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版很多年之后，它从工作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
11月24日，在第六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新行思总编辑杨全强如是感叹，“出版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工作坊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和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共同发起，每年一个主题，邀约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出版人等作主题演讲，并与上海-南京双城青年批评家进行圆桌讨论。
本期工作坊主题为“一种出版，一种思想”，轮值召集人为《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来自八光分、重光、单读、副本制作、活字文化、甲骨文、99读书人、世纪文景、守望者、新行思、雅众、译文纪实、中信大方、江苏凤凰文艺、译林、上海文艺的出版人就中国的出版现状，以及新兴出版对青年写作可能性的推动展开对话。
工作坊的气氛一如此前五期，轻松又随意。尽管被告知不需要特别准备，还是有不少出版人带来了PPT。八光分文化产品总监戴浩然玩笑道，这个情况很像当下的出版——表面看起来云淡风轻，其实特别“卷”。
第六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合影（摄影 席思宇）
最早的辨认者：发现原创的力量
金特、彭剑斌、胡安焉、蒯乐昊、陈春成…… 近年来，越来越多原创写作者进入了读者视野。大家的反应渐渐从“TA是谁”，变成了“TA写得真不错”。
而那些在作者默默无闻时就签下他们第一部作品的出版人，被批评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称为文学最早的辨认者。
在杨全强看来，出版的一个重要本质恰在于“发现”。引进出版同样是发现的一种，但比起引进，出版原创文学更需要勇气和判断，“我们如何与同时代写作者共同参与这个时代的写作？”
不少出版人致力于挖掘写作新锐，通常意义上的青年作家。但99读书人《巴黎评论》系列统筹骆玉龙强调，所谓新锐并不仅仅指年龄代际，而是更指向一种新的创造面向，一种文学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与传承。
另一边，也有出版人将目光望向了那些非专业的写作者，比如《了不起的游戏》的作者之一、导演郭宝昌，《角斗场的<图兰朵>》的作者、歌剧演员田浩江。活字文化副总编辑刘净植直言，他们的文章布局、叙事节奏、语言为原创文学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不是很愿意称他们的写作为‘跨界写作’，因为这类称呼本身意味着界限。”
青年出版：过度收割还是播种不足？
对于青年写作，在场批评家和出版人的讨论尤其激烈。
批评家韩松刚直言，青年写作者已出现被过度收割的现象：“当下的出版节奏、名利诱惑，并不利于青年作家的成长。我们催促他们成长，但有时可能也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
有出版人反对：“不是过度收割，相反，我们是播种不足。”
何平近几年也关注青年出版。在他看来，当下青年出版并不乐观，若列举真正有好作品的青年作家，恐怕不会超出20个，“但我们现在各种文学活动活跃的青年作家有多少？近百都会有吧？我们的出版资源绝大多数集中到这些作家。”
《收获》编辑部副主任吴越同样关注青年写作。她发现文学杂志和出版人的选择标准并不一致，但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阅读的审美趣味不被一种声音垄断。
此次讨论的另一个小高潮出现于自由对话环节。面对耕耘青年写作出版的出版人们，金理发问：“你们心目中最值得出版的原创青年作者是谁”，每个回答者只能提供一个名字。
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样：刘天昭、吕晓宇、梁清散、陈珂、颜歌……
金理想到了多年前《收获》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活动，当时有一个学生提问莫言、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一整排的作家——“心目中值得推荐的当代女作家是谁”，所有人都有提到一个名字：王安忆。
“大家的目光有交集，我觉得很好，但是有交叉，也很好。”金理说。
生态怪象：为什么吸引不到最优秀的那批人？
大家也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原创，无论创作还是出版，都需要时间。
十多年来，译文纪实系列已出版《末日巨塔》《江城》《血疫》等120种，但其中的原创非虚构作品非常稀少，目前仅有《生死课》《最好朝南》《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3部。
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不禁发问，中国的《纽约客》在哪里？我们的非虚构创作生态是什么样的？“好的生态是写作者愿意去写，也知道怎么写，出版机构愿意出版，也知道怎么出版。”
“我们都不是一天就能做到10万册销量，原创出版需要摸索方向，需要沉淀很长时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黎说。
对于当下的出版生态，单向空间出版总监罗丹妮亦有思考，“当我们讲到以人为中心的出版，是以作者为中心，以编辑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原本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三者割裂开，但最近这几年行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让我发现它居然变成了一个问题”。
她直言，业界已越来越聚焦市场。为了书的宣传和销售，作者可能需要频繁参加活动，反复接受采访；编辑也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种消耗性的工作，需要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营销发行上。“营销发行当然重要，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编辑独立思考、充分感受世界的能力是否正在被剥夺？”
理论上，“以人为中心”和“以书为中心”并不对立，但在行业实际中并非如此，这也成为罗丹妮的一大困惑。“如果我们聚焦人，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让作家、编辑以及读者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我们期待得到的是出版的反哺，人的建造，而不是消耗。”她说，“出版业的发展有赖于一些人，如果这些人长期得不到滋养，那这个行业永远吸引不到最优秀的那批人。”
做书像“种树”：无可救药的琐碎，无可救药的浪漫
事实上，从此次工作坊的出版人分享，我们已然可以看到“以人为中心”和“以书为中心”两种做书思路：有的更在意作者，有的更关注汉语本身，有的更重视流量时代的营销创新，有的更致力于内容的价值延伸和产品激活。
比如中信大方总经理、跳岛FM出版人蔡欣并不避讳在文学出版中谈商业，谈投资，她相信文学内容本身值得拥有更大的价值，而非仅仅是单本定价的收入。八光分文化产品总监戴浩然也表示他们不仅关注科幻文学，更深耕科幻内容的进一步开发。
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董风云看来，做书可能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包括市场需求在内的现实主义。每个出版人都不可避免一个问题——“你的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这一平衡本身已充满不易。批评家黄平提及，今天的写作出版还面临视频、音频等其他赛道的严峻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怎么把蛋糕做大’，怎么用新的方式激活出版。”
上海雅众文化创始人方雨辰感叹，诗歌出版的市场需求客观存在，但诗集出版总是发愁“卖不卖得出去”；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吴莹莹表示每本书都不一样，就算有成功案例在前，当面对下一本书，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守望者负责人沈卫娟说，每个编辑的日常工作都充满了无可救药的琐碎，但心中还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浪漫”。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即便身处一个节奏极快且不恒定的世界，以书为业的人依然还有理想。
副本制作编辑冯俊华将出版定义为一种手工艺。按需制作也好，极简封面也好，因人而异的作者支持方式也好，所有的工作围绕着“当代汉语”这个命题，努力让书能够呈现出来，并进入时间博弈的命运。
而结束在拜德雅的履职后，任绪军最近开启了新的图书品牌——重光relire。他表示之前自己做书更多围绕思想和理论展开，一层层像岩石一样累积起来，但他现在更关切具有现实感的议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我希望接下来做的书能够像水一样直接触及和抵达阅读的灵魂，希望可以借由对这些书的阅读寻获观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世纪文景文学部主任陈欢欢形容做书像“种树”：需要长时间的劳作、长时间的等待，收成看天吃饭。
林生祥的《种树》有一句是这么唱的：“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陈欢欢说：“我希望我们做的书可以带给大家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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