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陈荒煤先生又具体地谈论了关于理论研究问题。他说：“理不直，气不壮，很多问题，需要从大道理上来说明。当然，我所说的理论，是与实际密切相联系的理论，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文革’之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理论研究出现了悲剧，也可以说出现了喜剧。”我说：“为什么呢？”陈荒煤先生难过地说：“搞了三十年，还需要讨论什么是艺术特征，什么是真实性，什么叫喜剧、悲剧。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碰到两件事，感触甚深。一件是，当在会上有的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悲剧时，居然有人说，首先应当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当时我心里想，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株连了这么多人，面对这样的现实，还要讨论社会主义会不会出现悲剧，这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光明日报》上发表讨论悲剧的文章，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即‘历史的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作品。这个定义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要使我们现在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个定义，恐怕很困难。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悲剧的主人翁应是英雄人物。看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里的陶铸副总理的形象，可以这么说，但是，小说《伤痕》里的王晓华并不是英雄人物，而她也是悲剧的主人翁。这又怎么解释？！所以。理论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有的人认为只有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才算典型性格。是的。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先进典型。但是，对像陶铸这样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不经任何正式手续，就加以逮捕、拘禁、流放，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进行怎样的搏斗？！……‘文革’期间。我们许多被隔离的人，除了《人民日报》外，连马列的书都不给看，更不给纸笔，你怎么进行搏斗？不从生活出发，拿书本的定义来硬套，这种理论研究，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在理论研究中，一种是‘凡是’观点，‘句句是真理’，这种研究，只能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另一种是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促进创作的繁荣。”我说：“最近，我看了您写的文章和发言记录，觉得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这些问题对繁荣创作，看来都是十分重要的。”陈荒煤先生谦逊地说：“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观感，意见也很不成熟。为了繁荣文艺，抛砖引玉嘛。现在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的，我相信，如果我说得不对，也一定会有人出来和我争鸣的。”陈荒煤先生说到这里，我们都微笑起来。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考虑到不能让年逾花甲的陈荒煤先生太劳累了，我只好告辞了。1979年9月5日于香港（原载香港《广角镜》1979年9月号）传奇的文学女强人——访丁玲丁玲，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这位传奇式的文学女强人，近年来，她的名字又在中国大陆文坛上出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都感到十分惊奇。这位曾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扬名世界的女作家，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之后，1956年就被戴上“反党集团首要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加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北大荒去了。从此，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竟在中国大陆文坛上销声匿迹达二十三年之久。除了在批判文章上看到她的名字之外，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二十三年来，海内外曾经有过种种关于丁玲的传说，甚至有人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在狱中了。可是，过去在中共官方的报章中从来没有报道过她的消息。不久前，一个奇迹出现了：被雪藏了二十三年的女作家丁玲，又重新发表作品，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竟然重新当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笔者和海内外不少读者一样，都亟想了解一下这位传奇式的文学女强人的具体经历，亲自验证一下围绕着丁玲的种种传说是否真实。为此，在最近两次赴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曾多次访问了年逾古稀的丁玲女士，也同时访问了丁玲女士的丈夫陈明先生和丁玲女士的女儿蒋祖慧女士（中国芭蕾舞团编导），了解到大量的材料，使我对这位文学女强人和她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中报月刊>主编一再催促我写篇丁玲访问记，他还给我出了道难题：要写得活一些！真是盛情难却。我只好勉为其难，把访问丁玲女士、陈明先生、蒋祖慧女士的情况，择其要者而写之，至于是否写得活，像月刊主编说的那样“要使读者像看到丁玲女士一样”，就很难说了。为了把文章写得活一些，我来个倒叙式的开头吧！一、搬进新居的丁玲1979年11月初，为了补充讲授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材料，我又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一位老作家告诉我：丁玲搬进了一幢新大厦了。据说，这座大厦，是相当于副部长级的人物才能进去住的。后来，我到姚雪垠先生家里做客，才进一步弄清楚了这件事。因为姚雪垠先生也住进这座新大厦了，搬进这座新大厦的，还有几位文艺界的名人。证实了这个消息，而且又是顺路，我决定立刻去拜访一下丁玲（上次到北京访问丁玲的时候，她临时下榻于友谊宾馆）。11月初，香港的气温还高达30℃。可是，在北京已是隆冬季节了。傍晚时分，北风呼啸，我把御寒衣服全穿上，还感到有点冷意。我冒着严寒，来到丁玲新居的门口时，心里想：丁玲刚刚搬进新居，大概还在忙于收拾行李、布置新居吧！我这个不速之客，会不会影响他们布置新居呢？该不该敲门呢？犹疑了一下，我还是轻轻地叩门了。一位老大娘给我开了门。这是丁玲的亲戚。大概她是见过我的，便客气地示意我走进客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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