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流变与整合：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女性主义诗学传入中国的步履，其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对本土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渗透也在悄然展开。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对女性主义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的面貌与历史进行了追踪与梳理，比如林树明、董之林、任一鸣、陈志红等人所开展的工作^【1】。林著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期定在1988—1989年间，并举出了对域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译介的活跃、本土一批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的产生和部分女性文学研究者开始接受与认同这一新的理论武器三个方面以证明自己的论点^【2】；任一鸣在新世纪初发表的论文《20世纪末叶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反思》中，则明确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实践分为1980—1987年、1988—1989年、1995年以后的三个发展阶段^【3】。虽然本书作者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国内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献资料的艰苦搜集与归纳整理得出了不尽相同的划分依据，虽然笔者也认为任文忽略了1990—1995年间作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第二次高潮到来之前的酝酿阶段的重要作用，但上述学者的开拓工作，却无疑为笔者所进行的后续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第一节　小荷才露尖尖角：
投石探路的初期引介（1981—1985）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中国社会进入了重温五四启蒙传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文化上也渐趋开放与多元。在西方各种精神文化资源被介绍、引进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诗学也悄悄地踏上了进入中国并投石探路、寻求自身合法性的旅程。

纵览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进，笔者将新时期初年到1986年之前大约五年左右的时期，归为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传播的初期阶段。

总的来说，该时期学术界的翻译、介绍与研究是零星的、有限的，并无自觉性与系统性。从效果方面而言，女性主义只是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发展势头强劲的学术话语和文论思潮而获得注意的，并未近距离地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模式产生明晰可辨的影响。

这一阶段贡献最为突出的开拓者是朱虹。1981年，在国内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心目中广有影响的《世界文学》杂志第4期上，朱虹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一文，该文因首度引入了具有西方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概念，并介绍了欧美女性主义思潮中一系列代表性的学者与著作，而被认为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字。

该论文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风行的“妇女文学”出发，很快将笔锋转到了女权运动，明确地将妇女文学的繁荣看成是女权运动的直接成果，并进而对西方女权运动以及自然延伸而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兴起背景、基本特征、意义与影响作了概要的介绍。朱虹高度评价了女性主义思潮对于妇女文学的深刻影响，指出：“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促成了妇女文学几个不同方面的发展，即在创作方面、批评方面和史的研究方面。”^【4】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女性专家，朱虹当时又身处女权运动的中心美国，自然对这一与妇女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站在女性立场开展的学术话语十分关注。

该文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当时在引进女性主义思潮与批评方法时，更多强调了它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思潮之间的历史关联，注重其意识形态性与战斗性，并将其限定为一种体现了历史主义和社会学观点的文学批评模式。虽然这一限定并不能概括此后二十余年欧美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但显然是符合当时美国女性主义文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传统的。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兴起之初就以对文本的高度关注、对文本与历史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为特色，这一点和法国女性主义流派更为抽象的理论思辨形成明显的差异。当朱虹考察美国“妇女文学”之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正处于反思文学传统、揭露文本中的性别歧视、批评成果层出不穷的高潮时期，以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误解与扭曲的揭示与批判为特征的“妇女形象研究”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主题。1976年，美国批评家朱迪丝·弗莱厄（Judith Fryer）出版著作《夏娃的面容：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妇女》（The Faces of Eve,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Novel），对19世纪美国重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考察，提出了存在“诱惑人的妖女”、“美国公主”、“强悍有力的母性形象”和“新女性”这四种类型的基本观点，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幅女性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下被类型化、妖魔化的文化图景，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就在朱虹写作此文的同一年，埃莱娜·肖瓦尔特发表了长文《荒野上的女性主义批评》，从理论上概括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其起步之初的主要工作是对现行文本中的父权中心本质进行揭露，侧重培养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抵制父权制统治的读者，表现出鲜明的反现行意识形态的倾向。所以，朱虹对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初期引进和自己当时的理解，既抓住了女性主义诗学的核心，又使之能够与中国人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习惯的社会历史学思维方法和批评模式进行对接，体现出异域性与本土化的初步融合，为它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文的第二个贡献是作者从“妇女意识”这一概念出发，对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的文艺思想均作了评述，历数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玛丽·埃尔曼的《关于妇女的想法》、帕特里西亚·斯帕克斯《女性的想像》、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蒂利·奥尔森的《沉默》、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谎言、秘密与沉默》等，第一次在国人面前勾勒出一幅具体而微的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简史；朱虹还慧眼独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些至今尚未获得真正解决的关键问题，如关于“妇女文学”的界定，以及对这一类别是否真正存在的疑惑等等。虽然作者提出这一疑惑的时候，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对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女性、女性身份与女性特质的理解与界定的颠覆性影响尚不明显，但作者的学术敏感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朱虹还尝试性地对英美妇女文学的发展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将之分成了三个阶段，在线性的梳理中演示出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化，妇女文学的发展、成熟过程。作者认为美国妇女文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主要有伊迪斯·华顿、威拉·凯瑟、凯特·肖班等人。她们“大部分用传统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们写出了妇女在狭隘天地中的苦闷，但还缺乏明确的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5】第二阶段的代表大致创作于二战前后，如凯瑟琳·安妮·波特、法兰娜莉·奥康纳、佐拉·尼尔·赫斯顿等。她们的作品，“更明确地谴责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6】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赫斯顿这位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崛起，以及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womenism）价值观念与美学理想的提出，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代作家则为“60年代以后用新的眼光描写妇女意识的代表作家”^【7】，包括英国的多丽丝·莱辛，美国的玛丽·麦卡锡、西尔维娅·普拉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朱虹指出，“当前的妇女文学与以前的相比，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跟全社会的不合理状况，甚至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而且有更多的心理深度，这就跟女权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妇女意识’问题衔接起来了。”^【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英美妇女文学的推进，显然是和女性主义影响下女性意识由朦胧而至显豁的觉醒过程密切相关。而西方妇女文学在题材选择、生活场景描摹、价值取向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特色，可以成为我们反观中国妇女文学写作进程与特点的宝贵参照系。

因此，朱虹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作为中国第一篇颇有分量的女性主义介绍与研究论文，代表了1986年以前，即国内引介女性主义第一阶段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译介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人对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学说与妇女文学成就了解极少的情况下，朱虹的工作具有可贵的启蒙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1983年，朱虹又编选并主持翻译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选推出了覆盖美国三次妇女文学浪潮并体现出女性主义倾向的23位作家的29篇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作一部，首次集束性地在国内读者面前呈现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优秀女性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魅力。像凯特·肖班的《一小时的故事》、夏洛特·帕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蒂利·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等等，直至今日依然以对男权中心的家庭内部两性关系的真实描绘、对女性因窒息而疯狂的主题的探讨、对女性之间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关系的表现等等，而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复讨论的经典文本。而克莱尔·布思·路丝戏仿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的现代版独幕剧《玩偶之家，1970》中，那位现代版的娜拉甚至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读者可以通过她出走前和丈夫的对话，发现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德·波伏瓦、贝蒂·弗里丹等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先驱人物的思想的明显印痕。

1989年，朱虹还与文美惠共同主编并出版了《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两位编者在“前言”中明确地宣称：“我们的任务，不仅要介绍在世界文学史中已有定评的杰出的妇女作家和作品，还要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对她们和她们的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挖掘。同时，对于古往今来大量受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歧视或忽略的、被埋没的妇女作家以及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妇女作家，我们也要一一拭去历史偏见给她们蒙上的尘埃，还她们以本来面目。”^【9】“我们这部词典所包含的妇女文学词条，内容将包含以上所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和作品以及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家和作品。”^【10】因此，该《词典》收入了上自古希腊、下至20世纪80年代的59个国家、625位女作家的条目，朱虹和王逢振两位还特地为吉恩·弗兰科（Jean Franco）、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凯特·米利特、桑德拉·吉尔伯特、埃莱娜·肖瓦尔特、朱丽亚·克里斯特瓦、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鲁思·佩里（Ruth Perry）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和陶丽·莫依共11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撰写了词条。结合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妇女作品当作一个特定的领域加以探索，结果引起了人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妇女文学的大规模的重新挖掘和重新阅读。随着大批被淹没的女作家被重新发现，随着大批信札和日记的重见天日，随着探索女性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新文学传记的不断涌现，妇女作品中的连续性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清楚明了”^【11】的论述，我们在此欣喜地看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学者心中的共鸣与回响。

此外，朱虹还是第一位在国外开设“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课程的中国学者，她的译著《花的节日：中国女作家散文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等在海外的出版，亦为帮助中国女作家走出国门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另一位女性学者乐黛云继续在海外为推进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研究和妇女作家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2】

早期与妇女文学研究相关的成果，我们还可以查到陈洁发表于1982年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一篇文章《希腊神话传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化及其认识价值》。论文虽然属于本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形象学研究范畴，没有体现出自觉而明确的女性主义理论观照与批评方法，甚至没有出现女权运动或女性主义等类字眼，然而，却无疑体现出暗合女性主义诗学中“妇女形象批评”的特点。论文纵向梳理了随着希腊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演变，女性地位逐步降低，以至在作为现实生活的变形与折射的希腊神话中由威严、高大、能干的女神转变为父权制形成初期努力为捍卫自己的应得地位与权利苦苦挣扎的女性形象，再转向父权社会确立与巩固之后被任意凌辱与宰割的女奴形象的历史过程，密切结合时代特征与历史背景，分析了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变迁，探索了女性在遭遇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前后的悲剧性命运。该文材料充实、分析中肯、富有逻辑性，是一篇颇为典型的呼应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文本；文中甚至还用到了“父权制”这一在西方女性主义诗学中作为理论建构前提与关键词的概念。它的面世，无疑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性别意识逐渐彰显的趋势下，用新的立场研究文学作品、分析文学现象的努力，体现了中国本土妇女文学研究的良好基础。

此外，早期相关论文还有李小江发表于1983年第2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谢利〉中复式结构的对立统一——评〈谢利〉中的女权主义》、齐彦芬发表于1984年第2期《国外文学》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等。前者分析了体现于19世纪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谢利》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后者则介绍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生平、创作道路与主要作品，并提到其集中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深刻启发了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潮的文化学名著《第二性》。作者还通过对西蒙娜·德·波伏瓦1954年获法国龚古尔奖的作品《大人先生们》中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痴情的女主人公保洛的分析，阐发了波伏瓦身为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地位、妇女觉悟的关注，提到了波伏瓦那句“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名言。

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上、下两卷在中国翻译出版。^【13】下卷中由女学者伊丽莎白·詹威撰写、郑启吟翻译的“妇女文学”一节，以长达79页、总量约6万余字的篇幅，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评析了二战以来美国当代妇女文学的成果与特色。由于作者本人即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女性主义学者，出版过《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地位》（Man’s World, Woman's Place, 1971）和《在神话与早晨之间》（Between Myth and Morning, 1974）等重要的女性主义分析著作，因此，她对当代美国女性文学成就的评述，体现出理论思辨与具体的文本分析兼备的特色，渗透了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针对什么是“妇女文学”的问题，詹威首先提出了新的检验标准：在她看来，显然并不是凡是妇女写的或有关妇女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妇女文学”。“是否属于妇女文学，这里采取的检验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要看她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用的是多种多样具有个性的，而同时又是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用的是男子的原则和评价标准。”^【14】为了说明不同的“原则和评价标准”确实会体现出性别的差异，作者随即还举出了不少例子，质疑了“正统的标准里在当前的种种局限性”^【15】，体现出对伍尔夫的女性小说观的吸收与发展。作者随后转入了对二战以来美国妇女文学发展的纵向梳理，涉及范围包括妇女小说及诗歌、传记、回忆录、学术研究等非小说类著作，简洁而又准确地概括了妇女文学几十年来发展变化的轨迹，尤其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对严肃的妇女文学与妇女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评价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等作品。

詹威还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了女权运动支持下的妇女文学呈现出的一些新特征，比如以“寓言”的形式出现的自传性因素、对神话典故和男性文学名作的改写与戏仿，以及女权主义思潮的激荡对于作家题材处理和风格变异等等方面的影响。她写道：“早期的小说家甚至在表达对于命运的愤慨时，其愤怒程度也因为作者觉悟到妇女对于自己命运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而减轻了。可以在小说中看到不幸的婚姻和迷途的妻子。但是，只要婚姻对妇女的正常生活来说，仍然是一种先决条件，那么它就必然被看作妇女必须加以容忍的某种东西。……当一种没有婚姻，或者没有传统的婚姻形式的生活在社会上和感情上变得可以接受的时候，过去一直隐藏起来的东西就开始显露了。显露阴暗面的气氛加强了所揭露出来的事物的冲击力。”^【16】作者还发挥了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关于女性“疯狂”的思想，将“疯狂”更多地看作是“对于生活在其他经历中的荒谬性的一个隐喻”，指出：“当‘正常’状态不能再维持含有欢乐、自由和想像力的生活时，就会选择疯狂来作为反对正常状态的叛逆行为。”^【17】如果说吉尔伯特和格巴更多地是从19、20世纪欧美妇女小说中征引例证的话，詹威则更多地是从现实中的人物身上取证。文中援引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美国作家司各特·菲兹杰拉尔德的妻子泽尔达迫于社会对两性的不同要求和丈夫对其文学才能和成为舞蹈家的理想的压制与打击，而终于发疯的不幸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