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赢家”达尔文

2019年5月29日，《纽约时报》著名“观点”专栏开始发表新系列文章，名曰“来自未来的观点”。“观点”专栏文章历来以犀利与针砭时弊著称。新系列则更加别出心裁，拟邀请一些知名科幻作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及哲学家，由他们去想象10年、20年甚至100年后，《纽约时报》“观点”专栏将会登载什么样的文章。换言之，请他们预测10年、20年甚至100年后，未来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其意图旨在发现可能为未来埋下隐患、却又是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期让大家将今论未来（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也好未雨绸缪。这是巧妙地把“地质学之父”哈顿（James Hutton）的将今论古法(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反其意而用之。

第一篇文章题为《2059年，富人家的孩子仍是人生赢家》，作者是当红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姜峰楠（特德·姜，Ted Chiang）。这篇虚构文章构思奇巧，直戳美国社会当前的痛点之一：贫富两极分化与社会阶层固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想象了未来的美国推行了一项“基因平等项目（Gene Equality Project）”，试图用基因工程来提高少数族裔与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智商（即：“基因上的认知增强”）。然而，经过一些年的试验，结果却很不理想。尽管该项目中出生的孩子大多得以大学毕业，但其中鲜有“常春藤”等精英名校的毕业生；而找到高薪或晋升机会多的职位者，更是寥寥无几。

文中有几处非常值得有识之士们深思，尤其是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美国，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人们早就知道，一个人住址的邮政编码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一生的收入、学习成绩，以及健康状况。然而，我们一直忽视这一点，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那就是，任何聪明勤奋的人都能取得成功。我们没有世袭的头衔，这让人们很容易忽视家庭财富的重要性，并声称所有成功人士靠的只是自己的本事。富裕的父母相信基因增强会改善孩子前景的事实就是这个神话的一种体现：他们相信能力带来成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能力的结果。

“我们确实是在目睹一个等级制度的形成，这个等级制度不是建立在生物学角度的能力差异之上，而是利用生物学的理由来巩固现有的阶级差别。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结束这种情况，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慈善基金会提供的免费基因改良。这要求我们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从住房到教育再到就业。我们不能通过改良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改进我们对待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管他们的出生环境如何。这个行动方案会与致力于基因上的认知增强一样对人类有益，而且会让我们在履行道德义务方面做得更好。”

由此，我想起路易·巴斯德一句励志名言：“运气眷顾有准备的人”。说实话，我对这一名言的正确性，一直心存怀疑甚至于不以为然。我总觉得成功所要具备的这两个条件中，“运气”和“有准备”，除了二者必须兼备这一层意思之外，似乎还有另一层往往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么说吧，天上馅饼掉下来了，你却接不住，弄得不好，还被砸了个踉跄，这固然有点儿搞笑甚至可悲；但是，若是你奋斗了一辈子，时时准备去接那个馅饼，可天上就是掉不下来，何尝不也悲催之极？

达尔文

读过沃尔特·艾萨克森《列奥纳多·达·芬奇传》的人，都会惊叹他的运气好。但要是跟达尔文比起来，那真是差得太远了。事实上，几乎所有成功的人，都有极好的运气。因此，有人把生存斗争中的“最适者生存”，改作“最有运气者生存”。然而，稍微了解一点达尔文生平的人，对其好运连连，不仅羡慕不已，简直欲哭无泪——我怎么竟没摊上他百分之一的好运气呢？

查理士?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中部小城舒伯里，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名医，母亲苏姗娜（也是达尔文父亲的表妹）是英国著名制陶商、大富翁韦奇伍德的女儿，按如今话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达尔文8岁时，母亲病故，给达尔文兄弟姐妹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的三个姐姐照顾他并且教他读书识字，他9岁开始在本地私校舒伯里公学上学，16岁时便被父亲送去爱丁堡大学学医。

他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只学习了两年，便退学了。他父亲原本期望子承父业，可达尔文却偏偏半途而废了，这对他家这一当地的名门望族来说，无疑是件“不光彩”的事儿。达尔文父亲在气头上，甚至气愤地训斥他说：“你整天不干正事，只知养狗、打猎、捉耗子，你将一事无成，不但给你自个儿丢脸，也给咱们家丢脸！”人们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形容因祸得福，达尔文的好运就表现在他一生中曾多次“失马”，而每次他都是好运的“塞翁”！

达尔文辍学后，在他舅舅（也是他未来岳父）韦奇伍德先生的建议下，父亲把他送到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学习，希望把他培养成一名牧师。在当时的英国，神职人员既体面又清闲，达尔文舅舅出主意说：即使达尔文对博物学一直这样迷恋下去的话，今后他当了牧师，也会有很多业余时间去干他所爱好的事。

对于一个刚刚变成成年人的男孩子来说，可能人生的一切差异都集中在这里：如果你像达尔文或比尔·盖茨那样有个富爸爸的话，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前途都会转为“柳暗花明”；而如果你摊上个穷爸爸，那只可能是越来越糟。

幼年达尔文的画像

1827年，年满18岁的达尔文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这可是弥尔顿的母校啊。当然，那里的希腊语、拉丁语、西方经典以及神学方面的课程，仍旧提不起达尔文的兴趣。他又迷上了采集甲壳虫，并依旧打猎（射猎狐狸和鸟），采集各种各样的博物标本。不过，剑桥大学在悄悄地起着变化，年轻教授中涌现了一些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包括植物学家约翰?亨斯洛和地质学家亚当?塞奇维克。

常言道，人生在世若有所作为，必须得有贵人相助。那么，达尔文的贵人则无疑就是这位亨斯洛教授了。亨斯洛教授是百科全书型的学者，一度还曾担任矿物学教授。他在剑桥乃至伦敦科学界的人脉很广。酷爱博物学的达尔文很快得到了亨斯洛教授的青睐，并通过亨斯洛教授结识了不少当时的知名学者以及一帮志同道合者。

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以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南美旅行记》，被书中描述的加纳利群岛的美丽风光与自然景观所深深陶醉。他鼓动亨斯洛教授及一帮同学，计划在剑桥毕业的那个暑假去加纳利群岛实地考察。尽管亨斯洛教授为其热情所感染，同意前往，但毕竟同学中像达尔文这样既有钱又有闲的人寥寥无几，令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考察加纳利群岛计划的流产，对于达尔文来说，只是又一次“失马”而已。亨斯洛教授转而介绍达尔文跟随剑桥的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做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是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与地层古生物学家之一，寒武纪就是他命名的。初学地质便遇上这样的名师，就像刚学炒股老师就是巴菲特一样——达尔文是何等幸运啊！

1831年暑假在他的北威尔士地质考察之后匆匆结束了，此时的达尔文在同龄人当中，无疑已是最优秀的博物学人才了。然而，若是按照他父亲的预先安排，达尔文今后将在乡间小镇做牧师和业余博物学家而了此一生。出乎意料的是，他从北威尔士考察归来回到家中，发现他的贵人的一封信正等着他——馅饼又从天而降啦！

亨斯洛教授在信中告诉达尔文，他已经推荐达尔文作为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与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达尔文读完信，自然喜不自禁。但是，达尔文的随船考察，并非一份免费午餐——他是要自费的。达尔文拿着这封信兴冲冲地跑回家，向他父亲汇报这一喜讯。谁知他父亲一听就来气，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达尔文心知肚明，父亲并非心疼那几个钱——达尔文家“不差钱”；可能是因为父亲觉得这是放着好好的牧师正业不干，却又要去云游四海，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年，这怎么能让他放得下心、舍得让儿子去呢？

这兜头一盆冷水，浇得达尔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一下子没辙了……他左思右想，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让父亲改变主意，此人便是舅舅韦奇伍德先生了。

果然，达尔文的舅舅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韦奇伍德先生对达尔文的父亲说：“罗伯特，我看巴比这孩子想去参加环球考察的事，是件大好事呀！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你看，现在英国到处都在讲自然神学，举国上下都是博物学热。他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说不定将来会在这方面折腾出大名堂来呢！”

达尔文爸爸的心，终于被说动了。自然，这两位绅士同意这档子在一般人看来很不靠谱的事，是有鼓鼓的钱包做后盾的。试想，若是达尔文生在穷苦人家——哪怕是中产小康之家，这种事有可能吗？

画中的小猎犬号战舰

经历了好几番周折，达尔文终于在1831年12月27日这一天，随着小猎犬号战舰启航成行，踏上了历时近五年的环球科考征程。在其后五年期间，亨斯洛教授留在剑桥、志愿做达尔文的“业务代理”以及“事业经纪人”。由于达尔文是自费参加科考，因此他采集的大量动植物、化石及岩石珍稀标本，都属于他的私人藏品。即令在今天，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材料”科学，谁占有“材料”，谁才可能做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才可能有发言权。达尔文把他采集的标本沿途陆续托运回剑桥（昂贵的运费自然也都是达尔文医生的钱），都是亨斯洛教授代为接收、开箱、分类保管，并提前与伦敦的有关专家、学者联系，事先为达尔文牵线搭桥。这样一来，达尔文在返英之前，即为英国地学界和博物学界的一流学者们所知，大家都翘首盼望他的归来，以便与其合作研究这些重要的标本。细想一下，一个不到三十岁、自学成才的毛头小伙子达尔文，能迅速跻身等级分明的伦敦学术精英行列，除了个人天分和努力之外，不都是靠钱砸出来的吗？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像时下流行在学术界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金钱出论文——一大堆论文！（Money produces papers—a lot of them!）”我则戏称之为：书山有路“钱”为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委实是靠财富造就的，从《物种起源》到卢浮宫，无一例外。可问题是，目前的财富过于集中在世界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才是需要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

最后，回到文章的开头，结论似乎不言自明：100多年前，富人家的孩子曾是人生赢家，如今依旧是；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2059年甚至更遥远的将来，富人家的孩子仍可能是人生赢家。

苗德岁，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