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刻经书版本研究
顾永新[1]
蜀地物华天宝，在唐代做过两次临时首都，玄宗、僖宗先后人蜀，带动了中原文化向蜀地的移植。唐末士人往往避乱于此地，史称蜀“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2]。五代时，前蜀（891—925）王氏、后蜀（926—965）孟氏先后统治蜀地，七十余年未经战乱，相对于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蜀中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确是一番太平景象。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学、文化繁荣，蜀地的雕版印刷事业从晚唐产生以后，[3]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绝剑南东川、西川及淮南道每年司天台颁布历书之前私版历书的刊印[4]。这是文献上有关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5]。僖宗中和三年（883），中书舍人柳玭在蜀外城书铺看到卜筮、相书、字书等“雕板印纸”[6]。可见当时蜀地的雕版印刷已有相当的规模。北宋沈括（1031—1095）论及雕版印刷起源，认为“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7]。“冯瀛王”即冯道，“印五经”指五代国子监刊印九经，沈括以此为雕版印书之始。叶梦得（1077—1148）对此提出异议，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8]因此，《爱日斋丛钞》卷一得出结论曰：“按《柳玭家训序》、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括）又谓……。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始于蜀也。”[9]南宋朱翌（1097—1167）《猗觉寮杂记》卷下也指出雕版印刷创始于蜀，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
如沈括、叶梦得等所言，儒家经典的最早刊刻始于五代，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冯唐、李愚请令国子监校定、刊行九经（所谓监本九经），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判国子监事田敏等进印板九经书，前后历经四朝二十余年，在中国印刷史和儒学发展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事详《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十九·明宗纪第九》及《爱日斋丛钞》卷一等，文繁不录。据王国维先生《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五代监本》，监本九经均为经注本，“用石经经文而取经注本之注以加之”。经数实为十二经（附以《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包括《易》、《书》、《诗》、三礼、三传及《孝经》、《论语》、《尔雅》，与唐石经种数正同。其中五经与《孝经》、《论语》、《尔雅》成于后晋、后汉之间，二礼（《周礼》、《仪礼》）、二传（《公》、《谷》）则始刻于后汉，成书于后周。
《玉海》卷四三《艺文·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论及五代和北宋刊印儒家经典，其文有曰：
五代始用木板摹六经。（原注：蜀毋昭裔亦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太宗朝又摹印司马、班、范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10]国初广诸义疏、音释，令孔维、邢昺雠定颁布。后又作三体石经，[11]订正文字，于是经书大备。
虽然雕版印刷肇始于唐末蜀地，但用以雕印经书还是以五代为最早，不过刊印的只是经注本。北宋时扩展到群经义疏（含《五经正义》、《七经疏义》）和音义（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校刻始于后周显德二年，北宋续成之，又刊刻《孟子音义》等新编音义著作）。这是儒家经典早期刊印的情况。
前揭《玉海·艺文》文中提到的毋昭裔，明德二年（935）为后蜀宰相（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12]直至广政二十四年（961）致仕，久居相位。他对后蜀学术、文化建设的贡献颇大，曾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13]并着意从事儒家经书的镌石和雕版工作。后蜀广政元年（938），毋昭裔捐俸刊刻石经，终广政二十八年间，共刻《孝经》、《论语》、《尔雅》、《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十经，是为《孟蜀石经》。关于毋昭裔主持雕版印刷九经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九一云：
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胡三省注：“自汉司马相如、扬雄以来，蜀中号为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则系乎上之人！”可见毋昭裔对于“蜀中文学复盛”所起到的作用是得到史家的肯定的。不过，《通鉴》只是说“蜀主从之”，至于当时的九经雕版工作是否全部完成，何时完成，以及具体的过程都语焉不详。有意思的是，其他宋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也是凤毛麟角。北宋孔平仲《珩璜新论》曰：“周广顺中，蜀毋昭裔请刊印板九经。此盖仿长兴本为之，而其详则不可知矣。”孔平仲列入元祐党籍，去毋氏不过百余年，而彼时已经不得其详了。不过，他还清楚五代刊刻监本九经和毋昭裔刻印九经孰先孰后，指出后者据前者仿制。而南宋王明清则先后倒置，其《挥麈馀录》卷二曰：
毋丘俭贫贱时，……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按：锷当为鹗之误，下同）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
王氏认为五代监本九经仿照蜀本。《爱日斋丛钞》卷一已辨其非是，指出“非李锷书仿蜀制作”。王国维认为毋昭裔刊刻九经是从后蜀广政十六年（后周广顺三年，953）田敏等校刊监本九经完成之岁开始的，“当仿其制”[14]。屈万里、昌彼得先生也指出：“（王）明清误昭裔为丘俭，又谓长兴九经之刻仿于毋氏，则非事实。盖毋氏刻九经，在蜀广政十六年，后于长兴三年者二十余载。其刻《文选》、《初学记》，既在仕蜀之后，当亦不得前乎长兴三年。且后蜀亡于宋而不亡于唐，王氏盖偶失考也。”[15]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也有相同的结论。
毋氏雕版印制的书籍在北宋初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明焦竑《焦氏笔乘续》卷四《雕板印刷》，论及毋氏雕印《文选》、《初学记》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太祖平蜀，“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16]。《图书板本学要略》卷二《源流篇》引焦氏记载，认为：“此当是宋人记载，焦氏转录之者，惟以未著出处，不详出自何书。事与《宋史》相合，而所记加详。”我们果然从四库本《分门古今类事》（据《四库提要》，书成于南宋初年蜀地）卷一九《毋公印书》条找到原始出处。屈、昌二位先生对于古书内容构成的灼见着实令人钦佩[17]。
承袭晚唐五代，宋初蜀地刻书之风盛行，雕版印刷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全国出版业的中心。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曰：
宋初印书，蜀为最。汴末蜀刻微衰，而杭为上，蜀次之，闽本最下。杭本、蜀本皆大字阔版，笺刻亦不甚减监本，但不加雠校。方是时刻书之盛，莫最于闽建阳之麻沙、崇文二坊及陈解元书棚。凡书入刻，三坊必先，故其书旁行于天下，而其滥恶亦莫过于三坊，故后遂有麻沙之禁。[18]
蜀刻本质量上乘，刻印俱佳，其中以开本大、文字大的蜀大字本最享盛名[19]。蜀大字本在当时就很有名。《东坡志林》卷五有曰：“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黄庭坚《竭力田园帖》曰：“庞老（安时）《伤寒论》，无日不在几案间，亦时时择默识者传本与之，此奇书也，颇校正其差误矣。但未下笔作序，序成先送成都开大字板也。”[20]可知蜀本刻印之精良是有口皆碑的。当然，南宋其他地方也有覆刻蜀本的情况，这在传世所谓宋蜀刻本中不乏其例。
北宋开宝四年（971）开始在成都雕造《开宝藏》，五千余卷，至太平兴国八年（983）经板运抵汴梁、进上，前后持续十余年，这一浩大的工程充分显示出当地经济之发达、技术力量之雄厚，对蜀地的雕版印刷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代成都的雕版印刷主要在官府，蜀学是一个大据点，南宋庆元中开雕的《太平御览》最为有名。不过，北宋时蜀中民间刻书业已非常盛行。据《四朝国史艺文志序》，“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间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21]传世私家刻本仅知“西川成都府市西俞家”所刻之《历代地理指掌图》。南宋时期眉山等处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影响下也逐步发达起来。眉山所刻之《苏文忠公文集》、《苏文定公文集》、《淮海先生闲居集》等，与成都所刻大字本群经注（如《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孟子赵注》）字体、刀法完全相同，两地刻工也互见[22]。蜀刻本的显著特征是，印本多用白麻纸，雕版疏朗明快，字体略扁，多锋芒，撇捺遒长。据顾廷龙先生研究，蜀刻的中心由成都移向眉山大约是在南宋初年井宪孟任四川转运使期间（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23]。在他的推动下，眉山地区的雕版印书盛极一时。13世纪中叶，元兵南下，攻占四川，经济、文化遭到空前浩劫，蜀刻从此衰歇，一蹶不振。
自五代直至两宋，儒家经典的刊行成为雕版印刷的重点。北宋时通行的经注本是五代监本九经和国子监重刊本，单疏本是国子监校刻的《五经正义》和《七经疏义》。南宋绍兴中，监本“仅取刻板于江南诸州，视京师承平监本又相远甚，与潭、抚、闽、蜀诸本互为异同”[24]。此外，群经版本还有很多，“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建安余氏和兴国于氏刻本九经是较早出现的坊本。理宗景定中，旴江廖莹中世彩堂刻九经，“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25]。据说其书“合诸本参订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宝之。流布未久，元版散落不复存”[26]。除了“诸俗本”为廖氏所不取之外，《沿革例》（《总例》）列举的参校本即有二十三种，其中经注本有“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等二十种（唐石经为白文本），注疏合刻本有包括“蜀注疏”在内的三种。
经书版本尤其是大字经注本是蜀刻本中最有代表性的，如《周礼》、《春秋经传集解》、《礼记》、《孟子》等都是以五代监本为底本（当然也有可能依据的是北宋监本或南宋翻北宋监本），版式疏朗，字大如钱，读来赏心悦目。蜀刻经书众本兼具，如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等；形制除大字本外，还有中字本、小字本等；题材除十三经及注疏外，还有其他经部书籍，包括时人或乡贤著作等。现胪述如下。
一、白文本
据《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书籍》，[27]建康府学藏书有《论语》“川本正文”等。可知最晚在南宋理宗朝蜀中已刻过白文本经书。据张秀民先生说，蜀刻本有《九经正文》，[28]原始出处不详，暂付阙如。
二、经注本
蜀刻经书以经注本居多，又有大字、中字、小字本之别。先说经注大字本。蜀刻经书最有名的就是大字本，字大如钱，行格疏朗，墨光如漆，世称“栏豁字大”，为蜀本之上品。如前所述，毋昭裔或曾主持刊刻九经，或即《沿革例》所谓“蜀大字旧本”，此外还有“蜀学重刊大字本”，都是大字经注本。今传世蜀大字经注本主要有静嘉堂文库藏本《周礼郑注》、中国国家（北京）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藏本《礼记郑注》、上海图书馆藏本《春秋经传集解》及《四部丛刊》影印本《孟子赵注》（清内府藏本，现所在未详），版式、行款、字样、刻工等大体相当[29]。
1．南宋刊蜀大字本《周礼郑注》残本二卷，存卷九、卷十。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23.8 cm×16.0 cm），单鱼尾（有时无），版心标“周礼几”，附记叶次，上象鼻记大小字数，下象鼻记刻工姓名，如友（阴文）、王厅、老厅、子言、子林、程换、换、单、袁、正、杨、泉、昌、梁、元、员、隆、志、庚、生等。卷端首行顶格题“周礼卷第九”，次行顶格题“秋官司寇第五（空三格）郑氏注”。三行正文起。卷九第四叶补写。宋讳玄、县、敬、殷、筐、恒、贞、徵、让、桓、构、慎等字皆缺笔，陆心源以为孝宗时刊本，[30]阿部隆一先生也认为刻于孝宗淳熙中，[31]长泽规矩也先生定为孝宗以后刊本[32]。每卷有判读不明的元蒙古文方印及“黄丕烈印”白文方印、“复翁”白文方印、“士礼居”白文方印、“百宋一廛”白文方印、“宋本”二字朱文椭圆印、“汪士钟印”白文方印、“阆源真赏”朱文方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臣陆树声”等印。此书原为元代官书，入清为苏州杨偕时所藏，后归黄丕烈百宋一廛。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所谓“亦有《周礼》一官”，即指此本。嘉庆甲戌（十九年，1814）闰二月黄丕烈跋记得书缘起，感慨物是人非，“物以人重，人又以物重也”。乙亥（二十年）孟冬黄氏又跋于后，记叙自己以残岳本《地官》、《春官》校嘉靖本，其后又以此蜀本《秋官》校嘉靖本，感叹：“《周礼》善本，六官有半矣，岂不幸哉！”[33]黄氏身前其书已归汪士钟。道光末汪氏之书散出，此书归上海郁氏，陆心源从郁氏得之。再后来，陆氏皕宋楼藏书尽归东瀛，今藏静嘉堂文库。对于此本的文献价值，黄丕烈嘉庆十九年跋曰：“而此残麟片甲，犹见蜀本规模，胜似后来诸宋刻。”自注：“余所见有纂图互注本、有点校京本、有余氏万卷堂本、有残岳本”。可见黄氏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陆心源亦论曰：
《周礼》单注不附《释文》者，今以嘉靖覆宋八行十七字本为最善，阮氏谓胜于余仁仲、岳倦翁[34]本，此本又足订嘉靖本之误。……若监、闽、毛《正义》诸刊，则更有霄壤之别。惜乎仅存二卷，未闻有全本耳。[35]
可知，此本较之明嘉靖覆宋八行本、余仁仲万卷堂本、纂图互注建本及元代岳本等均胜一筹，订正宋坊刻本的讹误之处很多。至于后来的闽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等《十三经注疏》本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具体异文不录。
2．宋蜀刻大字本《礼记郑注》残本，辽宁省图书馆存五卷（卷一至五），[36]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十五卷（卷六至二十），[37]两处合起来恰是足帙[38]。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23.4 cm×16.1 cm）。有刻工姓名。
《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一著录“宋蜀大字本”《礼记》残本八卷，存卷一、二、五至十。十行十六字，小字二十一字，慎字缺笔，判定“盖孝宗以后刊本也”。《宋元本行格表》卷上从其说。《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三《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标注“《张目》有蜀大字注残本八卷”亦即此本。按：张金吾和江标、邵懿辰判断恐有误，所著录本必非蜀大字本。因为蜀大字经注本多为八行本，未见有十行本。
蜀大字本《礼记注》在宋元时期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元陈澔《礼记集说》所附校雠书目首列蜀大字本。
3．宋蜀刻大字本《孟子赵注》十四卷。《四部丛刊初编》、《续古逸丛书》影印本。原本现所在不明。《四部丛刊》影印本扉页题曰：“上海涵芬楼借清内府藏宋刊本景印。原书板匡高营造尺七寸四分，宽五寸六分。”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23.5 cm至24.8 cm×17.5 cm），白口，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孟子几”（或孟几、子几），附记叶次，下记刻工姓名，以“关西”居多。卷末有尾题孟子卷第几，如版面恰好全满，则于最后一行下角标“卷末”二字，外镌花边。卷首赵氏《孟子题辞》，次本文，首行顶格题“孟子卷第一（空四格）赵氏注”，次行顶格“梁惠王章句上”，下接赵注夹行小字。卷二、卷十四卷首有“至正二十五年二月”题识，当为元人所书。卷十四尾题后接《孟子篇叙》，小字双行字数同。宋讳避至桓、构、慎字，敦、扩等字以下不避，当刻于孝宗朝。清人所谓北宋本的说法不可靠。
据《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书籍》，《孟子》有川本注，可以确定《孟子》经注本确有蜀刻。清黄氏士礼居覆刊蜀大字本《孟子音义》嘉庆十四年黄丕烈跋，提到黄氏亲见的香严书屋藏本，亦即汲古阁影宋钞本《孟子音义》，有毛扆（斧季）跋云：“余在京师得宋本《孟子音义》，……书贾又挟北宋板《章句》求售，亦系蜀本大字，皆章丘李氏开先藏书也。”所谓“北宋板《章句》”即《孟子》赵岐注，蜀大字本，原本系明李开先所藏，这与清陈鳣《经籍跋文·宋本孟子音义跋》[39]“至于经注旧刻，则有若李中麓[40]所藏北宋蜀大字本”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些记载可以说明此书在进入清内府前的递藏情况。
4．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残本二卷，存卷九、卷十，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一字，今藏上海图书馆。左右双边（23.5 cm×16.5 cm），版心白口，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左几”，附记叶次，有字数及刻工姓名。卷九前三叶缺，始自第四叶文公十二年传“笄而卒不书（双行小字）楚令尹套孙伯卒（大字）”，至三十叶尾题“春秋经传集解文下第九”。卷十存卷首至二十六叶注文“……上下相包通之（义也）”，次叶“义也”二字和尾题缺。卷十卷首首行顶格题“春秋经传集解宣上第十”，次行低六格，题“杜氏（空一格）尽十一年”。卷末载经若干字注若干字。弘、匡、徵、让、顼、桓等字缺笔。阿部先生定为南宋孝宗淳熙、绍熙间刊本[41]。
附1：南宋刊宋元明递修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今藏静嘉堂文库。原刻纸叶稀少，前半差不多都是宋修或元修，明初修很少。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左右，注文双行，十七至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陆心源《仪顾堂集》卷一六有跋，称：“字画遒劲，得颜欧体。修板逊于元本，板心有‘重刊’二字，亦有无‘重刊，字，而刊匠人姓名者。殷、敬、徵、恒等字有缺有不缺，殆承孟蜀旧板，转辗摹刻而然欤？……字句之间，胜于纂图本、淳熙本、十行本者，不一而足。……是书虽无刊刻年月，余审定为蜀大字本……此本虽有缺叶，首尾完具，真希世秘籍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亦曰：“此本刻工草率，多次修补，然字画古劲，有颜平原法。陆氏定为蜀本，今以《周礼》互证，要不诬也。”所以，《静嘉堂秘籍志》卷二直接著录为北宋蜀刻本。此本版心有“春秋（几）”或“春（几）”字样，当即《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三“附录”所谓“陆有宋刊蜀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八行十七字）。《宋元版行格表》卷上所谓“蜀大字本《春秋集解》”（八行十六字、版心刊“春秋”二字）亦即此本[42]。事实上，这些鉴定和著录都是有问题的。
长泽规矩也先生定为南宋绍熙间刊明修本[43]。阿部隆一先生《宋元版所在目录》也著录为宋孝宗朝刊宋元明递修本，并对此本的刻工进行研究，否定了陆氏的说法，认为是江浙地区的公使库本。阿部先生还认为，本版字体端严雄浑，是南宋覆刻北宋监本。而北宋监本承袭李鹗写版的五代监本，如同南宋前期覆刊北宋监本《尔雅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详下），皆八行乃至九行、十七字内外的大字本，都是应绍兴年间诏，[44]在绍兴、乾道年间由江浙地区公使库刊刻的。板木移送国子监，[45]当时称作监本或官本，即《沿革例》所谓“监中见行本”之大字本、《南雍经籍志》所谓好板若干、坏板若干的《春秋左传集解》三十卷[46]。
附带说明一下，《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求古楼藏本“旧板覆宋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八行十七字，左右双边，“考此本盖依蜀大字本重刊者，与李鹗本《尔雅》同种，其刻当在应永已前也。……卷尾有文安年记，亦可推知其刻时矣。活板诸本以此为蓝本也”。按：森立之著录有误。此本杏雨书屋和成篑堂文库皆有收藏，一般认为是室町时代覆刻南宋嘉定中兴国军学刊本。
附2：《古逸丛书》之一所谓“影覆宋蜀大字本”《尔雅》三卷，清光绪十年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刊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标“尔雅（卷）上（中、下）”。书后有杨守敬光绪癸未（九年，1883）跋，[47]判定“此本为翻蜀大字本。其不题长兴二年者，盖翻刻时去之……则此询（一本作洵）为蜀本矣”。还提及“此本后为黎公刊入《古逸丛书》中，余别有《札记》，未刊”，当非此跋，另有校读札记。黎庶昌《叙目》曰：
此书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为蜀本真面目，最可贵。宋讳阙慎字，其为孝宗后翻刻无疑。日本再翻之，今又从再翻本影雕，展转抚摹，仅存郛廓而已。
也就是说，南宋孝宗以后翻刻五代蜀本，而日本又翻刻南宋本，《古逸丛书》本则是影覆日本翻刻本。与杨氏意见一致，黎氏亦以为其书源出宋蜀本。实际上，二人均沿袭了森立之的说法。《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旧板覆宋大字本，京师高阶氏藏”《尔雅》三卷，指出其“文字丰肥，楷法端劲”，敬、惊、弘、殷、匡、胤、玄、朗、恒、桢、真、徵等字缺笔，间有南宋孝宗时补刊，桓、遘、慎三字缺笔，卷末有经注字数及李鹗书一行文字。又引证《挥麈馀录》“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云云，[48]据此断定其为“后唐蜀本面目之仅存者”[49]。
如前所述，王明清《挥麈录》的说法是错误的，《爱日斋丛钞》已辨其非，王国维、屈万里、昌彼得等先生续有所辨。实际情况是蜀本仿五代监本制作，这样一来，森立之及杨、黎二人立论的根据就有了问题，结论自然也就不成立了。
《古逸丛书》的底本是京都高阶氏藏本，今不知所在。而同种版本即日本南北朝覆宋刊本《尔雅注》三卷，[50]长泽规矩也先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神宫文库发现，昭和四十八年（1973）由古典研究会影印出版。卷首有长泽先生《神宫文库藏旧刊本〈尔雅〉解题》，卷末有长泽先生所作《〈尔雅〉各本文字比较对照表》，将神宫文库本与南宋国子监本（说详下）、《古逸丛书》本（又分为校正本和定本）比勘，分列异文（主要是字样、字形上的差异）。《古逸丛书》本摹刻并非完全依据底本，有臆改之处，而且字画的长短、曲直也有差异[51]。长泽先生《神宫文库藏旧刊本〈尔雅〉解题》和《图解和汉印刷史》[52]还持旧说，认为神宫文库本保存了五代蜀刻本的面貌。
有意思的是，黎氏辗转覆刻，而其祖本（与日本覆刊本的底本是同一种版本）其实就存在中国，原为汲古阁旧藏，清代归毕沅经训堂，后入清宫内廷，为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53]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在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南宋国子监本[54]。版框24.2 cm×17 cm，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一字，行款与《古逸丛书》本同。而版式略异，主要区别是版心白口，单鱼尾，间有无鱼尾而以单横线区划者，标“尔雅（卷）上（中、下）”，附记叶次，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姓名；而《古逸丛书》本并无鱼尾及字数、刻工姓名。刻工可辨者有李何、魏奇、严智等。宋讳避至慎字，惇、郭、廓等光宗讳不缺笔，当刻于孝宗朝。全书保存完好，仅卷下末二叶散佚，毛氏汲古阁以仿宋字体精写抄配。
197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此书，昌彼得先生跋[55]在王国维《覆五代刊本尔雅跋》和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志》[56]定此本为南宋国子监覆刻北宋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其为“南宋浙刻版归监中印本”。阿部隆一先生赞同其说，以为南宋淳熙、绍熙间江南州郡翻刻北宋监本群经之一。中国大陆学者也有相近的见解，如宿白先生认为，《古逸丛书》本为“覆刊日本室町时代覆刊南宋国子监递翻五代九经监本”，李鹗书一行，“应是源出五代监本的证据”[57]。
事实上，早在十八、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学者松崎慊堂（1771—1844）就曾对所谓蜀大字本产生过怀疑。不过，他是根据毋昭裔所著《尔雅音略》[58]未被纳入其中而作的推测，其文有曰：
案晁公武《读书志》曰：“《尔雅》（旧）有释知（一作智）骞及陆（元）朗《释文》，毋昭裔以一字有两音或三音，后（学）生疑于呼读，（今）释其文义最明者为定”，有《尔雅音略》三卷。今此《音释》虽零星数纸，亦分为三卷，或系《音略》旧本欤？但毋昭裔乃孟蜀宰相，而大字本不载是音，则大字本亦第宋本而非蜀本也欤？
这是松崎氏天保十五年甲辰（1844）为影宋本《尔雅》所作跋文的一部分。其书每卷正文后又分别附《音释》一卷，凡三卷，所以松崎氏推测这三卷《音释》或即毋昭裔之《音略》，进而推理，蜀本应该附载蜀中名相所作之《音略》，而所谓的蜀大字本并未载录，由此推断大字本不过是宋本，并非蜀本。当然，他的推理是有漏洞的；不过，在今天看来，其结论还是有价值的。
前述《周礼》、《礼记》、《春秋经传集解》、《孟子》等大字经注本，一般认为是蜀刻本。王国维先生对此有不同意见，以为和南宋监本《尔雅》一样，亦非蜀大字本。《覆五代刊本尔雅跋》有曰：
此本（指日本室町时代覆刊南宋递翻五代监本《尔雅》之底本，亦即南宋监本）实绍兴后重刊旧监本，其行款大小，与唐人书诸经卷子一一相近，自是五代旧式。当时所刊诸经，今无一存者，惟赖此递翻本，足窥五代、北宋监本面目耳。凡诸经与此本同行款者，如吴门黄氏所藏《周礼·秋官》二卷、虞山张氏所藏《礼记》残卷、[59]内府所藏《孟子》十四卷，盖亦宋监本若翻监中之本。前人皆误以此为蜀大字本，故聊复辨之。
因与唐卷子本做过比较，王国维推知南宋监本一仍五代旧式，可以窥见五代监本、北宋监本之面目。据此他又推而广之，认为其他几种版式、行款相同的经注本亦是宋监本或翻宋监本，并非蜀大字本。我们认为，毋昭裔仿五代监本九经制作蜀本九经，而北宋监本也是据五代监本翻刻的，南宋监本又覆刻北宋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南宋监本也和蜀本同出一源，有着共同的祖本——五代监本九经。而且，南宋绍兴后重刊旧监本的工作主要是由江南州郡承担的，但蜀中“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等版本的版式、行款与南宋国子监本应该也是相同的，所以不能根据版式、行款相同就完全否定蜀刻本的存在，或者是凡大字经注本皆称作蜀刻本，这两者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以上我们讨论了四种蜀刻大字经注本，以及两种曾经被误以为蜀大字本的经注本。事实上，其他大字经注本也有见于记载者。清嘉庆中，文选楼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公羊传注疏》的参校本提及《惠栋校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并引惠栋曰：“有曹通政寅所藏宋本《公羊》，合何氏（煌）所校宋椠官本、蜀大字本及元版注疏，并参以石经，用朱墨别异。癸酉冬月识。”此校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封面墨书云：“蜀本公羊校经注三卷/元板注疏/宋椠官板校经注全/唐石经校经。”卷三末又有题识云：“借蜀本大字校此三卷，与鄂州学官书最为精善。惜无单/本疏校疏文脱讹也。康熙五十六年冬十月望日小山何煌记。”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何煌（号小山，何义门之弟）曾亲见蜀大字本前三卷，并用以参校。而张尔耆迻录本卷四以降也有“大字本作某”的朱笔校记，阮元《校勘记序》亦云“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其《校勘记》中更有“蜀大字本作某”的记录，所以清人所见之蜀大字本《春秋公羊传》也可能不止三卷[60]。此书未见著录及相关题跋，暂付阙如。
在传世（或有覆刻、影印本）的蜀刻经注本中，大字本确实较多，是有代表性的。但这并非全部，因为如《沿革例》所提到的中字经注本同样也是存在的，只是长期以来湮没无闻。2005年春季北京嘉德古籍拍卖会上出现过《沿革例》所谓“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春秋经传集解》，“附音于注文之下，甚便翻阅”。据稻畑耕一郎教授介绍，其书一册二十叶，仅存卷六僖公第六，从十六年至二十六年的部分。卷端题“春秋经传集解僖中第八/杜氏（空二格）尽二十六年”。左右双边（20 cm×14 cm），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四字。经传及注文都有句读，圈点标注在文字的中央下方或右下角，注释的末尾还附注音，被释字用墨圈○圈住。卷首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阳文）和石木斋藏书、平陵居士（阴文）印。卷末有竹里馆（阴文）印。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碳14测定值，当为距今895年（±45）以前之书籍。又，书中避“构”字，知其为南宋高宗朝所刻书[61]。
三、单疏本
蜀刻经书亦有单疏本。南宋绍熙中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礼记正义》黄唐跋提及“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由此可知蜀刻本经书至少有《礼记正义》等六经的单疏本。张秀民先生说蜀刻本有《六经疏义》，[62]即单疏本，亦据黄唐跋而言。
四、注疏合刻本
蜀刻注疏合刻本，亦即《沿革例》所谓“蜀注疏”，今仅存南宋蜀大字本《论语注疏》十卷，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为海内孤本。卷首首行顶格题“论语序”，第二行、第三行低二格分别署“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邢昺疏”、“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释”，第四行顶格题“序解”，下有“疏”字，以墨盖子阳文标出。本文首行题论语注疏卷第一，次行题学而第一（空二格）何晏集解（空一格）邢昺疏。左右双边（23.7 cm×12.6 cm），每半叶八行，行经文大字十六字，注、疏、《释文》并双行小字二十五字，间有二十六字者。经下载注，不标注字；疏则冠以阳文大“疏”字；疏下有《释文》，亦冠以阳文大“释”字。版心白口，单鱼尾，标“仑吾几”，附记叶次，有刻工姓名，可辨者有先、昌二字。避讳不严格，卷中遇匡、贞、敬、弘、桓、慎、敦等字阙笔。卷六第十四叶为江户时代补写。捺有“金泽文库”、“檇李顾熙雝藏”、“顾氏定斋藏书”、“志书精舍”、“定斋”、“辛丑”数印。
此本最早著录于《经籍访古志》卷二，枫山官库藏本，称之为北宋椠本“《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按：书名、卷数的著录及刊刻时代的推断有误。是书题为《论语注疏》，并无“解经”二字，卷帙为十卷，并非二十卷。所谓《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实际上是十行本以降的书名和卷数。岛田翰已指出“先儒愦愦，以兹书为北宋椠本，盖立夫（森立之字）辈未曾亲点勘，徒以面貌定驷乘，故致此误而已”[63]。岛田氏认为其书刻于南宋宁宗朝，肯定了其优于十行本的版本价值，并且特别强调了所附《经典释文》对于订正清人校本的特殊意义，论曰：
《隋志》云何晏《集解》十卷，梁皇侃之就何《解》制《义疏》，亦为卷十。……是书《宋志》十卷，此乃据何《解》之第；后人以其重多，依《论语》篇第折之，故宋十行本以下皆分卷二十，是其失旧第亦已尚矣。今兹书装为十卷，其颁篇则卷第一《学而》至《为政》、卷第二《八佾》至《里仁》、卷第三《公冶长》至《雍也》、卷第四《述而》至《泰伯》、卷第五《子罕》至《乡党》、卷第六《先进》至《颜渊》、卷第七《子路》至《宪问》、卷第八《卫灵公》至《季氏》、卷第九《阳货》至《微子》、卷第十《子张》至《尧曰》。其异同则多可信据者，而镌刻既精妙，古艺复馣薆，真宋椠本之上乘者。始予疑其为汴京旧物，然卷中避宋讳匡、贞、敬、弘、恒、慎、桓等字，阙至敦字，乃知宁宗时。以刑（当作邢）氏原帙拑入《集解》之下，又坿之以陆氏《释文》也。虽未可比单疏原帙，较诸十行本以下，极觉其体之古；犹《礼记注疏》七十卷本，若十行本以下，则改为六十三卷矣。……但兹篇所收陆氏《释文》，则校之于卢文弨校刻本，其异同之精，校雠之确，卢以为左者，此以为右，此以为左者，卢以为右，纷纭颠倒，不啻天渊也。意者《释文》之刻，不过于《通志（堂经解）》、《抱经（堂丛书）》二刻，而并原本叶林宗校宋本、朱文游影宋本，世之所称为精绝，今则始知叶氏之所手校、卢氏之所入梓，其原本既经妄人私改臆乱，颠倒错简，非复陆氏之旧矣。
此外，岛田氏还举例说明此本所提供的有价值的异文，文繁不录。
1929年上海中华学艺社假得日本宫内厅本影印行世，姜殿扬遵张元济先生嘱作跋，考论甚详，其文有曰：
此本注疏之后附有《释文》，为刘氏景元本[64]及明闽本、监本、毛本、阮本所无。首载序文，序前分题邢昺疏、陆德明释衔名两行。宋讳避至“敦”字，光庙刻本也。取校各本……是可知他本残缺不全，以意补缀，此则犹是邢氏旧文，尚未湮没，不能不令人兴神物 诃之感矣。又经文多合石经，佳处不胜缕举。卷首标题“论语注疏”，无“解经”二字，与晁、陈所著十卷本不同，[65]不仅明清六百年学者未经寓目，自宋以来绝未见于著录，得不谓之旷世惊人秘籍乎？
不难看出张元济和姜殿扬先生对此本的重视、珍赏，欣忭之情溢于言表。从书名、卷数、后附《释文》及经文、注疏的异文补脱、[66]纠谬等角度进一步说明了此本的版本价值。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论语注疏》十卷解题撮录其大要，也推定为光宗朝刊本，“为元贞本所自出”。同时，傅氏也强调“注疏后附《释文》，则尤元贞本及明以来诸本所无，殊可宝贵”。日本昭和五年（1930），涩泽荣一再次影印宫内厅本。
日本当代书志学者对此书又有进一步的研究。长泽规矩也先生定为光宗、宁宗间蜀中刊本[67]。阿部先生则认为刊于光宗朝，不会晚到宁宗朝[68]。二人对于其书之为蜀刻都是肯定的。事实上，王国维早就留意过蜀注疏。其《旧刊本毛诗注疏残叶跋》指出，江安傅氏藏旧刊《毛诗注疏》残叶，与平水刊《尚书注疏》、元贞本《论语注疏》行款相近，当即平水刊本，并进而认为这种十三行的行款即出自蜀本注疏，“元人平蜀，远在得江南之先，故平阳所刊书多蜀本，《尚书》、《论语》二疏，盖亦自蜀本出欤”[69]？宫内厅本为八行，与王氏推论不符，其中存在多种可能性。因为文献不足征，姑且存疑待考。
五、其他经书
1．《经典释文》及《孟子音义》。五代至北宋国子监校刻《经典释文》，延续多年。据《玉海》卷四三《开宝校释文》，后周显德二年二月，诏刻《序录》、《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皆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自是相继校勘《礼记》、《三传》、《毛诗音义》，并尹拙等校勘，完成则已入宋。建隆三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70]。同时，北宋还为《经典释文》没有纳入的经书编纂音义，如《孟子音义》等。五代直至宋代是把《经典释文》作为通经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整理和刊行的工作与经书同时进行。蜀中也是如此，翻刻监本，印行经书的同时，也翻刻监本《经典释文》及《孟子音义》等。
a）《孟子音义》二卷，宋孙奭撰。《三经音义》本、《士礼居黄氏丛书》（民国上海博古斋增辑景印黄氏本）。《玉海》卷四三《景德校诸子》云：“（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校《孟子》。孙奭等言：《孟子》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今采众家之长，为《音义》二卷（原注：“是年四月以进。”）。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义》。”所谓“是年”指代不明确，参照《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相关记载，[71]可以约略推知大中祥符四年十月校定工作启动，五年四月编校完成。不过，国子监刊印完成并奏上的时间是明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和《玉海》卷五五《祥符赐孟子》都有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庚子，国子监上新印《孟子》及《音义》，赐辅臣各一部的记载。
清嘉庆十四年（1809）长洲黄丕烈士礼居影刊宋蜀大字本《孟子音义》。首题《孟子音义序》，次行、三行署孙奭衔名，四行起为序之正文，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序后径接本文，分上、下二卷，出文释音义，经文大字，行十八、九字；音义以小字双行出之，行二十四、五字。卷末有尾题“孟子音义上（下）”。后附赵氏《孟子篇叙》，半叶八行，中字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孟音上（下）”，附记叶次。宋讳玄、彀、殷等字缺笔。卷尾有“吴门黄氏百宋一廛刊行“木记。书后有《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义跋》，署“嘉庆己巳（十四年，1809）仲夏之月四日黄丕烈书于学耕堂”[72]。
据黄丕烈跋，此本据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影宋钞本影刊，[73]校以香严书屋藏本，亦即汲古阁影宋钞本，有毛（扆）斧季跋云：
余在京师得宋本《孟子音义》，发而读之，其条目有《孟子篇叙》，注云：“此赵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茫然不知所谓。书贾又挟北宋板《章句》求售，亦系蜀本大字，皆章丘李氏开先藏书也。卷末有《篇叙》之文，狂喜叫绝，令僮子影写携归，附于《音释》之后，后人勿易视之也。
黄氏注意到香严书屋本的最后一叶（即《篇叙》）“本非《音义》所有”，钱（遵王）钞已削之；而毛扆虽然“茫然不知所谓”，但还是“狂喜叫绝”，命人影写，附于《孟子音义》之后。所以，黄氏据汲古阁影宋钞本附刻了《篇叙》。又据清陈鳣《经籍跋文·宋本孟子音义跋》（《涉闻梓旧》本），陈氏亦曾亲见钱遵王影写北宋蜀大字本《孟子音义》二卷，“每后半叶格外上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细楷十字，精美无比”。陈氏还提及“吴中黄荛圃得而重刻，其同乡周猗唐亦有藏本，系汲古阁影宋钞，会而校勘，与此同出一原。即有一二误字，两本皆同，自是宋刻原文，亦弗改易，盖其慎也。汲古阁本有毛斧季跋，其条目有《孟子篇叙》云云，钱钞已削，因据毛钞附刻，详见荛圃跋尾”。所述钱氏、毛氏二影宋钞本的情况正可以与黄丕烈跋相印证。陈氏又以“昆山徐氏、余姚卢氏、曲阜孔氏、安邱韩氏诸刻互证，惟此本为善”，充分肯定了蜀大字本的价值。具体异文不录。
在黄氏影刊本之后，又有覆刻本、翻刻本出现。日本文化十年（1813），江户述古堂又据士礼居影刊本翻刻《孟子音义》二卷。中国也有道光中覆刊本，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卷一经部著录复宋刊本《孟子音义》二卷，前有孙奭进书表，全衔。封面后有篆书牌子，曰“甘泉汪氏问礼堂藏本道光时日照许翰刊置孟子三迁书院”。半叶十行，大小字数不同，小字每行二十字。应该就是据黄氏影宋刊本覆刻的。又有《粤雅堂丛书》校刻本，据书后咸丰庚申（十年，1860）伍崇曜跋，其底本为“曾冕士学博藏本，在都门时从汪孟慈部郎假得手校影宋抄本影抄而覆校之者也”。汪喜孙、曾学博皆用孔氏《微波榭丛书》本参校，间有一二旁证，证以别本。伍氏使潘绪卿逐条录出，系于每篇后，题“汪曰”、“曾曰”；潘绪卿又取《通志堂》本、黄荛圃（丕烈）影刊本校勘，自题“谨按”。此本版式、行款已有变动，但校勘精审。此外，民国年间，罗振玉编《吉石盦丛书》，又影印士礼居覆宋刊本《孟子音义》。
又据前揭黄丕烈跋，香严书屋藏本“尚有《孝经今文音义》、《论语音义》各一卷，与《孟子音义》合装一册”。黄氏还“闻此三种宋刻真本在扬州某家，五砚楼主人曾见之，亲为余言云”。当时黄氏并未刊刻其余二种，“兹就余所有刻之，余二种尚须倩工模写，愿以异日”。后来，黄氏果然将另外两种《音义》也影刊行世。
b）《孝经今文音义》一卷，唐陆德明撰。《士礼居黄氏丛书》（博古斋景黄氏本）、《三经音义》本。封面题“影宋本重雕三经音义士礼居藏版”。扉页题签云：“《孝经今文音义》、《论语音义》各一卷，香严书屋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士礼居倩人影写重雕。癸酉新秋工竣并记。”[74]首行顶格题孝经今文音义，次行低二格署陆德明衔名，三行正文起，出文释音义，每半叶十行，经文大字，行十八、九字；音义以小字双行出之，行二十四、五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孝）音”，附记叶次。卷末有尾题“孝经今文音义”，后径接“序音”，注：“旧本有此音，非陆氏所撰，今存之。”卷首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毛扆之印”、“斧季”、“宋本”、“开卷一乐”等印记。
又有清咸丰十年（1860）南海伍氏《粤雅堂丛书》校刻本。据前揭《粤雅堂丛书》本《孟子音义》伍崇曜跋，《孝经今文音义》的底本是“曾冕士学博藏本”《孟子音义》二卷“钞后附《孝经释文》，亦仍存，并付剞劂焉”，可知《孝经今文音义》亦据影宋钞本翻刻。《粤雅堂丛书》本的版式、行款（丛书均为九行本）与黄氏影刊本明显不同。首行顶格题孝经今文音义，次行、三行分别低二、三格署陆德明衔名，四行正文起，分章出文释音义，细黑口，左右双边，每半叶九行，经文大字，行二十一字，音义小字双行字数同。
c）《论语音义》一卷，唐陆德明撰。《士礼居丛书》（博古斋景黄氏本）、《三经音义》本。与《孝经今文音义》一样，也是据汲古阁影宋钞本影刻的。首行顶格题论语音义一，次行低二格署陆德明衔名，三行正文起，出文释音义，每半叶十行，经文大字，行十八、九字；音义以小字双行出之，行二十四、五字。首《论语序》，次《学而第一》，依次至《尧曰第二十》，各篇注明章数。其中，《述而第七》注云：“旧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子罕第九》注云：“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仑音（又作论音或吾音）”，附记叶次。卷末有尾题“论语音义”。宋讳玄、完、桓等字缺笔。《经籍跋文·宋本论语音义跋》曰：
《论语音义》一卷，影写北宋蜀大字本。……与《孝经音义》、《孟子音义》同一格式，合装一册，前有“宋本”长圆印及“甲”字方印，又毛晋、扆父子名字印，盖系毛氏汲古阁所藏。墨妙笔精，与宋刻真本无异。今藏吴中周氏香严书屋。吾友黄荛圃既刻其所有钱氏述古堂影写宋本《孟子音义》，因将《孝经》、《论语音义》精摹重刊，目曰《三经音义》。
陈氏又将黄氏影刊本《论语音义》与香严书屋藏叶林宗影宋钞本《经典释文》及徐氏《通志堂经解》本《经典释文》对校，所校异文皆胜于徐氏刻本，而与影宋钞本《释文》合，于是感慨“书以宋本为贵，况乎《论语》，尤人人童而习之、白首不废者”。
d）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音》二卷，唐陆德明撰。《古逸丛书》本、《士礼居黄氏丛书》（博古斋景黄氏本）。据前揭《玉海》卷四三《开宝校释文》和卷三七《开宝尚书释文》，后周显德二年，田敏等奉诏校刻《经典释文》之诸经音义，其中包括《尚书释文》，于六年校勘完成，又由“郭忠恕覆定古文，并书刻板”。因为陆德明原本依据《古文尚书》而作，而从唐玄宗以后通行的《尚书》文本都是今文，并不相符，所以宋初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陈鄂重新修定。开宝五年，“诏翰林学士李昉校定，上之，诏名《开宝新定尚书释文》”，李穆、扈蒙也参与了校定工作。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国子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从之”。原注：“奭言《古文尚书释文》印板犹存，请雕印。”也就是说，因为后周刊刻的陆氏原本《古文尚书释文》书版尚存，重新刷印，以与《新定释文》二本并行。当然，直至天圣八年九月十二日，《新定释文》才雕印完成。《古逸丛书》本，[75]清光绪十年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刊本。扉页题“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古逸丛书之十”，卷首残缺，有“陆鱼亭藏阅书”、“陆仲子曾读一过”印。卷下首行题尚书释音下，次行低三格署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撰，三行顶格题泰誓上第一（空三格）周书，下注篇数，卷末数叶残损，缺尾题[76]。出文注音义，每半叶十行，行大小字不定，小字双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以单横线区划，版心标“书（音）上（下）”，附记叶次。卷末有尾题。卷末有潘锡爵（鬯侯）跋，其文有曰：“此余影写宋本《尚书释文》也，其每叶行数、字数与士礼居影刊之《孝经》、《论语》、《孟子音义》相同，知其为宋本。”以下记此书递藏情况及影写经过，可知原为陆鱼亭旧藏，后归仁和汪氏振绮楼。咸丰己未（九年，1859），元和管吉云嘱潘氏影写，“一本归诸吉云，一本藏诸家塾，即此本也。其本为卢绍弓、段若膺、顾千里、黄绍武诸先生所未见，故其校通志堂本曾未一引。而余乃得抄校而读之，不亦幸欤”！光绪十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序》后《叙目》云：
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音》一卷，武昌张廉卿所藏，咸丰初年吴县潘鬯侯手摹，与士礼居蜀大字本《孝经》、《论语》行款同，鬯侯诧为黄荛圃、顾千里诸人所未见，不诬也。
《叙目》的说法有两处错误：一是其书卷帙为上下两卷，而这里误作一卷；一是潘氏手摹的时间在咸丰九年，这在潘氏跋中明确提到，这里误作初年。另有一处异同，如前所述，扉页上题“影宋大字本”，而这里说是“蜀大字本”。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详细记录了此书刻入《古逸丛书》的始末。他本人原本并不赞同，以为“此书非得之日本”，而且亦非“陆氏之旧”，已经北宋太祖开宝中陈鄂等刊定、改从今文（即《开宝校释文》所谓《新定释文》）。黎庶昌的女婿张沆力主刻之，杨氏“亦未便深拒”，于是刻入《丛书》。关于此本的版本形态，杨氏认为：“案此本缺慎、遘等讳，又多改反为切，是南宋刊本。首不题经典释文卷几，当是单行本。然改《尚书音义》为《释音》皆谬……此本无卷第者非也。”[77]罗常培先生据讳字分析此本的刊刻年代曰：“弘、殷、胤、恒、贞、桢、让、顼、勖、煦、酗、桓、构、慎诸字均缺末笔，避讳至孝宗为止，原书盖当刻于南宋光宗时。至于旻、宁、琰、淳、恬诸字亦缺末笔，则为潘氏影写或黎氏覆刻时笔入者。”[78]
此书又有光绪中影刻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又有陆鱼亭藏印，与潘氏摹本为同一底本，末叶左栏外（左下角）有“光绪纪元仲夏江山刘氏摹刻”小字题识一行。可知此本影刻还在《古逸丛书》本之前。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卷一著录为复宋本《尚书释音》。1922年，上海博古斋增辑影印《士礼居黄氏丛书》，又据《古逸丛书》本印入。
2．蜀刻本《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十卷，唐韩愈、李翱合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卷首题《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序》，次行低七格署秘书丞许（空一格）勃（空一格）集，[79]三行序文起。次论语笔解（目录），凡十卷之目录。本文首行顶格题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卷第一，次行、三行分别低七格署昌黎韩（空一格）愈、赵郡李（空一格）翱，四行题学而第一，五行正文起。经文顶格（诸家注解双行夹注），韩、李笔解低一格，分别冠以“韩曰”、“李曰”。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21.2 cm×14.8 cm），单鱼尾，版心标“仑吾（论语）几”，附记叶次。上方不记字数，下方间记刻工姓名，如王朝、祖乃、祖五、高二、郭刁、李保等。宋讳避至慎字止，当刻于孝宗朝。卷十末叶缺，有仿宋补抄。原藏故宫昭仁殿，无旧藏印记，当为清季所续进（卷端序的首叶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记），曾经傅增湘审定（有“沅叔审定”印记）。
关于韩愈注解《论语》的著作，他本人曰：“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取信后生辈耳。”[80]可见他确曾注过《论语》，但不知是否完成。其门人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提及“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并未提及《笔解》。唐张籍《祭韩退之诗》云“《鲁论》未讫注，手迹今微茫。”[81]宋邵博《闻见后录》卷四引此诗，认为“是退之尝有《论语传》，未成也”。《新唐书·艺文志一》著录韩愈注《论语》十卷，亦无《笔解》之作。所谓“笔解”出现在宋代，《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韩李论语笔解》十卷，许勃序本，解题曰：“……然《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愈《论语》十卷、《笔解》两卷。此书题曰《笔解》，而十卷亦不同。”许勃序有曰“昌黎文公著《笔解论语》一十卷，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切磨。世所传习，率多讹舛。始愈笔大义，则示翱，翱从而交相明辨，非独韩制此书也[82]。……予缮校旧本数家，得其纯粹，欲以广传，故序以发之”，可知许勃序本当为初刻本。台北“故宫”所藏蜀刻本正是许勃序本，刻于南宋孝宗朝，可能已是翻刻本。南宋庆元中建本《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据《四库提要》卷一五○引述，朱彝尊称其书四十卷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别集及《论语笔解》十卷，今本止存正集。可知，十卷本《笔解》南宋尚有建本。此外，还有两卷本。赵士炜辑本《中兴馆阁书目辑考·经部·论语类》著录《论语笔解》二卷，[83]原释：“题韩愈撰。皇朝许勃为序。其间‘翱曰’者，盖李习之同与琢磨，非独韩制此书也。”（《玉海》卷四一引）[84]其说盖约略许勃序而成。此前诸家著录均为十卷许勃序本，而到了南宋中后期，才出现了二卷王存序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二卷本，解题引《馆阁书目》云“秘书丞许勃为之序”，又曰：“今本乃王存序，云得于钱塘汪充而无许（勃）序。”由此可知陈振孙并未见到许勃序本，所见只有“今本”——王存序二卷本，他也清楚许勃序本在王存序本之前。王存序当即王楙《野客丛书》“近时钱塘汪充家有是本（据上文文意，指李汉序所谓《论语注》十卷），王公存刻于会稽郡斋，目曰《韩文公论语笔解》”[85]。今通行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所刻《范氏二十种奇书》本，二卷，却有许勃序，而无王存序，八行十七字，当据许勃本重编、传刻。其后四库本、《古经解汇函》本、《墨海金壶》本均自范本出。
邵博在《闻见后录》卷四曾举了“今世所传”本的三个例子，“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而王楙《野客丛书》指出“然观《闻见录》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笔解》无此语，往往亦多遗佚”。可见，王存序本《笔解》较之邵博所见本（当即许勃序本）已有遗逸或删省。
3．《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唐陆淳撰，[86]明嘉靖覆宋蜀小字刊本，今藏静嘉堂文库。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标纂例卷几，附记叶次，无字数和刻工姓名。卷中有平□县儒学记、存三林堂、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静嘉堂藏书等印记，可以反映其书递藏情况。
卷首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序》，叙述编纂缘起，因啖助、赵匡二人相关论著“纂而合之”，“亦随加注释，兼备载经文”，并附编啖、赵有关义例的分析。序后次目录，每卷分列篇目，凡十卷四十篇。本文首行顶格题春秋集传纂例卷第一，次行低十一格署陆（空二格）淳（空二格）纂，三行至六行低二格分题该卷八篇篇目。七行低四字题春秋宗指议第一，八行正文起。卷一为总论，《春秋宗指议第一》引啖氏说，论《春秋》之宗旨；《三传得失议第二》引啖氏说，论三传得失；《啖氏集传集注义第三》引啖氏说，记其所著《春秋集传集注》的构想；《啖氏集注义例第四》引啖氏说，论《春秋》义例；《赵氏损益义第五》引赵氏说，记赵氏对啖氏《集传》的增损情况；《啖赵取舍三传义例第六》分引啖、赵说，指出二人对于三传义例的取舍；《重修集传义第七》有如自序，记述陆淳本人从学于啖、赵二人的经历以及撰作的意图和体例；《修传终始记第八》记啖、赵及陆淳本人的行实。卷二以下为分论，大多是先录相关经文（低二格），次引“啖子曰”、“赵子曰”（顶格）进行论述。也有些篇目如卷八《姓氏名字爵谥义例第三十一》，直接总结义例，而以双行小字夹注经文出处。如果啖、赵相关论说缺失，则只录经文，注曰：“已上啖赵之辞亡。”或出以己意，如《姓氏名字爵谥义例第三十一》径题“陆淳曰”。此书当经过改编，如卷六《灾异例》各条只录经文，注曰：“已上陆淳辞亡。”可以为证。书中“桓”、“匡”等字偶见缺笔，更多的情况是不缺笔，可知其书当据宋本覆刻。卷中有朱笔小字标注，注出讹字。如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二则隐贤之让也”注：“此与社同，别具言获麟传。”“社”字右侧注“杜”字。“后世遂以为其”，“其”字右侧注“真”字。
是书北宋庆历中有吴兴朱临刊本，见卷首《春秋集传纂例序》。宋虞允文、[87]元袁桷[88]都曾提到此书有蜀（小字）本；金有平阳府刊本，赵秉文旧藏，详见元吴莱[89]、柳贯[90]二后序。据陆心源考证，“元有江西刊本，[91]龚（氏玉玲珑阁）刊所祖与此本不同，疑出元江西刊本。此则行密字小，当祖蜀小字本。明人仿宋监本三礼郑注，黄荛圃、陈仲鱼诸君皆谓当与宋刊同珍。余谓此本亦当做宋刊观也。嘉靖中，吴邑令晋江汪旦有刻本，见《经义考·华察后序》。是本字体与嘉靖吴中所刻《唐文粹》、《艺文类聚》一例，或即汪旦刻而失察序欤”[92]？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二著录明翻宋本《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十二行二十二字，与静嘉堂藏本为同种版本。傅氏也赞同陆氏说，以为“其推测殊为精当”，“疑从蜀出也”。
4．蜀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是书在宋代影响很大，曾多次刊刻。除了淳熙九年（1182）江西漕台本、南宋建宁本外，还有眉山贺春卿[93]重刻本。据魏了翁《吕氏读诗记后序》，了翁“因眉山贺春卿欲刊此书，以广其传，而属余叙之，姑以所闻见识诸末”[94]。《后序》还称吕氏此书“能发明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乃为眉山贺春卿重刻是书而作，时去祖谦没未远，而板已再新，知宋人绝重是书也”[95]。今未见著录及传本。
5．蜀刻本《书集传》，宋蔡沈撰。据蔡氏自序，其书成于嘉定三年（1210），历十余载而成。淳祐七年（1247），由其子蔡抗进呈理宗御览，于是蔡抗有《面圣表》（宋淳祐十年（1250）吕遇龙上饶郡学刻本所附），即理宗在延和殿召见蔡抗时君臣的问答。其文有曰：“玉音云：‘曾刊行？’臣奏：‘坊中板行已久，蜀中亦曾板行，今家有其书。”由此可知，在嘉定三年至淳祐七年之间，蜀中曾有《书集传》刻本。今未见著录及传本。
6．蜀刻本《三经新义》，宋王安石等撰。作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理论依据，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行于场屋几十年，在宋代经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板”。原注引吕陶《记闻》云：
嘉祐、治平间，鬻书者为监本字大难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别刻一本不大不小，谓之中书五经，读者竞买。其后王荆公用事，《新义》盛行，盖中书五经谶于先也。
可知在仁宗晚期，民间除了此前业已雕印的小字巾箱本五经之外，又有了中字本五经，风行一时。到了神宗朝，王安石入主中书，他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似乎是应了“中书五经”的谶语（原本是指中字本五经，而谶语却成了中书所编五经的意思）。中央政府为了推广和普及，往往把颁行的标准本分发到地方刊行，成都府刊刻的《书》、《诗》、《周礼》等《三经新义》就是这种情况[96]。蜀本《三经新义》今未见著录及传本。
7．影写南宋蜀本《易通变》四十卷，[97]宋张行成撰。行成，字文饶，四川临卭人。绍兴二年进士，学《易》于谯定。乾道二年进呈《易书》七种，是书即其一。其书“取陈抟至邵子（雍）所传先天卦数等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其变，故谓之《通变》”。张氏易学主于象数之学，虽不免穿凿附会，但也自成一家，在南宋还是有影响的，“李心传讥其牵合；祝泌谓其发明处甚多，而支蔓处亦多。然其说亦自成理，自袁枢、薛季宣以下，虽往往攻之，迄不能禁其不传也”[98]。《经义考》仍收入经部易类。后来诸家藏书目多收在子部，如《皕宋楼藏书志》、《善本书室藏书志》、《适园藏书志》等。
《皕宋楼藏书志》所著录之景宋写本前有张行成自序，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版心有“通几”等字。首叶有“曾在上海郁泰峰家”朱文长印、“己亥年所收书”朱文小长方印。据《四库提要》，此书流传不广，仅有宋刻本、《永乐大典》本及明费宏家抄本。四库本即《永乐大典》辑本，参校其他二种本子。是书书名，《永乐大典》作“易通变”，费宏本作“皇极经世通变”，宋本但题曰“通变”而无“易”字，亦无“皇极经世”字，“盖原刻其全书七种，此乃其一，故有细目而无大名，不能据以断两本之是非”。而此本“每卷首行亦但题‘通变’二字，而无‘易’字，与《提要》所云宋本合。字画工整，匡格阔大，与眉山刊《七史》相似，当从南宋蜀本影摹者”[99]。
8．蜀刻本《周易注》附刻《周易略例》一卷，唐邢璹注。蜀刻本经书内容构成有与通行国子监本不同者，如蜀本《周易注》所附《周易略例》有唐邢璹注[100]。赵士炜辑本《中兴馆阁书目辑考·经部·易类》著录邢璹《补阙正义略例疏》二卷（《玉海》卷三六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一卷，[101]解题云：“唐四门助教邢璹撰。案：蜀本《略例》有璹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余皆不然。此本亦浅近，无义理，姑存之。”可证蜀本确有邢璹注。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孟蜀《石经周易》十卷，《周易指略例》一卷，解题“《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注，《略例》有唐四门助教邢璹注。此与国子监本不同者也。”晁氏又以“蜀中印本”校后蜀石经邢璹注《略例》，“不同者，又百余字。详其意义，似石经误，而无他本订正，姑两存焉”。今蜀本《周易》经注本不存，蜀本邢璹注亦不得见。不过，通过其他传世刻本尚可窥见其面貌。南宋建刊十一行本《纂图互注周易》十卷，前九卷为《周易》经、传的王弼、韩康伯注，卷十即邢璹所注《周易略例》。首行顶格题纂图互注周易略例序（空一格）唐四门助教邢璹注，次行序文起，序后径接《略例注》。
9．蜀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附刻《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这也是蜀刻本经书内容构成与通行国子监本不同的例子。《沿革例》有曰：
按《史艺文志》，《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冯继先撰。刊本多讹错，尝合京、杭、建、蜀本参校。……廖本无《年表》、《归一图》。今既刊《公》、《谷》，并补二书以附经传之后。
五代蜀冯继先撰《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崇文总目》卷二、赵士炜辑本《中兴馆阁书目辑考·经部》（《玉海》卷四十引）、《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见于著录，[102]南宋李焘亦有论及[103]。因为“左氏所书人，不但称其名，或字或号或爵谥，多互见，学者苦之。继先皆取以系之名下云”[104]。《春秋名号归一图》连同不题作者姓名的《春秋年表》原本单行，后与《春秋经传集解》并刻以行，《沿革例》提到的、用以参校的“京、杭、建、蜀本”都附有此二书。而廖莹中世采堂刻九经本《春秋经传集解》则无，所以元岳浚荆溪家塾续刻《公》、《谷》之后，又刻此二书，附于《春秋经传集解》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是书提要据李焘所谓其书“一百六十篇”及其他相关记载推论，“是继先旧本本为旁行，如表谱之体”。又引述《沿革例》，认定“今本盖（岳）珂所刊定、移易，非复李焘以前之旧本”。李焘所提供的书证皆不见于今本，《四库提要》所论当有之。不过，如前引张政烺先生所论，所谓岳本的刊行者并非岳珂，而是岳浚。《春秋名号归一图》传世版本很多，均附刻于《春秋经传集解》。除了岳本之外，尚有宋种德堂刊本、宋龙山书院刊本等。前述上海图书馆藏蜀刻大字本为残本，所以无从判断其书是否附刻《春秋名号归一图》。
附记：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间，笔者受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委派，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研究员，在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与稻畑耕一郎教授合作研究。作为这一期间的最终研究成果，谨以拙稿向北大古文献中心汇报，并对中心领导和稻畑教授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支持、关心和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聊书于此，谨志谢忱。
[1]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3]参见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刊》第一年刊，1928年。
[4]详见《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弊第二》，又见《全唐文》卷六二四。《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二月简单地记载了禁止私版历书的诏敕。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卷五也有相近的记载。
[5]敦煌出有两个刊有唐僖宗纪元的印本残历：一个是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残卷，中和元年刊（翟理斯编号8100，首行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另一个是乾符四年（877）历书（翟理斯编号8099），缺年号，未记印地，从刻风上看，也可能是成都的印本。这两个残历现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
[6]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提及此事。《爱日斋丛钞》卷一选录《柳玭家训序》原文。
[7]《梦溪笔谈》卷一八。
[8]《石林燕语》卷八。
[9]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是书为南宋叶寘（生卒年不详）所著。《四库提要》以为作者佚名。
[10]《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曰：“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此说不确。儒家经典开始雕版印刷的时间当自后唐、后蜀始。
[11]“三”当作“二”。二体石经即北宋汴梁太学嘉祐石经，兼具篆、真二体。经数实为九经，其目为《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详见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下》第四章《历代石刻》，《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二，第80页，中华书局，1977年。
[12]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毋昭裔事又见于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
[13]详见《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附传。有关毋昭裔发奋刻书的故事见于王明清《挥麈馀录》卷二，其文略曰：“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此事不见于今本《五代史补》。《爱日斋丛钞》卷一引作毋昭裔。《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发愤镂版》同。
[14]《观堂集林》卷二一《史林十三·覆五代刊本尔雅跋》。不过，这可能是王氏后来的意见。1918年9月2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提到自己校刻《尔雅注疏》的情况，指出：“《古佚丛书》本号称蜀本，然实出后唐监本。后唐虽仿蜀刻本，未必即用蜀本。”（《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16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可见此时他还认为后唐仿后蜀刻九经。
[15]《图书板本学要略》卷二《源流篇》，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3年。
[16]此事可与《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昭裔附传相印证，其文有曰：“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补三班奉职”。毋克勤进呈书板事又见于《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五之四《求遗书》，时间在大中祥符八年九月七日，其文有曰：“以故国子祭酒知容州毋守素男克勤为奉职。克勤表进《文选》、《六帖》、《初学记》印板，枢密使王钦若闻其事故也。”由此可知，昭裔在成都雕印书籍；其子守素在宋太祖朝归宋，将这些书带到汴梁（据本传，蜀亡守素入朝授工部侍郎，赐第于京城），颇为流行；真宗大中祥符中，其子克勤又将昭裔所刻书的书板进呈给朝廷，并因此得官。
[17]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毋昭裔刊刻九经的文献记载极其有限，且并无原始记录。毋氏主持镌石，所谓孟蜀石经确定无疑，因为有文献证据，也有实物证据（残石或拓本）；但有关其九经版刻后世并无证验。《遂初堂书目》引及多种书的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而“经总类”仅著录《成都石刻九经》，并无其他蜀刻经书。又如前引《宋史》和《宋会要辑稿》列举毋氏所刻书，均未提及九经，只有《文选》、《初学记》等。所以，我们推测，其事恐在疑似之间，是否因为后蜀石经九经而与版刻九经混同呢？文献不足征，暂付阙如。《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指出：“北宋蜀刻诸经之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这恐怕只是出于地缘考虑的推想。
[18]据岛田翰手校内府宋大字本影刻《寒山诗集》卷首，东京民友社，1905年。
[19]据顾廷龙先生《唐宋蜀刻本简述》（原载于《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三期，后收入《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八行、九行为大字本；十一行、十二行本称作中字本；十三、十四行则以小字本名之。
[20]四库本《六艺之一录》卷三九三《历朝书谱》八十三。此帖又称《云夫帖》，见《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卷》。
[21]《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一》引。
[22]参见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南宋的雕版印刷》，第96—9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参见《唐宋蜀刻本简述》。
[24]《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以下简称《沿革例》。据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辑，1991年；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当为元人岳浚。是书原附相台岳氏所刻之九经三传以行，经传传本多不完，《沿革例》遂离析单行。今本《沿革例》除卷首、卷尾部分岳氏略有增附外，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总例七则，乃廖氏世彩堂刊正九经之《九经总例》，无所增减。
[25]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四库本。
[26]《沿革例》卷首。
[27]据《四库提要》，是书由周应合撰于南宋理宗景定中。
[28]《中国印刷史》，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9]顾廷龙《唐宋蜀刻本简述》所附《蜀刻书目》称前三种为“毋昭裔刻大字本”。我们并不认同此说。即便是毋氏确曾刊刻大字本九经，此外尚有“蜀学重刊大字本”等其他大字本的存在，也不能断定传世蜀刻大字经注本一定是毋氏刻本。如《中国版刻图录》以及阿部隆一先生就都以为这四种大字经注本为蜀学（重刊）大字本（《阿部隆—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蜀大字本周礼解题》，第294页，汲古书院，1993年）。
[30]《仪顾堂续跋》卷二《宋椠蜀大字本周礼跋》。
[31]《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第294页。
[32]《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三·宋元版之研究·静嘉堂文库宋刊本展览会陈列书解说》，第96页，汲古书院，1987年。
[33]又见于《荛圃藏书题识》卷一。
[34]宋岳珂字肃之，号倦翁，岳飞之孙。据前引张政烺文，所谓岳本并非宋岳珂所刻，而是元岳浚荆溪家塾覆刻宋廖莹中世彩堂本。
[35]《仪顾堂续跋》卷二《宋椠蜀大字本周礼跋》。
[36]《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经部·礼类》（线装书局校订、印行原《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征求意见稿）№321著录辽宁图书馆藏残本《礼记注》五卷，鉴定为宋蜀刻本，版式、行款如下文所述。
[37]《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残本为宋刊本，八行十六字，黑口。按：据此著录之版式，北图藏本书口为黑口，而辽图藏本为白口，似有不同。因二书皆未目验，姑且存疑待考。《中国版刻图录》（图版221、222解题）和阿部隆一先生《北京南京上海观书记》（《阿部隆—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429页）都认为北图藏本与其他几种经注本同样为蜀学重刻大字本。
[38]《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1902著录宋刻本《礼记》郑注二十卷，存藏单位即列出北图和辽图二家。
[39]《涉闻梓旧》本。
[40]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章丘人。
[41]参见《阿部隆一著作集》第一卷《宋元版篇·北京南京上海观书记》，第428—429页。
[42]松茂室主人《蜀刻纪略》所著录的“八行、版心刊‘春秋’二字”的“宋本蜀大字本《春秋正义》”，未见于其他书目著录。我们怀疑并非《春秋（左传）正义》（即注疏合刻本《春秋左传注疏》），而是《春秋（经传）集解》之讹。
[43]《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三·宋元版之研究·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第234页。
[44]《玉海》卷四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载：“绍兴九年九月七日，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板。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二十一年五月，诏令国子监访寻五经三馆旧监本刻板。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亦不惜也。’繇是经籍复全。”所谓绍兴年间诏当即指此。其中，绍兴二十一年事又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乃高宗对秦桧所说的话。
[45]南渡之初，诏令各州郡覆刻北宋监本诸书，其版木则运抵国子监，作为监本。如魏了翁所谓“乃令临安府及其他州郡雕造，取其版置国子监耳”。《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五代史纂误》解题云：“宇文时中守吴兴，以郡庠有二史板，遂取二书刻之，后皆取人国子监。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余板，以刊二史，寘郡庠。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这正是一个典型例证。
[46]《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第321—324页。
[47]又见于《日本访书志》卷三“影钞蜀大字本”《尔雅注》三卷解题。
[48]《挥麈馀录》卷二。引文详见上文。
[49]近人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二亦著录日本翻宋刊本《尔雅注》，赞同森立之的意见。
[50]王国维先生《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观堂集林》卷二一《史林十三》）即为“日本室町氏重刊旧本《尔雅》”所作的跋。
[51]长泽先生《神宫文库藏旧刊本〈尔雅〉解题》，又见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十·汉籍解题二》，第7—8页。阿部隆一先生也提到《古逸丛书》影刊本字体瘦弱，失去原本真面目，详见《中国访书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金元版解题》，第28—31页，汲古书院，1976年。
[52]《图解和汉印刷史·解说篇二·初期印刷物》，第4页，汲古书院，1976年。
[53]民国二十一年（1932），北平故宫博物院有影印本。
[54]如《台湾“故宫”善本旧籍总目·经部·小学类》等著录。
[55]后收入氏著《蟫庵群书题识》，题曰《跋宋监本·尔雅》，第46—4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
[56]《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三、四期，1930年。
[57]《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附录图版，文物出版社，1999年。
[58]毋昭裔《尔雅音略》，《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和《玉海》卷四四见于著录，今佚。
[59]虞山张氏当即常熟张金吾。如前所述，《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一著录“宋蜀大字本”《礼记》残本八卷为十行本，与其他几种大字经注本版式并不相同，所以我们认为恐非同一类型的版本。
[60]以上参见高桥智《关于惠栋校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斯道文库论集》第二十三辑，第225—242页，1988年。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也曾经当面讨教，承高桥先生不吝赐教。又，高桥先生大作已由桥本秀美译成中文，承桥本先生惠赐电子文本，先睹为快。特书于此，谨志谢意。
[61]《刘咸炘〈蜀刻书藏书考〉和松茂室主人〈蜀刻纪略〉——蜀刻本研究开径》，未刊稿。参见辛德勇《紫霓白雪，五色纷若——2005年嘉德公司古籍善本春拍漫览》，《读书与藏书之间》，第98—99页，中华书局，2005年。
[62]《中国印刷史》，第85页。
[63]《古文旧书考》卷二。
[64]元元贞丙申（二年，1296）平阳府刻《论语注疏解经》十卷。杨守敬在日本访得此本，著录于《日本访书志》卷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此本，附刘世珩撰《札记》一卷。这就是所谓刘氏景元本。傅增湘认为元贞本出自蜀大字本。
[65]“与晁、陈所著十卷本不同”一句，是指《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四著录《论语正义》，《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论语注疏解经》，均为十卷。而此十卷本书题作《论语注疏》，无“解经”二字，与各本皆不同。而且，后来的十行本以降的注疏合刻本都分为二十卷，此本十卷，如岛田氏所说，这是沿袭何晏《集解》、皇侃《义疏》的本来卷第，所以傅增湘称“其式甚古”。
[66]如姜氏、傅氏所指出的，所补夺文至多，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章多王注一段；“可以托六尺之孤”章注多十二字；“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人毁仲尼”至“不能伤其贤也”三十六字，监本空缺十八字，毛本以下则多臆补矣；“何如斯可以从政”章疏“谓之残虐”下校各本多一百二十五字后人窜乱者。
[67]《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三·宋元版之研究·宋刊本展览会陈列书解说》，第10页。
[68]《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第346页。
[69]《观堂集林》卷二一。
[70]原注：“德明《释文》用《古文尚书》。命判监周惟简与陈鄂重修定，诏并刻板颁行。”下文又曰：“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从之。是书周显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书刻板。”
[71]苗书梅等点校本《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1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2]又见于《荛圃刻书题识》，题曰《重雕蜀大字本孟子音义跋》，1919年江阴缪氏刊本。
[73]《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一上孙奭《孟子音义》二卷解题注引劳权曰：“系蜀大字本《孟子章句》后附《音义》。此本即从此影钞。吴门黄氏刊之义门，有跋。”
[74]《孟子音义》刊于嘉庆己巳（十四年，1809），则此癸酉当为嘉庆十八年（1813）。
[75]《抱经楼藏书志》卷三著录影宋蜀大字本《尚书释音》二卷，东洋初印本，当即《古逸丛书》本。
[76]据罗常培《古逸丛书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跋》（《图书季刊》新二卷第一期，1940年），自《书序》颛顼注“景仆谓之女枢”以下，至《文侯之命》以前均完整；《文侯之命》前半“监工衔切”上，及《泰誓》后半“谝音辨”一条下，各有断烂。
[77]《日本访书志》卷一著录“影宋本刻入《古逸丛书》”《尚书释音》二卷解题。
[78]《古逸丛书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跋》。
[79]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许勃为北宋仁宗朝人，与高怿、张尧号为“南山三友”。
[80]《别本韩文考异·补遗·答侯生问论语书》，四库本。
[81]《张司业集》卷一《祭退之》，四库本。
[82]关于《论语笔解》的成书情况，《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该书提要的推测还是有道理的，其文有曰：“疑愈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问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
[83]《玉海》作二十卷，赵氏据《宋史·艺文志》校改作二卷。笔者按：赵氏校改恐非是。如上所述，最初的许勃序本确为十卷，这不仅有文献依据，而且有传世版本为证。但在后世，可能有人重新编次，于是出现了明范氏二卷许勃序本。陈振孙为南宋中后期理宗朝人，其《直斋书录解题》既已著录二卷本（详下文），不过是王存序本，并非许勃序。这说明至少到南宋中后期二卷许勃序本并未见于著录。所以，我们认为，成书于孝宗淳熙中的《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许勃序本必为十卷本无疑，《玉海》所录“二”字为衍文。赵氏仅据传世通行二卷本，未见蜀刻十卷本，故有此疏失。
[84]北平图书馆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刊本，1937年。
[85]《野客丛书》卷二八《退之注论语》。卷首有庆元元年（1195）王楙自序，又有嘉泰二年（1202）自记一条，称：“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可知此书成于南宋宁宗朝。书中称王存序本《笔解》出现在“近时”，那么其刊刻时间当在同时或稍早。
[86]据《四库提要》，其书“盖释其师啖助并赵匡之说也。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避宪宗讳，改名质，事迹具《唐书·儒学传》”。
[87]《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四著录《虞彬甫适造帖》，提及虞允文称《春秋纂例》等二书“皆蜀善本”，四库本。
[88]《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陆淳春秋纂例后》曰：“予家所藏《纂例》乃宝章桂公所校，号为精善。按：《纂例》他无善本，审此书废已久。闻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见。”
[89]参见《渊颖集》卷一二《春秋纂例辨疑后题》，四库本。
[90]参见《待制集》卷一八《记旧本春秋纂例后》，四库本。
[91]《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一著录元版《春秋啖赵二先生集传纂例》十卷，十行二十字，孙承泽题识以为江西刊本。孙星衍撰、陈宗彝编次《廉石居藏书记内编》卷上是书解题否定此说，“然审此本，为明人翻刻，或去后序耳”。
[92]《仪顾堂续跋》卷二《明覆宋本春秋集传纂例跋》。
[93]据《鹤山集》卷八二《洛县丞章公墓志铭》，贺春卿，字东寅，邛州蒲江人，宁宗嘉定四年（1211）参加省试，在选。
[94]《鹤山集》卷五一。
[9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
[96]在朝廷而言，一方面是普及、推广，另一方面则是禁毁。宋代对出版事业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如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郑厚“尝著书号《艺圃折衷》，其言有诋孟轲者。驾部员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诏建、川毁板；其已传播者，皆焚之”。郑厚本人也被罢官。事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
[97]《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九著录影写宋刊本《易通变》四十卷。《仪顾堂续跋》卷九有《影宋易通变跋》。《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七、《适园藏书志》卷七亦著录是书影宋写本，或即陆氏藏本。《静嘉堂秘籍志》卷二五著录张行成撰《皇极经世索隐》二卷，解题引陆心源《影宋易通变跋》，注云：“是书《藏书志》载之，而今佚。”可见此书久已不在皕宋楼，故未及至静嘉堂文库。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书今存抄本四通，分别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据清华《善本书目》子部·术数类，书题为《皇极经世通变》，八册一函，十行，字数不一，无行格，有明正德九年云崖题识）、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丁丙跋，即《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本）、湖南省图书馆藏清抄残本（四库底本，存卷十六至十八）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周懋琦校本）。
[98]以上《四库提要》卷一○八及《仪顾堂续跋》卷九《影宋易通变跋》。
[99]《仪顾堂续跋》卷九《影宋易通变跋》。
[100]南宋后期其他一些地区的刻本也有了邢璹注，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孝宗朝浙刊本和抚州公使库刊本《周易注》，其中的《略例》都有邢氏注。不过，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情况来看，蜀本当在其先。
[101]《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书名同，唯卷数作三卷。
[102]诸家著录多作二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
[103]《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考九》、《蜀中广记》卷九一《著作记第一·经部》转引。
[104]《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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