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清初文坛上，有一位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却又毁誉天壤的大名士，他就是李渔。李渔（1610~1680），字谪凡，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金华兰溪夏李村人。他是我国清初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在他所留给后世六百余万字的作品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有戏剧作品《笠翁十种曲》，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肉蒲团》，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寄》等。另外，李渔一生还评点、评改过大量的小说、戏剧作品。爽口《金瓶梅》就是李渔后改定的作品，时间当在1667至1674年间；而鲜为人知的《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才子书》则是李渔晚年所评改的作品。透过李评本及其为《三国演义》题的两篇序，我们可以窥视到李渔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密不可分，是那样的使人惊叹。李渔与《三国演义》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不仅早就推崇《三国演义》，后来自己评点过《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在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即《四大奇书种》的问世，以及读书流传之始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百多年来，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明初的罗贯中，但实际上流传至今，人们所读到的却是清初的毛评本。郑振铎说：“自毛本行，罗本原本便也废弃，而不为人所知。”罗本被废弃的主要原因是：罗本经毛氏加以评改之后，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都较为完整，较为进步，所以，毛本一出，罗本便湮没无闻。《三国演义》评点本传世的不多，明、清两代正式对该书提出“批评”者的有：《书坊冲止余象乌批评》、叶昼托名的《李卓吾先生批评》、《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李笠翁评阅》等，其中，毛评本、李评本为有价值。但是，在实际流传过程中，毛评本《三国演义》却成为后来的通行本，得以广泛流传，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李评本《三国演义》则湮没无闻，不为人们所知，这种相互间的反差之大，实与李渔大有关系。假如当年李渔不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毛评本的流传很有可能被李评本所替代。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纶、毛宗岗父子所评的《三国演义》始成，李渔为其题序。序中，李渔对罗氏著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历史演义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毛氏父子“布其锦心，出其绣口”的整理和评点大加赞赏。《三国演义》是“四大奇书”之一。对于“宇宙四大奇书”之书目，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所定的是《史记》、《南华》、《水浒》与《西厢》四种；而冯梦龙所定的则是《三国》、《水浒》、《西游》与《金瓶梅》四种。李渔的观点倾向于冯梦龙，李渔认为：“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李渔还认为，上述四大奇书当中，奇之书非《三国》莫属，他说：“然野史类多凿空，易于逞长，若《三国演义》则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莫奇于《三国》矣。”那么，《三国》到底奇在哪里？李渔经过分析后认为，《三国》之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第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第三，评《三国》者，韶“布其锦心，出其绣口”。由于上述三个方面因素，李渔认为在“四大奇书”当中，《奇书》之名非《三国》莫属。李评本《三国演义》约比毛评本迟个把月时间脱稿付梓，该书卷首有李渔自题的序，但序文比毛评本里的序文要短。从内容来看，比较精练、明快，序中，对“四大奇书”所定的书目.其观点基本上仍倾向于冯梦龙，所不同的是在此序中，李渔对上述“四大奇书”的优劣之处一一作了评论。李渔认为，《三国》是一部真正的奇才奇文，应当多读，读《三国》比读《水浒》、《西游》、《金瓶梅》都要好。李渔指出：“《水浒》文藻虽佳，于世道无所关系，且庸陋之夫读之，不知作者密隐鉴诫深意，多以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兴起邪思，致坏心术，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西游》辞句虽达，第凿空捏造，人皆知其诞而不经，诡怪幻妄，是奇而灭没圣贤为治：二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过讽刺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澹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至于《三国》则不同，李渔指出，罗贯中《三国演义》虽由陈寿的《三国志》扩而为传的，但其叙述精详、记事详明，文字优美等，堪与春秋时代左丘明《左传》相媲美。首先，《三国演义》能做到“首尾映带，叙述精详，贯穿联络，缕析条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其次，“演此传者，又与前后演列国、七国、十六国、南北朝……“各传之手笔，亦大相径庭。传中摸写入物情事，神彩陆离，了若指掌”；再者，《三国演义》“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除了以上几点外，再加之其文藻具有“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等精当之处，李渔称其“奇才奇文也”。因在此之前李渔在《毛评本·序》中已把《三国》定名为“奇书”，又复忆起当年金圣叹欲评《史记》为“才子书”，后未果。据此，李渔向世人宜称：《三国》“诚哉才子书也。”“才子书”的提出和定名、定位，自此以后，大大提高了《三国演义》一书的价值、声望及学术地位，继而扩大了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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