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科化建构时期

本节提要：

境外华人的努力；学科自觉的探讨；西方理论的巨大影响；文论寻根，规律探讨；80年代本土复兴；两代学人；学科化建构；海外深化；本土的目标；现实困扰。

历史走进了20世纪60年代，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摸索之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学科化时代终于姗姗来临。这期间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60至70年代

从50到70年代，鉴于内地的学术环境，除了如钱钟书这样的个别人在私下仍旧坚持做着自己的研究之外，整体上基本上不可能开展什么系统和公开的比较诗学研究，也更不可能有像样的专业论述出版。尤其在极“左”文艺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如果斗胆把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作为建构革命文论的讨论基础和资源，其命运除了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对象，不会有更好的结局。

更何况，比较文学在苏联早已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方法被批得体无完肤，而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学学术研究又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的学科体制和价值范式，既然这种学科路径在当时的苏联已经是过街老鼠，那么，在中国它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出笼；即使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文艺思想除了更僵化，“左”得更过分以外，理论体系与话语格局也并无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较诗学的研究除了销声匿迹，似乎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命运。

毋庸讳言，事实上，这一时期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主要还是由境外的华人学术界来推动的。

境外学界比较诗学的兴起，与比较文学学科在台港的发展是同步的。它一方面可以说是承继了五四以来中国学人的研究传统，因为他们其中一些人在其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于母语文化和师承上都多少与五四以来的学术传统有所续接。在当时的台港院校和文化界，不少学人的师承都和那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50年代，台湾大学一度的校长就是五四新文化干将傅斯年，至今台大校园内还屹立着他的墓地“傅亭”，还有纪念他的“傅钟”。而海外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在他的代表作《比较诗学》的序言里，就曾经谈到自己在治学路上所受到的五四精神和诸如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郁达夫、茅盾、钱钟书、陈世骧等人的影响。他说：“像我的同代人一样，我是承着五四运动而来的学生与创作者。五四本身便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题。五四时期的当事人和研究五四以来文学的学者，多多少少都要在两个文化之间的运思方法、表达程序、呈现对象的取舍等，作某个程度的参证与协商，虽然这种参证与协商，尤其是早期的作家和学者，还停留在直觉印象的阶段，还没有经过哲学式的质疑。”但是，五四的的确确为后人提供了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在叶维廉看来，首先，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五四的开放精神，使我们几乎来者不拒地一下子接受了大量外来的文学运动、主义、理论、方法、题旨等，使我们了解西方文学的程度，远远超出西方人了解东方文学的程度；其次，五四还提供了新理论实验的果实，这主要是指前述五四以来一代学人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为以后的研究者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使得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学人和后来80年代的内地学人，在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有一个可供借鉴、反省和前行的参照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