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贫民区
1943年，当日本军方命令所有的犹太难民移居虹口时，我们流亡上海的至暗时刻开始了。虹口一点儿也不像旧时欧洲的犹太人聚居区，也不像波兰那些致命的纳粹设立的聚居区。相反，这是一个更加温和但独特的日本人的创造物。照他们的温和说法，这里叫作“指定区域”。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区域”。“指定区域”只存在了27个月，没有墙，没有铁丝网，周围也没有其他障碍物，人们必须仔细看地图，才能找到它的确切界限（尽管我们这些“囚犯”对此了如指掌）。
我们没有与世隔绝，还是可以接触到上海的其他地方。一个原因是，这里几乎没有日本卫兵，负责看守我们的辅助队伍不怎么忠于职守，躲开他们并不难。而且，虹口的中国人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我们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也能进出自由。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获得离开这个地区的许可，然后出去工作或者去做其他日本长官认为“合法的”的事情。只不过，到后来，要想把这样的事情付诸实践，变数很大，而且极其浪费时间，结果很多人都懒得尝试，而且试过的人迟早也会认输。至于非法溜出去，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做。毕竟，难民是中欧人，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和屈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遵守法律，这真是荒谬可笑。“法律就是法律”，我那忠于普鲁士传统的父亲耸耸肩，这样说道。父亲的做法反映出人们一种普遍的观点。此外，惩罚意味着被关进肮脏的牢房，而在牢房里极有可能感染上危及生命的病菌，很少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说到底，这里是一个悲惨的犹太人贫民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事情突然发生，让我们遭受打击。起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除了经济状况恶化，而且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国际生意倒闭，工作没有了，大米和基本食品短缺，价格逐步上涨。1942年，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的与日本为敌的国家的一些人被遣返，其余的人被拘留。战争新闻一点儿也不令人鼓舞。在欧洲，德国人已经继续前进，沿着整个苏联战线长驱直入，深入高加索地区。在亚洲，珍珠港突袭之后，日本迅速占领香港和新加坡，把美国人赶出菲律宾，占领马来西亚和荷兰属东印度群岛的部分地区。而且在第一次的大海战中，日本似乎正在爪哇海击败美国海军。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之振作的事情，但至少可以庆幸自己在日军占领下的处境相对稳定，同时也庆幸敌人无暇顾及中立国的国民和我们这些没有国籍的西方人。
然而，最后证明这只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幻觉。接近1942年底，第一批令人不安的流言开始传播，大家都说事态发展不妙。但是，流言在战时的上海很常见，大家也没怎么把这些说法当回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43年2月18日，当我们突然从报纸上和收音机里获悉关于无国籍难民的简短公告的时候，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日军在上海的陆军和海军司令官签署了这个公告，命令所有的难民——那些在1937年之后来到上海的难民——在90天内将其生意和住宅迁至虹口的“指定区域”，在此之后，要离开这个区域必须事先得到当局的明确许可。
这份《无国籍难民公告》（the Stateless Refugee Proclamation）是毁灭性的：简而言之，公告的语言冷酷无情，连“犹太人”这个词都没有提及。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军事必要性”，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违者将“严惩不贷”。谁都不相信整件事没有其他的隐情。到底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必要性，才出现只需要隔离犹太难民的可能性？人们满怀焦虑地猜测着日本人真正的计划和动机，但是没人能够想出合理的答案。那一刻，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尽管没有人怀疑这件事对我们影响深重，一些难民惊慌失措，但是大多数人听天由命，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大约一半的难民已经生活在指定区域的界限之内，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另一半难民，会产生严重的实际生活和财务方面的影响。除了损失生意、丢掉工作，最大的问题是重新安置这件事本身。我们被命令进入很小的区域——不超过一两英里的跨度。在这个城市最破落的区域，有几十个老旧不堪的街区，样子都差不多，本来已经挤满中国居民和犹太难民。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才能在指定区域里找到落脚的地方，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乖乖顺从。在大多数情况下，“重新安置”意味着交出城镇好地段的一套不错的公寓，“得到”指定区域里某所拥挤不堪而且设施落后的房子里的一个差劲的单人房间。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狭小而破烂的房间，有时甚至还需要向代理人或中间人支付贿赂或者巨额佣金。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无路可退的人来说，我们没得选。虹口人满为患，那里现有的难民基础设施从1938年以来本来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现在即将被巨大的压力压垮。
日本的公告让犹太社区的领袖震惊不已，很多重大的问题被摆在他们的面前，而他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难民领袖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记录让人读起来心情沉重。直到12月之前，多达8000名难民完全或者部分依赖救济生活，位于纽约的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每个月把3万美元转账到上海。据会议记录的记载，救济金无法再汇过来，截至1月10日，剩余的资金只够维持四天的运营。每天的口粮减少到一碗汤和九盎司的面包，只保证供应给最贫困的4000人，其余的人被完全切断救济。医生警告称这种饮食会把人饿死，如果不加以改善，一年之内预计会有大量人死去。500名当地的工作人员没有了报酬，并被要求继续无偿工作。
营地里严重缺乏肥皂和可穿的衣物，有几个居民干脆不再洗衣服，也不换内衣，弄得到处都是虱子。一些人的衣服上不幸传播上虱子，只能烧掉。人们可以看到那些没穿衣服的人在虹口的街道四处游荡，丢脸地穿着用旧的黄麻袋做的衣服。他们失去自尊，甚至有几个人在街上乞讨，伴随着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风险。一些孩子不再上学，原因是没有合适的鞋子和衣服。
最终，日本批准了紧急的临时救济计划，此时，危机有所缓解。这项计划从当地的私人渠道借款，而纽约方面担保战后还款。这项救济计划再加上其他自救措施和节衣缩食式的储蓄，让虹口挨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严重缺乏资源的根本性问题一直存在，除此以外，生活水平下降到谷底的状况也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一年后，新难民不断涌入，虹口又增加了几千人。本来很严峻的情况现在可能会令人绝望。人们希望难民管好自己的事务，但是难民住在这么一个过度拥挤又不健康的地方，没有钱，又没有赖以生存的资源，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仰人鼻息，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困难。1.8万难民挤在这么狭窄的地区，整个群体绝对不具有同质性，他们的社会、文化、教育和宗教背景存在广泛的差异。一些人虔诚而正统，很多人并非如此：其他一些人已经远离他们名义上的宗教，还有一些甚至都不是犹太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还有受教育程度有限的、有着工人阶级背景的人。这么一个鱼龙混杂的混合体如何能够顺利地自治，这成了一项巨大的挑战。少数几个难民有个人储蓄，也有办法享受更好的食物和基本的便利设施，这无异于奢侈消费。社区内部的紧张气氛像无处不在的幽灵，在羡慕、嫉妒或仇恨的滋养下，这个幽灵越长越大。甚至早在另外几千人涌入虹口之前，内斗就已成了家常便饭，政治纠纷不断。此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本文作者、美国第64任财政部部长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生存
回首之后两年半的贫民区生活，再想想这帮在战乱中被命运的浪涛冲刷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形形色色、贫困潦倒、衣衫褴褛，却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可行的、自给自足的、运转良好的社区，社区里既有机构也有设施，不逊于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大城镇，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难民在虹口运营着不错的学校，学校里面有运动设施可供学生使用，宗教机构建立了起来，医生在一家功能完备的医院照料病人，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活。这里有音乐和戏剧、歌舞表演，图书馆、成百上千的小商店、餐馆和咖啡馆让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同时把整个社区凝聚在一起。
当然，并非一切都进展顺利，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应对自如。社区里有奉献、付出和建设性的行动，也有自私、背叛、报复和失败行径。虹口激发出人的最好一面，同时也有最差一面，但是最终还是好的一面胜出。那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自杀事件，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饿局面，没有出现重大的犯罪行为，也没有出现礼仪和道德的全面崩溃。社区的尊严得以保全。我们显得又瘦又营养不良，但除此以外，我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保全了身体和情感的健康。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应对重大困难。人们反复讲述（和研究）其中的细节。这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反应和策略集合而成的产物，而大家的目的都是生存。在很多方面，这些是我们犹太群体坚持不懈的关键所在。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日常生活中同样的问题——填补肚子、鞋子和生活中的空洞；应对边缘化的贫民区生存中许多小事带来的耻辱；在对未来挥之不去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中苦苦挣扎。我们必须做一些我们从未料想过的事情，许多人对此毫无准备。大多数人只能独自面对这些困难，但有的时候，只有社区的支持和团队合作才是正解。一切都来之不易，而且必须要借助内心的丰盈，必须永远不要失去坚持的意志。
一个经济和社会社区基础设施的可行性和可运作性，需要依靠那些有想象力、有才能、有优势和有社区担当的人——他们可以带动其他较弱的人。虹口很幸运，因为一直以来，有足够多的人来到虹口，这一点很幸运——有才干的人总是应运而生。即使是最基本的贫民区经济，也需要足够多的人贡献一些附加值，还需要一些企业家、甘冒风险的人和商人让钱“流转起来”，并且吸引外面的钱。虽然外界为最贫困的人提供了战争时期的资助，但是如果没有群体内部补充性的自助措施，这些钱根本不够用。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没有必要的宗教和文化机构发挥情感支撑作用，社区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在虹口，我们有过软弱无助的时刻，也见识过其他人的自私和不肯付出。但是，特殊情况也可以让普通人呈现出他们出人意表的最好的一面。在我今后生活中的很多时刻，不论是经商还是从政，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同样的事情。犹太人社区的生活经历是第一个此类例子，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
我在那里遇到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其中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埃利（Eli）比我大几岁，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逗留在他称其为家的宿舍里。房间又小又拥挤，只有足够容纳36个双层铺位的空间，中间是一张大木桌。住在那里的人形形色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有些人是有学位的专业人士，有些人是商人或低层雇员，还有一些是有工人阶级背景的人，比如埃利，他是一个15岁就离开学校的服务员，那时候他住在柏林。
把住在这条肮脏的汇山路的贫民区里的人团结起来的，是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所有的人都是单身，没有家庭，在上海身无分文，混得最惨。他们在此前的生活中的教育和地位各异。同样，他们现在对困境的反应也很不同。有些人把自己照顾好，每天出去工作；另一些人变得懒惰散漫，放任自流，把时间主要花在弄钱、香烟和食物等事情上面。有几个人几乎从来不下床，他们肮脏、蓬头垢面、待人冷漠，主要靠吃室友的剩饭剩菜苟活。
我的朋友埃利是那个房间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但是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带动大家一起生活。他来到上海的时候只有十几岁，那时候他毫无经验，一贫如洗，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会说独特的东柏林白话，话语中有大量粗犷的意第绪语俚语。他的父母本来想随后赶来，但最终没有成功。他将再也见不到父母，但是他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他缺乏社区中一些人所拥有的有形资源，但是他有的资源更加宝贵——他的足智多谋，身体和精神上的坚忍不拔、自律，还有生存和成功的旺盛意志。他傲慢、愤世嫉俗，有时候冷酷无情，但大部分时候和蔼、开朗，偶尔也很有趣。我一直没弄清楚他到底能同时玩转几件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当服务员；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找其他的方法赚钱。他在整个社区里游荡，能轻松找到最便宜的香烟、化妆品和紧缺食品，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零售”——香烟以支为单位出售，香肠以半盎司为单位出售。
我和埃利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我十分钦佩他的精神、内在的坚韧、力量，还有他为别人树立的榜样。见过和埃利住在同一个房间的那些自暴自弃的人以后，埃利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更加高大。对他们来说，在世道艰难的时候，教育、地位、头衔和以前的荣誉毫无意义——这是令我铭记终生的另一个宝贵的经验。
有很多像埃利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成功地把我们的小社区打造成一个正常运作的群体。他们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精神，不断尝试，帮助他人，永不放弃。有了他们，我们的经济才能保持活力。重读当年的《上海犹太纪事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我惊叹于社区里各种各样、颇具独创性的行当。一个人在报上登广告——“本人收购并修理旧拉链”。其他人发的广告语是“修复坏的打火机，‘翻新’领带，买卖旧鞋，教授英语课，跟随我学习世界语，奔向光明未来”。
有点资本的人开商店和咖啡馆，人们可以在那里消磨下午的时间，躲避冬天的寒冷，喝喝茶，聊聊战事。社区出品了60部独立的轻歌剧和戏剧，在不同时段里出版了至少八份独立的报纸，或许更多。在“厨房基金会”帮助穷人的人可以享受福利。还有的人在医院工作，只获得微薄的报酬，甚至不获得报酬。另外，还有一些人为年轻人举办体育赛事。
1.8万名难民以这种方式生活，并且最终活了下来。两年半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我们总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日常英雄的存在，虹口的状况可能糟糕得多。
营救
我们被孤立起来，得不到可靠的信息。但是，到了1945年春天，我们知道，盟军在欧洲取得胜利之后，日本的战败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日本的投降不可避免，但是这需要多长时间，还要进行多少战斗，才能最终实现？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仍然毫发无损，如果他们拒绝执行命令并放下武器，我们会被卷入最后的斗争吗？如果上海在最后时刻沦为战场，或者如果占领军撤退后发生暴乱的话，到时候怎么办？
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星而且模棱两可的信息。到了1945年初夏的那几个月，贫民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到了7月，上海周边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在美国对虹口的一次空袭中，有31名难民身亡，一同遇难的还有许多日本人和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这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
谁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日本已经走上绝境，也不知道终点已经离我们不远。日本控制的媒体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美国飞机几乎每天对日本进行随机轰炸。仅在8月2日一天，就有800架“超级堡垒”轰炸机在执行任务。对于这些消息，日本媒体只字不提。他们在这一天报告的是什么呢？他们称日本坚持的立场是，在战争结束之前所有东亚国家必须“免受英美的殖民剥削”。媒体引用日本首相的声明，“日本不会理会盟军的投降条件”。连美军8月6日和9日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投下原子弹的袭击也被媒体轻描淡写地描述成一场炮击，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8月8日，终于有了重磅新闻，那就是苏联也加入对日战争中，从东、北、西三个方向钳制日军的伪满洲国军队。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明显迹象，预示战争将有新动向，尽管这件事当时也让我们感到更加前途未卜。
所以，当结局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十分突然。8月15日，第一批关于日本投降的传言在贫民区里以野火之势蔓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样天大的好消息从天而降，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觉得这只是又一个虹口的“无稽之谈”。不过，一天之后，所有的日本士兵和平民突然从街上消失，媒体不再发声，我们被一种诡异的安静包围。然后，消息得到确认，真正的狂欢庆祝才开始。
这是真的：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们自由了！两天后，第一架盟军救援飞机降落在城市附近的军用机场，强壮、健康的美国士兵从飞机上走下来，接受人们的欢迎。大家迎接我们梦想中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其中的敬畏之情难以表达。
很快，我们想到那些留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想到我们离开上海的可能性。当然，所有的大门都会向我们打开，我们这样劝慰自己。但是，现实很阴沉。欧洲犹太人死亡的消息迅速传来；而找到愿意接受我们的国家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不足为奇的是，上海的生还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一直在问：日本对于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另眼相看，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直到现在，没人能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日本控制上海的时候，城里有来自多个非敌国的国民，他们为什么只监禁这1.8万名来自欧洲的手无寸铁的难民？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己谋生，也没有进一步加害我们，对我们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东京方面表示无可奉告，拒绝提供日方的档案，并声称日本的文件中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不确定是否另有隐情。日本不愿意坦白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尴尬，这情有可原，毕竟事后看来，在混乱的战争思维和战争命运转变的背景下，当时的做法可能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很多事情只能揣测，但是战后的回忆录和个人亲历者的证词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为所发生的一切提供相当可信的间接见解。总而言之，由于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和有所不为——似乎至少是三个主要因素的结果：第一，日本人对犹太人独特的或者说扭曲的总体看法；第二，日本人既承受又试图抵抗纳粹压力的尝试；第三，战争本身不断变化的形势。
从日本对待犹太人的独特态度可以一探究竟。大多数日本人从来都不是犹太人的反对者；在20世纪初之前，日本人几乎没有见过犹太人，也很少有犹太人住在他们的国家。在日本人看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样，都是欧洲人，他们不太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果说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的“犹太人话题”有什么影响的话，应该说情况对犹太人非常有利。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当时纽约的库恩洛布犹太投资银行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和另外一位犹太人伸出援手，单凭二人之力，发放大量战争贷款，资助日本。东京一直对此心存感激，也从未对此忘怀，而且得出一个夸张的结论，说犹太人的经济力量强大，日本宜亲近犹太人，而不要冒犯他们。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仍有一些人对犹太力量的传言深信不疑。最终，可能是他们的这种传言拯救了我们。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伪满洲国，有大量犹太人受到日本军方的控制。在伪满洲国，一小撮民族主义年轻军官自封“犹太专家”，接触到当地白俄罗斯人毒液般的反犹太主义，深受其害。他们研究反犹太主义的书籍，并把书籍翻译成日语，尤其是《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Elders of Zion)，这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制造的欺骗性的宗教传单，宣称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尽管自称“反犹太主义者”，但这些大权在握的军官得出的结论是：不必压迫危险的犹太人，应该监视、控制、利用犹太人，这样有利于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发展中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作为人质，对全世界犹太人施加影响，这也将有利于日本。
虽然这些军官得出的结论和东京的观点不同，但是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他们见识到香港和上海的西班牙犹太大金融家的财富与权力，这让日本人更加看重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造成一种令人费解的矛盾立场：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军中的一部分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发布有利于我们进入上海的政策，也做出让我们定居于日军控制下的虹口地区的决定。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这时候，犹太人失去价值——无论是作为人质，还是作为日本和有权势的犹太金融家的中间人——甚至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本人也这样认为。此外，当日本在1942年春夏重新审视犹太人政策时，日本已达到在亚洲军事胜利的最高水平。当时，德国人似乎势不可当，而且东京和上海的许多日本人认为轴心国将最终赢得战争。对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而言，问题不再是如何利用犹太人，而是如何最好地控制他们。他们以前对待犹太人颇为苛刻，现在则懒得追究。最后，随着德国这位轴心国伙伴的威望与日俱增，日本人对他们的权力和成功的崇拜也水涨船高，所谓的“犹太专家”现在更愿意接受希姆莱派往上海的盖世太保特派员对此事的特别建议。战后证词毫无疑问地表明，1942年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影响我们命运的日本国内辩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的影响很重要。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一直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在战争期间达到大约2500人。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商人，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外国人团体有什么不同。上海纳粹党组织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成立，但是党派真正的信徒和积极的支持者一直不是很多。
纳粹党领袖千方百计制止党内人士与犹太人接触，勒令不许接近虹口，而且禁止从虹口的犹太人手里购买商品。然而，大家对这些命令的遵守总是时紧时松。即使是纳粹党员也经常光顾犹太商店，购买需要的东西，一些在贫民区外贩卖货物的难民把德国人视为他们的最佳顾客。一个纳粹领导人的太太被人看见在虹口的商店购物，因此受到指责。这时候，她干脆问道：“你打算让我列出名单，看看还有哪些党员的太太也在那里买东西吗？”她的回答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
然而，尽管上海的德国人与难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纳粹最高领导人和盖世太保战时派往上海的官员、特工、间谍和宣传人员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复杂。希姆莱和他的盖世太保在欧洲忙于生死存亡的斗争，却还觉得有必要投入大量资源，继续迫害我们这些被驱赶到世界遥远角落的人，这足以证明希姆莱坚定不移的法西斯狂热和盖世太保的无所不能。战后的证词显示，联系和监视日本人以及鼓吹德国只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另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是传播反犹太主义、密切监视难民，并试图影响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
关键人物是三名直接向身在柏林的希姆莱汇报的党卫军军官——先是格哈德·卡纳(Gerhard Kahner)，后来是弗里茨·胡伯(Fritz Huber)，再后来是另一位高级纳粹党员杰斯科·冯·普特卡默(Jesco von Puttkammer)男爵（他在的时候情况稍微好些）。尤其不祥的角色似乎非党卫军上校约瑟夫·梅辛格莫属，他欲置犹太人于死地，臭名远扬，是在东京大使馆长期挂职的纳粹分子。他在1941—1942年多次访问上海，显然是为了迫使当地日本人把我们“区别对待”。
梅辛格在上海到底从事了什么样的活动，这一点至今也不清楚，而且无法证实，但是他好像对难民的命运特别感兴趣。在发布《无国籍难民公告》几个月前，上海的犹太领袖曾得到秘密警告，说上面正在考虑大开杀戒。一位当时出席会议的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后来证实，梅辛格的建议包括在犹太人新年那一天包围虹口的犹太人区，把犹太人集体清除：或者用船装载沉入海中，或者遗弃在废弃盐矿中饿死，或者安置在长江崇明岛上的集中营。据说梅辛格向日本人保证，德国人很乐意处理具体的细节。日本官员是否认真考虑过采取这种过激的行动不得而知；他们礼貌地听取了这些建议，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
真实的情况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对此毫不知情）。日本人不是狂热的反犹太分子，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德国合作伙伴不一样，他们同意用如此冷血的方式谋杀我们的可能性也许一直不太大。他们仅仅做出无关痛痒的决定，把欧洲难民隔离在虹口，不理会上海其他的俄罗斯犹太人和西班牙犹太社区，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令纳粹狂热分子十分失望。一切只是日本人的应对之策。
那时，战争的运势已经转变，对德国和日本非常不利。在斯大林格勒，德国人遭受惨败。他们既没有占领莫斯科，也没有占领列宁格勒。在整个苏联战线，德国人转入防御状态。隆美尔在阿拉曼的进攻被逆转，随着盟军登陆法属西北非，德国在北非的最终失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德国的形势全面恶化崩溃。1943年2月18日，也就是《无国籍难民公告》发布的那一天，戈培尔发表“全面战争”演说，就承认了德国命运的逆转。
在亚洲也出现逆转。日本在中途岛和珊瑚海输了两场重要海战。美国开始进攻瓜达尔卡纳尔、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轴心国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日本人也明白了这一点。再一次，在战后世界不要冒险去冒犯犹太人，这成了相对的明智之举。在东京方面，部分原因是他们仍然迷信犹太人的权力。日本对驻中国官员下的命令是谨慎采取措施，不要过于针对犹太人：“你们应该小心，”东京指示，“采取措施的时候不应带有不必要的挑衅态度……”
有一段时间，上海的“犹太专家”行事肆无忌惮。东京下达的加以约束的命令来得正是时候。最后，他们决定只将难民隔离。我们随后得到的小心对待无疑也是相关的后果。
无国籍
日本人离开上海给人们全新开始的希望。城里到处都是美国士兵和水手，上海再一次繁盛起来。美元在流通，货架上重新摆满食物，来自联合国和犹太救援组织的代表乘坐飞机到上海来照顾我们，很多难民在美国的武装部队找到工作。
生活变得好多了，但是当可怕的消息传来——我们得知只有少数的亲朋好友在欧洲的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我们的悲伤无以复加。谁都没有料到毒气室的灾难有这么大的规模。日复一日，随着希特勒的死亡机器被陆续披露，犹太贫民区的人们得知整个惨剧，这对我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日复一日，焦急的人群围着查看联合国的幸存者名单，名单上的幸存者人数非常少，他们焦急地寻找着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的名字。几乎所有人都死了，仇恨、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四处蔓延，久久无法释怀。连德国和德国人都成了诅咒的字眼。回到欧洲的念头让人不堪承受。现在，无论老少，每个人都想找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巴勒斯坦、美国、澳大利亚或南美，但不是在欧洲。战争前，大部分国家让我们吃了闭门羹，但是现在我们抱的希望越来越高，觉得这些国家已经吸取从前的教训，而且触目惊心的受害者的数字会促使自由世界向幸存者伸出援手。
然而，虽然我们希望迅速采取行动，但是最后证明我们过于乐观。对一些人来说，还需要四年的时间才能结束他们在中国的流亡生涯。即使是出于好意，别的国家还是不情愿修改法律，官僚的惯性行为也表现为反对更自由的移民政策，这种情况持续多年，即使到了战后时期，情况和战争前的几年里也大致相似。
1945年底，我想是在12月，这个问题以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当时为美国空军工作——做仓库管理员，一个月75美元的收入——但是我满心想着离开中国，到某个地方定居，开始新的生活。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对一位加拿大外交官的采访稿。他最近刚刚来到上海，准备开设领事馆。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富饶的国家。”他说：“略大于美国，总人口大致相当于大纽约地区的人口。”他还说，加拿大有宏伟的战后发展计划，欢迎有志于此的年轻、健康的移民到他们的国家去。
这迅速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想象力开始熊熊燃烧。我想，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第二天，我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双好皮鞋，来到加拿大领事馆做自我介绍。我事先仔细排练了演讲内容，现在我告诉领事我对加拿大——国土面积、广袤而人烟稀少的空间以及未来的前景——印象深刻，并陈述我自己的雄心壮志，表达了成为一名加拿大人并大干一场的意愿。我向他保证，我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正是加拿大想要的那种移民。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领事似乎对我很感兴趣。他问我想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他保证，就我而言，越早越好。他问了下一个问题，在我的余生，这个问题的每一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请问您打算用什么护照旅行？”“我是一个无国籍的难民，来自纳粹德国。我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我没有护照。”我解释说。我满怀希望地补充道，联合国会给我发放一份旅行证件，加上加拿大签证，去加拿大应该不成问题。
当时我说的英语几乎完美无缺，还略微带着在学校学到的英国口音。我的口音似乎让他有些困惑。尽管仍然不失友好，但是他的态度明显变了。他告诉我，因为我是无国籍的难民，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但是他劝我不要放弃希望。这类事情必须移交给驻重庆使馆处理。“给他们写封信，然后告诉他们你的故事，就像你刚才给我讲的一样。我敢肯定，”他满怀希望地补充，“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你的事将得到认真对待。”
几天之内，在打了几次草稿之后，我写好并寄出一封情深意切的请愿书，向使馆请求进入加拿大。我列出我认为加拿大和自己完美契合的所有原因。不到一周，使馆给了我一个简短的答复。回信写在漂亮的蓝色纸上，还盖着加拿大的印章。回信上写道，我的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回信上的这些话——“您的来信——已经通过外交信袋转发给渥太华。一个月之内应该可以得到答案。”居然是通过外交信袋！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这事儿没问题了。对于我来说，上海即将成为历史。我要出发去加拿大了。
一个月后，那封我期待已久的信从重庆寄来，信的内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简短的回信上写道，“根据现行法律，您不能合法进入加拿大。”假如我持有英国护照，答案会有所不同。即使在1945年底，接纳一位无国籍难民也需另当别论。
我继续感受了20个月的失望、沮丧和焦急等待，才有最后一扇门向我敞开：美国准许我入境。
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签署难民入境令，旨在“方便（符合资格的难民）在现行法律下移民美国”。入境令清除了官僚主义的各种陈旧壁垒，“加速并简化了签证的发放程序”。即使在最好的时机下，官僚主义的车轮依旧缓慢地转动。一年半以后，一名年轻的美国副检察官在我的联合国旅行证件上盖上了他的印章，这一刻令人激动，我永生难忘。1947年9月，我的姐姐斯蒂芬妮和我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经过改装的美国部队运输船。
（本文摘自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著《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刘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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