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仙其人

【编者按】

陈旭麓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在他诞辰百年逝世三十周年后不久，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德华精编的《近代中国人物论》出版。正如傅德华在序中所说，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他的遗著曾多次被整理出版，但唯独缺少一本专门论述近代中国人物的文集”。《近代中国人物论》精选了陈旭麓先生有关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论文23篇、书评书话8篇和人物研究方法论5篇，是其“知人论世”之功的集中体现。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篇。

陈旭麓

近来影片《知音》、话剧《一代风流》及其他剧种《蔡锷与小凤仙》相继上演，不仅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辉，“小凤仙”三个字也已家喻户晓。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野史说部固然多所渲染，但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确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则佳话，富有传奇色彩，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曾以《英雄美人》为题搬上了舞台。

蔡锷，字松坡，他在辛亥革命时才30岁，已是云南都督，护国之役又是年轻的总司令，史册上赫赫有名。至于小凤仙，只是以一个偶然的社会因素，闯进了蔡锷的英雄业绩中，她的真实性到底怎样，她的身世又怎样，人们是不太了然的。这里且引两段较有历史价值的传记资料供参考。

蔡锷与小凤仙

同盟会会员张相文的《南园存稿》中有一篇《小凤仙传》，首段说：“小凤仙，钱塘人。父某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靳不许。复携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凤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嫒也。”

《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的儿子曾虚白所撰的《曾孟朴年谱》，其中记述曾孟朴与小凤仙的一段逸事说：“小凤仙原本是杭州一个旗人姨太太的女儿，那旗人死了，姨太太不容于大妇，竟被赶了出来。那姨太太就带着一个老妈子抚养孤女过日子，过了几年她也死了，就把这孤女托给了老妈子。老妈子领着小凤仙就住在先生（指曾孟朴，下同）杭寓的对门，过着的日子当然越发难堪了。不知怎样，给先生看见了，就商诸老妈子，把小姑娘领到自己家里，想好好把她抚养起来，不料那老妈子自居养母，屡次无风作浪，缠缠不休。先生可怜小凤仙的境遇，因与她养母约，每年贴她若干钱，叫她带着小凤仙到上海进学堂，不得让她堕落，老妪欣然承诺。不料民元时先生赴南京，在友人席间突遇小凤仙，竟是袅袅婷婷的一个妓女了。先生痛心之余，赶到她的寓所把老妪痛责了一顿，可是人在她的掌握中，也就无可奈何了。这次（指1913年春）先生北上参与财政会议，又在北京遇见了小凤仙，她已变成了红极一时的红姑娘了。”

根据这两段资料互证，不难推断小凤仙的身世是：一、她是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清朝在杭州有八旗驻防，旗人先前鼎盛，到清末已衰败不堪，何况又遭家庭的变故，小凤仙之所以沦落风尘，原是那个社会难以逃脱的命运。二、她的年龄，在上海时“张传”说她“齿稚”，当是辛亥革命前两三年；“曾谱”说她民元在南京已是“袅袅婷婷的一个妓女”，至少有十五六岁了，以此推算，小凤仙在北京云吉班年间，当是一个17至19岁的姑娘。三、她通文字，能阅书报，这是她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的地方。

蔡东藩等的《民国通俗演义》第五十二回、第五十四回，对蔡锷与小凤仙的会合宴游，大加铺饰，那是“演义”家必有的手法。但在第五十一回中，说“小凤仙是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除了“喜缀歌词”、“生成一双慧眼”等是作者的赞词外，其他证之“张传”、“曾谱”，都属可信。如说“相貌不过中姿”，就是着实之笔，熟知小凤仙其人的陶菊隐先生也说她并不十分漂亮。至于被称为“侠妓”，当是在同蔡锷的关系传出之后。

蔡锷与小凤仙，一个是风流儒雅的名将，一个是堕入青楼的少女，他们是怎样相识以至相契的？据“张传”说：“民国二年冬，蔡锷卸云南都督任，留居京邸，偶与友人狎游，过云吉班，独赏识凤仙，凤仙亦伟视蔡，知其非寻常浮薄子也。由是蔡每三日必一至，至辄以夜半。”“曾谱”则说曾孟朴在北京遇到小凤仙时，“蔡松坡那时正迷恋小凤仙到了极度，可是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蔡知先生跟小凤仙夙有渊源，因设法与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托，卒经先生从中劝解，成立了这段英雄美人的撮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

“张传”和“曾谱”对此事的记载，虽因个中关系不同，互有出入，但所说蔡锷对小凤仙的眷恋却是一致的。据蔡端（蔡锷子）先生听他的母亲（潘夫人）口述：有次在戏院看戏，蔡锷指着包厢中一位姑娘说，她就是小凤仙！并称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对家室并没有保密。须知那时的社会，不独官场和文人狎妓成风，就是革命志士也常借妓馆为掩护。蔡锷在北京，虽有将军府将军、经界局督办、参政院参政等阔衔，但非实职，徒为袁世凯所羁留，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同僚涉足云吉班，并不足为奇。且因此以醇酒妇人的消极态度，瞒过了袁世凯及其爪牙，得乘机潜离北京，走天津，赴日本（因侦察严，未上岸），回船上海，取道香港、河口，达昆明，联络旧旅，组织护国军，把袁皇帝拉下了马。其间小风仙实有主动助蔡得脱羁绊之功，这就使小凤仙的名字与蔡锷发生了联系，与反袁的战斗发生了联系。“张传”对小凤仙如何窥知蔡锷的反袁心事，告以袁世凯的侦探如何活动，更为蔡设计如何脱身，言之甚详。这些都说明小凤仙是一个既具慧眼又有侠心的姑娘。长沙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对此事记载得更为的实：“时蔡氏狎一侠妓，曰小凤仙。明达有丈夫志，深知蔡之私隐，时为赞助筹画之。自帝制发生以后，蔡、唐（继尧）密使往还不绝。唐促蔡入滇，宣布独立。袁探侦悉，乃有军警搜查蔡宅之事。（蔡）益知京中不能久居，伪与夫人反目离异。夫人出京，先脱家室之累，又得小凤仙之助，乘间出京，由津赴日本。”李丕章在《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中也说：“蔡出走时，是深夜在小凤仙家留宿，从而蒙过监视人的耳目，连夜搭火车到天津上船赴日本，翌晨被发觉时，袁的侦骑四出，而蔡已横渡渤海了。”这表明蔡锷在与小凤仙相昵的日子里，谋画倒袁的壮志终不少懈，渐被小凤仙察觉。小凤仙不顾袁世凯的威势，也不留恋自己已得的宠荣，一心为蔡锷的脱险分忧。影片名曰《知音》，是会心之笔。

电影《知音》中的蔡锷与小凤仙

蔡锷怎样飞出侦探四布的牢笼，小凤仙又怎样帮助其脱身，说法不一。哈汉章《春耦笔录》中有一段生动的纪实文字，摘引如下：

“（民国）四年十一月四日，为予（哈汉章自称，下同）祖母八十寿辰，宴客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松坡同学往还甚密，是日早至。谓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长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托刘禺生代为召集。松坡前执刘手曰：我与你同案三年，今日要畅叙一夜，你要慎择选手。刘曰：张绍曾颠，丁槐笨，二人如何？松坡曰：可……蔡、刘、张、丁聚博终夜，天未明，松坡踌躇曰：请主人来，我要走。绍曾曰：再打四圈，上总统府不迟。松坡曰：可。七时，松坡由予宅马号侧门出，直入新华门。门卫异之，意以为极峰（指袁世凯）所传。侦探抵府门，亦即星散，未甚置意。松坡抵总统办事处。侍者曰：将军今日来此过早。松坡曰：我表快两小时矣。随以电话告小凤仙，午后十二时半到某处吃饭，故示闲暇，徜徉办事处中，若无事者，人亦不察。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松坡走后，予受嫌疑最重，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禺生、张绍曾次之。丁槐则徉无所谓。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闻全城矣。”

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中也有一首咏其事道：“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云？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请注意，第一句中的“油壁”，指车子，油漆车壁的车子。诗中所说并非实事，是侦探逃避责任，“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遂有“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趣剧。

蔡锷在挥军打垮洪宪帝制后，喉病加剧，赴日本就医，1916年11月8日死于日本，遗体运回国内；时黄兴先蔡八天逝世上海，因此黄蔡同时举行国葬，均归葬长沙岳麓山。官民哀悼，极一时之荣。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中，据说小凤仙曾亲临祭奠，有哀悼蔡锷的挽联：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零落，赢得英雄夫婿，桃花颜色亦千秋。

这副挽联用词贴切，流传很广，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不少联语或杂记一类书中也记载了此联，但词句常有出入。此处所录，已经核订。其中有两个词值得一说，一、上联末句中的“因缘”，一般作“姻缘”，“因缘”是佛家语，义广；“姻缘”指婚娶关系，义狭，蔡、凤为萍水偶合，用“因缘”好。二、下联首句中的“燕支”，一般作“胭脂”，通用，但这里与上联“鹏翼”对仗，应作“燕支”。联语很工整，看来不是初识翰墨的小凤仙自撰，而是别人的代笔或假托。作者是谁？有的说是易顺鼎，有的说是樊增祥，有的说是扬云史。易、樊、扬三人都是当时擅长诗文的名士。也有人说是逊清翰林黄岩朱文劭（字劫夫）作的。更有人来信指出：易宗夔那时寄居北京安寺街湘潭会馆，应友人邀替小凤仙代作，以后收入他所著的《新世说·伤逝篇》。言之凿凿。到底是谁作的，存以待证。

蔡锷死后，小凤仙的归宿怎样，这是小说、戏曲寻找的话题。为了使故事有一个动人心弦的结尾，不是说她一恸之下，自杀以殉知遇；就说她被蔡母迎回湖南，长作蔡家未亡人了。这些都不是小凤仙的真正归宿。真正的归宿，小凤仙只能在临风陨涕之余，仍走不出那个社会原先给她的安排。不久前，《北京晚报》上有篇文章，说小凤仙到解放后尚在人间，同一个工人结了婚，居东北。梅兰芳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时，道经东北，小凤仙曾拜访过梅兰芳，要梅为她保密。这就更加表明了她的归宿的现实性。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正在经历着一次大的变化，居于统治地位将近300年的满族面临的这种变化更为紧迫，小凤仙的身世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她与蔡锷的知遇固然是一则政治佳话，也是一曲令人心醉的戏剧素材。她的侠义，比之寄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也要高出一筹。综其一生，是一篇哀怨迷离的社会史，治史者似不应将其置于视野之外。

《近代中国人物论》，陈旭麓/著 傅德华/编，九州出版社·胡杨文化 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