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美女性主义诗学的特色及贡献

女性主义诗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欧美各国崛起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与理论话语，它以对历史文化、文学现象、文学文本的深入反思与创造性阐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对历史传统、文学乃至生活的既定认识。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有一句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作为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利格瑞的表述显然不无夸张之处，但她却准确地道出了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以及包括女性主义诗学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说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领域与文化思潮中拥有的显赫地位。

第一节　女性主义诗学的兴起、内涵与特色

作为富于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的诗学理论，女性主义建立在妇女长期以来对自身处境进行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

首先，波澜起伏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堪称女性主义诗学最根本的历史文化前提。女权运动两次浪潮中诸多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的涌现，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崛起奠定了强有力的历史文化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女性主义学说本身即可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延伸，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正是女性主义众多理论中一个特殊的、成就卓著的分支。

其次，妇女文学传统的滋养以及20世纪世界范围内妇女文学的卓越成就，亦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妇女文学提供了大量由女性作者创作，真实表达女性生活体验、情感历程与本能欲望的文本，丰富与加深了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为研究女性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美学特征，反思经典文学观念、标准的合理性与公正性，重新全面认识与解读文学史，提供了丰厚的第一手资料。不少妇女文学家本身就是颇有影响的文学研究家，如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和艾丽丝·沃克，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同时，文学中大量新倾向的出现，也在呼唤新的解读方式与评价标准。因此，女性主义诗学是植根于丰厚的妇女文学土壤并应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需求而生的。

再次，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发展，亦为女性主义诗学提供了思维模式与方法论的参照。“新批评”的缺失与危机，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异军突起，结构主义文论向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发展，新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成果，文化批评的宏阔视野，以及语言学、符号学理论的成就等等，都从各个角度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无怪乎有人因女性主义诗学这种“拿来主义”的立场而戏称：有多少种主义（-isms），就有多少种女性主义（feminisms）。事实上，女性主义诗学与各种文学批评与理论流派之间的关系，并非被动地照单全收，而更应当理解为一种“对话”（dialogue）。它在吸纳各家之长以武装自己、显示自身的活力与开放性的同时，又在不断地矫正各派的性别盲点，在互动与对话中拓展出一片片新的研究空间。

由于强调的理论重心、秉承的文学观念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大致分为美、英、法三家学派。一般来说，美国女性主义诗学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而在英国批评界，由于存在深厚的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较为突出，对文化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关切。学者们更加擅长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妇女有报酬与无报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法国由于是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等当代重要理论思潮的中心之一，号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均深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故女性主义诗学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荒野上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概括了三国文论的特征，指出：“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repression）；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精神分析学的，它强调压抑（oppression）；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是文本分析式的，它强调表达（expression）。然而，它们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2】此处，埃莱娜·肖瓦尔特既指出了美、英、法三家学派的各自差异，又概括了其共同的特征，即它们在强调写作与批评的政治性质，考察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作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模式与理论流派，女性主义诗学具有观照历史与文化、现实与文本的独特视角与基本立场，也拥有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论特色。总起来说，女性主义诗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男性创作的重新阐释与评价、对妇女创作的评论与总结、女性美学体系的探索、女性写作理论的建构等等。具体而论，体现为下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抽象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与平等意识，最终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家庭内部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探索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其次，通过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等的重新梳理与挖掘，尝试以注入了性别意识的新的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还妇女创作以公正的、应有的地位。努力发掘被埋没、被曲解、受冷落的妇女作家的作品，使它们浮出历史地表，思索妇女写作的历史处境与现实的文化困境，探讨她们与文类等的关系，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史；第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考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特殊意象、运用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形象、蕴涵的情感等等，寻找文本中存在的隐喻、象征、反讽、暗示或者对男性创作的戏拟，关注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考察女性创作中所接受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影响及其分别在她们自己创作中的表现，梳理并确立女性文学的传统；第四，研究女性写作与其生理及心理经验之间的可能联系，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对妇女作家与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的“女性美学”体系；第五，在立足于自己的性别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将性别维度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结合起来，避免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与主观随意性，努力建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又符合具体文学实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经过数十年的磨砺，女性主义诗学终于登堂入室，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中心、跻身于学术话语的核心地带的目标。它与其他各种文论流派相互碰撞，相互制衡，并在其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作为女权运动在学术领域的自然延伸，女性主义诗学首先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实践指向。这一政治实践性首先表现在它本身就是女权运动的直接成果。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诗学是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化，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之后的产物。这就使其不同于某些纯粹注重学理的、具有更多的科学主义色彩的理论流派，而以剖析、揭露具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现象并最终改变社会现状为旨归，表现出更多的人本主义精神。出生于挪威的著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依（Toril Moi）在《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中这样总结了文学批评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女性主义批评家与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很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场主要观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学领域。这场文化／政治的斗争必然是双向的：它必须通过制度的变革，并通过文学批评的媒介，这两个途径才能实现其目标。”^【3】这里，陶丽·莫依准确地界定了女权主义政治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辅相成的作用关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家的社会—文化学透视，打破了文学研究迷信权威、尊重作者意图的常规惯例，富于成效地展现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冲突会怎样精确地凸显出一部作品的潜在涵义，粉碎了作者的独裁话语，高扬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堪称一种“政治的诗学”。然而，也正是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鲜明的政治目标，在父权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它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激烈地排斥、敌视甚至否定男性文化的反向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简单化了的、对文学上男女平等主义的追求。事实上，女性主义诗学有着独特的批评方法与丰富的理论建构，它绝非是文学研究上的逆向同构关系能够概括的。

女性主义诗学的又一个特色可以概括为一种具有文化批判内涵的文学批评理论。它自觉采用女性性别的基本视角，以历史与文化皆处于菲勒斯中心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观念为前提，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文化符号、大众心理、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的挖掘，揭露、批判其性别歧视的潜藏信息。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诗学以开阔的思路、综合的视野，部分纠正了20世纪中叶欧美文学批评界流行的“新批评”完全局限于文本、割裂文学创作与文化环境、作家与读者关系的偏颇，强调了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深入理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重要意义，考察了作家作品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学批评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文化分析对解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4】（phallologocentrism）二元对立机制所作的贡献，使得女性主义学说在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中，居于一个核心的地位，为后现代思潮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美国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说：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特征是绝对的、单一的权威和权力中心已不复存在，文学批评者以多元化为指导思想，推翻传统上一贯倡导的批评角度的客观性与普遍性，重新评估历史的经验与价值观念，重新认识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政治运作问题。而女性主义理论是这个潮流中影响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之一。^【5】

然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文化批判色彩，也常常使之表现出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的嫌疑。虽然关于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审美价值与文学性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女性主义诗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因为这涉及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的根本问题，但是兼顾二者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文化批判与审美批评之间保持平衡，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批评家与理论家们的关注与反思。

第三，女性主义诗学将女性性别这一新的范畴引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发展了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对读者参与作品的再创造并与之对话等问题的探讨，使性别成为继时代、社会、经济因素、种族因素、地域因素等之后文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维度，修正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促使其正视并矫正其中存在的性别盲点，为文学研究开拓了又一块广阔的空间。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大师埃莱娜·肖瓦尔特的论文《荒野上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和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论文《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都不约而同地用诗意的标题，展示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的新的可能性。1985年，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所写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 The Feminist Critical Revolution）中，埃莱娜·肖瓦尔特充分肯定了女性性别视角的介入对于文学研究产生的意义，认为女性读者、作家和批评家因将自己与男性不同的感知和期望融入文学活动而“深深地改变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传统的假定”，她们所讲述的故事因而“构成了我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域不仅超出了研究妇女作品的疆界，而且延伸到了重新评价所有文学遗产的新天地。不论是就性别差异在文学中的再现而言，还是就男性或女性价值对于文学体裁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而论，抑或是探讨文学、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将女性声音排除在外的事实，女性主义批评都“为把社会性别确立为文学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打下了理论基础”^【6】。

肖瓦尔特还在另一篇著名论文《走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中探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与宗旨，强调指出：“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和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是发现一种新的语言、新的阅读方式，它能综合我们的智慧和经验。”^【7】

第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还深受当代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启发，深入话语的层面进行质疑，对历史文化的载体——语言进行了分析与拆解，深入话语的结构内部，揭露父权制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与运作规则。盛宁认为：“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以社会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化运动，然而它同时又具体地表现为对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认识进行一次‘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8】女性主义的话语理论在法国学派理论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诗学亦与后现代背景下产生的诸种文化与文学理论思潮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并由此而形成了众多的分支与流派。女性主义学说固然是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不解之缘，并以人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前提，然而，后现代社会反叛传统与权威、颠覆中心价值、强调多元文化的合理性、反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倾向，也为女性主义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对后现代文化作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女性主义学说本身就是后现代文化大潮中的一个弄潮儿，一支独树一帜的生力军。然而，包括女性主义诗学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说作为充满使命感的性别政治话语的身份，又决定了它与后现代诸文化思潮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性。

第二节　女性主义诗学对当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走过了200年左右的里程。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凯迪·斯坦顿、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妇女解放的先驱人物，引导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一块沉睡了数千年的黑暗大陆。女性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渐由边缘学术话语向中心话语转变。自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9】（Sexual Politics）问世迄今，经过数十年筚路蓝缕的积累，女性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中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无论在批评实践还是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登堂入室，进入了高等学府，拥有了职业的学者群。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学拥有妇女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性质的中心或机构，每年均开设大量相关的研究课程等等，就是一个明证。^【10】

尽管文学批评界、理论界依然不乏对女性主义存疑甚或讥刺之论，尽管女性主义诗学内部亦歧见林立，并有互相指责之词，但无可否认，女性主义在矫正当代文学批评及理论思维的诸多偏颇，引入新的文学研究维度——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将读者反应批评和性别视角结合起来，关注女性读者对文本的创造性阅读，进而探讨独特的女性审美的存在及其特征；扭转“新批评”割裂文本与社会联系的偏向，重新关注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自觉将文本解读与对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语言与符号的深层探究父权制意识形态形成与运作的机制，并釜底抽薪，尝试建立女性的符号、话语乃至“象征性秩序”等方面，均大大丰富了当代文论的建构，体现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与现实的权力政治密切相关的批评理论所特有的思想创造性。

女性主义诗学的贡献首先体现为对传统文论中性别盲视的矫正。它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范畴，将之确立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并将之揉入了对文本、作者、读者与世界等文学构成的基本要素的研究之中，为文学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尺度的转换，乃至道德与审美价值本身的变化提供了某种现实的可能。

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与理论思考建基于对男性与女性、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等一系列概念与范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一样，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patriarchy）为中心的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传统之中。但男女两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造成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因此，女性主义学说的宗旨便是针对“造就”了女人同时也“造就”了男人的普遍而系统化的性别霸权的种种表现形式，力图揭示其背后潜藏着的父权机制及其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进入社会系统、学习语言、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都必然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要求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价值导向，并进入某种观念、价值与规范的网络当中。这种预设的网络的存在，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之视为天然合理的，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运作与人为色彩。女性主义学说就是要自觉地挑破这层貌似公允的纱幕，引入新的价值与意义，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性别与社会性别维度的凸显，使人们发现了经典文本、文学观念、文学现象、文学术语背后的菲勒斯中心霸权，发现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本中常常居于符号的功能地位，而女性的经验史、文化史与文学史被压制的真相，由此产生了发掘、梳理与重建妇女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强烈愿望。性别与社会性别终于成为女性主义诗学的立足点和首要特色。女性依据自己的文化体验，发现了为以往的批评模式所未见或未能充分揭示出来的文学内涵，体验了作为阐释主体的自由感与新鲜活泼的创造力。在这方面，凯特·米利特针对D. H. 劳伦斯、诺曼·梅勒、亨利·米勒等男性文学大师的文本所作的拆解性分析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性政治》不仅挣脱了对作者权威的膜拜，强调了女性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加入自己见解的权利，同时突破了20世纪中叶盛行的“新批评”封闭式的批评方法，将历史文化等要素引入文学研究，扩大并深化了“新批评”的视野，使文学作品成为映照女性历史与文化境遇的镜子，被公认为“妇女形象批评”的代表作。而她提出的“性政治”概念由于强调了族群与族群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作用关系，不仅成为女性主义学说中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也深刻启发了以种族政治为代表的文化身份研究、生态主义思想以及后殖民理论等后现代文化思潮，成为当今西方左翼文化理论中一个重要术语。

然而，仅仅对父权诗学进行抨击还远远不够。要塑造女性在文化与文学史上积极、正面的形象，不再仅仅作为“天使”、“女巫”、“祸水”、“悍妇”等抽象符号或“空洞能指”而存在，必须使女性转变为能够自我表达的创造主体；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它适用于对女性写作的文本做出解释。来自两方面的共同要求，促成了女性主义诗学由“妇女形象批评”向“妇女中心批评”的转变，随后，又逐渐引发了包括“妇女批评学”（Gynocritics）、社会性别理论、文化身份批评、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在内的女性主义诗学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埃伦·莫尔斯、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等美国文论家对“文学妇女”^【11】们、“她们自己的文学”^【12】传统的研究，释放出妇女作为创造主体的意义，真正实现了女性由被捏塑的对象向文学创作与阐释主体的转变。埃莱娜·肖瓦尔特还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引入了女性文学研究，指出女性文学就是文学中的亚文化群体，这一亚文化首先来自一种为女性共享的、逐渐秘密化和边缘化了的生理经验。女性作家因其共同的性生活周期，相互同情与默契的情感，作为女儿、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以及遭遇的法律和经济上的歧视等因素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有可能使她们在生理与心理的共同体验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又非静态而一成不变的，女性文学亚文化由模仿到抗议主流文化，再到与之分道扬镳、自我实现的过程，折射出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激荡下，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文学经验亦不断丰富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思潮反权威、去中心、消解宏大叙事的哲学视野中，埃莱娜·肖瓦尔特关于亚文化发展规律及女性亚文化的思想，深入影响了因种族、性爱倾向、信仰、经济及其他因素被推挤至社会边缘的亚文化群体的觉醒，对当代的文化身份政治理论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肖瓦尔特在将女性写作类比为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的同时，却又将女性写作自身视为恒定不变的封闭系统，忽视了这一亚文化内部种族、阶级、地域与性倾向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使自身的女性主义研究流露出白人中产阶级异性爱的霸权倾向。正是出于对肖瓦尔特思维盲点的自觉，才有了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爱女性主义等少数者身份批评话语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的启迪下，在欧美各著名大学的人文科学与社会学领域，“男性研究”亦方兴未艾，对男性及所谓男性特质作为特定知识文化与权力体制的产物的本质进行反思。20世纪90年代之后，男性研究更是大量吸取女性主义、同性爱、黑人与工人阶级研究之启迪而发展成多层面、跨科际的独立学术领域。

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维度进入理论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包括经典文本的重新评价、读者的性别身份对文本阅读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乃至术语的重新审视、文学史的刷新、性别诗学的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男女作家创作的比较研究等等。女性立场的介入使文本、文学现象与文学事件不断释放出新的意义，文学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景。当代文学创作领域，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均呈现出突出的繁荣态势。这一繁荣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而女性主义诗学的崛起，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文学观念上、研究领域中性别意识的彰显以及现实生活中女权精神的高扬，使女性文学创作有可能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女性主义诗学这一舶来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后也迅速本土化，加入到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多声部“合唱”之中，提供了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甚至语言文字学的一重饶有新意的视角，并有力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诸多新现象、新热点的产生。对此，后文将有具体陈述。

女性主义诗学的又一贡献是在性别这一中心线索的统贯之下，博采众家之长，尝试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寻求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审美追求与文化批判性的统一。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诗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特色。它避免消解使命感与理想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而坚持运用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与人的命运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批评方法，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阅读姿态与写作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男性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观念、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与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

从文论发展史看，女性主义冲破了20世纪中叶由“新批评”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狭隘而冰冷的科学主义研究传统，将被语义、符号、结构遮蔽的最可宝贵的人的主体性索回，重新高扬起文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旗帜。女性主义学者坚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主张，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有意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往复互动。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女性主义更以其崇尚意义与价值的执着的人本主义精神，部分地矫正了后现代主义极端主义地怀疑一切、对资本主义科技文明与理性抱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在颠覆与反叛的同时又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实用主义态度。

女性主义诗学几乎和后工业时代各种文化思潮同步崛起的背景，又使一些原本来自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阵营的女性学者，自觉将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理论与性别立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为女性主义政治与女性主义话语服务。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哲学话语发达的法国女性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其显著。

“五月风暴”给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自1968年5月以来，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界限和藩篱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已被打破了。”^【13】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露丝·伊利格瑞“女性的表达”观点，将女性的文化表达与妇女特殊的生理周期、心理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以血代墨”、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女性心理经验与人格意识的主张。她们多彩多姿的文本实践活动，身体力行地探索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带动着一大批作家，通过非线性、非逻辑的结构方式，流动不居的语言风格，第一人称或多种人称形式相互转换的叙述方式，隐喻、暗示、象征、戏拟等表达方法，创造出独异的文学风景，迫使人们打破固定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感受方式，在对这些新进的文学现象的适应过程中，逐渐实现文学标准的转变。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观，亦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写作，使“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等成为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美英两国为主的批评家们曾经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心目中，理论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阵地。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为父权文化同化、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诗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学术话语足以与男性理论话语抗衡、对话，并确定自己的理论阵地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与学院化。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各理论流派成果的吸纳，使女性主义诗学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对以拉康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性阐释与运用，不仅使女性主义者令人信服地揭露出“象征性秩序”的人为性质，暴露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身份是由父权制文化一手炮制的真相，而且提供了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女亲情、恢复真实的女性身份的可能性；社会语言观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文化层面剖示话语背后的权力作用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与文化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

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 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格巴（Susan Gubar）、佳娅特丽·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等，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批评和理论家们“卷入各种思想方法和批评技巧——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14】，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地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15】

当今文论建设中，性别视角日益实现了与其他批评视角的结合，成为众多文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参照。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全面进入后现代时期，女性主义在借鉴、吸纳了后现代文化思潮颠覆、反叛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以自身从性别角度进行的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文化的激进反叛，对男女二元对立等级关系乃至对人的本质主义认识的解构，为后现代文化思潮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以自身丰富的实践与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有力地促进了诸多后现代文论分支的纵深发展。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符号学、社会学、解构主义等分析方法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与此同时，作为诉诸情感的艺术形式的文学，亦可以成为揭示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促使妇女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帮助她们团结互助的重要手段。具有理想主义或者说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甚至在探索一种新的前景，以便为妇女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于这种种文学实践当中，并作为指导与影响这类新的文学样式的理论资源，呈现出可观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诗学将性别与社会性别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打破了将男性的眼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标尺的神话，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传统；女性主义诗学也深深地影响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格局，以多重角度的批评方法和充满活力的特征，拓展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疆界，赋予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性质和创新意识，并促使文学批评和理论家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本质。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尽管它“常常被一些自负的批评史家和批评理论视而不见”^【16】，但“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力量之一”^【17】。它以执着的使命感，为崇尚虚无的后现代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新时期文坛大力译介西方文化与文学资源的众声喧哗之中，女性主义诗学被引入中国，并以特异的姿态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乃至文学批评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新时期与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期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化价值观的渗透等众多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女性主义诗学这一异域的奇葩经受了误解与变形，逐渐本土化而融入了当代中国文学建设的纷繁网络之中。那么，女性主义诗学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下被译介进来的？中国特定的文学与文化土壤使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形？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基本差异在何处？女性主义诗学中国化之后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它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困境又在哪里？20世纪90年代文坛争论的热点问题，比如关于“女性文学”乃至“女性”身份的阐释，关于“女性写作”或者说“身体写作”的价值、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而又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研究的问题。本书作者力图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域中，在对第一手资料进行研读与整理的基础上，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发，勾勒出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新时期以来20年的演进形态及本土化特征，以及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深入影响，探讨新时期繁荣的女性文学创作之于丰富与回馈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1】　露丝·伊利格瑞：《性别差异》，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2页。

【2】　Elaine Showalter, "Feminist Critism in the Wilderness", see R. C. Davis and R. Schleifer eds., Literaray Criticism, Longman, 1989.

【3】　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赵拓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9页。译文略有改动。

【4】　又译为菲逻各中心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重视声音、言语的直接沟通而贬抑书写文字的传统称为“语音中心主义”，进一步提出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对西方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与颠覆。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诸多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属于最基本的压迫形式，女性主义的主要工作便是对这种思维定式与价值模式进行颠覆与解构，即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既然菲勒斯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基础、最核心的表现形式之一，遂有了两个英文词汇的拼合，即“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意指以男性压迫女性的二元对立为典型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僵化模式。

【5】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6】　埃莱娜·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页。原译文标题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

【7】　Elaine Showalter, "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1985, p. 130.

【8】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9】　《性政治》的问世被学术界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成熟的标志。

【10】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　埃伦·莫尔斯论文集的标题为《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们》（Moers, Ellen, 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1977）。

【12】　埃莱娜·肖瓦尔特代表作标题为《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Maggie, Humm, Feminist Criticism: Women as Contemporary Critics, Lond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6, p. 42．转引自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4】　Susan Seller, Feminist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211．转引自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2001年，第2期。

【15】　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2001年，第2期。

【16】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第30页。

【17】　同上书，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