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的学派判定

　　近年简帛出土古书颇多，有关一些古书的学派判定是许多思想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然而对于相同篇章，诸家说法差异较大，甚至有多达二三十种意见者。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诸家说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诸家说法之所以看似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说，却相去万里、互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在用同样的几种研究方法作推导、得结论，而论者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故意立异，标为新说，多不能涵摄诸家，圆融无间。探本寻源，其实恰恰是论者作为根据的那些研究方法本身有问题。《出土文献的学派判定》大体按照问题出现的先后，选取信阳楚简、简帛《五行》、帛书《二三子问》、帛书《易传》、秦简《为吏之道》、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子羔》诸篇、上博简《鬼神之明》、上博简《慎子曰恭俭》几篇学界讨论颇多的古书，具体分析、讨论对其学派判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己之见，最后总论出土简帛古书学派分析中的误区和解决方法。要之，“六家”“九流十家”的学派观，是归纳而出者重视的学派观，而不是先秦时人所看重的学派观，当时人更重视的是学派的师承。因此，是我们对学派的认识过于关注“六家”“九流十家”，从而造成我们分析古书篇章的方法存在问题，对于确定性结论过于执着，而不重视复杂性分析和阙疑。

　　李锐，1977年生，武汉黄陂人，先后师从廖名春、葛兆光、李学勤先生，获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出版《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等专著五部，在《历史研究》等中外刊物上发表《“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等文章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诸子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