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汪介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新著《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是杨莉馨博士在最近三年中辛勤耕耘的又一可喜收获。它和此前作者推出的另一论著《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译著《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约翰·厄普代克著）和《通过身体思考》（简·盖洛普著），以及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研究》等期刊上的多篇论文一起，显示出她的学术思维热点和追寻方向，并记录了她在事业上孜孜以求、潜心探索、稳步前进的历程。

事实上，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杨莉馨博士似乎从步入外国文学、比较文学领域之初，就开始表露出自己的关注侧重。她对《傲慢与偏见》的结构与简·奥斯丁的女性意识的分析，对于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形象、“悍妇”形象的考察，她关于英国女性小说的命运及文化困境的追问，对贝蒂·弗里丹的“奥秘”的破解，她就女性主义视域中的精神分析理论所展开的评说，等等，都是她在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批评这一方向上不断探询而留下的鲜明足印。这些研读心得也为她的进一步思索与钻研作了必要的铺垫。1998年，她以优异成绩被南京大学录取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开始师从杨正润教授，游弋于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广阔海洋；同年又被派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有机会在该校的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和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研修多门课程，广泛接触欧美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领域的丰富文献资料，并大大提高了英语水平。大洋两岸，寒窗四载，孕育出的是受到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一致好评的博士学位论文《诗学的性别话语：英美学派女性主义文论》。这篇论文即构成《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一书的主体。2002年秋，她又以马不停蹄般的热忱和进取意识，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课题研究。于是，在身兼硕士生培养、本科教学等多项工作的同时，两易寒暑，两度春秋，她又提交了一份出色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报告。《异域性与本土化》一书，便是作者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调整、充实、改写和完善这份出站报告的最终成果，也是最近几年来她的学习与思考的一份总结。

显而易见，《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和《异域性与本土化》两部著作是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的，堪称姊妹篇，但是两书的焦点却截然有别。如果说，前者为我们廓清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与批评产生的历史文化前提和文学基础，清晰地勾画出它的发展线索，对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各代表人物的基本论点一一予以评说，并论及它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动向和某些新特点；那么，后者则是关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摄取、影响和流变的系统考察和悉心研究的成果。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极富特色和影响的流脉，女性主义诗学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迅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中国文学与文化自身的深厚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国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是以自己特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它的，并进行了某些转换，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因此，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的研究，就成为当前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一个不可绕开的课题。这一研究对于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变化和动态，对于总结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国内已有学者作过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使杨莉馨博士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参照和直接而有益的启示。然而，系统梳理这一理论批评体系和文化思潮在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接受过程，全面考察它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认真辨析这些影响所造成的不同历史结果，深入探讨这一源于西方的理论流派在进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变异和转型，却是以往的研究者们所未来得及做完的。《异域性与本土化》一书的独特价值在于，作者不仅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和文学理论识见为依托，扼要阐述了欧美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特色与学术贡献，揭示了面对这一异域理论资源的中国学界拥有怎样的本土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发现了女性主义诗学步入中国之初所遭遇的“双重落差”并予以文化学的阐释，依此考察了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整合”的若干阶段，而且还从学术背景、认知框架、思维习惯、批评模式等不同视角分析了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差异，提供了对于女性主义诗学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极富见地的解读，并指出了本土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建树、困境与前景。经由回望二十余年来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命运，反顾中国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和女性文学写作的演变，作者仔细考量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与文化发展中的异质因素和本土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中评点中西文化碰撞所激起的纷繁文学现象，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全书的整个研究思路明晰，梳理和描述的部分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剪裁精当，评说和阐发的部分则大都准确到位，不时有亮点闪现；而文笔更是清丽流畅，在严谨的论述中不乏饱满的激情与盎然的诗意。书中关于“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等为当今文坛高度关注的文学现象所作的独到阐释，对一些标榜女性主义但实际上仍难以摆脱男权中心意识的批评文本的发现，对于国内研究者关于苏珊·格巴的“空白之页”的象征意义的不同理解和发挥所进行的评述，等等，都显示出作者的深刻思考与敏锐洞察力。

当前的国内比较文学界，不时传来关于该学科出现“危机”的种种议论，而层出不穷的“学科理论研究”成果，似乎一直在致力于回答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则热衷于“全球化”、“××中心主义”、“后××时代”的宣扬或考辨，新见迭出，乐此不疲；而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对于其研究界限和边缘的划分，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往往令人无所适从。在这一背景下，《异域性与本土化》一书的作者所开展的脚踏实地的研究，更显得十分可贵。读完这本新著，我感到作者其实是以自己默默的耕耘和奉献，从一个特定角度回答了比较文学学科有无“危机”、如何走出“危机”、它的“学科定位”乃至怎样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尽管本书的论述内容和表达形式并非完美无缺，我仍然以为这本书值得一读，并愿意郑重地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年轻学子。

作为本书作者在本科学习阶段的外国文学教师之一，也作为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学术联系导师和多年的同事，我几乎见证了作者在学业上勤奋自励、执著追求的全过程。这是一条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文化积累、又不断有所作为的治学之路。我们深信，业已取得的成就不会是使作者徘徊不前的路障，而只能成为她继续奋进的动力与基石。

2005年秋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