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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细腻

方寸天地 作者:朱大路


赫鲁晓夫的细腻

赫鲁晓夫此公,被世人评价为“头顶最秃,胆子最大”。他行事喜欢大刀阔斧,线条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36章,我却读到了两个字:细腻。

先说年轻的苏联钢琴家阿什克纳济。他演奏出色,得过大奖。老婆是个英国人,不肯去苏联,而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还有孩子。于是,阿什克纳济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问怎么办。赫鲁晓夫听了下属汇报后,明确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国外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他有了这个护照,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我们干吗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

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阿什克纳济的清白名声,又维护了其家庭——赫鲁晓夫退休三年后,仍在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纳济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开收音机,凝神聆听。他此时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见。

还有一例,是著名钢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报告说:“有关部门反对里希特出国,因为其母亲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不回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失去这位大钢琴家,将是国家的损失,但还是决定:“让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不要去西德。赫鲁晓夫说:“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您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

人性的关怀,起了温暖的效应。里希特到西德见了母亲后,如期回国。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她舞姿优美,在苏联首屈一指。但出国演出,总没有份,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复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团又要出国演出,普利谢茨卡娅给赫鲁晓夫写了长信,说她是爱国者,对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鲁晓夫将此信复印,让党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传阅,并建议让她出国演出。有人还是不放心。赫鲁晓夫表示:“她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少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不过是为了脱身,好吧,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

结果呢,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争了光。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当初扣住普利谢茨卡娅,就可能毁掉她,或者把她变成反苏分子。为此,他强调说:“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例。赫鲁晓夫对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运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对于她离开祖国,向外国寻求帮助,给西方的造谣生事者提供口实,则认为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予以谴责。但他认为,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对待她,可能事情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他假设说:“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您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这里。到您想回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当然,斯韦特兰娜最终选择在美国度过余生——那已是赫鲁晓夫去世十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选择上自由。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辜负信任的情形。苏联当时有两亿多人口,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赫鲁晓夫的细腻,在于懂一点人的心理,有一点人情味。在20世纪60年代严峻保守的氛围下,有如此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眼光、关注人性的眼光,实属不易。实际上,政治与人性,不是对立的;“人性”这东西,拿捏得好,会让政治充满人情味,从而赢得民心、融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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