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变与整合：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女性主义诗学传入中国的步履，其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对本土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渗透也在悄然展开。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对女性主义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的面貌与历史进行了追踪与梳理，比如林树明、董之林、任一鸣、陈志红等人所开展的工作^【1】。林著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期定在1988—1989年间，并举出了对域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译介的活跃、本土一批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的产生和部分女性文学研究者开始接受与认同这一新的理论武器三个方面以证明自己的论点^【2】；任一鸣在新世纪初发表的论文《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中，则明确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实践分为1980—1987年、1988—1989年、1995年以后的三个发展阶段^【3】。虽然本书作者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国内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献资料的艰苦搜集与归纳整理得出了不尽相同的划分依据，虽然笔者也认为任文忽略了1990—1995年间作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第二次高潮到来之前的酝酿阶段的重要作用，但上述学者的开拓工作，却无疑为笔者所进行的后续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第一节　小荷才露尖尖角：
投石探路的初期引介（1981—1985）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中国社会进入了重温五四启蒙传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文化上也渐趋开放与多元。在西方各种精神文化资源被介绍、引进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诗学也悄悄地踏上了进入中国并投石探路、寻求自身合法性的旅程。

纵览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进，笔者将新时期初年到1986年之前大约五年左右的时期，归为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传播的初期阶段。

总的来说，该时期学术界的翻译、介绍与研究是零星的、有限的，并无自觉性与系统性。从效果方面而言，女性主义只是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发展势头强劲的学术话语和文论思潮而获得注意的，并未近距离地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模式产生明晰可辨的影响。

这一阶段贡献最为突出的开拓者是朱虹。1981年，在国内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心目中广有影响的《世界文学》杂志第4期上，朱虹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文，该文因首度引入了具有西方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概念，并介绍了欧美女性主义思潮中一系列代表性的学者与著作，而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字。

该论文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风行的“妇女文学”出发，很快将笔锋转到了女权运动，明确地将妇女文学的繁荣看成是女权运动的直接成果，并进而对西方女权运动以及自然延伸而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兴起背景、基本特征、意义与影响作了概要的介绍。朱虹高度评价了女性主义思潮对于妇女文学的深刻影响，指出：“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促成了妇女文学几个不同方面的发展，即在创作方面、批评方面和史的研究方面。”^【4】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女性专家，朱虹当时又身处女权运动的中心美国，自然对这一与妇女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站在女性立场开展的学术话语十分关注。

该文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当时在引进女性主义思潮与批评方法时，更多强调了它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思潮之间的历史关联，注重其意识形态性与战斗性，并将其限定为一种体现了历史主义和社会学观点的文学批评模式。虽然这一限定并不能概括此后二十余年欧美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但显然是符合当时美国女性主义文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传统的。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兴起之初就以对文本的高度关注、对文本与历史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为特色，这一点和法国女性主义流派更为抽象的理论思辨形成明显的差异。当朱虹考察美国“妇女文学”之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正处于反思文学传统、揭露文本中的性别歧视、批评成果层出不穷的高潮时期，以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误解与扭曲的揭示与批判为特征的“妇女形象研究”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主题。1976年，美国批评家朱迪丝·弗莱厄（Judith Fryer）出版著作《夏娃的面容：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妇女》（The Faces of Eve,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Novel），对19世纪美国重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考察，提出了存在“诱惑人的妖女”、“美国公主”、“强悍有力的母性形象”和“新女性”这四种类型的基本观点，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幅女性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下被类型化、妖魔化的文化图景，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就在朱虹写作此文的同一年，埃莱娜·肖瓦尔特发表了长文《荒野上的女性主义批评》，从理论上概括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其起步之初的主要工作是对现行文本中的父权中心本质进行揭露，侧重培养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抵制父权制统治的读者，表现出鲜明的反现行意识形态的倾向。所以，朱虹对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初期引进和自己当时的理解，既抓住了女性主义诗学的核心，又使之能够与中国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习惯的社会历史学思维方法和批评模式进行对接，体现出异域性与本土化的初步融合，为它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文的第二个贡献是作者从“妇女意识”这一概念出发，对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的文艺思想均作了评述，历数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玛丽·埃尔曼的《关于妇女的想法》、帕特里西亚·斯帕克斯《女性的想像》、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蒂利·奥尔森的《沉默》、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谎言、秘密与沉默》等，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勾勒出一幅具体而微的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简史；朱虹还慧眼独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些至今尚未获得真正解决的关键问题，如关于“妇女文学”的界定，以及对这一类别是否真正存在的疑惑等等。虽然作者提出这一疑惑的时候，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对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女性、女性身份与女性特质的理解与界定的颠覆性影响尚不明显，但作者的学术敏感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朱虹还尝试性地对英美妇女文学的发展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将之分成了三个阶段，在线性的梳理中演示出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化，妇女文学的发展、成熟过程。作者认为美国妇女文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主要有伊迪斯·华顿、威拉·凯瑟、凯特·肖班等人。她们“大部分用传统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们写出了妇女在狭隘天地中的苦闷，但还缺乏明确的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5】第二阶段的代表大致创作于二战前后，如凯瑟琳·安妮·波特、法兰娜莉·奥康纳、佐拉·尼尔·赫斯顿等。她们的作品，“更明确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6】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赫斯顿这位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以及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womenism）价值观念与美学理想的提出，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代作家则为“60年代以后用新的眼光描写妇女意识的代表作家”^【7】，包括英国的多丽丝·莱辛，美国的玛丽·麦卡锡、西尔维娅·普拉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朱虹指出，“当前的妇女文学与以前的相比，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跟全社会的不合理状况，甚至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而且有更多的心理深度，这就跟女权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妇女意识’问题衔接起来了。”^【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英美妇女文学的推进，显然是和女性主义影响下女性意识由朦胧而至显豁的觉醒过程密切相关。而西方妇女文学在题材选择、生活场景描摹、价值取向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特色，可以成为我们反观中国妇女文学写作进程与特点的宝贵参照系。

因此，朱虹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作为中国第一篇颇有分量的女性主义介绍与研究论文，代表了1986年以前，即国内引介女性主义第一阶段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译介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人对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学说与妇女文学成就了解极少的情况下，朱虹的工作具有可贵的启蒙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1983年，朱虹又编选并主持翻译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选推出了覆盖美国三次妇女文学浪潮并体现出女性主义倾向的23位作家的29篇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作一部，首次集束性地在国内读者面前呈现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优秀女性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魅力。像凯特·肖班的《一小时的故事》、夏洛特·帕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蒂利·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等等，直至今日依然以对男权中心的家庭内部两性关系的真实描绘、对女性因窒息而疯狂的主题的探讨、对女性之间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关系的表现等等，而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复讨论的经典文本。而克莱尔·布思·路丝戏仿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的现代版独幕剧《玩偶之家，1970》中，那位现代版的娜拉甚至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读者可以通过她出走前和丈夫的对话，发现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先驱人物的思想的明显印痕。

1989年，朱虹还与文美惠共同主编并出版了《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两位编者在“前言”中明确地宣称：“我们的任务，不仅要介绍在世界文学史中已有定评的杰出的妇女作家和作品，还要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对她们和她们的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挖掘。同时，对于古往今来大量受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歧视或忽略的、被埋没的妇女作家以及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妇女作家，我们也要一一拭去历史偏见给她们蒙上的尘埃，还她们以本来面目。”^【9】“我们这部词典所包含的妇女文学词条，内容将包含以上所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和作品以及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家和作品。”^【10】因此，该《词典》收入了上自古希腊、下至20世纪80年代的59个国家、625位女作家的条目，朱虹和王逢振两位还特地为吉恩·弗兰科（Jean Franco）、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凯特·米利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埃莱娜·肖瓦尔特、朱丽亚·克里斯特瓦、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鲁思·佩里（Ruth Perry）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和陶丽·莫依共11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撰写了词条。结合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妇女作品当作一个特定的领域加以探索，结果引起了人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妇女文学的大规模的重新挖掘和重新阅读。随着大批被淹没的女作家被重新发现，随着大批信札和日记的重见天日，随着探索女性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新文学传记的不断涌现，妇女作品中的连续性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清楚明了”^【11】的论述，我们在此欣喜地看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学者心中的共鸣与回响。

此外，朱虹还是第一位在国外开设“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课程的中国学者，她的译著《花的节日：中国女作家散文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等在海外的出版，亦为帮助中国女作家走出国门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另一位女性学者乐黛云继续在海外为推进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研究和妇女作家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2】

早期与妇女文学研究相关的成果，我们还可以查到陈洁发表于1982年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一篇文章《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化及其认识价值》。论文虽然属于本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形象学研究范畴，没有体现出自觉而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观照与批评方法，甚至没有出现女权运动或女性主义等类字眼，然而，却无疑体现出暗合女性主义诗学中“妇女形象批评”的特点。论文纵向梳理了随着希腊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演变，女性地位逐步降低，以至在作为现实生活的变形与折射的希腊神话中由威严、高大、能干的女神转变为父权制形成初期努力为捍卫自己的应得地位与权利苦苦挣扎的女性形象，再转向父权社会确立与巩固之后被任意凌辱与宰割的女奴形象的历史过程，密切结合时代特征与历史背景，分析了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变迁，探索了女性在遭遇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前后的悲剧性命运。该文材料充实、分析中肯、富有逻辑性，是一篇颇为典型的呼应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文本；文中甚至还用到了“父权制”这一在西方女性主义诗学中作为理论建构前提与关键词的概念。它的面世，无疑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性别意识逐渐彰显的趋势下，用新的立场研究文学作品、分析文学现象的努力，体现了中国本土妇女文学研究的良好基础。

此外，早期相关论文还有李小江发表于1983年第2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谢利〉中复式结构的对立统一——评〈谢利〉中的女权主义》、齐彦芬发表于1984年第2期《国外文学》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等。前者分析了体现于19世纪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谢利》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后者则介绍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平、创作道路与主要作品，并提到其集中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深刻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文化学名著《第二性》。作者还通过对西蒙娜·德·波伏瓦1954年获法国龚古尔奖的作品《大人先生们》中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痴情的女主人公保洛的分析，阐发了波伏瓦身为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地位、妇女觉悟的关注，提到了波伏瓦那句“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名言。

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上、下两卷在中国翻译出版。^【13】下卷中由女学者伊丽莎白·詹威撰写、郑启吟翻译的“妇女文学”一节，以长达79页、总量约6万余字的篇幅，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评析了二战以来美国当代妇女文学的成果与特色。由于作者本人即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女性主义学者，出版过《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地位》（Man’s World, Woman's Place, 1971）和《在神话与早晨之间》（Between Myth and Morning, 1974）等重要的女性主义分析著作，因此，她对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成就的评述，体现出理论思辨与具体的文本分析兼备的特色，渗透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针对什么是“妇女文学”的问题，詹威首先提出了新的检验标准：在她看来，显然并不是凡是妇女写的或有关妇女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妇女文学”。“是否属于妇女文学，这里采取的检验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要看她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用的是多种多样具有个性的，而同时又是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用的是男子的原则和评价标准。”^【14】为了说明不同的“原则和评价标准”确实会体现出性别的差异，作者随即还举出了不少例子，质疑了“正统的标准里在当前的种种局限性”^【15】，体现出对伍尔夫的女性小说观的吸收与发展。作者随后转入了对二战以来美国妇女文学发展的纵向梳理，涉及范围包括妇女小说及诗歌、传记、回忆录、学术研究等非小说类著作，简洁而又准确地概括了妇女文学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轨迹，尤其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对严肃的妇女文学与妇女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评价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等作品。

詹威还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了女权运动支持下的妇女文学呈现出的一些新特征，比如以“寓言”的形式出现的自传性因素、对神话典故和男性文学名作的改写与戏仿，以及女权主义思潮的激荡对于作家题材处理和风格变异等等方面的影响。她写道：“早期的小说家甚至在表达对于命运的愤慨时，其愤怒程度也因为作者觉悟到妇女对于自己命运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而减轻了。可以在小说中看到不幸的婚姻和迷途的妻子。但是，只要婚姻对妇女的正常生活来说，仍然是一种先决条件，那么它就必然被看作妇女必须加以容忍的某种东西。……当一种没有婚姻，或者没有传统的婚姻形式的生活在社会上和感情上变得可以接受的时候，过去一直隐藏起来的东西就开始显露了。显露阴暗面的气氛加强了所揭露出来的事物的冲击力。”^【16】作者还发挥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关于女性“疯狂”的思想，将“疯狂”更多地看作是“对于生活在其他经历中的荒谬性的一个隐喻”，指出：“当‘正常’状态不能再维持含有欢乐、自由和想像力的生活时，就会选择疯狂来作为反对正常状态的叛逆行为。”^【17】如果说吉尔伯特和格巴更多地是从19、20世纪欧美妇女小说中征引例证的话，詹威则更多地是从现实中的人物身上取证。文中援引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美国作家司各特·菲兹杰拉尔德的妻子泽尔达迫于社会对两性的不同要求和丈夫对其文学才能和成为舞蹈家的理想的压制与打击，而终于发疯的不幸遭遇。

随着妇女文学的深入发展，原先出现的一些简单机械、情绪化地将妇女表现为男性压迫的牺牲品的文学作品逐渐为更为丰满多元的作品所取代。詹威敏锐地注意到了此方面的变化，并对包括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战士》、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等在内的华裔和非洲裔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们在反思母女关系、揭示黑人男女的各自处境、追溯母系亲缘关系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文中还花了近10页的篇幅，专门点评了美国女性主义诗学史上六部重要的批评著作，既指出了其各自的成就，也中肯地批评了它们存在的缺点。这六部著作分别是：玛丽·埃尔曼的《关于妇女的想法》（原译文为《想想妇女》）、帕特丽西亚·迈耶·斯帕克斯的《女性想像：女性写作的文学与心理研究》（原译文为《女性的想像力》）、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引诱与背叛》、埃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原译文为《女文人》）、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原译文为《一种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和卡罗琳·海尔布朗的《对男性因素的逐渐认识》^【18】。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译介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并没有对《美国当代文学》这部较为权威和全面地描述和总结了当代美国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著作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由于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局面，对它的阅读还主要集中在外国文学学者，尤其是美国文学学者构成的较小圈子之内。这就使书中提出的不少很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没有及时在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界获得吸收与反馈，比如詹威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行专门讨论的有关“妇女文学”的界定标准问题，并没有及时得到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呼应，以至在该书面世以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少人还停留在对于界定标准的较低层次的反复争论之中。对于中国学术界有关什么是“妇女文学”或“女性文学”进行界定与争论的情况，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有专门的梳理与评述。

1985年，吴宗慧出版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作为一部专门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专题研究的早期著述，书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只是出于它的女性作者的一种朴素而自发的性别意识，书中并没有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与方法的运用。由此可见，异域“新声”要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尚有待时日。

总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国内对女性主义诗学的引介尚停留于少数精通或关注当代西方文化与文学最新进展的学者的小圈子当中，未能与中国的文学发展与现实需要发生直接意义上的勾连；引介的幅度也相当有限，读者可以从不多的文字中约略窥知女性主义赖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政治背景、发展过程甚至最基本的理论代表，但是对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理论著述的优劣短长等远未有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参照。

第二节　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一次浪潮的开始涌动（1986—1989）

大约始自198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妇女问题上升到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趋向。一系列呼吁和身体力行地展开妇女研究的文章出现了，它们因最先刊登于各大报刊上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也为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更有效地造出了舆论上的声势。

邓伟志率先在1986年1月17日的《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题为《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的文章，可说集中表达了中国学术界对妇女学和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出现新的转机的热切企盼。此外，罗琼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的《经济日报》上发表了《重视妇女问题理论的研究》，张致平在9月22日的《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从一个研究所看美国的女权运动》，王大明在1986年10月17日的《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妇女问题和妇女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金子在12月8日的《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应不应该承认性别差异？当前美国男女平权主义论坛上的两场大辩论》，等等。更为学术化的论述则有箫里、晓瑜发表于1986年第2期《中国妇女》杂志上的《中国近代史上关于妇女解放的三次论争》和荣颂安发表于1986年第10期《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七十年代以来国外妇女史研究动向》等等。当年还出现了一部标题为《女性学入门》^【19】的译著，作者为日本的富士谷子。作者开篇即指出日本女性学会为“女性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从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学科”^【20】。这里，性别立场与视角从理论的层面获得了表述。该书的面世，标志着“女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开始被国人所了解和接受。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的两个译本。作为欧美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中具有标志性的理论著作，本书通过对“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即欧美中产阶级中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大量调查研究，揭示了知识女性在背弃了她们的祖母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和奋斗成果后，自我失落的深深痛楚、无名的烦躁感和空虚状态，将女性压抑、空虚的生存状态比作被囚禁在“舒适的集中营”中的“日渐失去人性的过程”，在欧美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和强烈的共鸣。

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中的妇女研究动向，很快便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呼应。就在当年，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文版问世了。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女性主义诗学著作中最早被翻译、引进国门的一部作品，它的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用综合的目光，将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精神分析、人类学与文学等多重文化构成视为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网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视它们的相互作用与内在联系，从中探索了女性的命运与意义。其上卷第二章对劳伦斯、克洛岱尔等男性文学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分析，已经体现出初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

此后，新的译介纷纷涌现。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里·赖安和苏珊·范·齐尔合编、中国学者李敏儒与伍厚恺合译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导引》一书，书中简略地介绍了西方13种重要的文论模式，其中就有《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章。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该书应该是从国外译介过来的文论之中，最早向中国读者简略地介绍作为一种批评模式的女性主义的一部著作了。较之朱虹早期主旨在于推介美国“妇女文学”而捎带介绍了女性主义的基本情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章中的内容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科学化。1988年，由周宪等人合译的《当代艺术文化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埃莱娜·肖瓦尔特于1979年发表的、为其“妇女批评学”理论奠基的论文《走向女性主义诗学》。

1989年，英国伟大的意识流小说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论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还译）。伍尔夫通过对假想中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妹妹“朱迪斯”悲惨命运的描述，揭示了历史上无数具有潜在文学才能与雄心的女性被现实与文化所扼杀的结局，对比了现实生活和文学文本中女性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位“朱迪斯”和她的哥哥一样大胆并富于想像。然而，她没有机会学逻辑与文法，更不用说读维吉尔和贺拉斯了。在她不到17岁的时候，她被迫与一个商人之子订了婚。她逃婚来到了伦敦，希望和哥哥一样，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然而，她只能徘徊于剧场的门外，受到冷落与嘲笑，并被男子诱惑，最终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拖着有孕之身自杀而死。虽然这个故事是伍尔夫杜撰出来的，可是，谁都不能否认其中严酷而富有逻辑性的真实。写到这里，伍尔夫还意犹未尽，继续推想道：“假使在16世纪一个女人若是有特殊的天才，一定会发狂，自杀，或是终其生于村落外一所寂寞的小草屋里，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因为只要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就可以确定知道一个有特殊天才的女孩子想应用她的天才到诗上去，一定是被人挫折阻碍，被她自己自相矛盾的本能折磨撕裂以至无疑地失了健康流于疯狂。”^【21】“朱迪斯”的故事，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性事业发展的艰难及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两性在历史与现实中处境的截然不同等等，均激起了中国读者强烈的共鸣。伍尔夫强调的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对于保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其有关“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著名比喻，成为激励中国女性不断争取独立的物质与精神空间的重要动力。

同年，由英国学者玛丽·伊格尔顿主编，胡敏、林树明等译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也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作为严格意义上第一本进入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选本，该书对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选本大多为西方文论家著作的节选，无法使读者窥知原作的全貌，但毕竟使读者在阅读专业研究者的第二手介绍评述之外，第一次原汁原味地感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表述方式（如果抛开翻译的因素不计的话）。而在随后数年中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原作的翻译依然薄弱的情况下，该书也就成为相当多的学者征引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译介进来的文本中，中国学者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空间与价值系统，热情高涨，介绍性的、研究性的论文更是不断增多。从论文的数量上看，根据林树明的统计，“86年至87年间，每年11篇，而88年增加到20余篇，89年增加到32篇，其数量逐年成倍增长。”^【22】

概而言之，1986—1989年间相关介绍与研究性论文的逐年增长、译介的纷纷涌现和既呈现出女性主义学术锋芒而又结合了中国文学研究特色的学术力作的问世，终于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介绍性文字与学术论文的大批出现。如1986年间，即有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柳门在《读书》第7期上发表的《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孔海立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谭大立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的引语出自埃莱娜·肖瓦尔特的论文《荒野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张翠华于11月24日发表于《吉林日报》的一篇介绍文字《西方“妇女文学”批评方法》等。虽然我们看到学界对女性主义依然识之未深，在尝试对其做出界定与阐释时所使用的名称也尚未统一，有用“西方‘妇女文学’批评方法”的，有用“女权运动”的，有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但努力向国人介绍域外又一新的思想资源的热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1987年，更多有影响的报刊对这一新的批评理论投注了关切的目光。上海的《文汇报》于3月30日发表王馨钵的文章《欧美的女权主义批评》；谭大立在北京的《文艺学习》第2期发表《女权主义批评》一文；老作家冯亦代亦投书6月7日的《光明日报》，就《女作家书中的男性》展开讨论；安迪在10月29日的《文学报》上发表《“女强人”的痛苦与欢乐——与朱虹谈“妇女文学”》一文；朱虹在《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简爱〉与妇女意识》，在《外国文学动态》第7期发表《“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另一位著名的欧美文学专家黄梅在著名的《读书》杂志第6、8、10期连续发表了《女人与小说》、《玛丽们的命运——“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二》和《“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三篇文章。三篇论文深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表达的女性主义意识的精髓，又表达出身为女性的作者对中国和欧美诸多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深切感悟，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如在“杂谈之二”中，作者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虚拟的莎士比亚妹妹“朱迪斯”的文学雄心和悲惨遭遇说开去，介绍了英国文学史上作为诗人雪莱岳母和妻子的两位玛丽由于自身性别的限制而遭遇的创作上的坎坷，认为“她们的作品揭示了女性生活经验（如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婚姻、生育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妇女思想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既依存、又抵触的复杂关系”^【23】。在“杂谈之三”中，作者则从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对《简爱》文本双重结构和女主人公的人格分裂切入，旁征博引，评点和阐释了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成果，进而引申到对白雪公主故事中天真无知、易于受骗的公主和所谓“邪恶”王后的新认识，揭示出父权社会中法力无边的魔镜通过一系列男性文学大师之手塑造出来的变形的女性形象的不真实性。此外，有影响的论文还包括方屏在北京的《环球》杂志第3期发表的《第二性的觉醒：记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黎慧在《文学自由谈》第6期发表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

1988年之后，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尝试对文本进行具体解读的论文开始出现。当然，由于知识结构和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原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学者范围之内。此外，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来龙去脉、价值指向和基本成就的评述也更见深度。

韩敏中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和康正果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是本年度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韩文的标题显然受到了美国女性主义诗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基本观点的启发，作者也正是从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和隐藏在阁楼之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关系问题入手，来切入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探究的。而康文则准确地论证了女权运动孕育了妇女研究、妇女研究的纵深发展又促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衍生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女性主义诗学“奉行了明显的性别路线”、“重视批评的社会效果和道德价值”的意识形态特征^【24】。文中还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和“妇女与写作”两大方面，介绍了以美国为主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内容与特色，尤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崛起的“妇女形象批评”的介绍较为准确。

此外，我们可以列举的还有孙蔚虹在《淮阴师专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当代妇女的悲剧——评当代美国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安蒂文在1月23日的《文艺报》上发表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邹惠玲在6月25日的《文艺报》上发表的《女权文学批评在崛起——美国女权文学批评概述》、余摘在《文艺报》7月2日发表的《西方女权主义是最流行的一种理论》、陆道夫在《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的《强化女性主体意识纠正男性评论偏颇——欧美女权主义批评述评》、李少鹏在《文艺评论》第5期发表的《“自己的一间屋”——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简介》等等。至此我们看到，除了各类专业的文学研究期刊和大学学报之外，中国内地拥有广泛读者群的几家官方报纸也加入了对女性主义诗学的推介，如《文学报》、《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等，而这一切的努力终于使随之而来的1989年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第一次高潮中最有收获的年份。

感应着文化界的热切气氛，外国文学领域的一些重要杂志纷纷开设专栏，通过集群性效应使有关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诗学的研究迅速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

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外国文学》杂志在1989年总共6期的版面中，就有3期开辟了“妇女文学”的专栏。第1期专栏以评介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成就为特色。秦湘节译了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帝》。王家湘的论文《在理查德·赖特的阴影下——三四十年代的两位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安·佩特里》，则将两位女作家的性别特色从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凸显出来，思考了她们的成就之所以被赖特等黑人男性作家的创作所遮蔽的文化原因，肯定了她们“致力探寻的黑人女性完整的生命价值问题”^【25】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启示意义，认为在追求女性独立的精神生活方面，《他们眼望上帝》开黑人女性文学的先河；而佩特里《大街》则表现了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一个自尊的黑人女性凭依辛勤劳动维持自尊的不可能性。

《外国文学》第5期上还刊载了张来民、陆道夫两位译者节译的挪威卑尔根大学人文学科女性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陶丽·莫依的女性主义诗学名著《性与文本的政治》的第三章，即莫依对三部标志着美英学派女性主义批评成熟的著作《文学妇女》、《她们自己的文学》、《阁楼上的疯女人》进行评述的内容。陶丽·莫依出生于挪威，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与教员，随后又远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职。作为一位有着多元背景、深受法国文化熏陶并对法国解构主义和德里达的学说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她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高屋建瓴，对西方女性主义的两大主要学派——美英学派和法国学派做出了全面、中肯的评价，使该书成为当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界公认的一部较为权威的理论著作。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国内对该著的最初译介，选择的却只是莫依评价美国女性学者三部著述的内容。她对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的精彩点评，则被编者和译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里，译介者的选择与忽略，也正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中国学术界重美英学派而对法国学派持冷淡态度的基本倾向。直至1992年，由林建法和赵拓合译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全本才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但中国学术界对于法国学派有关“女性写作”、女性话语与身份等问题的思考却依然缺乏积极的回应。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女性写作”却成了不少作家趋之若鹜的对象和追捧的话题。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中西文化、文学交流方面的奇特现象。对这一问题，笔者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予以讨论。

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办、国内外国文学界最具权威的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在当年的第1期也开设了“女性文学”专栏，并集中刊发了朱虹的《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王逢振的《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赵砾坚的《美国妇女诗歌的诗质演化》、刘晓文的《建立女性的“神话”——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秦喜清的《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五篇论文。其中，朱、赵和刘三位学者的论文主题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作为作者为《外国女作家词典》撰写的“前言”，内容涉及了欧美文学史上大量优秀的女性作家；《美国妇女诗歌的诗质演化》纵向勾勒了美国妇女诗歌反映的女性从自我禁锢走向自我觉醒的漫长历程，将20世纪的妇女诗歌置放于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着重选择了女性主义学者兼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分析了女权运动的纵深发展使女性诗歌主题产生的突破；《建立女性的“神话”——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则从上古神话与宗教观念出发，对父权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中的性别主体意识。三位作者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首先尝试以女性主义观念与方法对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创作本身进行了分析，从他们的行文中清晰可见美英学派“妇女形象批评”和“妇女中心批评”的思路与特色。

另两篇论文则集中对女性主义诗学本身进行了探讨。作为一位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论进展的学者，王逢振在《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概要评述了美国的女性主义。作者首先从“妇女形象批评”入手，分析了历史传统与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模式化、类型化、符号化的本质，揭示了其赖以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对女性个人意识的负面影响，还结合美国作家海明威、诺曼·梅勒等人的创作实际，具体呈现了文学中“厌女症”的表现形态；他还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想，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学术的客观性与批评的绝对论提出了怀疑，认为文学批评界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比如，对女性作家的漠视、不能将女作家和男作家放到同一平台上进行公正的评价、以男性经验作为普遍性论述的基础，等等。由此，作者将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学批评尖锐地称为“男性性征批评”。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伍尔夫和玛丽·埃尔曼学术思想的深深印痕。埃尔曼在《关于妇女的想法》中认为，西方文化在各个层面上都体现出一种“性别类比的思维方式”（thought by sexual analogy），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所有的现象、社会经验和个人行为以男性或女性的特征加以分类。由于男性有较为强壮的体能，而女性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无可替代，两性的这一生理特征似乎成为了其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的一种隐喻。埃尔曼于是将男性批评家对妇女作品的评论讥讽地称为“菲勒斯批评”（phallic criticism）^【26】，认为它是“性别类比的思维方式”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形式。王逢振文中的“男性性征批评”和埃尔曼的“菲勒斯批评”意义是完全一致的。

秦文的标题为《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章简要说明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其初期阶段以形象批评为特征，以《性政治》为代表作，涉及玛丽·埃尔曼《关于妇女的想法》中对“菲勒斯批评”体现的性别歧视的批判；第二阶段为“她们自己的文学”时期，特色在于重建文学史，涉及斯帕克斯、埃莱娜·肖瓦尔特、苏珊·格巴、埃伦·莫尔斯的主要著作；第三阶段则走向了理论反思。

笔者认为，该文在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第一次浪潮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开创意义：首先，作者对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发展史作了三个阶段的明确划分，这在之前中国学者的译介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其划分的基本框架至今依然为学者们所使用。其次，在对理论反思阶段的介绍中，作者看到了西方女性学者由于理论依恃匮乏，不得不在坚持颠覆姿态的同时，又必然以传统的文学观念为理论前提的问题所在，认为这就使她们难免不在努力挣脱的过程中，又会再度跌入父权制的陷阱之中。较之此前众多热情推介、极力褒扬的文字，秦文可以说是第一篇在冷静的思考与审视中又看到了女性主义诗学的薄弱环节的文章，从中我们看到中国学者自主意识的可喜增长。再次，较之前文笔者所论国内学界对法国学派陌生与冷淡的态度，该文可算第一篇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法国学派的研究理念与学术观点的文字。作者从西方学者开始理论建构的努力中，谈到了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与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消解论哲学的精神关联，介绍了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的“符号话语”（semiotic discourse）、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écriture fèminine）等概念。作者还在与法国学派的比较中，正确地概括了美英学派的政治化倾向。

在女性主义诗学的中国之旅中，还有一份必须提到的重要学术刊物，那就是《上海文论》。它在大力组织介绍、推广和尝试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抹杀之功。同时，它或者还可以被看成是促成西方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化、文学实际实现磨合与对接的重要桥梁。因为此前的批评实践还主要局限于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现象的解读上，而从《上海文论》刊载的论文开始，女性主义批评真正转向了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新的观照。

该杂志创刊于1987年，为双月刊。1989年第2期，该刊推出了国内第一个真正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为总标题的论文专辑，论题涉及女性主义诗学理论和对中国古典、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全新阐释。署名海莹、花建的两位作者在《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的文章中，以引人入胜的对话体形式，深入浅出地概括了欧美女性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批评到7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再到70年代中期之后向文化批评发展的基本走向，并自觉站在中国学者的本位立场，讨论了这一鲜活的思想资源“对于正在重建价值体系和进行文化嬗变的中国社会有些什么意义”^【27】，体现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明确的拿来主义立场。

吕红的《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兼及〈金瓶梅〉的道德与美学思考》站在女性立场上，为《金瓶梅》中以潘金莲为代表的几位负面的女性形象翻案，力求对其道德与美学价值进行肯定。孟悦的长文《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是同年出版的和戴锦华合作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绪论”，也是该论文专辑中最富力度与振聋发聩的一篇力作。作者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28】由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女性主义并非追求压迫男性的狭隘目标的正确理解。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批判内涵的诗学，女性主义涉及对历史文化的全新评价，其宗旨在于以历史与文化皆处于菲勒斯中心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观念为前提，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文化符号、大众心理和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的挖掘，揭露其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由于性别压迫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压迫形式之一，因此，其显然适用于对漫长的封建文化进行反思。作者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母系社会向父权社会的演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心理的变化和对女性位置与角色的新规定，揭示了女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受压抑处境。作者借用福柯的理论，将女性形象视为空洞能指，认为文本“在象征和审美意义上展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以及对两性关系的种种要求、想像和描述”，是男性“欲望的表达”^【29】。作者还用中国历代文人对女性美的描述方式为例证，具体呈现了传统修辞方式中流露出来的男性欲望的象征形态，进而犀利地指出，“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30】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敏锐地看到了女性被文化物质化、客体化之后丧失了自身作为主体的欲望的危害性。总的来说，本文对使女性成为历史“盲点”的两千年父子秩序主宰的中国文化史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周作人即指出：“男子方面有时视女子若恶魔，有时视若天使，女子方面有时自视如玩具，有时又自视如帝王；但这恐怕都不是真相吧？人到底是奇怪的东西，一面有神人似的光辉，一面也有走兽似的嗜好，要能够睁大了眼冷静地看着的人才能了解这一与其生活的真相。研究妇女问题的人必须有这个勇气，考察值的两面，人类与两性的本性及诸相，对于什么都不吃惊，这才能够加以适当的判断与解决。”^【31】孟悦的分析使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大师的先知灼见，在20世纪中国文化第二次启蒙的时代终于结出了硕果。

本辑中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尝试主要体现于施国英的《颠倒的世界——试论张贤亮创作中的两性关系》中。作者通过对《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进行文化分析后认为，“在张贤亮的笔下，男人是轴心，而女人不过是围着他旋转的轨迹而已。”^【32】“他以一个个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巧妙地掩饰了他的男性中心论，给那种极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蒙上了一层玫瑰色的面纱。”^【33】如果我们对照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一部成熟之作《性政治》中的相关论述来看，施文的观点与之是十分相似的。凯特·米利特在分析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的成名小说《儿子与情人》时认为，主人公保罗是一个完美的自恋主义者，“书中的女人们存在于他的轨道上，并为他的需要服务：克拉拉的存在是唤醒他的性意识，米里亚姆是以信徒的身份崇拜他的才能，莫雷尔太太则是为了始终如一地向他提供巨大而广泛的支持，那种永远的动力，从而激励一位矿工的儿子，超越他的出身，出人头地，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34】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张贤亮的评论者施国英确是受到了米利特批评观点的影响，还是出于一位中国女性学者的直觉感受到了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但起码可以从施文中看到运用新的立场挖掘文本中潜隐内涵的可能性。同时，正如米利特的论断常常被人批评为较为偏激，并简单化地将作品中的人物与作家本人等同等等，这些问题也开始在中国不少批评者的身上显现出来，如简单随意、情绪化与简单化、好作惊人之语，等等。随着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运用，这些问题也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同期《上海文论》的“妇女书架”还推荐介绍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一书，以及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位美国学者阿·马德森的《萨特和波伏瓦的共同道路》等。

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第一次高潮的第二个标志，是运用女性主义这一利器考察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的一批研究论著的出现。评论者们在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分析、评价方面，在对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心理感受乃至审美意识的探索方面，均糅入了女性主义的基本因子，因而也得出了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在这方面，来自河南的女学者李小江起步较早。她也因倡导中国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与文学研究，而在中国的女性主义学术史上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这一时段，李小江连续出版了《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女人——一个悠远的传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三部编著与专著。

而从批判之犀利、理论手法之多元与新颖、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之强烈乃至对后人启发之长久等方面来说，最为出色的著作当属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著可说体现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第一次浪潮的最高水准，并标志了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成熟。陈骏涛指出：“这部书是中国内地最早运用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进行研究的文本，同时又将话语理论、叙事学、精神分析学与上述理论融为一炉。”^【35】林树明也认为，该著“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向男性文学传统提出诘难，探究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表现出浓烈的女性主义批判精神。因为有了这本书，中国内地的女性主义批评才名副其实”^【36】。

在本书“绪论”的开始部分，两位作者即开宗明义地表达了站在女性主义立场质疑传统文化的立意，体现出重构历史的基本倾向：“女性的真理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事件的线性系列下的无历史，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37】

在“绪论”第一部分《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中，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夫妇关系为基础的“人伦”体系进行了尖锐、犀利的分析，饱含力度地揭示了其中隐含的男权中心意识：“一方面，‘人伦之始’以男性秩序之始作为整个文明历史的起端，乃至以男性秩序之始取代、抹杀了整个历史的由来，从而使历史仅仅为男性而存在；另一方面，‘人伦之始’以‘人’这个貌似中性的泛指之词，抹杀了女性的真实历史处境。”^【38】

由于语言是建构历史文化的最为基本的载体，作者随即运用话语理论与符号学说，从语言入手，以“妻与己齐”为例，具体分析了男性操纵话语权、强行将女性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网络的基本过程：“‘妻与己齐’，短短四字已包含了男性说话主体、男性对话主体与所谈客体（女性）的两大分野，包含了这两大分野的清楚无误的主客、己他对峙。在这一貌似公允的、权威性的陈述中，听不到任何女性的声音，惟有男性话语主体是陈述所依傍的始点和中心，惟有男性话语主体有权解释‘妻’为何意、为何物，至于女性则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39】波伏瓦指出：妇女的所谓“第二性”并非天然，而是文化符码人为造就的产物。在一个男性视自身为正常、规范和标准的价值系统中，女性自然被贬斥为“他者”，并因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被降格为“第二性”。因此，“人性其实只是具有男性的品格而已”^【40】。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孟、戴两位的基本观点和波伏瓦是一致的，只不过因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上，而有可能对中国读者产生更为强烈的震撼力。

正如作者所言：“文学能够传达而法律条文及伦理规范未能传达的一种重要信息，乃是人们的欲望及对欲望的表达。”^【41】因此，有关文学形象的心理分析在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借鉴了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有关“阉割焦虑”的思想，对传统文人笔下的女性审美观和士大夫阶层在专制君主面前的性倒错现象进行了心理学分析，发人深省，但有些评价却也过于偏激，给人以一种剑拔弩张、有失公允的印象。

总之，该书“绪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质疑了上古诸种典籍中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观，分析了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中女性性别被遮蔽、女性形象被扭曲的场景，暴露了传统文化压抑女性、使之成为历史之盲点的阴谋。

随后，从《一百年：走到了哪里？》开始，作者转入了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形象的考察，概括出了新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女性形象系列，即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祥林嫂系列”和以茅盾作品为代表的“新女性系列”。作者评价了其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及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意义，揭示出两类形象文化内涵的变迁所隐含的性别意味。例如对“祥林嫂系列”，作者如是说道：“从祥林嫂到白毛女，女性从牺牲式的祭品变成取之不尽的奉献者，继而变成被拯救的价值客体并获得拯救，当然，‘救星’并非是女性的同性。这些作品在揭示女性痛苦生活上是无可厚非的，但只是这些女性形象的所有内涵都不是自足的，都有待于作品之外的另一个主体，如祭品的送祭者，地母的奉献对象或索取者，被拯救者的拯救者等等，他们便是主导性别。也就是在这里，解放了一小半的女性遭到了无意的背弃，她们在走到主体之前先成了新的话语世界的新客体。”^【42】确是如此。在从中国现代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由男性拯救者与女性被拯救者构成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模式。中国女性的解放路程并没有走出很远。

该著的主体部分在于作者将中国新文学30年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分成三个时段，分别进行了评述。在五四及其后的十年间，作者依次评述了庐隐、沅君、冰心、凌叔华四位作家独特的创作主题及其中或隐含或明显的性别意义。其中，有关五四精神孕育下的新女性的出路问题、母女关系问题、女性爱情与事业冲突的问题，以及爱与性之分离问题的论述，都时有精彩之见。

五四以来，在娜拉精神的影响下，冲出封建牢笼的新女性成为作家们争相塑造的形象。但两位作者认为，新女性如子君们的追求其实是有限的，她从“父”的家进入了“夫”的家，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并未改变。妇女的解放在通过自由选择进入“婚姻”之时便告终止，这既表现了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男性文学大师们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启示下，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和想像境界，同时也反映了五四女性的精神困境。这一困境在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和下一阶段丁玲的小说中均有真实反映。因此，两位作者认为：“由中外男性大师们率先奏出的妇女解放基调，既表达、又扭曲了女性群体的意愿，而这便是五四女作家们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43】

大量呈现于冰心、沅君等笔下的母亲主题和母女关系主题历来被理解为作家人道主义精神和博爱情怀的具体表现形态。这里，两位作者则结合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认为母女之情得到重视很可能是由于母亲代表了历史中的弱者。出于对强暴专制的封建父权秩序的逆反，女儿们倾向于向苦难宽容的母亲形象的价值回归。其次，女儿们由于缺乏历史与传统，也需要以母亲来填补自身主体结构上的不自足性。于是，“叛逆自由的女儿们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一种寻找、创造、复活母亲——理想之母的内容。”^【44】比如，冰心笔下的母亲就似乎代表了一种生理—心理上的本源，母女之间因而是一种生命本源与派生的生命的关系：母亲被形容为一个安顿灵魂的温暖怀抱、一副月下的膝头、躲避风雨的巢穴和养育小花的春天。作者灵活地运用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存在尚未被俄狄浦斯阶段的“象征性秩序”所污染的母女亲情的观点，挖掘出冰心等的创作中构建的母女亲情伊甸园作为对抗父权压迫的最后堡垒的文化意义，饶有新意。露丝·伊利格瑞在“女性谱系”（genealogy of woman）理论中认为，既然前俄狄浦斯阶段到俄狄浦斯阶段的转变，对女儿来说是从双性同体的阶段到被迫背叛“被阉割的”母亲而趋向于认同作为权威与力量化身的父亲的过程，那么，要恢复亲密的母女亲情，只有返回前俄狄浦斯阶段。在此，冰心等笔下的母女纽带成为女性追寻和建立自身传统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这一意义层面上的主题模式到了中国新时期之后的女作家如张洁、王安忆、陈染等的笔下，又将发展为新的形态。

在孟悦、戴锦华的笔下，女性爱情和事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也并非只是新时期之后的当代女性文学写作中才出现的新的主题类型，而是早在五四时代敏感的女作家笔下已有初步表现，如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凌叔华的《绮霞》等等。在庐隐笔下，由于传统的家庭分工对女性的限制，已婚妇女往往在精神上十分憔悴，并因无法再服务于社会而空自嗟叹；在凌叔华那里，女性为了获得心爱的事业的发展不得不付出放弃家庭幸福的代价；而陈衡哲的作品则冷峻地写出了女性在才华获得了证明和肯定之后，心理上反而感到巨大的空虚和失落的可悲现实。

尽管由于历史发展和作家自身阅历所限，此时的女作家尚未刻画出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职业女性形象，但对女性个人发展与情感幸福之间冲突关系的敏感，却无疑是对20世纪女性文学写作主题的一大贡献。这一主题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获得更富深度与力度的表现。

情爱与性爱本是和谐完满的爱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桎梏，在五四女作家冯沅君等的笔下，爱与性却处于非人性的扭曲与分离状态（如《旅行》与《隔绝》），而这却正是五四女作家在处理爱情主题上的共同特点。两位学者一方面肯定了沅君在历史特定背景下以主人公纯洁的恋情来表达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同时也深刻指出了作家内心深处将性爱视作肮脏与淫乱的封建主义观念：“尽管沅君那爱情的呼唤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但在性爱方面却沿用着旧的观念。而且无论是作者还是人物都没有意识到，在她们捍卫爱情的纯洁性时，无意中是以旧系统规定的淫乱概念作为参照系的。”^【45】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指出了五四一代女作家在爱与性之关系的处理上的历史局限性。

进入第二部分，作者集中对1927—1937年间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作了评述。她们首先分析了新文学史上这第二个十年中语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女性文学主题的变化。

在第二个十年中，人的个体价值受到群体价值的取代，五四时代父子关系所象征的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亦被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冲突所置换。“阶级”的凸显，使得下层劳苦大众由五四文学中的受拯救者上升为强大的意识形态化身，而女性与其关系的远近，也就成为衡量自身价值大小的准绳。在走向工农、走向大众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五四时代独特的女性性别叙述、个体叙述逐渐被淹没在时代共名的洪流之中。

作者举出了丁玲转变的例子以作说明，并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这一转变造成的作家创作特色与价值的变化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丁玲顺从时代潮流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不无损失，抛弃女性自我和知识者自我的结果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历史价值，而且也意味着抛弃、压抑、丧失五四时期初露端倪的批判传统，即丧失对积淀在30年代的中国大众中的封建意识形态及狭隘愚昧的心理积习的批判力。”^【46】事实上，在新时期之后，关于丁玲五四时期及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之后文学创作的成就问题，学术界逐渐有了更为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而孟悦与戴锦华的分析，可说在这一重新评价丁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启蒙的时代主旋律逐渐被救亡的主旋律压倒的过程中，悄悄地独处一隅，忠实于自身独特的性别体验和下层妇女的苦难遭遇而写作的女作家是萧红。她也因和时代精神不甚合拍，而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无法获得公正的评价。但《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却较早地指出了萧红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史上的独特价值，认为“萧红的创作似乎与30年代左翼阵营中的大部分女作家不同，她始终没有像白薇那样以女性为表现内容，但也并不像丁玲转变后那样彻底放弃女性自我，在她对历史和乡土生活的洞察中，并没有丧失女性的眼睛”^【47】。两位学者对萧红小说性别研究价值的挖掘，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萧红身世、经历等与她作品关联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启发了随后一批萧红研究重要成果的出现。

专著主体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对1937—1947年间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的分析与概括。这部分的内容尤以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女性解放的特征、意义与缺陷的分析发人深思。

和五四时代一样，根据地的妇女作为处身社会最底层的苦大仇深的一群，再度具有了反封建的革命意义。然而，她们在作为凸显封建压迫的对象获得聚焦时、在被赋予男女平等的经济甚至政治权利时，却又被剥夺了纵深思考性别关系真相的权力，而被虚伪的男女大同的平等假象所迷惑。这就使此一时期有关妇女问题的思考与表现，甚至难以达到五四时代的高度。而存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中的这种种匮乏，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依然未能获得根本的改变，这也就成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复杂而特殊的语境之一。

新文学的最后一个十年中，从刻画人物所能达到的深度和体现的性别价值上来看，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是张爱玲和苏青。作者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在对张、苏两位作家的阐释中，得出了不少新颖的结论。比如在对张爱玲《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形象进行分析时，作者便参照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对简·爱和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之间隐含关系的论述，讨论了中国女性文本中的“疯狂”主题。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认为，翻检19世纪以来的欧美女性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疯女人的形象一再出现。即便是外表最为保守的妇女作家，也会着迷似的创造出强悍有力的、独立的女性角色来，竭力要摧毁被作家和女主人公视为理所当然的父权制社会结构。《简爱》文本即是一个典型。简爱和罗彻斯特的那位被囚禁的妻子其实并非情敌，而是同一位受压抑的女性的不同人格形式。伯莎是简·爱最真实、最深邃的“黑暗的重影”，代表了孤女简·爱的愤怒，代表了她从踏进盖茨黑德府起就一直竭力抑制着的反叛的秘密，最终也使简·爱潜在的摧毁桑菲尔德这座父权大厦的欲望获得实现。

在两位中国学者的分析中，曹七巧的变态与疯狂也是“父权社会隐秘而持久的虐待与压抑行为的产物”，是“对父权社会的报复行为”^【4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七巧和美国女作家帕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现》中疯狂的女主人公一样，都是摧折人性的文化与社会压力之下的产物，一个东方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沿着这一思路，在后起的女性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又进一步深入到对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病妇”形象系列的研究之中，将对人物精神分裂现象的研究拓展到对女性精神分裂与肉体断裂之间的关系进行诘问。

综上所述，《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确实是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第一次高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首先，它视野开阔，对纵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现象与重要文学文本均有所涉及，尤其是站在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文本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别开生面的结论，启发了当时及其后的中国学者进一步作深入思考。自此之后，用女性主义方法反思中国历史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批评成果不断涌现，对中国当代男女作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进行细致比较与甄别的著作也日渐增多。特别是现代文学领域，更是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最为活跃的用武之地。从此方面而言，孟、戴两位的开拓之功确实难以抹杀。其次，作为具有较好的中西文化与文论学养的学者，作者灵活地化用了当代西方最富影响力的数种文学批评模式，除了女性主义之外，还有如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等等，这在新时期初中国学界对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大多尚停留于浅表层次的译介，未能真正化用到对本土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恰如其分的观照的阶段，就具有了相当的超前性与示范性。第三，该著的编排方式也颇为新颖。对现代女性文学史的分期处理既照顾到了历史的延续性，又注意到了不同阶段的总体差异，显示了科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述时，则又突出了其在文学主题呈现方面的殊异之处，由此凸显了不同作家的独特地位。这一依据主题特征对女性文学写作进行概括与梳理的方式，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和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在结构、体例和研究思路上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与《浮出历史地表》的相通之处。

2004年，该著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丛书之一获得再版。经过了16年的历史淘洗，该书确证了自己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再版的扉页上这样写道：“《浮出历史地表》是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著。借助精神分析、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本书以作家论形式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同时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理论切入、文本分析和历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女性书写在不同时段、不同面向上的主要特征，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本书自1989年问世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综上所述，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1）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中的重要著作开始被译介进来，如《第二性》、《女性的奥秘》等等。但此时，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理论研究著作的译介还远不充分、系统，如对《性与文本的政治》一书只是节译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等等。这就使中国读者还难以完整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发展脉络，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进展知之不多。2）部分欧美文学与文论研究者，包括一批具有较深厚的西方知识背景和当代文论素养的学者在向国内介绍这一支新崛起的文论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开始了将其运用到欧美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之中的尝试，这一尝试后来又逐步拓展到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主义研究走在了最前列。但总体而言，此时对中外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尚不够广泛与深入。3）由于思维惯性与中国学术界长期处于社会历史学批评模式限制之下的现实等等原因，中国学者更欢迎和乐于接纳的，是美英学派注重历史文化与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的批评思路与方法，但对与后现代文化有着更多血脉上的联系的法国学派的研究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冷淡态度。此时，灵活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和其他多种文学批评模式融合起来加以使用的实例尚不多见。4）女性主义批评模式尚未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其实践主体基本上是女性知识分子，男性学者关心、参与并积极展开与女学者的话语交流的也不多。此时的女性主义观念也尚未能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点将与90年代之后的情形形成明显的对照。5）由于女性主义诗学是在新时期思想文化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和其他批评流派一起从异域传入的，它在本土的发展缺乏像在欧美那样步步深入的自然逻辑进程。作为横向移植的产物，美英学派呈纵向演进的“妇女形象批评”和“妇女中心批评”在中国批评界基本呈现共时发展的态势。但深入的理论研讨和术语辨析，包括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所遭遇的一系列理论困境，比如对女性生理与心理的相互关系的解答、是否能用社会性别理论覆盖一切有关男女差异的问题、如何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究竟为何等等，此时尚未引起刚刚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唤起的欢欣而激动的人们的重视。但第一次浪潮在各方面奠定的学术基础，无疑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纵深发展，尤其是以1995年为顶点的第二次浪潮的出现，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第三节　苏醒后的狂欢：
第二次浪潮的丰硕收获（1990—1995）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并逐渐获得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合法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潮流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退居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了一个灰姑娘。清高并自恃优越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滑落到了文化的边缘，产生了无名的失落与失重之感。物质的喧嚣与欲望的泛滥冲击着正统的道德准则与意识形态，轻飘而非厚重的生活追求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信条。理想的消解与价值的失衡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也构成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多元化形态出现的基本语境。

物质化、世俗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趋向，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抽象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和平等意识。但是，它对女性性别立场与价值的强调，又使人易于将之与传统文化观念中十分敏感的“性”问题联系到一起。而秉承启蒙文化精神的女性主义对人权、人性的彰扬，又在不少方面与个人欲望的放纵之间，难以划出可具体操作的区分界限。这也就使得女性主义有可能被消费文化所利用，成为证明部分低俗文本的合法性与先锋性的借口。90年代之后文坛所谓“身体写作”泛滥的事实，曾经为女性主义诗学的严肃性蒙上过一层阴影，造成了不少人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包括相当一部分严肃的女作家对这一标签的规避。而文坛不少追逐时尚的跟风者由于并未理解女性主义的价值精髓，对部分媚俗的作者与写作文本持不加批评的追捧态度的事实，又会无形中助长那些媚俗写作的声势。他们的评论文字，因而也构成了具有中国国情和时代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支暗流，更多地体现出文化学方面的意义。

当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主流依然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良知和人生指向的。这种社会良知和人生指向随着学术文化界人文精神的重新抬头而获得了更为坚实的背景支撑。

1993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酝酿，《上海文学》第6期以《旷野上的废墟》为标题，发表了王晓明与几位学人的对话。他们由文学的危机谈到了人文精神的危机，严厉批评了当前文坛缺乏信仰，部分作家和导演用“玩文学”、“玩电影”取代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现象，认为他们以调侃的方式迎合了大众看客的心理，并一味追求对形式技巧的把玩，因而在形而下的媚俗与自娱中丧失了人文精神，走向了浅薄的虚无主义。随后，《上海文学》第7期又发表了陈思和与一些学人的对话，题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指出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文精神的失落，侧重探讨了知识分子应如何摆脱自身的卑琐心理，既要争取改善生存境遇，又要时刻不忘作为群体仍然是一种精神性的社会存在的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应恢复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公共利益的人文精神和责任感，建立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话语系统，坚持批判的向度。由上海学者发起的这场有关重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讨论很快通过《读书》等杂志在北京获得了回应。自此，一次人文主义的思潮自上海涌向了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9】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和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呼唤，代表的是知识界对消费时代放纵欲望、取消良知、淡化使命现状的反思与矫正。这一思潮的兴起，对当代一批女作家继续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的表现，以及女性主义学者深入反思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中的性别价值运作，均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而女性的边缘化处境、文化多元背景下对个体价值的崇尚，亦使对各种概念与术语，如“个人化写作”、“边缘化写作”、“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的界定与研究成为理论与批评界热衷的话题。

在此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形态的深刻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也在经历了一次次裂变之后，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影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空前的影响力，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等，均使中国的文化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准，具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后现代特征。不少中国学者纷纷引入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来对当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阐释，这就使对林林总总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译介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一个突出的现象，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因为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与后现代文化思潮同步崛起的一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它甚至也可以被理解为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思潮中的其他理论流派之间有着深刻的契合关系。比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状态的基本描述、米歇尔·福柯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雅克·拉康的新精神分析理论、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赛义德与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解构现存的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以及价值定势的趋向。这一趋向，和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的精神价值完全吻合。事实上，女性主义文论家各自都从上述理论话语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批判分析的立足点，发展出文化身份批评、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主义、具有后殖民色彩的女性主义，以及探索女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美学等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文化的契合、它所受到的后现代文化观念与方法的影响促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逐渐实现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多元化的转变，文化研究开始抬头，社会性别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学者们亦逐渐摆脱了性别的单一维度，而将性别与阶级、种族、信仰、性爱取向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了考察，视野更为开阔，对本土文化背景与性别思想资源投注了更大的关切，理论建构意识也开始增强。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中，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即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本届大会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女性文化研究进程，并第一次使有关女性的问题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界关注的中心。1995年末，徐坤在“新体验小说”《从此越来越明亮》中，称世界妇女大会使中国女性经历了一次“高潮体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富有收获的年份。^【50】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并终于使女性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中国主流文学界一支重要的批评力量。

还有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便是围绕几部有争议的小说引起的文坛论争与由此引发的讨论。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白首先在《花城》杂志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关于它的批评已基本无关其审美内涵，而集中于对其道德性进行质问。商业性的热情促销和暧昧定位更使该书的价值与品位甚为可疑。《中华读书报》1995年12月20日刊发了一篇题为《女性文学及其他》的文章。作者以措辞严厉的口吻，甚至判定该书为“准黄色”，是一部“坏书”。包括戴锦华、徐坤等在内的批评家与作家均卷入了这场文学论争之中。戴锦华在1995年底在北大的一次关于“女性写作”的演讲中，称赞这部书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道重要景观。徐坤则在1996年1月1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针对前述批评文章，发表了措辞激烈、针锋相对的《因为沉默太久》一文，声援戴锦华和林白。可以说，这一场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论辩，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等的意义与价值的思索与澄清，进一步扩大了西苏等法国学者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论在中国文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个人的战争》作为徐坤所谓的“一个女性主义出演的开场白”^【51】，也成了女性主义的写作理论在中国由反应冷淡转向被作家们积极实践的一个转折点。文坛对身体叙事走向了宽容和支持，其存在渐渐获得了合法性。正如徐坤后来所回忆的那样：“短短几年的时间过后，令人欣慰同时也令人惊奇地发现，即便是在多数权威男性批评家那里，林白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有意义的女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文本，无疑是可以作为从中国内地生发出来的、一个正面的、可以同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紧密接轨的文学范例。”^【52】男性批评家积极评价该小说的重要论文则有：陈晓明的《走进女性记忆的深处——简论林白》（《作家报》，1995年12月9日）；南帆的《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陈思和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张颐武的《来自边缘的反叛——关于〈一个人的战争〉的圆桌书评》（《中国图书商报》，1996年9月13日）；孟繁华的《女性的故事——林白的女性小说写作》（《作家》，1997年，第3期）等。^【53】

笔者对“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有关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在“文史哲和教育、社会科学辑”中输入关键词“女权主义”，“中国期刊网”显示的自1994年到2000年的论文数量结果如下：1994年11篇；1995年28篇；1996年19篇；1997年29篇；1998年23篇；1999年25篇；2000年45篇。可见，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确实带动起女性文化研究的又一轮热潮。除了1996年的论文数量略有下降之外，到20世纪末，论文数量每年均保持在20篇以上，还有两年接近30篇。进入新世纪之后，论文数量依然保持了逐年递增的发展势头。

我们输入另一个关键词“女性主义”，所得的数据如下：1994年9篇；1995年30篇；1996年24篇；1997年38篇；1998年39篇；1999年59篇；2000年89篇。可以看出，数字的变化趋势和上段中列出的数据也是基本吻合的。可见，女性主义观念与方法确已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对象。更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本时期运用“女性主义”表述的文学研究论文从总数上说已大大超出使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的论文数量。从外部原因上来分析，这可能与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文集的出版及其产生的广泛学术影响有关；而从内部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心理上分析，女性主义这一相对更加具有学术意味、措辞上更加温和并收敛了与男性针锋相对的斗争锋芒的表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更加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以至于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都更乐于使用这一表述，以避免使读者对自己产生一种近似张牙舞爪的负面想像。这一以强调学术性而谋求合法性生存的策略，显然也是女性主义诗学在男权意识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发展的一个基本特色。

本次高潮期对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成果的译介在前两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但又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更加重视法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表明中国学者对纯粹的理论问题开始倾投了更大的关注；中国学者努力追踪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新发展的意识也进一步增强；同时，对电影艺术及大众传媒等广义上的文学或文化文本中所蕴涵的性别意义等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王逢振等人所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中，收入了埃莱娜·肖瓦尔特的《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苏珊·格巴的《“空白书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两篇著名的论文；林建法和赵拓合译了陶丽·莫依的代表作《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全译本；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了朱迪斯·劳德·牛顿的《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人翻译的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了埃莱娜·西苏的《从潜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凯瑟琳·R. 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镜与妖》、埃莱娜·肖瓦尔特的《我们自己的批评》四篇论文，篇幅占到论文集总数的近四分之一；鲍晓兰主编了《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程志民翻译了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本阶段的译介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京媛主编的译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该译文集的“前言”中，张京媛不仅探讨了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崛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明确说明了其两大主要学派——美英学派、法国学派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概括了两大派别的研究重心、基本特色、发展历程与代表性的学者与著述，还分别从“阅读与写作”、“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两大方面，阐释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有关女性阅读与女性写作的基本立场与主要观点，介绍了英、法、美三国学者在建构女性主义理论话语、努力与当代西方各种文学与文化研究思潮进行对话的诸多努力，大致梳理出了女性主义诗学自反思和抗拒性地阅读与审视父权制文化、文学现象开始，逐渐发展为建构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再至探索女性美学与女性话语特殊性的纵向发展历程。

编者还难能可贵地解释与梳理了有关feminism的多种中文译法、其历史渊源及其背后所显示的文化心理，对有关“女权”还是“女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她的观点，明显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众多的中国学者，亦使“女性主义”逐渐取代“女权主义”，成为本阶段使用频率更高的一个概念。

概而言之，张京媛的“前言”，较为全面和具体地介绍了欧美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概貌，在此前阶段及当时的各家选本中，具有较高的理论权威性。

正文部分，编者在第一部分“阅读与写作”中，既择取了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大师乔纳森·卡勒的名著《论解构》中有关女性阅读的片段《作为妇女的阅读》、英国学者罗瑟琳·科渥德引发读者对如何界定“女性小说”和“女性主义小说”思考的名篇《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又选了苏珊·格巴探索女性文学创造力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以及集中说明法国学派“女性写作”理论的、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还有在多元文化发展态势下标志着黑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的、芭芭拉·史密斯的《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等；在第二部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编者同样选择了当今在西方女性主义诗学中最具影响的作品，如埃莱娜·肖瓦尔特的《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玛丽·朴维分析女性主义诗学与解构主义的同构与契合关系的《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朱丽亚·克里斯特瓦归纳法国女性主义思潮发展历程、探讨其经验得失与各阶段特征的《妇女的时间》等等。可以这么说，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与语言交流的障碍，中国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能够通过直接阅读原文文献以领略西方女性主义精髓的十分有限，因此，张京媛的这一选本，由于容量大大超越了译介至中国的第一个女性主义诗学选本——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内容覆盖了法、美、英等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又部分涉及了随着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发展、体现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种种变化，介绍了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等，故而使中国读者耳目一新，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选本，为推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译介相同步，本次高潮期出现了一大批有较高的理论含量和独到的批评见解的学术论文。

《上海文论》继续保持了自己在传播与倡导女性主义诗学研究方面的特色与领先地位。1990年第1期的《上海文论》在“女性文学”专栏之下，发表了陈志红的《童年情结：知识女性的心理误区——“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之三》和李小江的《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两篇文章。陈文对当代知识女性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由于对现实失望而追恋童年时光、沉浸在童话世界中以逃避与对抗父权制现实的心理倾向进行了讨论，通过对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作品的具体分析，探索了女作家们的童年情结。该刊第3期中也有一篇简略介绍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的文章，标题为《朱丽亚·克里斯特瓦与女权主义》。为了使读者对克里斯特瓦的思想产生更加直观的认识，文末还附有作者何佩群节译的《父亲、爱恋和流放》，即克里斯特瓦的文论代表作《语言中的欲望》（1980年纽约版第六章）中的一部分，其中对爱尔兰小说家贝克特的两篇短篇小说《初恋》和《非我》进行了分析。本期还刊登了董俊峰翻译的美国学者卡莉·洛克对埃斯特利亚·劳特（Estella Lauter）所著《妇女——神话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妇女诗歌和观赏艺术》（Women as Myth makers: Poetry and Visual Art by Twentieth-Century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一书的评介文字。该文对女性主义的原型批评及其对荣格原型理论的冲击进行了介绍。

进入1991年，《上海文论》倡导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当年的6期杂志中，有4期均开设了专门的“女性文学批评”专栏，这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的其他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中，都属绝无仅有。第2期上，陈晓兰发表了《女性：作为话语的主体——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紫色〉看女性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外国文论”栏目则节选了林建法、赵拓翻译的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中关于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的部分，题目为《边际与颠覆：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第4期上董瑾的《困惑与超越——铁凝、王安忆作品之解读》是一篇自觉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阐释当代女作家的论文。正如论文的作者自己所表明的那样，该作“分析与重读新时期两位重要的女性作家——铁凝与王安忆的部分作品，从‘长不大的女儿’、中性叙事话语及同性情谊、肉体的自觉三个方面切入她们前后期的部分作品，从历史与现实、作家与作品等几个交叉点上观察其女性意识逐渐被挖掘、被拯救的过程，从中梳理中国女性作家，尤其是新时期女性作家在表现自我意识时所面临的问题、取得的成绩以及她们困惑与超越的历史必然性”^【54】。文中对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麦秸垛》等作品中性爱意象与象征的分析均有可观之处。

进入1992年，《上海文论》在第1期的“女性文学批评”栏目中刊登了戴锦华的《〈人·鬼·情〉：一个女人的困境》一文，通过对女导演黄蜀芹执导的影片《人·鬼·情》所进行的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女性历史中的真实生存与“镜”式生存的反差，暴露了文化是“一种将女性的血肉之躯变为钉死的蝴蝶的文明暴行”^【55】的性质。

9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刚刚引入不久，不少中国学者对之尚停留于较为肤浅的介绍层面，批评实践也大多倾向于选择与社会历史结合紧密的美英学派的基本方法，对法国学派虽开始有初步的介绍与研究，但真正将之运用到对中国文学现实进行分析之中的则属凤毛麟角。戴锦华则以其开阔的知识结构、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敏感，引入了法国学派的基本思想，并妥贴地实践于中国电影文本，得出了新颖和富有冲击力的结论。文中既融入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关于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生存与历史境遇的基本思想，亦指出了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有关“镜像阶段”的分析堪“为女性主义者所借重”^【56】的事实。该文的核心在于借用与发挥了朱丽亚·克里斯特瓦1977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妇女》中对“花木兰式境遇”的分析，通过对《人·鬼·情》中扮演钟馗的戏剧演员秋芸的性别身份与舞台角色之间背离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认为《人·鬼·情》表现了“一个重述并重构了的花木兰的故事”^【57】。作者认为，“从表达的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关于女人的真实。首先因为一种关于女人的真实是不可能用男性话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来表述的；其次，一种女性的真实亦不可能是本质论的，规范的与单纯的。女性的困境，源于语言的囚牢与规范的囚牢，源于自我指认的艰难，源于重重镜像的围困与迷惘。”^【58】这段陈述虽然简短，但我们却清晰地从中看出了话语理论、解构主义和新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背景。作者高度评价了《人·鬼·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片可以被看成是“中国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女性电影’”，因为“它关乎于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与命运，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人——因扮演男人而成功，却终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59】。该文对影片中女性的形象、命运，其与男性的相互关系，她逃离与拒绝传统女性悲剧命运但又难以抗拒对女性幸福之追求的两难处境，以及她要实现自我，却又不得不在舞台上幻化为男性的“花木兰式境遇”等，均分析得敏锐、细致而深入，体现出作者运用女性视角和当代多元理论话语分析中国电影文本的功力。经由戴锦华的阐释，《人·鬼·情》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由于独特的女性主义价值而获得了开拓性的地位。

《上海文论》第2期在“女性文学批评”栏目中刊发的陈顺馨的《“夏娃”与“圣母”的祭献——曹禺戏剧两极女性形象剖析》和在“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栏目中刊发的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两篇论文，也都颇有力度、发人深省。前文后来被收入陈顺馨的论文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笔者在后面将有专门分析，故此处仅对黎文进行评述。

黎文既是一篇笔锋犀利、颇具理论深度的文化批评论文，又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界较早的一篇专门论及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论文，表现出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崛起的大众文化消费现象及其蕴涵的性别文化意味的高度敏感，本文的面世也带动了其后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作者灵活地化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男性“阉割焦虑”的理论，对引导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形象建构的男性意愿与欲望的深层心理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大众传媒中，男性是主体、看者，而女性始终处在客体的位置，属于被看、被窥视、被界定从而被物化的对象。论文不仅从父权制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更主要的特色在于从深层心理的角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在由“左”的动乱局面转为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转型期，男性由于长期的受压抑状态而导致的“阉割焦虑”。作者认为，现代高科技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力量，传统的以体力为基础的男性雄风在技术的作用下日渐瓦解、失落。在父权制文化、商品经济大潮、物欲横流的背景共同作用下，男性为了平衡其焦虑与匮乏感，驱动传媒制造出了一个个可以缓解其紧张感，并使其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的女性形象：“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在我国的崛起意味了一个无性时代（女性的遭压抑被抹杀必然反过来也‘阉割’了男性，以致整个社会变得了无生气，这正是一柄利刃的两面）的结束，那么它同时也凸现了现实中社会与男性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的抑或更为普泛的焦虑。似乎不可解释却不难理喻的是，那在极“左”状态下全社会所不幸感受的无力感、焦虑感、欲望未能实现、满足的匮乏感，在社会的变革中非但未及缓解，反却因了现实和深层结构的触动而愈发普泛、加剧。只要稍稍注意到那一时间里曾此起彼伏的‘寻找男子汉’的呼唤，‘寻根’、‘重振’、‘重铸’的花样翻新，以及更为广泛的‘全民经商’等社会热点，我们便不难理会其中所蕴藏的焦灼和困扰：那种在历史的变动中急于改变自我的生存现状却又不能不受制于现实历史的失落感与挫折感；而和粗犷的大自然、强硬的男性气概相对应的便是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应运而生。”^【60】极“左”思潮的压抑、社会变动的压力，使男性的“去势”感油然而生。于是，女性形象“一方面指称了‘去势’男性的欲望，一方面又代表了他、他们／男性拒绝承担的一种成分：她／女性已被阉割（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的身份，暗示了阉割的存在”^【61】。于是，“看”，“便不仅象征了对女性的窥视和剥夺，同时也是对男性自身的一种拯救，一种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对去势恐惧的平衡和疗救”^【62】。从黎慧关于大众传媒中男性“看”而女性“被看”关系的论述中，我们清晰地听到了美国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家劳拉·莫尔维关于电影镜头的性别象征思想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分析中的回响。

当年《上海文论》第4期的“当代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栏目中，还刊登了林树明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张京媛的《从寻找自我到颠覆主体：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鲁妮的《镜城之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综述》三篇文章；“外国文论”栏目中刊登了杨丹品翻译的芭芭拉·约翰逊的著作《差异的世界》中的片段。第5期上还刊发了林树明的《试析马原的男性叙事》等。

1992年底，《上海文论》改刊名为《上海文化》。可以说，这一刊物甫一面世，即对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这一新的理论思潮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并体现出将之用于中国的文学现象研究、作家作品观照的自觉精神。围绕女性主义研究这一主题，该刊推出并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日后坚持在这一领域耕耘，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研究、文化批评与电影研究的中坚力量。

进入1995年这一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年”，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大批以“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学研究论文出现于专业的理论批评刊物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女性主义成为文论界的一门显学，并吸引了不少优秀的男性学者的关注与参与。

当年出现的、运用“女权主义”表述的重要论文有胡全生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的《女权主义批评与“失语症”》、王逢振发表于《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的《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王宁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的《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等；运用“女性主义”这一指称的则有陈晓兰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的《女性主义批评的经验论》、林树明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糊涂账》、陈虹发表于《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陈晓兰翻译并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上的美国学者约瑟芬·多诺万的《迈向妇女诗学》等等。上述著译既集中表达了中国学者力求将女性主义这一西来的诗学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学事实相结合的努力，亦初步表现出部分较早实践女性主义的中国学者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女性主义在本土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的自觉意识。当然，对异域性与本土关系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主要成果，还尚未在这一阶段出现，它将有待于女性主义在实践热潮逐渐减退、文坛更加趋于理性与清醒的状态之下方能获得。

经过数年的积累，本阶段亦先后涌现出了一批运用或参照女性主义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的专著，它们大多集中于对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并已呈现出学者们梳理与建构本土女性文学传统的历史自觉意识，有关女性文学与美学特殊性的思考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获得了一定的探索。而由于学者们知识结构、学术立场与气质性格的不同，其著述也呈现出或温和、或激进的殊异风景，表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认同程度的差异性。

主要著作有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黄梅的《妇女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盛英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于青的《苦难的升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盛英和乔以钢共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戴锦华的《镜城突围》（作家出版社，1995年）；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王春荣的《新女性文学史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任一鸣的《女性文学与美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稚芳编著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

在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热潮中，过去曾经出版但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一批早期学术著述也纷纷再版，如1990年，上海书店再版了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9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再版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等等。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写作这一历来被女性研究界所漠视的领域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有了在女性主义文化热潮中被重新发掘、认识与评价的可能性。

该时期影响较大的几部女性主义批评著作，当数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和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

列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以观点的尖锐与气势的凌厉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蒙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准确地评价了该书的面世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冲击作用：“刘慧英的书稿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它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63】

在该著第一章《重新界定的女性文学批评范畴的描述》中，作者首先针对学术界使用十分混乱的“女性文学”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以便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一个明确的基点。作者认为，无论是20世纪初谢无量、胡云翼、谭正璧等的一系列追寻古代女作家创造足迹的著述如《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与文学》、《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还是20世纪30年代黄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草野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等叙述同时代女作家创作活动的论著，均是从女性创作主体这一层面上使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其大致等同于英文的women's literature。后代的相关作品选本、作家选集等，亦大致沿用了这一设定，以作者的女性生理性别作为遴选的基本依据。但这里却暴露出两大问题：首先，男性作家也多有表现妇女问题的精彩之作，但却被“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拒之门外；其次，女作家又多有并不涉及明显的妇女问题的作品，但却被囊括进了所谓的“女性文学”。

刘慧英在此从学理的层面所提出的有关“女性文学”在理解与使用范畴上的尴尬与歧义性的问题，其实早在数年前，张洁已出于作家的敏感与直觉提了出来：“是因为那些作品写了女人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作家是女人呢，或是因为作品中透出一种女人的矫情呢？现在有些人写作品就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卖弄和销售那种‘女人的矫情’，不会客观地去对待妇女问题，所以我觉得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相当模糊。”^【64】正是由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质，刘慧英首先尝试为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划定了一个基本的“区域”：“我所划定和描述的女性文学批评的区域相对约定俗成的‘女性文学’概念既更严密（排除了女作家非妇女问题的创作），又更具松散性（接纳了男性作家或其他主题和题材的作品中有关女性问题的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它试图在传统文学批评体系中切入一个新的批评层面和视角，它既与一些传统文学批评有承继关系，又不乏自己的独立见解，也就是说，女性文学批评既可以对那些以女性生存问题为主题的作品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涉足许多以其他内容为主题、以妇女问题为副题或只是通过某些人物和故事情节表达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的文学创作；它既可以发掘那些埋没于浩瀚的历史和文学中长久得不到承认的女性作家或女性文学作品，也可对早为传统文学批评和研究烂熟于心、早有定论的文本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65】因此，作者列举的可以列入其“女性文学批评”“区域”的不仅有《莎菲女士的日记》、《简爱》这样的中西女作家文本，还包括《红楼梦》、《虹》、《寒夜》、《雷雨》等男作家文本。

由于打破了将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从“女性文学批评”甚至是“女性文学”中放逐出去的禁忌，作者得以自由灵活地将思考与评析的落脚点置放于中外古今丰富的文学资源当中，而由于作者本人的研究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影响，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男性作家的作品在该著中从新的角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阐发。作者认为，涉及两性关系问题时，中外文学作品大致存在着共通的三种故事模式，即呈现女性对男性的物质与精神依附关系的“才子佳人程式”、表现女性自我之迷失的“诱奸故事程式”和回避和否定女性自我的“社会解放程式”。作者的意图即是通过比较分析，“剖析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女性性别角色内容是如何为男权文化所炮制和利用，从而批判这种女性性别角色内容的男权主义功利化、规范化和合理化，以及在艺术上程式化的过程”^【66】。

刘著第一章《女性形象“自我”的空洞化》即通过古今中外大量个案的分析，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作者显然愤激于文本呈现的大量性别歧视事实，但在具体分析时又能注意到时代、国别、作家个体等的特殊性，并未想当然地牵强附会，硬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这是依然值得现在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所学习的。

刘著还从两性爱情心理的差异出发，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鲁迅《伤逝》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实质和悲剧根源等问题，做出了深入的剖析。从探讨两性爱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开始，作者又进而探讨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心理由依附转向在迷茫中探索、孤独中挣扎的种种困境，发人深省。她还在丰富的文本实例的基础上，颇为辛辣地揭示了存在于贾平凹、张贤亮等当代男性作家作品中的色情幻想或陈腐而可笑的封建性内涵。

总体而言，虽然刘著并未言明所用的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而自陈是“女性文学批评”方法，然而，其以历史文化、文学传统、作家心态等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相互参证、解释的特色，却依然不脱美英学派“妇女形象研究”和“妇女中心研究”的基本范畴。它的本土化特色与其说是体现在观念、思路与基本方法上，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作者使之与具体的中国文本，尤其是大量现当代文本相结合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成功的，不少文本分析细腻、独到，并闪耀出理性的光芒。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该著的有待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首先，它探讨的依然只是主要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主题分析、故事模式分析、形象分析等方面的内容，表明作者尊奉的大体是文学是社会历史的反映这一文学史观。文学基本上被看成了呈现女性苦难历史的形象载体，至于男、女作家在同一题材、主题、形象、故事处理上的区别与差异等的比较研究则未能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其次，正如前面的引文所示，作者试图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做出与前人不同的、体现出女性主义意味的设定。然而，她在将部分并不具有性别研究价值的女性文本剔除其外的同时，却又似乎将部分反映妇女生活与命运的男性文本涵纳进了这一范畴之中，容易造成新的歧义与混乱。相信不仅大部分女性不会对这样一种分类持肯定态度，曹雪芹、孙犁、福楼拜、劳伦斯等男性艺术家们自己也不会赞同的。第三，该著虽在第五章《女性经历和文学创作》中部分涉及了女性生存困境与其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对其在文体与形式选择等方面的影响，批评了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宣泄和自我隐匿两种倾向，但对女性美学进行探索的意识尚未清晰而明确，这就使论著中缺乏对于女性艺术传统的追问与深度探索。

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从几个方面而言，都是走在当时学界的前列的。其第一个主要特色，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成功结合。继文本（text）之后，话语（discourse）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中最为常用的术语之一。在S. 查特曼（S. Chatman）的结构主义理论中，叙事文本被分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个层次。故事层包含动作、事件、人物、场景等方面的内容，而话语则是“这些内容得以传达的表述方式”^【67】。凭依丰富扎实的叙事学理论功底，陈顺馨超越了对于故事层的结构分析，而深入到话语层面，研究了叙述与表达之中渗透的不同作家的性别意识。正如她清晰地意识到的那样，“不少叙述者，特别是非人格化的全知叙述者，都爱在叙述中加入自己对人物、事件或环境的分析或判断，这些话语必须在某种语境对照底下才能洞悉其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作者性别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语境。”^【68】她认为，叙事学强大而全面的描述能够协助分辨男性文本的叙述模式与女性文本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如果放入一个历史语境的话，就能进一步呈现“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在历史中的不同命运。所以，她是这样来安排专著的结构框架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以叙事学为经，女性主义批评为纬。……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叙述、权威与性别；（二）视点中的性别倾向；（三）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69】

由于此前，包括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绩基本上是靠对文本的社会历史学阐释支撑起来的，学者中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层进行分析、评价的居多，有些结论也失之简单、武断，因此，陈顺馨的著作就以作者对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理论的兼收并蓄而显出其独特之处。作者详细分解与比照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诸多作家的叙述方式，研究了它们的差异与作家性别之间的微妙联系，将结论审慎地建立在细致扎实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显示了不同凡响的科学性。

其次，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叙事学研究学者，作者不仅考察了不同性别的作者分别写什么，尤其比较了他们分别是怎样写的。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作者证实了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加以承认但却缺乏深度论证的男女写作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这就为进一步总结与归纳女性文学写作的基本特色与一般规律提供了一种具体可行的路径。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即是通过对女作家作品的研究，提炼出有别于男性的写作特征，进而构造一幅“女性写作”的全景。

根据女性主义叙事学，作者认为，从来并不存在什么中性的文本，不同的性别视角或隐或显地会影响到叙述方式。从女性视点展开的叙事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重视内在感情、心理的描述。2．女性形象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3．肯定女性意识和欲望的存在。相反，从男性视点展开的叙事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1．重视理性、思辨色彩和外在客观因素的引入。2．女性形象被置于客体和被看的位置。她的选择是被动的、无奈的或为男性所预设的。3．对于女性意识和欲望持道德批判态度，或将之转化为政治意识。书中有不少可以印证上述观点的文本分析实例，而最精彩、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当属在题名为《两性写作与女性在文本中的命运——从凌叔华的〈酒后〉到丁西林的〈酒后〉》的一节中的具体分析。

正如作者审慎地提出的那样：“从比较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处理相同或类似的题材所采用的视角、叙事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或许可以验证性别是否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70】于是，她选择了五四女作家凌叔华表现女性潜藏的爱欲心理的短篇小说《酒后》，以及男作家丁西林据此改编的同名戏剧。基本方法则“首先是找出剧作家面对小说时愿意依循和不愿意依循的地方，以及他在改编时对场景、情节所做的改动，然后进一步探索这种改动是否包含有性别因素的驱动”^【71】。作者通过从场景选择到人物心理表现，再到叙述方式等的细致的比较研究，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由于作家性别的差异而导致的多方面的微妙不同，而这种种微妙的不同又决定了作品在价值指向上的差异。通过具体而有说服力的文本分析，作者不仅推导出了性别因素对创作的影响，还进而探索了有关“女性写作”的理解问题，得出了“富有女性特质的文本最有可能来自女作家群”^【72】的基本结论。虽然作者对于女性生理特征与“富有女性特质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一在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话题并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下去，但她那种能在具体的文学事实基础上进行推导，并不妄下结论的审慎态度和科学精神，直至今日依然没有过时。

再次，陈著对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由于作家性别的不同而导致的话语表达方式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中呈现出来的权威性的差异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前述《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孟悦、戴锦华已经表现出对女性话语方式独特性的浓厚兴趣。比如，两位作者在描述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在确立女性话语地位时曾如是说：“她们的小说词汇已经脱离了文学史上带有男性视点的惯例的影响，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注入了女性信息，从而产生了一种较为地道的女性话语。”^【73】然而，“女性话语”“崭新”的“情节”、“视点”、“叙事”和“表意方式”究竟表现在何处，《浮》著中却未有充分展开。而陈著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第一编：当代“十七年”小说叙事话语与性别》中，陈顺馨借用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74】中的分类，将中国当代“十七年”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作品的叙述者位置分成“异故事”加“故事外”、“异故事”加“故事内”、“同故事”加“故事内”、“同故事”加“故事外”四种类型，将叙事者与受述者或隐含读者之间的沟通方式，即叙述者的感知程度分为另四种类型，即在场者、缺席的在场者、半隐蔽者和隐蔽者。通过对上述两组分类进行研究，作者考察了叙述权威问题，并进而呈现了不同性别在叙述中存在地位的差异这一事实。

“隐含作者如何借助叙述者再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包含着权力运用或用权威表现的问题”^【75】。在陈顺馨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前一组分类中，叙述者随着自己所处位置的不同，从前到后权威性依序降低。而声音在文本中正是真理与权威的隐喻，声音的强弱与权威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它在文本中会形成暴力，对隐含的读者或受述者形成干预。作者发现：“总的来说，男作家的叙述者的较高权威来自两种叙述策略：一是在故事外叙述，二是不大投入故事，而这两种叙述策略均能达到抽离故事的目的。相反，女作家的叙述者大都倾向与故事同步，或投入故事之中，这样的叙述策略所取得的效果是贴近故事，拉近距离，权威性也因此而减低。”^【76】而在叙述者的感知程度方面，作者发现：“所有暴露的‘在场者’和‘缺席的在场者’均是出自男作家之手的；而反过来，所有出于女作家的叙述者都属于不在场的半隐蔽者和隐蔽者。……在‘十七年’的小说中，叙述者‘在场’与否是一个决定叙述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男作家的叙述者大多倾向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占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女作家的叙述者则倾向‘不在场’，以尽量不露面的叙述策略进行叙述，也就是说，叙述行为是在有一定的限度的空间进行的。”通过比较，作者认为：“男作家的叙述者之所以能够在叙述行为中体现他们的话语权威，主要在于其对叙述空间的占有。在位置上与故事保持距离而在‘声音’方面却保持有形或无形的临在，是在两种维度上占有叙述空间的方式，而权威就是一种空间效应。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女作家的叙述者在位置上投入故事和在‘声音’方面隐藏自己，即占据有限的叙述空间，因此，在她们的叙述行为中较少见到男性那样的权威姿态。”^【77】而权威姿态的缺乏、叙述空间的窄小与叙述声音的隐蔽甚至缄默等等，正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女性境遇、地位的反映与折射。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压制对女性艺术创造力的强烈的影响，也看到了女性作家非主流的叙述方式的一些特点，如平视的位置、认同人物的视点、感情的投入等。那么，这些特点与女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影响等等又存在怎样的关系？现行的艺术评估机制和审美判断标准是否也有值得质疑和矫正的地方？作者并未能继续追问下去。这将是留待后人进一步思索的。

最后，陈著不仅提供了不少对中国当代男性文本进行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的个案分析，还进而提出了渗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观。比如，在标题为《“夏娃”与“圣母”的祭献——曹禺戏剧中的女性》一节中，陈顺馨认为，曹禺笔下存在两极化的女性形象类型，一种是“夏娃”，一种为“圣母”，反映的是“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与之不可分割的艺术想像”^【78】。比如，对于繁漪这位著名的、有着雷雨般个性的女性人物，作者认为：“繁漪不单是周萍欲望的对象，也是曹禺欲望的对象”^【79】，是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表达青春的压抑、苦闷与发泄的产物。繁漪是又一位“阁楼上的疯女人”，然而，由于创造她们的作者性别的差异，《简爱》与《雷雨》结局处“疯女人”的命运又是迥然相异的。《简爱》中，疯女人一把大火烧毁了囚禁她的桑菲尔德大厦，并以死换来了自己灵魂的自由；而在《雷雨》中，以周朴园为代表的男权统治依旧，疯女人繁漪依然未能逃出牢笼。作者对中西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比照分析的思路是新颖的，但是，对曹禺笔下女性人物与剧作家复杂而矛盾的女性观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却还不够深入。此外，作者在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中，对这位“山药蛋派”小说家笔下婆媳矛盾、恶婆婆形象的内在本质的分析也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女性主义之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关系，作者如是认为：“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能够对这个目标提供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文学批评史方面的，女性主义批评本身所提供的性别角度是解开文本中的性别编码的钥匙，这必然能为批评史开拓新的视野和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一是整体文学史方面的，以女性写作为基础的女性文学史的建立必然丰富整体文学史的内容，并调整长期以来的男性‘霸权’位置。‘女性’作为新的精神立场的注入，必然会令当代文学史的面貌有所改观。”^【80】

综上所述，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一书在尝试将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理论有机融合，并运用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该书面世后迄今的十年里，国内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翻译与研究在申丹等人的大力推介下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但相较于西方学者的丰富成果而言，国内在这一领域尚刚刚起步，而将女性主义叙事学观念与方法运用到中国文本实践中的依然也只是凤毛麟角，因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要求学者既拥有女性主义诗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又能熟谙中国的文学现象。而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各学科难以通约、隔行如隔山的现实状况下，这一要求对学者们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顺馨的勇气和开拓之功无论如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在2003年又获得再版，也是本时期一本较有影响的批评著作。

该书伊始，作者便指出语言具有非中性化的性质，强调了其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本质与功能，进而提出了话语权的归属问题。随即，作者结合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与形构，从构字法中对其蕴涵的性别歧视内涵进行了分析。作者巧妙地将玛丽·雅各布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视角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观点融为一体，并努力寻找它们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的适应性。比如，她借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奥兰多》中写下的“是衣服在穿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穿衣服”的意味深长的话语，发展了语词和衣服一样，同样在对人体实施暴力性操纵的观点，揭示了“女性迷失在‘语词在说我们’的这个由父权文化一手营建而起的语境迷宫里”^【81】的可悲历史与现状。从构字法来看，“‘男’作为生产力主导着经济社会地位象征的刻画，‘女’作为跪屈的人生人格状态的从属物象征的刻画”^【82】。然而，作者又并不悲观于这一历史事实，而是进一步探索了语词被“女性”言说和掌控的可能性。这一对女性可以利用、修正和改造语词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思想对朱丽亚·克里斯特瓦关于语言内部存在对话关系的理论的承继。

虽然该著的标题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但作者在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史进行回溯的方面也花了不少的笔墨，这也使得有关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等的女性主义分析成为本书一大特色，部分意义上也纠正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数次浪潮中对上古文化现象不够重视的偏颇之处。比如，作者梳理了中国上古神话中以女娲、嫦娥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内涵的历史演变，结合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结论。在中国社会尚处于母权制的时代，神话中有雄硕高大的女娲；但当母权制走向衰落，而父权统治取而代之之时，神话中则出现了“丑女书写”，奔月故事中的女主角嫦娥诞生了。“叙事者在故事中相对于赋予‘男／夫’羿的英雄品质和事迹的情节描写，却赋予‘女／妻’嫦娥忘恩负义，欺昧良心，胸襟窄下，自私绝顶，既不能与丈夫共患难，也不能同享乐的情节描写。”^【83】结果，《淮南子》中的叙述让这位偷偷独自服下仙丹的女性在清冷的月宫中不胜寂寞，最后成为一只丑陋的癞蛤蟆；而到父权制统治巩固之后，男性则以“美女书写”来表达对女性的原始恐惧：“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畏惧心理被潜化在一系列的形人实妖、非人非妖、人貌妖性、人身妖能的美女书写上。”^【84】典型形象如狐狸精妲己、潘金莲等等。关于妲己，作者写道：“再也没有这种把女性逐出人类，视为异类的虚构；把虚构的异类当作实在的欢娱对象的书写，更能表明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无从把握、既排斥又离不开，既得相处又得时时警惕被其僭越，既恐惧、又畏惧，既矛盾又复杂的晦暗心态。”^【85】所以，“女人是祸水”这一观念，“总伴随着美女书写的出现而出现，成为美女身上的致命性别作用而告诫享用人的慎用与合理使用”^【86】。

从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到，林著的女性形象分析有一个特点，即较之于一般研究著作中以静态的类型归纳为主的形象学研究，本书则强调了历史的动态发展与女性形象类型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无疑会使结论更加具有可信度。

结合苏珊·格巴的论文《“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中提出的“空白之页”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本土的“无字碑”进行的分析，也是本书的精彩之处。

林著在第二章《抵制书写的历史》中，开始对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进行分析，将之看成中国式的“空白之页”而进行了女性主义的解读。“空白之页”这一术语出自女小说家伊萨克·迪尼森的一篇同名的短篇小说。作品主要内容如下：在葡萄牙某地的一个修道院中，修女们辛勤培育亚麻，并用它来织出最精美的亚麻布。特制的亚麻布被送入王宫，供国王们在婚床上使用。新婚之夜后，床单即被郑重其事地向众人展览，以证明王后是否为贞洁的处女。随后，这块中间沾有血迹的床单又会被归还给修道院，作为“一个王后名誉的证人”被镶入镜框，挂在一个长长的陈列室中。陈列室里的每块床单下面，都附有一块刻有王后名字的薄金属片。贵族命妇和朝圣者们纷纷来到这座偏僻的修道院，瞻仰床单上那“褪了色”的痕迹，因为每一块底下标有名字的床单都隐藏着一段神秘的故事，而每个故事也因这斑斑血迹具有了一种忠贞的色彩。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惟有一条床单底下并未标明名字，那床单上更是一片雪白，正如空白的纸页，小说正是得名于此。那么，是无名的王后在新婚之夜已不是处女，还是她从婚床上成功逃脱了？或者，它是丈夫无能的标志？小说叙述人并未告诉读者谜底，于是，关于空白床单，也就激发了读者无穷的想像和丰富的好奇心。

苏珊·格巴在长文《“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中，结合19到20世纪欧美众多女作家的创作，对“空白之页”问题作了引人入胜的发挥。在她看来，“空白之页”既是“以血的墨迹的形式”“泄露”了的“女性身体的献祭式的受难”，但针对文化传统中男性向来充当艺术家、话语的掌控者和女性只是艺术品和文本的事实，“空白之页”更可以被阐释为女性“神秘而富有潜能的抵抗行为”^【87】。“空白”也因而成为一种“定义行为”，“一个危险而又冒险的对纯洁的拒绝。无名皇后的抵抗行为意味着一种自我表现，因为她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而宣告了自己。换句话说，不被书写就是一种新的女性的书写状况。”^【88】概而言之，在苏珊·格巴笔下，“空白之页”成为被剥夺了发声和书写权利的女性群体拒绝被父权意识形态所污染的历史文化文本，通过自己独特的形式进行艺术创造的一个隐喻。

林著中，“空白之页”成为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武则天现象以及矗立在这位女皇墓前、耐人寻味的“无字碑”进行阐释的基本立足点。在林丹娅看来，“无字碑”上的空白既是女性现状的自陈，又是女性对现实与历史的抵制。“‘无字碑’并非如它的表象一样毫无内容，它的内容就在于它的‘空白’。……它与‘武则天现象’一起，成为中国女性集体意识创作下的表达物，是中国女性集体在历史中生存状态的象征物，它肯定负载并承继某些遥远的女性传统，以迥异于、抵制于书写的不可书写、不可阅读、不可听见的方式，向未来传递并成为未来的图腾。因为它正是以在中国碑林中的文字符号的缺位与缺失，来体现女性在历史文化主动者中的缺位与缺失；它以中断父系传统、为其提供一段空白，来体现女性对书写的否定；她用书写的异相象征着一个明显的抵制行为，一个自我的表现，即‘不被书写就是一种新的女性的书写状况’”。^【89】

到了本章第四节《空白之页——活跃的边缘话语》中，“空白之页”进一步被作者发挥为女性突破主流、行走在文化边缘的一种特殊形态：“‘空白床单’在一系列用特定血迹书写的床单之间出现，就像‘无字碑’在一系列用特定符号的有字碑之间出现，它们多少有些夸张，同时又极为逼真地象征了一切偏离于、游离于、被那以正统为标榜的社会文化中心视点排斥在外的寂寞群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90】“‘空白之页’这样一个‘边缘话语形式’，本身就恰如其分地象征了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女性作者们的创造才华及活跃形态，更何况它所蕴含的丰富象征。”^【91】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作为中国本土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无字碑”进行了有力的阐释，用女性主义立场明确了“无字”表像下的丰富内涵：“我们在无故事中看到了所有隐蔽的故事，在静寂中听到了所有潜在的声音，在无色中感到所有可能的色彩，在空白中看到了那特殊的书写，那是占有人类一半的性别——女性，被另一半性别为了维持其父权制的统治优势与利益而进行任意的剥夺、占有、奴役、书写的完全被殖民化的痛苦历史，……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空白形态也正是她在这样的文化历史中女性自然灵魂与文化躯体所做的一次契合的清醒选择，也是她惟一可能的存在，并以此向世人表明自己抵制态度的一种形式：她以自己被传统期许的角色进入堡垒之核心，却以反叛反期许的角色而令历史尴尬得无法公然藏匿与销毁，……于是，一个在西方葡萄牙某地的陈列室中，一个在东方中国皇都陵园中，成为一页全人类的女性共同抵制被‘殖民’的话语旗帜，一个全人类的女性抵制被文化行为的象征……”^【92】

上述借鉴“空白之页”的象征意义对西方的“空白床单”和东方的“无字碑”进行的类比分析，诗意盎然而又非随意附会，体现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和中国文本批评实践之间的妥贴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发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小说《奥兰多》表达出来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相分离的思想，对中国文学中的易装与变性现象进行了文化分析，着重解读了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绘的一个奇特的、男女文化性别角色实现了置换的女性乌托邦，通过小说主人公林之洋被迫“女性化”的痛苦过程的描摹，有力地呈现了中国女性被奴役的血泪史，揭露了所谓女性气质、女性命运其实只是文化运作的结果的本质。

以上主要论及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第二次浪潮中，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如果说文学研究的某种模式或流派仅仅只是少部分学者或圈内人的热衷的话，那影响力还是十分有限的。女性主义如果失去了和鲜活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阐释的互动，辐射力不能波及原来并不从事专业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学者，那还不能算是真正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论建构产生渗透的一种批评模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女性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由于与中国国情的深刻契合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其影响力也逐渐超越有限的专业研究圈子，而首先扩大到一批关心中国妇女的生活与命运、关心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关心中国文学与文论建设的学者与批评家身上。他们中，尤以一批长期从事妇女文学研究、急于拓宽思路、本身又是女性的学者们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她们在接纳、认同、理解与运用女性主义的观念与方法的过程中，对诸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有了明确的理论依托，产生了自觉的性别意识，学术研究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们或使女性主义成为自己专业研究的一种重要借鉴，而更多的则是渐由妇女文学研究者变为具有了自觉而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学者。

女批评家赵园大致属于前者。她曾以属于“文艺探索书系”的《艰难的选择》^【93】一书，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的著作，作为对以往以意识形态专制为基础的政治化、庸俗化的社会学研究的反动，作者借鉴了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思想，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成一部展现知识分子心灵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精神现象的灵魂史、现象史。通过对五四时期、大革命前后、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及其后知识分子精神特质、形象模式的梳理与分析，作者探讨了它们的创造者——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追求和人格特征，研究了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与中国特定历史发展、文化阶段、革命形势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知识分子的形象发展史中，追溯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发展的内在律动。

但此时的作者尚未形成明确而自觉的性别视角。这表现在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解读时，并未有性别视角过滤下的系统考察；批评实践中亦尚未注意到男女作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被整合在五四大潮、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阐述；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的独特性所导致的性别话语的独特性的考察亦未上升到一种清晰的意识层面。在作者笔下，男女作家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性别差异是被忽略或遮蔽了的。

比如，在该书作为“附录一”的长文《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中，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义愤，批评了叶灵凤、张资平以“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为名，以一种恶俗趣味描写性行为的小说，揭示了作家骨子里的男性中心主义和封建思想的余孽，认为“张资平一流小说家作品中的‘极端解放’，骨子里所包含的，是极端腐败的旧意识：男性中心的意识，‘女祸’的观念，以及封建的贞操观念，等等，——正是沉滓的泛起”^【94】。作者以女性的直觉，敏锐地感受到了批评对象思想中的男权中心本质，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只能停留于感受层面，对叶灵凤和张资平现象的出现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

再比如，作者在该书“下篇”第二部分关于《大革命后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群》的论述中，笼统地将男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群放到了一起，没有凸显其性别分野。在论述以茅盾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笔下具有“雄强美”的女性，如梅行素、章秋柳、孙舞阳等时，突出的也只是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和大革命后的风云变幻所施加的影响，女性性别的内在觉醒趋势没有得到充分强调。

但从1989年赵园在《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上发表评论中国台湾作家李昂的论文《试论李昂》开始，我们却清晰地看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作者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时也正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开始在中国批评界崭露头角并初显锋芒之时。

此外，女批评家李子云、季红真等大体也可说是部分程度上接受了女性主义观念影响的妇女文学研究者。

另一批学者则在女性主义批评界更为活跃。她们积极发起或参与各类相关的学术活动，坦言自己作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者甚至是女性主义信奉者的身份，在目前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河南大学的刘思谦在回顾自己接触到女性主义方法之前的研究状态时如是写道：“我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便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借用一位女评论家文章里的一个概念来说，我过去用的原来是‘无性眼光’、‘无性姿态’。”^【95】王绯这样总结了女性主义立场带给自己的明显变化：“我在中国妇女思想史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有关文化的理论交叉处，终于找到了可以用来托底的东西。……从此不再回避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者。”^【96】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后记”中，这样回忆了自己的研究动机：“我隐约感到，在现有的话语之外，在现有的过程之外，在现有的认识之外，在现有的被当作真实的呈现之外，有另一种被既定的人类思维排斥在外的别一种话语，别一种真实，别一种过程，如被暗星云隐蔽其后的星光一样，遗落在人眼看不见的天宇之外。但它的确存在：我们只能说我们看不见它，但我们不能就此说它不存在。这本书，就是为了寻找那一部流落在我们有限度的视野之外的真实而作的。”^【97】戴锦华也说：“我自己明确地采用女性主义立场大约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吧。在此前（指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我近十年的研究中，女性主义始终贯穿并体现在我的理论之中。”^【98】徐坤则自由地双栖于创作与批评两大领域，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其女性主义立场也自觉渗透在包括《厨房》、《狗日的足球》等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当中，在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中，形成了一脉独具特色的传统。2000年2月25—29日，采访人宋晓霞和徐坤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番对话。在对话中，徐坤自陈了接触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之后的感觉与变化：“最早接触的，是波伏瓦，第二性，一下子被击中的感觉。还有，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99】

综上所述，本时期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1．美英学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始终是中国学者接受的主流，但法国学派的影响也开始出现。随着译介的增加，法国学者如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等的理论主张与文本实践逐渐为中国学者熟悉与接受，表现为从精神分析学领域、从语言符号领域等切入文学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加。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次次有关何为“女性文学”或“女性写作”，何为女性本质等核心概念的探索与讨论，这些探索与讨论的成果又直接体现在部分作家的创作实践之中。2．由于中西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大批理论素养深厚、视野开阔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们，尤其注意追踪西方最新的女性主义发展动态和趋势，女性主义诗学刚进入中国时的双重滞后局面得以改观，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一门显学。3．文学批评的成果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结合中国文化与文学实际也更加紧密。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性别研究的触角还延展到上古的文化世界，神话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4．学术界不仅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其观念与方法也渗透、影响了其他学者。他们中显然以女性学者为主体，但男性学者们的热情与参与度也明显提高。5．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蔚为风气，除了各类国际、国内文化艺术活动的频频举办之外，出版社也掀起了整理、出版女性文化与文学系列丛书的热潮，重要者如王绯与孙郁主编的包括十部著作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蒙主编的“红罂粟丛书”、陈晓明主编的“风头正健才女书”、陈骏涛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钱满素等主编的“蓝袜子丛书”、戴小华主编的“金蜘蛛丛书”等。上述丛书的面世，为中国女性文化年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高校一系列具有妇女研究性质的中心纷纷成立。6．女性主义诗学开始进入中国学者撰写的专门的文论专著或文论史之中，如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等。该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学批评”目录下，列入“女权主义的批评”一节，其中介绍了包括凯特·米利特、帕特丽西亚·斯帕克斯、埃伦·莫尔斯、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佳·查·斯皮瓦克在内的美国一批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学者，评述的内容则覆盖了美国女性主义诗学中自“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的女性主义批评这样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较之之前中国学者编选或撰著的介绍西方当代文论的著作中有关女性主义的内容总是付之阙如的情况，盛著成为中国研究西方文论的主流学术界开始承认和推介女性主义诗学的一个喜人标志。

第四节　高潮后的总结与反思：
女性主义诗学的纵深发展（1996—2000）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前述两次浪潮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发展势头。虽然引起轰动效应、广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多见，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写作也不再成为文坛一致瞩目的热点，但女性主义的观念、立场与研究方法却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观照历史与文化现象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析范畴。

在世纪之交，一批学者对于女性主义自身的得失与经验教训等也有了更为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他们不再满足于在进行文本分析时作情绪化的激愤之语，而是逐渐转向了对女性文学传统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与总结，以及对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的批评性反思。不少学者放弃了一味以西方观点与术语生搬硬套中国实际的做法，而以中国的国情为立足之本，对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辨析，并更多地注意到了除性别维度之外的其他诸多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共同作用，从而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进入了理性反思、总结经验，并谋求与其他批评流派兼容并包、对话互渗的纵深发展阶段。

本阶段对域外理论成果的译介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之中。除了对文学批评理论的专门翻译之外，围绕性别与社会性别进行的文化学研究成果、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被纳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之内。在这一中外互动的过程中，一批曾留学欧美或在欧美高校与科研机构供职的中国或华裔学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具有双重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背景，不仅对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前沿的动态更加熟悉，也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与实际需要。这就使他们的译介工作体现出更好的现实针对性。如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即是一部较新的有关西方女性主义学术话语的论文集，其中既有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的论文，也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其他领域；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则以“社会性别”问题为核心，遴选了欧美学界有关社会性别研究的较新成果；1998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再版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同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罗尔·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2000年，李银河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葛尔·罗宾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

在这一阶段的译介活动中，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重要收获当属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中文版的问世。如前所述，《性政治》于1970年的问世，标志着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真正成熟。该著中，米利特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思想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十分重视对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征引。她认为，对“政治”不能仅作狭隘的理解，而更应将之视为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性别与种族、阶层、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由此，她创立了“性政治”的概念。她进而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强权、神话和宗教七个方面，对父权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两性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体现出来的政治属性。“性政治”这一概念从此得到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使用。中文本问世后，该概念也迅速获得了中国学者的接受。

作为一部成熟的形象批评之作，《性政治》的批评方法为如何成为“抗拒性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演示。通过对部分男性文学大师如美国作家诺曼·梅勒、亨利·米勒，法国作家让·热内，英国作家劳伦斯的重要作品的细致解读，米利特从对作者权威的膜拜中挣脱出来，强调了女性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加入自己见解的权利。通过可信的引证，米利特显示给读者，表面上私人化的两性生活场面中，其实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权力和暴力，体现出明显的性政治的火药味。

由于劳伦斯一直是在中国广受欢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的外国作家，因此，米利特对劳伦斯最有影响的几部作品如《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等中隐含的男权中心意识和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结构关系的犀利剖析，也就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无论在中国通用的英国文学史上，还是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论文中，劳伦斯一直是以对两性性爱场面的大胆表现而著称的。他对于性爱的推崇、对于自然人性的表现，被理解为批判非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摧残人性的一种积极的手段。因此，不少读者甚至是把劳伦斯看成妇女解放的同路人的。但米利特却条分缕析，运用文本中的大量实例，并结合作家的生活与心理，得出了富有说服力的结论，认为劳伦斯的小说在浪漫爱情帷幕的遮掩下，表达的其实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征服的、赤裸裸的欲望与狂想。

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率先出版了钟良明翻译的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紧接着，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宋文伟翻译的第二个中译本《性政治》。两个译本均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著也迅速成为当时及其后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著述中被高频率引用的另一部西方经典。米利特有关劳伦斯等的性别价值观的基本分析，也明显地影响到了近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研究。不仅劳伦斯、梅勒和米勒等大男子主义意识明显的作家的作品获得了新的、更加细致和深入的解读，这一重评男性经典的热潮也波及了其他作家身上，有关莎士比亚、薄迦丘、笛福、托尔斯泰、海明威等欧美经典作家的女性主义批评论文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这期间，除了专著的翻译出版外，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重要论文也被引入了国内。这显然与这一时期国内西方文论界的文化研究热、后殖民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热密切相关。

1999年，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译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立场的美国著名女学者佳·查·斯皮瓦克的《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和《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两篇长文。特别是后者，提供了一个站在后殖民立场的女性主义学者重新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与另一位英国女小说家琼·里斯的《藻海无边》的具体实践，将女性主义的文本分析与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意识的批判结合了起来，剖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牙买加女子被他者化为狰狞凶恶的母兽、成为帝国主义话语暴力的牺牲品的悲剧。本文对中国学者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角度认识文本构成中复杂的权力话语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后，我们看到，国内相关的外国文学期刊上，对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阐发的论文不断增多。琼·里斯本来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一直是一个不大受到关注的女作家，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她的《藻海无边》的分析以及与《简爱》文本的比照对读等，也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研究课题。

同年，由罗钢与刘象愚两位学者共同主编的另一部译文集、收入“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中不仅再次收录了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和她的另一篇长文《属下能说话吗？》，更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列目下，收录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之一贝尔·胡克斯的《革命的黑人女性：使我们自己成为主体》、英国学者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的《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和凯图·卡特拉克的《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三篇论文。《革命的黑人女性：使我们自己成为主体》探讨了黑人女性的主体建构问题；《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中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缺陷；《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则试图从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寻求支持，以期建立一种适应第三世界妇女文本的理论模式和阐释策略。上述五篇论文从数量上看占到文集的约四分之一篇幅，充分说明了编者对女性主义的重视。

进入21世纪之后，理论著作的引进依然在稳步进行，并表现出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史上重要著作的引介并行不悖、同步进行的特点。王逢振在“先锋译丛”之中专门列出了一辑有关性别研究的论文，题名为《性别政治》，交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1年）。2001年，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晓征、平林译）。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杰梅茵·格里尔的名作《女太监》（欧阳昱译）。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杰佛瑞·威克斯的《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宋文伟、侯萍译）一书。

除了译介，国内学者在论文和论著的发表和出版方面同样收获颇丰。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论文主要有：

署名为“宁”的作者在《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上发表的动态综述《莎学研究中的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胡全生在《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上发表的《“仁”与“智”的撞击——美、法女权主义批评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上刊登的王光明的《女性文学：告别1995——中国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文艺评论》1996年第6期上刊登的赵勇的《怀疑与追问：——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能否成为可能》；高万隆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上的《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2期上刊登的屈雅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题》；《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刊登的严明、樊琪合撰的《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刊载的王侃的《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3期刊载的杨莉馨的《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张岩冰发表于《复旦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理论》；《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发表的陈志红的《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上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上马睿的《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上姜云飞的《“双性同体”与创造力问题——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上谭桂林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笔谈》；《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上“宁”撰的《处于“危机时刻”的女权／女性主义批评》；《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上董之林的《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从90年代文学思潮中“躯体写作”谈起》；《文艺评论》2000年第5期上金文野的《女性主义文学论略》；《文艺评论》2000年第6期上黄佳能、丁增武合撰的《宿命的娜拉——对90年代女性主义小说再反思》等等。

和前述两次浪潮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的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研究论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由于十数年来的积聚之功，女性主义的研究理念已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门具体分支之中，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交流见解、互相切磋，并结合各自的学术背景大大拓展了女性主义的运用空间。其次，美英学派和法国学派在学术建树和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与鉴别。学者们在深入考察两派的联系与区别的同时，树立了越来越清晰的学派意识。比较的观念与方法又进一步延伸到了对东、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各自特点与收获的认识之中，本土立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与此相连的，是对部分学者盲目崇洋、生搬硬套后果的批评与反思。再次，由于正值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时刻，学术界的反思与总结意识明显增强。有的学者通过追踪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有的则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前途发出了充满忧虑的诘问。第四，前两个阶段中以社会历史学分析为主体、更多从历史反映论的角度看待文学作品的议论性文字有所减少，而更具学理色彩和学院派色彩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增多，女性主义的语言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等获得了扎扎实实的研究。第五，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散文、文论等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的持续升温，围绕着其小说作品《奥兰多》及其主人公变性的奇幻情节，有关“双性同体”这一表述的由来、内涵、其在性别文化研究中的价值等问题的讨论亦大大增多，以至使“双性同体”近年来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和女性文化研究界都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名词。

这一时期，相关的主要研究著作依时间顺序大致有：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乔以钢的《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小江的《关于女人的答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戴锦华的《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王绯的《画在沙滩上的面孔》（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盛英的《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李银河的《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陈晓兰的《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李小江的《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守仁、吴新云合著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伍厚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华山的《阅读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成纪的《欲望的倾向：叙事中的女性及其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晓英的《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李小江的《女性？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

上述诸作中，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观点的鲜明激进、文风的酣畅泼辣、体例的新颖独到和以明确的女性主义批评姿态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热点进行的分析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该书以“90年代文学观察丛书”之一的形式面世，1999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主编杨匡汉首先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总结了此时文学的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风景地图上概括出如下八大景点：一、共享空间的形成。二、都市文学的兴起。三、女性文学的潮流。四、“个人化写作”的挑战。在此，杨匡汉认为，“个人化写作”并非女性专利，更不是女性“身体写作”的同义语。五、反省与调整“先锋文学”。六、现实主义的新变。七、三代同堂的“散文热”。八、峡谷守望的诗神。我们发现，在这上述八大文学热点中，有不少均是与女性文学写作密切相关的。而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则是专门的一部针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热点进行分析的著作。

该书分八章。在第一章《绪论：双调夜行船》中，作者首先开宗明义，说明了本书的宗旨：“本书旨在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探讨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并概括和梳理出诸种现象表层之后的背景渊源及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10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法国学派有关女性本质与身份的理论探索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也随着本土女性文学写作中种种问题的出现，如何理解、界定与使用诸如“女性文学”、“女性写作”等等概念与术语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方面的讨论与争鸣也不断增多。在徐坤的这部专门讨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现象的书中，对上述概念与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设定，也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由于“女性立场”、“女性意识”等等表述有陷入生理本质主义陷阱的危险，也由于女性在历史中长期缺乏独立的语言的既定事实，所以作者策略性地回避了“界定”的困难，而更多地强调了“实践”的意义，强调了“女性写作”的“尴尬与自由”^【101】。作者随后回溯了以1995年这一“中国女性写作的狂欢之年”^【102】为基点，女性文学作品丛书出版、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女性文学评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评论家们一厢情愿的论说与女性作家们复杂的性别文化心理之间的脱节与冲突，揭示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尴尬处境。“绪论”的第三部分则在综论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写作成果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中的一支暗流，即“一个庞大芜杂的女子自传写作‘症候群’”，的“不期然出现”^【103】，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题材的投机和风格上的模仿，这种大批量制作生产的文本易于使“其‘私人性’和‘个性’都因其写作内容上的盲目复制而显得贫血而苍白，同时也使得刚刚提到认识层面上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在类型化的集体狂欢中，面临又一次失去审美独立性的可能”^【104】。对于部分女性作者拙劣模仿“个人化写作”、批量生产与兜售一己之私所进行的严肃的学术批评，读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已经并不陌生。然而，由于中国的批评界和创作界常常自说自话，彼此互动不够，部分作者对来自批评界的声音置若罔闻，因此，批评对创作的监督、影响和引导常常是不力的。而徐坤作为双栖于批评与创作两界、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人，她所发出的质疑、批评之声，就显得更为有力。

在随后的篇章中，作者则分别从“母亲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女性私语与个性化写作”、“身体叙事”、“迷宫与镜像”、女性历史的回溯、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颠覆等数个并列的主题层面，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中最突出的特征，分别展开了分析。从梳理、归纳女性文学写作的内容与主题类型这一总体思路来看，本书受到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明显影响，体现出美英学派社会历史学分析的基本特色；但同时，在对具体的主题类型进行阐说时，我们又看到了法国学派理论思辨，尤其是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的深入渗透。

比如，在有关“母亲谱系的梳理和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部分，作者既从几个方面，横向归纳了母女谱系和母女关系的不同形态在女性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又能敏锐地注意到作家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所产生的纵向变化，如王安忆从《纪实与虚构》中体现出的观念上的矛盾与混乱向《长恨歌》中自觉追溯女性历史的变化；张洁从将男女爱情理想化和抽象化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向《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爱情与母女亲情地位的置换等等。这就使论证分析颇为严谨，富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上述主题，徐坤紧扣欧美学者的论述进行了细密的论证，援引了包括艾德里安娜·里奇关注女性文化的共同性问题的《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露丝·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艾丽丝·沃克的《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等论文中的观点进行参照，有力地凸显了所论文本的女性主义价值。

在论述“女性私语与个性化写作”这一主题的过程中，作者大致勾勒了中国批评界尝试对之做出界定的过程。而由于是积极介入了捍卫林白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的当事人之一，本书亦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回顾那一段公案的史料与线索。本章中对“个人化写作”在被流俗化之后的分析和批评也颇有力度。

本书围绕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所展开的有关“身体叙事”的陈述，则体现出使中国的文本与西方的理论互相阐释、互为映照的鲜明特色。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的有关“女性写作”的基本理论观点，都在本章对《一个人的战争》的分析中获得了充分的运用。作者认为：“引导和贯穿作品始终的，正是埃莱娜·西苏提出的那种女性书写逻辑：女性躯体的写作——手淫——自慰——自恋——飞翔——文本引起破坏性——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自己。”^【105】因而将《一个人的战争》认为是“一部完全按照女性主义理论操作的精致的女性本文”，进一步高度评价了林白的写作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林白以其出色的艺术才能和深刻的理论感悟能力，用女性自传或准自传的记录形式写作而成的这样一部关于女人成长的小说，从写作实践的意义上完成了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认同和带入的过程。”^【106】

本书还注意到了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写作中，城市作为主人公活动的基本环境和重要的文化意像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有关城市与女性、城市与女性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开始进入了主流学术界的关注视野。而在此前女性文学写作研究中对此方面主题的展开尚远远不够的情境下，徐坤的思考就有了更多的创新与开拓意义。

综上所述，《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一书虽然在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阐释中国文学实际的操作中尚有一定的搬套之不足，作者的评价议论亦显出一些激进者的偏激与浮躁之处，学理层面的冷静剖析和严谨推理尚有待加强，但该作的问世对推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作者凌厉、激越的文风，不时闪现的思辨的光芒，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这一时段内，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一书，较为系统和简明地勾勒描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特征，在此前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全面评述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著作尚属未见的情况下，就有了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王守仁、吴新云合著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对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重要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黑人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双重视角揭示了莫里森的独特价值，带动了此后中国外国文学界有关莫里森及其他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研究热潮的出现；伍厚恺的文学评传《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以流畅而充满激情与诗意的文笔，在中国读者面前呈现出了一位20世纪早期优雅高贵的女学者、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先驱的形象；周华山的《阅读性别》则在大量实地采访的基础上，用翔实丰富的口述资料，揭示了当代中国两性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严峻问题，并以遒劲简练的文风，带给读者美好的阅读感受。

进入新千年后，有关中国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介绍与评述西方女性学、女性主义文论发展的主要论著还有李银河的《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霓的《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戴锦华的《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荒林、王光明合作的《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万莲子的《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谭正璧重版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杨莉馨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郭力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值得重视的是，在20世纪末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与建构过程中，学术界也发出了一些另类的声音。它们乍听上去，可能与主流的声音不够和谐，但究其根本，却是和文学与文化研究界对女性主义的反思相呼应的。如果说男性学者的发难或批评还有可能被扣上男性中心主义意识作怪的帽子的话，那么，从女性学者内部发出的声音，倒更有可能引起人们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关切。

发出这另类的声音的代表，当属学者崔卫平。崔卫平曾编过一卷女性诗歌集，标题为《当代诗歌潮流回顾·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199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此，这位女性文学研究的圈内人士，却明确提出了“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的主张。

在她的《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一文中，她冷静地提出了要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自我批评、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自我限制的观点。针对女性主义研究热潮中，我们频频可在各种刊物上见到的诉说“苦大仇深”的文字，崔卫平在《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开篇，就这样提醒义愤填膺的作者们：“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变得不需要任何限制，曾经遭到过多的约束就变得不需要任何约束，尤其是自我约束。一个愤怒的和受压抑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再度不公正地去压制别人或别种声音，导致另外一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黑暗降临。”^【107】

崔卫平几篇主要的反思文章，分别是《个人化与私人化》、《当代女性主义诗歌》、《我这一性别的写作》、《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要的立场》，后被收入文学随笔集《看不见的声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概括起来说，在上述诸文中，作者集中思考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反思，认为它们存在着既狭隘又封闭的弱点。她的批评矛头原是针对诗歌的，但对小说也同样适用。崔卫平当然也肯定了“个人化写作”的出现之于作家个人成长与风格成熟的意义，认为“个人化写作标志着独立作家、独立诗人的成长和形成”^【108】。但同时，她又坚持认为，如果诗人或作家不能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共同的人类经验，而只是偏居一隅进行独白的话，那只能退化为一种“方言写作”。对这种“方言写作”，作者概括其几大特点是：“1．以私人占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存在，看待在自己身上出现的种种原始感受，强调在自己内部有一桩他人不能分享的秘密，某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并以此弃绝现实。2．以私人占有的眼光看待语言，将本应是民族的或行业的共同财富认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个人独霸之，任意裂解之。不受限制地‘发明’私人的语法、句法、词义、隐喻及象征，最终还是要想由个人来完成‘神话’（共同话语）的创造，把个人的话语提升为支配性话语。3．‘靠私自崇拜的一两个作家在训练自己’。在词汇上和语气上对心目中的大师进行悬空的和隐蔽的模仿。换句话说，除非你知道他目前正在读谁的作品，他经常不离手边的又是谁，否则你不可能知道他在说什么。4．既是风格上的混乱，又是缺少风格。这里涉及对风格的理解。风格纯粹是个人的事还是对常规的某种适度和有节制的变异？如果失去了共同的参照系统，岂不是任何写下来的都可以为是有‘风格’的？这种‘风格’也是‘无风格’。”^【109】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对躯体写作提出的质疑，也切中了要害，认为当今某些女作者笔下的性描写、肉体描写，实际上是受着某种期待和鼓励的，“是不能不考虑和警惕的一个陷阱”^【110】。对“女性话语”这个提法她也表示了困惑，认为“任何作家只有超越自己的性别界限，上升到人类共同语言时，才能成为优秀和杰出的”^【111】。这里，围绕着实践“女性话语”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作者涉及了当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界依然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悖论，只是尚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实现“女性话语”，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界和创作界为之神往的目标之一。然而，至于什么是“女性话语”，究竟能否实现“女性话语”，界定一种话语形式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话语”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却无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比较深入的是露丝·伊利格瑞。然而，她的观点也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而受到了批评。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和《非一之性别》（The Sex Which Is Not One）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著作中，伊利格瑞否定了俄狄浦斯阶段受“象征性的秩序”所污染的语言，提出了“女人的表达”的基本策略。这一策略就是钻进父权制话语内部，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对男性话语进行戏拟，从而达到颠覆之功。按照陶丽·莫依的说法就是：“根据伊利格瑞自己的分析，如果作为一个父权制下的女人，她没有自己的语言，（最多）只能模拟男性理论：如果她的理论想要不被人们视为无法理解的唠叨，她就必须模拟男性理论，而女性气质只能在她自己模拟的符号和字行之间留下的空隙中流露出来。”^【112】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话语”或所谓“女人的表达”就必须具备下述特征：“‘她’说起话来没有中心，‘他’也难以从中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用理性的逻辑来衡量，那些矛盾的话显得是胡言乱语，由于他按先入为主的框框和规则听她说话，所以他什么也听不出来。在她的陈述中，至少在她敢于开口时，女人不断修正自己的话。她说出的话是喋喋不休的感叹、半句话和隐秘……一个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倾听她的话，以便听出‘另一种意义’，这种意义通常在过程中编织自己，在同一时间内不断拥抱和弃置词语，以免变得固定化，不再运动……她的言论永远不能定义为任何东西，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在是与不是之间，只稍微提到某事而已。”^【113】在伊利格瑞看来，这种流动不居、重复含混、歧义丛生、充满隐喻与戏拟特征的语句，不仅代表着女性回归前俄狄浦斯阶段女性谱系状态下的语言方式，而且本身也与女性的生理特征、身体节奏等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女性身体经验的丰富性、性感区域的多元性在语言风格中的体现。

然而，本书作者认为，伊利格瑞从男性话语内部对其进行颠覆与改造，从而实现“女人的表达”的玄妙主张，不仅在理论上尚存在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操作方面也是十分困难的：首先，在男性话语内部，颠覆与改造究竟实现了几分，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其次，如何避免在建构女性话语的同时，被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所同化，这也是难以回避的。既然女性从进入俄狄浦斯阶段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预先设定的语言与文化系统之中，万难保证自己没有被打上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烙印。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来，这一颠覆的可行性与彻底性令人怀疑。再次，女性在强调了自己的特殊表达形式的同时，能否被理解与沟通也是一个问题。语言在渗透了文化内涵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它还有一个首要的功能，那就是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的本质。而一旦女性主义改造话语的努力蜕变为一种具有神秘主义意味的独白或私语的话，那么，女性主义学说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那就是，女性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回答有关女性本质的问题，因而也就难以面对女性话语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比如，伊利格瑞所提出的“女性话语”，究竟是作为女性说的话呢，还是为了女性、站在女性立场上说的话？在界定女性话语的时候，是考虑生理的因素，还是考虑文化的因素呢？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敏锐看出了伊利格瑞理论中的漏洞，问道：“如果说‘女人’恰恰是任何可以想像到的西方言语理论研究目的中的他人，那么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在这本书中说话呢？谁在这儿说话，谁在表述女人的他性呢？如果像伊利格瑞所说，女性保持沉默或者压抑说话能力是这种哲学和理论所必需的，那么为了形成自己的女性理论，伊利格瑞出于什么理论目的呢？她是作为一个女性说话呢，还是站在（沉默的）女性立场上，为了女性，以女性的名义说话呢？为了作为一个女性说话，仅仅成为一个女性就够了吗？‘作为女性说话’是一个由某种生物条件，或者一种深谋远虑的理论立场，或者解剖学和文明所决定的事实吗？假如‘作为女性说话’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事实，不能被认可，那会怎样？”^【114】肖莎娜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伊利格瑞难以回答，相信一大批情绪化地追捧“女性话语”的中国学者同样难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崔卫平的诘问在喧哗的热烈肯定之声中显得尤为可贵。

其次，是对以女性立场控诉男性压迫的单一性、机械性和狭隘性的批评，呼吁尊重人类共同的文化与文学财富，认为不能以狭隘的性别立场，而将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男性大师的经典作品弃若敝屣。崔卫平认为，狭隘的“主义”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以为自己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在《我这一性别的写作》一文中，崔卫平写道：“思想启蒙未必不导致新的思想专制，启发别人的觉悟有可能让别人变成思想奴隶。并且尽管‘主义’号称自己是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115】先入为主、主观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方法和真正心平气和、相对公允而非意气用事的科学研究是彼此对立的。如果“一味地从‘主义’出发，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实事求是。因为这一切工作和结论要做得对‘主义’有利，去迁就主义，符合主义对事情已经提供的看法”^【116】。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对女性主义的批评是不无偏激之处的，因为客观地说来，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模式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因而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盲点和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这盲点的存在就一笔抹杀了它的价值，这也就是所谓“片面的深刻性”的意义所在。然而，联想到我们的学术期刊上大量出现的不顾文本的实际，或偏离作家的主观意图和文本的实际太远，眼中只有血淋淋的性别压迫而无视其他的文字，又不得不承认崔卫平的批评还是有她相当程度上的现实针对性的。她对狭隘化的女性主义排斥异己，构成一种新的性别霸权话语，缺乏包容与合作精神，取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的批评也是善意的。

性别的视角诚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而且在历史上是被遗忘了的视角，但人际关系并非仅仅由两性关系所组成，它还包括阶级的、宗教的、种族的、性倾向的等其他多重因素所制约的关系，而诸种因素本身又是时刻处在变动之中的，因此，僵化地只以某种维度去研究评价文本，只能是管中窥豹，不及其他，因而也就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家作品的价值。这也正是当今文化研究界多元化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即对机械、狭隘的文学研究的反拨。

作者对女性主义的内在困境也有着高度的敏感。在《我这一性别的写作》中，她问道：“任何关于女性的知识都已经受到污染。那么，凭借什么来要求和判断一位女作家所采取的女性视角、女性观点，什么是她所立足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呢？”^【117】联系到上文所引费尔曼对伊利格瑞的批评，我们看到，中国学者也已经意识到了抽象的、处于真空之中的所谓“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的不可能性。一般说来，男性批评家作为旁观者，对于女性主义的内在局限可能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除了少数抱有偏见的人之外，大部分的学者可能更多地是因为距离感而获得了反思的能力的。因此，从女性批评家内部展开的严峻自省和批判就尤为可贵。同时，崔卫平勇于挑战因“政治正确”而盛气凌人的不良研究习气，呼唤关注文学的审美特性的主张，也体现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较好的职业素养。

最后，作者对女性主义实践性的强调，也体现出一位女性学者的人文情怀。女性主义文化思潮自在中国兴起以来，迄今为止还基本局限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之内，尚未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受到良好训练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著书立说、设坛讲学；另一方面，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中，充满着性别歧视意味和刻板化性别形象的广告等却比比皆是。而在现实生活中，下岗女工遭遇着比男性更为沉重的经济与精神双重压力，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求职困难重重，女童失学更是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作为专业的女性文化研究者，如何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回馈社会，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是高高在上、沉浸于自我的优越感之中，这确实是中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女性知识群体需要加以自省的，这也将是关涉到中国的女性主义前途和未来的重要问题。好在已有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有了希望。

注释

【1】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董之林：《来自女性世界的醒觉之声——近年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研讨情况评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年，第12期）；任一鸣：《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中国女性文化》No. 2, 2001年）；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等。

【2】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45—351页。

【3】　《中国女性文化》No. 2, 2001年，第94—100页。

【4】　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5】　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6】【7】【8】　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9】　朱虹、文美惠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词典》“前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0】　同上书，第7页。

【11】　埃莱娜·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134—135页。

【12】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海外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

【14】　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卷，郑启吟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83页。

【15】　同上书，第484页。

【16】　同上书，第523页。

【17】　同上书，第525页。

【18】　笔者以为书名译为《走向对双性同体的认识》（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更为合适。因为文中主要是对“双性同体”问题的思考。

【19】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12月。

【20】　富士谷子：《女性学入门》，张萍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第1页。

【21】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0—61页。

【22】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第272页。

【23】　黄梅：《玛丽们的命运——“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二》，《读书》，1987年，第8期。

【24】　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5】　王家湘：《在理查德·赖特的阴影下——三四十年代的两位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安·佩特里》，《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

【26】　Mary Ellmann, Thinking About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8, p. 28.

【27】　海莹、花建：《Feminism是什么？能是什么？将是什么？》，《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28】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29】【30】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31】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32】【33】　施国英：《颠倒的世界——试论张贤亮创作中的两性关系》，《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34】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4页。

【35】　陈骏涛：《世纪末的回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5—176页。

【36】　林树明：《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

【3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39】　同上书，第11—12页。

【40】　Ruth Robbins, Literary Feminism,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 58.

【41】　同上注①，第14页。

【4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绪论”，第38页。

【4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13页。

【44】　同上书，第18页。

【4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53页。

【4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126页。

【4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184页。

【4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242页。

【49】　徐俊西主编：《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思潮卷》王纪人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50】　无独有偶，1995年对法国女性作家来说似乎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大奖均被授予了女性作家，似乎在法国也出现了女性文学年。“龚古尔奖授予了《零号歼击机》的作者帕斯卡尔·罗兹，菲米纳奖颁发给了《追寻母亲的周末》的作者热娜维耶芙·布里萨克，梅迪西斯奖被《奥尔朗达》的作者雅克琳·阿尔普曼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落入《名誉扫地》的作者卡莉克丝特·贝亚拉之手，中学生龚古尔奖得主是《黑夜的凶器》的作者南茜·于斯东，两项侦探小说奖则被《林中遗尸》的作者布莉吉特·奥贝尔收入囊中。”（吉庆莲：《法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扫描》，《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第156—157页。）

【51】【52】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53】　同上书，第72页，注释1。

【54】　董瑾：《困惑与超越——铁凝、王安忆作品之解读》，《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55】【56】【57】【58】【59】　戴锦华：《人·鬼·情——一个女人的困境》，《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

【60】【61】【62】　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6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王蒙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页。

【64】　张洁：《女人，并非特殊》，香港：《文汇报》，1989年6月25日。

【65】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第13页。

【66】　同上书，第17页。

【67】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9.

【68】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69】　同上书，第40—41页。

【70】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145页。

【71】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146页。

【72】　同上书，第151页。

【7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225页。

【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

【7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55页。

【76】　同上书，第61页。

【77】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62页。

【78】　同上书，第121页。

【79】　同上书，第22页。

【80】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28页。

【81】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82】　同上书，第5页。

【83】　同上书，第59页。

【84】【85】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第68页。

【86】　同上书，第69页。

【87】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88】　同上书，第178页。

【89】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第56—57页。

【90】　同上书，第89页。

【91】　同上书，第91页。

【92】　同上书，第97—98页。

【93】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94】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92页。

【95】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96】　王绯：《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97】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第346页。

【98】　戴锦华：《犹在镜中》，第16页。

【99】　徐坤：《网络时代的女农民》，《中国女性文化》No.2。

【100】【101】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第3页。

【102】　同上书，第7页。

【103】【104】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第18页。

【105】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第75页。

【106】　同上书，第73页。

【107】　崔卫平：《看不见的声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108】　崔卫平：《看不见的声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109】　崔卫平：《个人话与私人化》，《看不见的声音》，第31—32页。

【110】　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看不见的声音》，第166页。

【111】　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看不见的声音》，第168页。

【112】　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82—183页。

【113】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5—126页。

【114】　肖莎娜·费尔曼：《危机的阴茎崇拜》，转引自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80—181页。

【115】　崔卫平：《我这一性别的写作》，《看不见的声音》，第159页。

【116】　同上书，第161页。

【117】　崔卫平：《我这一性别的写作》，《看不见的声音》，第164—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