潜在《诗论》一书的序中所言，“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其方法只能是相互参照和比较，因为“一切价值都由比较而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如果说，在比较诗学的学科研究范式中存在多种探讨路径的话，美学的比较和追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路径之一，而朱光潜先生的理论探索显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沿着美学思路进行的比较诗学研究，大多也都是从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基础上去申发和不断展开的。

与朱光潜相比，青年时代的钱钟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酷爱谈艺论文、倾力研究中西文学批评问题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对中外文论诗学问题兴趣盎然，常和师友切磋，言谈间信手征引中外名家著述，谈笑中新见迭出，倾倒众人。1948年，他的《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出首版。以钱氏的天分、兴趣、学识和学术立场，均注定他将成为贯通中西，对文论现象和问题做跨文化全面处理和总结的一代著名学者。其实，早在1937年，他发表于《文学杂志》一卷四期的《中国古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在畅论中国特有的“人化批评”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娴熟地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各家文论，十分令人信服地来阐明他的学术命题了。《谈艺录》一书在形式结构上选择的是中国传统诗话的话语形式框架，甚至连语言都是纯熟地使用文言文写作，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却是明显的所谓“旧瓶装新酒”，论述的招数一扫旧有的路子，让西方各家诗学的论述自由地涌入话语范畴，令各派观点和各家的论述，让来自不同文化的创作例证，由外向内，放射性地指向论述的中心，使得繁难的论题在众声喧哗中倾向渐出，不言意义自明。

关于钱钟书的学术话语特点和论述方式，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陆续加以介绍，但是，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可以事先指出，那就是，当他颇为轻松地，几乎是在超越一个学人所能想像的中外材料范围，去不断引述、分析、质疑和论证问题的时候，不管你是否同意，是否心悦诚服，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作者这样丰厚的材料深广度，这样宽阔的学术视野，如此睿智眼光和话语风范，别人要超越恐怕已经很难。如此这样一位大师级学者已经出现，算得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队伍的幸运，而在他所涉及的命题上，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话题和材料标准，都给后来的中国学术界树立了一个需要努力去效法和追赶的学术典范。

钱钟书文论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和自成一体地融中西为一炉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其学术的基本研究范式就是要“取资异国”，“颇采二西之书”，通过互参互照，“以供三隅之反”。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确认其学术的研究格局，乃是因为自身有着一个坚定的学术观念，那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无论是东方西方，只要是作为所谓无毛两足动物的人类，都该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正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也就是说，在深层的人性和艺术的本性方面，无论东西方都是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以加以对话和沟通的，而它们之间又是有着许多各自的特色和长处可以交流互补的。

而到了70年代末，他在“文革”艰难处境中写就，“文革”一结束就出版的鸿篇巨制《管锥编》，则更进一步扩大了对话讨论的范围。该系列多卷本书系以一批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作为讨论对象，在资料的运用上，不仅突破了文艺学和美学的界限，突破了东西方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界限，他本人除完全专业性地运用中、英文外，还另外熟悉5种以上西方语言，而且还更多地突破了各种专业学科的界限，在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博大空间和历史范畴中去展开命题的研究，其论证常常给人以出乎预料的感觉。读他的著述，感觉往往是这样的，当你觉得这东西只有中国才有的时候，他立刻就会从西方或者其他民族给你找出一堆类似的例证来；而当你认为某种批评观念只有西方才有的时候，他也马上会从中国的传统文论中给你找出许多证据，以说明这并非仅仅是西洋人的专利。前者如看似作为中国文论的“人化批评”长处，他却能够到西方论著中找到众多类似的说法；而后者有如西方诗学引以为自豪的“通感”手法，他却同样能够从历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拈出无数精彩运用的例子。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钱氏的诗学研究侧重点，表层是大量的相异性和独特性的寻找，而在根子上却是倾向于“打通”和“求同”的，只不过比起别人，他的论述显得更加丰富、复杂和变化多端罢了。

总之，从世纪初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特点基本上是：学者们有着内在的文化自信和自觉的研究意识，尽管从事的是跨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的话语领域，却有着积极回应外来文化冲击的学术追求。用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的话来说就是，“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但就整个研究的规模而言，相对还是较零散和微小，基本上还没有自觉的学院化的学科建设意识，没有研究机构，没有专门学术团体，院校中没有基本的专业体制，所以也就还排不成系统的研究阵势，基本上还是学者们的兴趣和个人性的话题。

1.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期，1898年12月，横滨印行。

2. 参见米琳娜编《从传统到现在：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中文本，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3. 可参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4.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一卷，第64页。

5. 同上书，八卷，第332页。

6. 朱光潜：《诗论·序》，三联书店，1984年。

7.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第44—60页。

8. 钱钟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

9.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册，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