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1月26日，安娜·法尔瓦克特小姐签署遗愿，把自己的所有财产（约5万法郎）悉数赠予她的情人利厄塔奈特·弗雷德里克·德库蒂尔。她病得很重。在签署遗愿的当天，她写信给德库蒂尔，请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巴黎看她：
我把我想要的，全部给你。没有疼爱的手合上我的双眼。你可怜的妹妹会念叨你的名字，你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树叶会再发芽，大自然也会再现生机，而我将离这个世界而去！我再也不能倚靠你的臂弯款款而行，再也不能看到你笑意盈盈地凝望着我。我的幸福像梦一般消失。我的朋友，你将依然幸福。不要太折磨自己，我希望你能宽慰自己。亲爱的弗雷德里克，你是我珍视胜过我生命的存在，是我灵魂的灵魂，是我的存在延续的唯一连接。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亏欠，因为我太早死去。请永远不要忘记你可怜的深爱你的小妹妹……如果你能来，我会很高兴。我渴望你来。你无法想象我多渴望你能来。我日日夜夜地盼你到来。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不要认为我在骗你说（我病得很厉害）。如果你在这儿，我会很高兴。如果你不能来，请多写信安慰我。记住你的小宝贝，一个只为你活的人，只想着她对你的爱。拥抱你千万次，因为我爱你，超越地球上的一切。你那郁郁终生的、小妻子安娜。
在她死后的民事诉讼中，安娜·法尔瓦克特的亲戚提出，在写信并签署遗愿时，安娜已处于痴傻状态。即便德库蒂尔的律师也不认为法尔瓦克特的慷慨与炽热的爱在道德上是好的。相反，他指出这种强烈的激情是可悲的，会让人步入歧途，但并不是痴傻。因此，法庭不应该受理这个案件。这个案例中的论据是一个重要指标，它是衡量到1826年，大革命之前的情感常识发生了多大变化的程度指标。正如这封信所表明的，感伤主义话语并未完全消失，但律师的论据——同马扎（Maza 1993）对18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则说明情感本身已被视为一种痛苦或缺陷，而非所有美德的来源。
案件经过
在1827年1月至3月间，《法院公报》用了7篇文章对拉勒芒等人起诉德库蒂尔的案件进行了追踪报道。同两个样本中的其他任何案件相比，该案件里的情感讨论都更直接、情感表达都更坦率。案件中，安娜·德·法尔瓦克特小姐于1826年去世，去世时年仅22岁。她去世后，她的亲戚要求法庭宣布她的遗嘱无效。在那份遗嘱中有一句话表明，她把自己的所有财产，估计有50000法郎，赠给她的情人利厄塔奈特·弗雷德里克·德库蒂尔。5万法郎在当时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财产。按照5%的利息计算，这样一笔钱每年所带来的利息收入（2500法郎），相当于一个经营有方的屠户、技术娴熟的泥瓦工或政府部门初级主管的收入——可以体面生活，但需要严格精打细算（Reddy，1997b）。但如果作为公务员或公司员工的补充性收入，将带给所有人足够的安全和舒适。
如果这份遗嘱失效的话，这位小姐的亲戚们（一个舅舅、一个姨妈和她的丈夫）将继承这份遗产。他们的律师，著名的辩护律师安东纳·埃内基为了推翻这份遗嘱，抛出三个论据：首先，德库蒂尔和安娜·德·法尔瓦克特之间是婚外性关系，这份遗嘱本身就是对公共道德的玷污。单单这一情况就表明这个遗嘱应该无效。（埃内基很显然认为这则论据说服力不够强，因此，对这则论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精力上，他都未讨论太多。）第二，安娜对德库蒂尔的深爱让她失去了理智，陷入痴傻，因此，她无法清醒地撰写遗嘱。第三，德库蒂尔世故圆滑地挑逗着安娜对他的感情。他反复承诺同她结婚，但根本无意为之。而且，在她最后生病期间，他强迫她立下遗嘱，并且阻止她改变遗嘱。他犯下了口供罪——为了获得遗产继承权而进行的虚假陈述。在埃内基的三个论据中，有两个论据涉及安娜在1826年2月26日遗嘱签署当天的情绪状态，最后一个也详细谈论了德库蒂尔的情感及意图。因此，在埃内基的论据中，情感位于事件中心地位，同样，这也成为德库蒂尔的辩护律师、同样著名的弗朗索瓦·莫甘（Francois Mauguin）的反击点。
《法院公报》所刊载的7篇文章，几乎逐字逐句地报道了双方律师的公开陈词、反驳及再反驳。国王律师的陈词也完全刊登在报纸上了，最终裁定结果同样也刊登在上面。我们找不到任何提交的、作为证据的文件，但起诉状中包括从16封不同的私人信件中所做的节选，这些信件是德库蒂尔、安娜·德·法尔瓦克特、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她的舅舅之间的来往信件。
《法院公报》对该案件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双方律师都提到，随着案件审理的展开，报纸上的文章激起了公众对案件的关注。另外，从1月12日案件第二次审理开始，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涌进审理的法庭，报纸对此情况进行了反复报道。同时，在对21个不同案子的报道中，《法院公报》报道的内容都有对法庭听众行为的描写：包括笑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异口同声喊“好棒”并发出热烈掌声的时候，有时甚至需要主审法官的呵斥才能保持安静。从第二次审判开始，巴黎的酒吧成为很好的观众聚集地（栏杆里为辩护律师的观众们摆放了特别的椅子）。每一次辩护结束，同行都会把埃内基和弗朗索瓦围起来，向他们热烈道贺。《法院公报》评论说，双方律师在巴黎法庭上的才能展示将被长久记载。
在起诉书中节选的16个不同片段，以及国王律师贝尔纳（Bernard）的观点中，都可以找到关于情感、理性、人性的陈述，支持了对案件的不同解释。在其他很多案例中，人们都是在对情感的共同理解基础上再给出各自的解释。而且，律师的辩护也高度情感化。从辩护词的挑选，从《法院公报》报道辩护词时文章加入了超过90个感叹号表达律师辩护时的语气，从埃内基因过于激动，不得不在第一次反驳中中断两次等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律师辩护时的高度情感化。
埃内基对案件概要描述如下：1821年，德库蒂尔在他部队驻扎地南锡的时尚聚会上遇到了时年17岁的安娜·德·法尔瓦克特小姐及其母亲。两人彼此钟情，且得到女方母亲的首肯。她允许两位恋人频繁见面，并且在德库蒂尔随部队迁到斯特奈后，仍同意他们保持通信。（埃内基这儿未谈，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是，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之间的通信或者彼此默而不宣的承诺，那时完全不合乎道德。）据埃内基的说法，这一时期德库蒂尔的一封信表明他耍了花招。为了使安娜对他的爱更浓烈。在这封信里，德库蒂尔声称一位女性来看望了他，告诉他安娜不再爱他，并拿出偷来的信作为证据给他看。他宣称自己甚至未看这些信一眼，就把它们烧掉。他在斯特奈期间，曾写信告诉安娜：他写给她的信被偷走了，所以很多都无法到她手中。埃内基律师对上述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谎言，编造这些谎言意在加剧安娜的焦虑，挑拨她脆弱的想象。
后来，德库蒂尔生病。安娜得知这个消息后，陷入了绝望，她向她母亲发火，直到她母亲同意陪她到斯特奈看望德库蒂尔。后来，德库蒂尔所在军队迁到梅斯，他们在那儿会面多次，其中一次长达4个月。在女孩母亲的同意下，他们有很多时候是单独在一起的，至少在一次见面中，安娜屈从于德库蒂尔的求爱。当安娜和她母亲返回南锡后，他们发现她父亲对母亲的做法颇为不满。当女儿去梅斯幽会的事情传开后，安娜和她母亲也被她家乡的上流社会所唾弃。在未征得她父亲同意的情况下，安娜和她母亲从南锡逃离出走，首先去往贝蒂讷，然后到巴黎。父亲切断了对母女两人的生活费的供给，二人在巴黎经济困窘。在这期间，德库蒂尔中尉在西班牙，服役于一支隶属于1823年入侵法国的军队。他写信给安娜夸大描述自己在枪林弹雨中的勇敢，但并未给她任何金钱上的援助。
埃内基说，德库蒂尔承诺同安娜结婚，但一直找借口拖延。当时军官要想结婚，必须获得陆军部的批准，而且，结婚可能会影响升职。他告诉安娜，他那富有的舅舅（他父母双亡）反对他同安娜结婚，因为他舅舅听说她是个不检点的女孩。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安娜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借口，是因为爱情冲昏了她的头脑。埃内基强调道，相对于安娜为他所作出的牺牲，德库蒂尔本应该为保护她的名声而毫无怨言地把事业和财富搁置一边。
1825年，安娜和她母亲返回南锡。女儿的行为给父亲带来极大痛苦，使得父亲的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安娜的父亲日趋虚弱。在妻子和女儿返回南锡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她母亲也因为女儿的尴尬处境倍感痛苦。父亲过世后的不几个月，母亲也离开了人世。返回巴黎后，安娜也因对德库蒂尔的爱恋而日益憔悴——他偶尔会从驻地来巴黎看望她，但仍不准备同她结婚。在思念和失望的折磨下，她日渐衰弱。从1825年12月到1826年2月间，她精神开始恍惚。越来越频繁的精神恍惚情况在她身上出现，亲戚们开始伸手帮助她。1826年2月中旬，治安法官认定她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并把她送往位于沙朗通的医院，三周后，她在那所医院去世。1826年1月26日，在安娜的亲戚未在场的情况下，德库蒂尔说服安娜签署一份指定他为她的唯一继承人的遗嘱，并且，德库蒂尔自己用铅笔把自己的名字拼写出来，让安娜照着抄写，代替签字。所以，埃内基总结性地陈述：德库蒂尔费尽心思地引诱安娜，把这个家庭的所有人（三名）都带入坟墓，现在他来收割自己引诱的果实。埃内基坚称，安娜的亲戚在意的根本不是钱，他们只是希望能赢得案子，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侄女（堂妹）是被人欺骗引诱的，希望能恢复她的名誉，不让这个恶人的计划得逞。
莫甘律师在陈述中引用很多事实进行反驳。首先，从两人认识开始时，德库蒂尔就如同安娜对他一般，对安娜充满爱恋。在一封现存的信中，安娜的母亲确认那位神秘的、到斯特奈拜访德库蒂尔的女子可能是她痛恨的一位亲戚（也是案件的上诉人之一）的女仆。这位亲戚想要破坏她女儿的幸福。安娜、其母亲及其父亲对这些亲戚们是心怀怨恨的，而他们今天又意图破坏这份遗嘱。就此结论，信件中很多内容可以作为证据。这也是安娜写下遗嘱的原因之一：为了不让她的亲戚们继承遗产。在梅斯时，德库蒂尔和安娜二人确实都未能战胜个人的软弱，屈从于情欲的召唤。但德库蒂尔是打算同安娜结婚的。由于他没有财富，生活全依赖那少得可怜的中尉的薪水，他觉得自己应该等到他那思想固执的舅舅去世后再结婚。当然这想法是错误的，但这是一个错误，而不是犯罪。在西班牙，他的英勇善战是有目共睹的，来自他指挥官的一封信可以证明。从西班牙返回后，他希望能因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获得一枚勋章，因此继续选择保持单身留在军队更长时间。而且，安娜的父亲死于痛风（直到临死前仍然深深祝福女儿）。她的母亲因天花而去世。安娜本人罹患肺部感染，最终危及她的理智。在这期间，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德库蒂尔多次请假，匆匆返回巴黎，短暂陪伴他患病的爱人。他通过自己的商业代理人照料她的一切需要。德库蒂尔犯了错，但他没有实施欺骗或引诱。安娜对他有很强的爱恋，但这种爱恋并不能让一个人签下一份合同或遗嘱。
在他第一份陈词的结尾部分，莫甘读了德库蒂尔写来的一封颇值得玩味的信。信中，德库蒂尔说可以把这些遗产给安娜的亲戚，条件是（1）他们承认他是合法继承人，承认他们扭曲了自己的亲人安娜·德·法尔瓦克特的记忆。（2）他们付给他足够的钱，以让他能按照安娜信中所要求的方式安葬她，以及实现其他安娜曾表达的秘密愿望。这突如其来的提议激起了轩然大波。
在接下来的一周，埃内基称德库蒂尔的这个提议为现代“著名的”报价，一种“在经过短暂的惊讶和幻灭后，冷漠慷慨的高尚姿态”。除了证明德库蒂尔善于编造出自己实现不了的承诺外，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埃内基抗议道：当事实并不是如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法国家庭愿意承认诽谤了他人。德库蒂尔清楚知道这一点，知道他的要求一定会被拒绝。这只不过是在一位有才能的律师的帮助下捏造出来的一个花招而已，意在迷惑欺骗公众。
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极端的情感出现，以及双方默认的情感常识同上一章提到的18世纪感伤主义所默认的情感常识之间，有着明显差异。但将马扎对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案件研究中发现的情感意识形态，同拉勒芒等人起诉德库蒂尔案件所反映的复辟时期的情感意识形态进行比对的话，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应用于民事诉讼的18世纪感伤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被总结为六个相互关联的认识：（1）国家或公共舆论，高于现存皇家法庭的裁决。（2）媒体对审判过程的报道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直接面对这个更高级别的裁决，虽然司法程序是保密的（Maza 1993：115—121）。（3）坦率承认个人的情绪和行为是一个人清白、有美德的证明。在情感上撒谎是很困难的，因此犯罪的人从不公开谈论他们的情感。（4）荣誉以其对外在的关注和对秘密的偏爱，使得不公正、不平等、贵族特权和专制得到推崇（Maza 1993：118）。（5）社会应该以友善、真诚、慷慨为纽带，像家庭或爱人之间那样团结为一体（Maza 1997）。（6）结合为一体后，社会（以国家的形式或以公共舆论的方式）可以运用这些情感对事情进行评价，发挥终极裁决法院的作用（Maza 1993：161；1997）。
律师交锋
针对上述6个认识，本案中的两名律师都会反对以下自相矛盾的设想：
（1）和（2）只有法官具有裁决的资格，而不是公众，因为法官超越了人类的感情。例如，莫甘曾为在陈述中以如此详细地方式描述情绪而道歉，“原谅我以这种方式说给你们听，你们一定对人类情感比较陌生。但你们需要判断这些情绪所带来的影响，你们必须认识了解它们”。接着，在最后的反驳中，莫甘坚持认为所有女性都会更支持该案子中的德库蒂尔，因为她们担心失去把财产赠给自己爱人的权力。但在谈及这个含蓄的舆论诉求时，他突然停顿了，“但我发现我好像在争论……在爱的法庭前。因为我在法官面前，还是允许我回到我作为法律顾问的位置上。”女性的情绪从未被认真对待过。谈论女性的情绪几乎是一种文学追求，一种寓言性的追求，就像在爱的法庭前一样。只有在超越了情感的男性法官那里，理解和公正才可能出现。同样，埃内基指出，本案件中公共舆论的影响令人感到讨厌。他坚称他的对手愚弄公众，但法官将能认清他们的诡计。
（3）无论莫甘还是埃内基都认为，情感表达容易被捏造，也很容易迷惑公众，尤其是那些不谙世事、易受影响的年轻姑娘，因此，情感不能引领我们走向真实。强度越高的情感，越容易为人所相信。每位律师都把对方表现出的情绪强度作为攻击点。在首次反驳中，埃内基谴责莫甘利用他“那令人费解的雄辩术”去表述德库蒂尔爱的激情。莫甘马上反驳，“我的对手，用尽他那如簧巧舌，用骇人的图片打动你，让你们一时为之所迷惑”。两位律师都对案件中的“诱骗”及其带来的痛苦进行了谴责。埃内基的谴责更有力，因为他控诉德库蒂尔用精心设计的方案“激起她对未来的向往，为了完全控制她”。莫甘争辩道，诱骗是相互的，尽管这远远不能使它美好起来。他的当事人并不比安娜·德·法尔瓦克特好到哪儿去，“被一种激情所激荡，有他们彼此陶醉的时刻，也有带来痛苦伤心流泪的时候”。这些做法已经极大背离了感伤主义主张。在感伤主义主张中，越强烈的情感越真实；将男女连接在一起的爱情，无论是婚内还是婚外，都是人类情感的最高形式。受到基督教传统及现代小说的影响，直到1800年，斯塔尔的狂想曲才开始被演奏起来。男性与女性之间学会了对彼此有新感情，家庭生活“也就被打上了爱情和友谊、吸引力和尊严之间，值得的信任同不由自主的诱惑的神圣联盟的烙印”（Stael 1800：180）。但是，到1827年，“诱惑”一词再一次失去了它本来可以短暂保留的任何积极含义。
（4）莫甘和埃内基都同意，保护个人与家庭的荣誉是最高的善。两位律师都反复强调他们的当事人没有其他动机，都意在保护荣誉。国王的律师贝纳德批驳了双方律师的主张，认为案件双方当事人除了钱之外，没有其他动机。双方都坚决认为，保持形象或尽快修复形象，是对任何失礼行为的最好回应。埃内基谴责德库蒂尔，在他和安娜的关系广为人知后，仍拒绝同她结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结婚可以恢复她的名誉。莫甘通过引用鲁昂法庭新近裁决的一个案例成功进行了反驳：最好不要细究一个已经过世的人的堕落生活（从而使公共舆论哗然），即便亲戚们可能会因此失去继承权。鲁昂法庭的判决词是：吵闹及谣言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将比几个附属继承人无法继承财产所带来的结果，更具伤害性。更何况，遗嘱人实际确实可能以过分的或不明智的方式处理遗嘱。这同18世纪晚期感伤主义律师所持的观点，有着巨大的不同。比如感伤主义律师皮埃尔·菲儿明·德拉克鲁瓦，在经常被提及1775年的案件中，有一次直陈：“在一个荣誉至上、美德一文不值的国度，你还想除掉罪恶吗？威胁着揭开它的面纱，把它所有的丑陋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吗？”（引自Maza 1993：118，Maza的翻译）
（5）两位律师都同意社会是依据契约，而不是情感，联结在一起的，而且只有在双方都理性的情况下，而不是双方都在强烈感性的驱使下，契约才可能发挥作用。埃内基指出，“无契约，无社会”，而且，契约必须是自由意志的表达。但临终遗言和遗嘱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甚至高于契约，就像法律一样，“实施这个行为，要求个体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道德能力”。埃内基沉思道：大革命立法者之所以增加了人处置自己死后财产的自由，反映了国家长期以来对自由的尊重。“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同激情的独立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为了捍卫安娜遗嘱的有效性，莫甘指责埃内基，控诉他试图在公共自由和诱惑之间建立“不可能的联系”。在莫甘看来，不是每个人都会受情感所影响：如果采用建立于激情基础上的无能体系，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不否认这将导致无知。例如，人们不会因为任何卑鄙的行为而放弃贪婪（这里，莫甘可能把矛头指向了原告），但是我们就必须把所有死者的遗嘱都摆到法庭上吗？在马扎看来，这段话再次反映了同18世纪晚期的巨大差异，“从著名作家到默默无闻的三流写作者，大家都倾心于实现社会深度团结的理想。在他们称为习惯（Les moeurs）的目标下，他们提出了一套消除阶层差异的社会道德体系，努力把法国建成一个名为沙龙或聚会式的社区，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大家庭”（Maza 1997：225）。
（6）两名律师都认为，在激情如此强烈、理性如此脆弱的情况下，法院必须用自己的推理能力来取代公众的推理能力，甚至是个人的推理能力。埃内基坚持道：“法官们，应该由你们来修改这份遗嘱，按照安娜会做的那样，如果她足够清醒的话，她会很清楚谁应该是这份财产的继承人。”莫甘请求法官宽恕他当事人的不足：“如果说，强烈的感情有时蒙蔽了我们，有时，它也会激发我们。”他援引了奥雷斯蒂斯、萨福和塔索，以及听众席上反复出现的“好棒”喝彩声作为例子。但莫甘的当事人并没有求助于听众，而是向法官发出请求：“尊敬的法官大人，他恳求您，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但他并没有犯罪。如果他能得到您的宽恕，他将得到您给予的公正。”两位律师都认为，不是情感强烈的公众，而是超越了日常生活激情的法官们才具有辩解、纠正、惩罚的能力。国王的律师贝纳德说，他和法官们将“以简洁严格的理性和法律语言”来处理这件案子。
最终判决是，法庭严责了“德库蒂尔使用可恶的手段引诱安娜·德·法尔瓦克特”，同时认为安娜的情感“即便处于最亢奋状态”，也不足以使其丧失理智。因此继承权属于德库蒂尔。法官们认可了律师们对这个案件所使用的话语，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依据贝纳德所说，支持了德库蒂尔。
复辟时期的统治是保守的。即便是雄心勃勃的律师们也不可能追求同该时期政治理念相背离的主张。但是，复辟时期的法庭则为真实的政治争论，包括新闻检查、宗教活动、公共道德这些问题，提供了完全自由的空间。埃内基和莫甘都是国会议员，前者是温和派，后者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曾是烧炭党阴谋的成员，19世纪30年代期间加入临时政府，后来，直到去世，他始终是共和党将军拉马克的副手。
莫甘在德库蒂尔一案中肩负着为情感辩护的任务。很容易想象出乔治·桑将会如何赞赏安娜的忠诚，如何谴责错误的荣誉观让德库蒂尔的舅舅不允许他们结婚，使得德库蒂尔对履行自己的承诺反复犹豫。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莫甘会有任何保留的意见。相反，无论是莫甘还是埃内基，都是完全按照新的自由世界观在行事。同库赞和曼·德·布朗一样，他们也认为个体是软弱的，容易产生非理性幻想和情感。莫甘在该案件的首次法庭陈述中警告说：“在把我们扔到地球上时，上帝既没给我们全部的力量，也没给我们全部的智慧。他创造了一个软弱的我们，让我们自己承担所有后果。”就像浪漫主义理论家夏尔·诺蒂埃或者诗人维克多·雨果一样，莫甘认为真正的激情具有崇高和振奋人心的力量。莫甘希望众人能在理解自我的基础上，原谅德库蒂尔那可以理解的过失，而非谴责他。他要求知道“我们中又有谁没有激情呢？”“那些强烈的激情犹如无法抗拒的命运一般，专横地让我们在剧院里因为费德尔或扎伊尔的痛苦而哭泣，让我们因它们而柔软。我们谴责强烈激情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罪恶”。莫甘始终认为，伟大的情感不是可耻的，伟大的爱只会激起“同情心”。他的意思几乎是说，爱的力量可以为行为开脱，甚至可以减轻错误行为带来的羞愧感，但要谨慎地避免过火。有些浪漫主义者抵制该主张，有些则接纳该观点。但没有浪漫主义者拒绝承认情感是社会连接的基础，是获得真知和美德的可靠指南，是理性的伙伴，是行政与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就像疾病般无可逃避，像暴风雨般壮观，有时又具有暴风雨般的破坏力，情感是自然的，但也是危险的。以情感之名的越轨行为常被视作是情有可原的，但往往会招来致命后果。
莫甘进一步指出，在私人情感支配下签署的法律文件，并不能被认定为无效。对此，他有坚实的依据。如果一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财产，那么对财富的追求将毫无意义。在从关于人性的新悲观主义那里获得支持的同时，埃内基关于痴傻的论据，同莫甘反复提及的我们都软弱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
莫甘的最有力证据是，在签署这份遗嘱时，安娜是理智的，这可以从她签署遗嘱当天写给德库蒂尔的信看出。开篇所引述的即是这封信中的内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信本身就充满感伤主义腔调。埃内基则认为，这封信中爱的表达过于强烈，足以证明了安娜精神状况的失常。他提到了另一封信，是写完这封信几天后安娜写给德库蒂尔的，是关于如何埋葬她的信：亲爱的，希望你故乡的土壤不会拒绝一个为爱而死的孤儿。我特别期待能看到你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既然我的眼睛不能看到这些，那就让我的骨灰同你踩过的泥土融为一体吧……如果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一想到我必须离开，我就像死去千万次般痛苦。哦，如果你可以，请来看望我，安抚我的绝望吧！埃内基感叹道，这种病态的自我牺牲欲足以证明安娜的精神失常。这等同于宣布被罗兰（Roland）、斯塔尔（Stael）、伯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Saint Pierre）所支持的感伤主义，是一种精神错乱。
正如第五章所提到的，道马斯对18世纪末期情书的研究（1996）揭示了理想爱情所具有稳定的核心特质：（1）把被爱的人置于自我之上；（2）忠诚；（3）双方平等；（4）互惠式的给予与接受；（5）排他性。在道马斯看来，发生改变的只是理想爱情与周围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到18世纪，爱情不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变态的激情，而是一种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的自然情感。女性不再是在克服内在软弱后去争取爱情，而是通过爱情展现自我的真性情。社会不再视爱情为步入婚姻的危险因素，相反，认为爱情是婚姻的美好基础。有爱的婚姻是18世纪新产生的一种情感庇护所（之前婚姻被认为是两个家庭的结盟，夫妻是基于契约、义务和荣誉而结合在一起的伙伴）。
安娜的信充分证明了道马斯对18世纪情感构型的描述。她提到的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信中她哀叹道，来年春天，树叶会再次染绿，而她却再也不能同她心爱的人一起散步。这含蓄地表明她的爱是自然美，如同树叶。她的爱重过她的生命，是爱让她有了生机。相比之下，礼节和荣誉就不那么重要了。她宁愿悲伤地死去，也不愿让自己的爱人感受到一丝苦恼。她称他为“朋友”，而把自己称为他的“妹妹”或他的“妻子”。所有人的表达都基本相似，这是感伤主义的核心（Daumas 1996：178—186；Maza 1997：225）。安娜认为婚姻是爱情自然而然的结果，她却因为死亡而被剥夺了这个结果。
无论是莫甘还是法庭，都含蓄地认为安娜的信有逻辑地、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对爱的畅想。对于1月26日和30日的信（上文已节选了部分），莫甘表现出极大的兴奋：“多么真实！多么深刻的感情！在第二封信中，难道你没留意到只有女性才能体会的那种微妙吗！她担心她的爱人痛苦，她在安慰他。”法官也同意这种说法，“从安娜撰写的信中，同时参照她的遗嘱，可以明显看出她当时完全处于清醒状态”。
法庭上只呈现了三封德库蒂尔写给安娜的信。莫甘控诉安娜的亲属们销毁了德库蒂尔写给安娜的其他信件。在这三封信中，可以说只有一封称得上是情书。这封信写于西班牙战争期间。信中，德库蒂尔告诉安娜：“激战中，当一队敌军紧紧逼近我时，我默念你的名字‘安娜’，瞬时我充满了胜利的力量。”这简短的一段话以及信中其他内容表明，在爱的无限等级上，德库蒂尔已经同安娜不相上下了。在他写给莫甘的、表示愿意放弃继承遗产的信中，他只在两处顺便提及了他对她的爱：“对于安娜小姐，每次写出她的名字，我都无法不心痛……”以及“现在我被指控哀求着继承她的财产，对于她，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换取她的生命。”这种保守与克制，同马扎研究出的18世纪晚期男性诉讼者滔滔不绝的情感表达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案子的材料表明，虽然感伤主义的信条已受到质疑，不再作为公开的行动理由或判断准则而被接受，但其仍作为个人行为准则而存在，作为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爱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而发挥作用。它仍然指导着情感庇护所的建立，但局限于私人情感领域。这是一种局部的、一定程度上被驯服的感伤主义，没有对公共舆论的政治诉求，也没有把情感视为公民社会和立法基础的相关诉求。在公开信中，德库蒂尔措辞隐晦地描述了自己的情绪，尽管措词严肃，仍然透露出强大的情感暗涌。同时，感伤主义的持续存在削弱了人们力求恢复18世纪前那种自我概念的努力——赞美理性、全部的才能。莫甘高度谨慎推崇的、只能激起旁观者同情心的“强烈情感”的背后躺着一个永远无法被完全抹除的过去。
（本文摘自威廉·雷迪著《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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