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你读懂了吗？

本文摘自《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日】冈田武彦 著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钱明 校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12月

由理性主义到抒情主义：阳明心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有明一代，由于庶民文化的兴起，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与宋代相比，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宋代的精神文化，是理性的，其中充满着精深严肃的风气。实质上，这是因为宋人有在人的生命中树立高远理想的强烈愿望，因此坚持了纯粹性和客观性。以朱子学为枢轴的所谓宋学，就是从这种风潮中发生、成长起来的。

然而明人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不但与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生命相游离，而且与人类在自然性情中追求充满生机的生命的愿望相背离，因此，明人去追求那种情感丰富的、生意盎然的、感情的东西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以王学（阳明学）为轴心的明学，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发生、成长起来。

宋代的精神文化，在内在的知思方面，应该说是有其特色的。这只要看一看在画山水时善于留白的马远、夏珪的画作，以及用静穆严正的眼光凝神幽远彼方的徽宗皇帝的禽鸟画，就容易理解了。这类绘画，与表现情趣相比，可以说更加尝试着表现自己的主观性和哲理性的东西。即使在画很小的花卉时，也不流于装饰。

实质上，这无非是要抛弃外表的华美，即多彩而复杂的装饰之美，而表现内在的心灵深处。这种倾向，只要看一下宋代的白瓷、青瓷、青白瓷等也就容易察知了①。

至于明代，宋代内在的、知思的倾向变得淡薄，而逐渐转移到外在的、抒情的东西。即使从瓷器来看，在明瓷中已看不到宋瓷中那种理智的、严肃的造型之追求。明瓷的姿态是自然的，看不到做作的痕迹。此外，明瓷还把构思转向浓墨丰润的蓝釉瓷器和红釉瓷器之类富有情趣和装饰性的东西上，而且其笔法畅达，表现手法自由而飘逸奔放。若将明代万历的红瓷、天启的蓝瓷和宋代的白瓷、青瓷、青白瓷加以比较的话，两者的不同一目了然。

宋明两代的精神文化为什么会存在上述那些差异呢？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两代文化的承载者的阶层不同。

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则是适应平民阶级的情趣的。从宋末到元初，因为知识阶层大多下野而栖居于草莽之间，因此，被官僚知识阶级发展、保存下来的精神文化，也渐渐发生了适应平民阶级趣向的变化。这又成为促进庶民文化勃兴的一个原因。而且，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因此，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前所未见的庶民文化在这个时代兴起了。

继元朝灭亡而再生的明朝虽然是汉族朝廷，但庶民文化却依然繁荣。明中叶以后，和日本的江户时代一样，与海外贸易相结合的庶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终于开出了绚丽的庶民文化之花。其结果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理性的精神文化衰颓，而适应平民阶级的抒情的精神文化隆盛了。

联结王阳明与陆九渊的儒者是陈献章还是娄谅？

阳明心学是以陆学为先驱的。陆象山（陆九渊）心学，据他自己说是读《孟子》后而自得的。至于阳明心学的先驱，是吴康斋及其门人娄谅（娄一斋），还是陈献章（陈白沙），一直有争论。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揭“端倪”而阳明倡“良知”。“端倪”在思想方法上虽可看作为“良知”，只是白沙以“静中养出端倪”为旨，而阳明则以良知的扩充向上或发用流行为要，两者之间有静动之别。

陈白沙与阳明之学最为相近，为什么阳明不语及白沙？人们一般认为，陈、王两学之间有某种断裂。在阳明看来，以主静为宗的陈学并未失去其特有的魅力。而对白沙的情况，阳明还是了如指掌的。他的讲友湛甘泉是白沙高徒，张杨园的《近古录》卷三有如下记载：

王文成公守仁养疴阳明洞时（31岁），与一布衣许璋者朝夕相会，取其资益云。璋上虞人，醇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泊如也。尝蹑屩走岭南，访白沙陈先生。……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道之学。先生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笋舆访之山中，菜羹麦饭，信宿不厌。没后，先生题其墓……

据此，阳明通过许璋而再次了解白沙的事该是确实的吧！况且，在阳明友人中也有白沙门人杨景端。再说，即使在思想上，也不是不能看出陈、王之间的联系。

在考察阳明之学时，还不能忽视白沙同门娄一斋。一斋与阳明的关系众所周知，在《阳明年谱》中有简单记载。据《年谱》所记，十七岁的阳明在广信拜谒一斋，正是他不断认识到心学重要性的时候，始闻宋儒格物之学。一斋教导他说：圣人必勤于为学。这话被深深地铭刻在阳明心中。

一斋的心学与其师吴康斋之学有关联。康斋在江西儒者当中，是既笃信朱子学，又持有陆学倾向的儒者。一斋也是江西的儒者，而当时在江西却存在着如前所述的陆学余脉。所以，把一斋作为中介，就能追溯阳明与象山心学之间的基本联系。

王阳明思想历程中的“学三变”

弘治五年（1492年），二十岁的阳明遵循“众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朱子格物穷理说，因见家中庭前之竹，为穷其理而沉思数日，结果因此致病，终于不得已而弃此念头。如此格物穷理，就像陆桴亭所说的，类似于禅的竹篾话头，自然是不符合朱子本旨的。

弘治十五年，三十岁的王阳明正出入于佛老二氏之学。那年，他在浙江绍兴的阳明洞养病，虽然总想要尽量远离俗世，但是终究未能断绝亲情之念。这时，他忽然领悟到，如果能像佛老那样断绝尘念，就会断灭种性，于是他便转向了儒教。阳明向儒教的转变，据说是以孝之念为动机的，这也许是形成其心学面向的一个契机吧！

阳明最初倡明圣学而给弟子讲学，是在弘治十八年三十四岁时，那时，他正滞留京师。由于当时学者都致力于词章记诵之学，不知有“求诸己”的真切体认之学，所以阳明首先以必须确立成圣之志作为教学的准则，并对词章记诵之学做了批判。然而在格物致知方面，阳明似乎仍未超脱外求之域。

阳明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正德三年三十七岁时的事，因为当时他在贵州龙场，故而史称“龙场悟道”。佐藤一斋说，阳明由此始悟圣人之道。简言之，“龙场悟道”无非是对“心即理”说的体悟。体悟后，阳明又求证于己所默记的《五经》，结果莫不相吻合，因而著《五经臆说》（参见《阳明年谱》）。在《五经臆说》的序文（《王文成公全书》卷22）中，阳明强调圣人之道是各人的心得，并说：“《五经》者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又说：“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夫！”

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次年，始倡“知行合一”论，并向诸生讲解此论（参见《阳明年谱》），此后，阳明心学的特色才得以发挥。

据《年谱》记载，阳明论朱陆同归是在正德六年四十岁时，他与持道问学和尊德性而论朱陆是非者相反，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主是为了救正学者的躐等妄行之弊，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则是为了救正学者的陷空支离之弊，况且，朱子也是以尊德性为要，而陆子也是以道问学为要的。所以，他斥责了那种所谓朱陆是非之论。正德十三年，四十九岁的阳明写下《朱子晚年定论》，这也正好说明了他所谓“朱陆同归”的微旨。阳明晚年由于提倡致良知说而不言朱陆同归。因为他很早就以心学为宗，所以本来就应该从此开始而倡导扬陆贬朱，但当初却压抑住这种倾向而特意提出朱陆同归论，这也许是因为其心中有乡愿媚世之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