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我把往事与小说一起寻找

作家秦岭

人间不缺寻找，缺的是永远找不着。

我写《寻找》其实也是一次寻找的过程，我找属于我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秦球球在找属于他的坛子。有趣的是，小说是虚构的，却被专家评价为：“长征题材需要这种并不多见的视角和乡土气息，它提供了另一种形式。”这么抬举我，小说似乎是找到了。可坛子呢？它岂止虚构，本来是个谎言。这世间，谁愿意拿一生去寻找谎言？

缘起于年初。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多家报刊约我以纪实文体纪念之，可北京某名刊主编却叮嘱我：“你务必用小说来表现，发挥你独特的历史观，而且写你老家甘肃天水的红军故事。”一语道破天机，也刺穿了长期凝结在我心头的一大困惑。半个世纪以来，世人提到红军，往往想到的是井冈翠竹绿、瑞金映山红、遵义放光芒、赤水四渡魂，谁会想到甘肃呢？事实上，甘肃作为红军三大主力唯一全部经过的省份，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陨落最多的地方，也是唯一成建制全军覆没（西路军）的地方。从甘肃最南端的腊子口到最西段的河西走廊，红军和国军、地方民团厮杀过的遗迹随处可见，成千上万陇原儿女加入了红军，可是，喋血河西走廊之后，哪位幸存者敢回延安？1984年以前，西路军几乎就是“逃跑主义”、“机会主义”、“退却主义”的代名词，当年数千被打散、俘虏的红军战士，大都流落在甘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名换姓，有的一生装聋作哑，有的当了上门女婿，有的一辈子当光棍、当寡妇，有的女战士被买来买去，有的身份暴露后接受批斗，有的怕连累子女断然自杀。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与当地农民一起种田、推磨、过日子。他们与其说在等待，不如说在寻找，寻找真相，寻找转机，寻找命运，寻找自己。而1984年之后，难道他们的寻找就该结束吗？

诡异的是，史学界曾一度对这些往事讳莫如深，文学界更是退避三舍。我完全相信，我和主编不约而同地寻找到了另一条表现长征题材的路径。我断不会应景追踪，也不会沉溺于历史老人的辉煌碎片。我必须要到这条路径上进一步寻找历史、战争和人的关系，寻找战争原点和人性脉络中衔接的部分，寻找普通农民精神的伤口与枪伤、刀伤的不同，寻找战争与和平轮回中人的生存、生活形态。在我看来，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码事儿，小说最活跃的因子往往只在断裂的十字路口绽放。我只是找到了小说《寻找》而已，这并不意味着寻找结束，只要寻找在路上，那就是纪念。

有这样一种寻找，寻找者为自己假设了一个压根就不存在的目标，并死心塌地找了一辈子，直到闭上眼睛。这是我在甘肃老家听到的一段往事：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途径天水一带时，沿途与国民党王钧部、地方民团和土匪打了许多恶仗。红军强渡渭河北上后，四坡八梁多了许多死难者的坟头。当时的县政府一边严查帮助红军掩埋过尸体的老百姓，一边对掩埋过国军尸体的老百姓进行奖励。当时，某村的一个放羊娃因为掩埋过“国军”长官并为之守陵而受到嘉奖。解放后，工作组毫无疑问要对这位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进行专政，可放羊娃却说：“我掩埋的其实是红军哥。”他期待的证人——那位和他一起掩埋过红军遗体的红军战士——终于回来了，可战士已经背负西路军“逃跑分子”的标签，沦为衣衫褴褛的乞丐，1984年以前，自身难保的他岂敢作证？于是，放羊人给工作组编造了一个谎言：“当年，我深埋了一个坛子，里面装有红军烈士的血衣，找到它，你们就信了。”

谎言，反而成了自证清白的唯一存在。于是，他冒着随时会被专政、判刑、杀头的危险开始了寻找，挖遍了整个山头，一遍，一遍，又一遍……寻找，让他活了下来。

你如果认为这不是长征故事，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认为这不是红军时期的生活，它又是什么？你如果认为它没价值，那换了你穷尽一生去寻找，你觉得值吗？你如果认为不值，好了，你别做人了，做驴去吧！

回首中国百年灾难史，我们的文学却惯于漂浮在战火、硝烟叙事的顶端，看不到人在战争中多元、复杂的本相，即便以艺术的名义回顾风卷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也不得不依赖于欧美的文学、电影叙事。在我看来，由人操作的战争，叙事主体永远也不能离开人，无论描写对象是统帅还是乞丐。记录战争是史学家的事，而作家应该迂回到战火的背后，在“包抄”中寻找被硝烟缠裹的道德与灵魂。道德的博弈灵魂的挣扎，远比一场战争要不堪回首，地动山摇。

《寻找》收笔后，有三家期刊要争相发表，我最终答应了老家的《飞天》，甘肃往事，还是让他回到甘肃吧。陆续接到《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等多家期刊、选本选用通知的时候，有位责编是这样告诉我的：“这样的小说，我们在寻找。”我答：“其实，我仍然在寻找。”

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老人：“有人找过天水的红军故事吗？”

老人说：“就看你找啥。”

当历史习惯了扑朔迷离，我常对文坛热闹非凡的所谓纪实、现场、还原、再现充满质疑，能够拨云见日的，唯有小说强大的虚构力量，这才是进入往事的路径。历史不容虚构，可在历史的断裂、盲区、隐蔽、模糊地带，虚构往往比纪实更要靠近本源。中国小说的同质化、单一性早就被广为诟病，我既然找到了切入题材的路径并选择了“家族”叙事，就索性采取了天水人取土打坯之后“干打垒”砌墙的办法，让天水方言通篇横贯。我虚构的“现场”，恰是历史给我的真实。我还写过一篇同类题材的小说《幻想症》（《解放军文艺》拟12期发表），一位为人妻母的“哑巴”农妇——原西路军女战士，不慎说起了梦话，被族人当鬼来驱赶。她干脆偷偷割掉了舌头，这才“寻找”到正常人的日子。

舌头是长在嘴里的，就怕说真话；坛子分明是假的，人们却拭目以待。你如果能从人性深处找到理由，我这小说也就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