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
“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于是在两次回答筛选之后，近300名学生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从长沙建立的临时大学长途跋涉抵达昆明。闻一多、袁复礼、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穆旦都是这次迁徙中的一员。
80年后的现在，作家杨潇重走这条路，并写作了《重走》一书。书中，作者通过第一视角的叙述，让读者得在这条先贤们曾走过的道路上听鸟叫、虫鸣，看牛羊、花草，在河流、岩壁、古桥间，与沿途的各类人群交谈，领略中国南部的人文、风光。作者换一种观看方式，将目光转向国内，用脚丈量广袤真实的大地。作者认为，这是现实中非典型的公路徒步与历史上知识人的流亡之旅交织、对话、共振，层累的、不同的“中国”缓缓浮现。
最近，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重走》在京发布，活动以“思想与行动”为主题。本书作者杨潇与嘉宾罗新、许知远共同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感悟，探讨思想和行动到底是什么关系，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为什么还要走。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多家媒体供职，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子弟》。
《重走》立体书影
一段更漫长的写作生涯的开端
活动开始，杨潇首先分享了本书的创作缘起。他认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处理了三组关系：一是所处的行业的巨变关系，纸媒正走向断崖式的下跌，需要在“流亡”中寻找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二是和情感的关系，在写作中慢慢培养对抗战历史的理解和迁徙飘零的感觉；三是和人生的关系，人这一辈子能够做的事情其实特别特别少。结合“思想与行动”的主题，他说，“我写完这本书就特别明确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你有一件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没有理由现在不去做它，人类就是太习惯给自己找各种不去面对的借口。”
春节期间，罗新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他过去读国外的旅行文学比较多，特别是英文，影响了他的学术路线相比之下，中文写作的缺失让人遗憾，但是这本书让他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我对中文原创旅行文学比较高标准的期待，我觉得达到了这种期待，我可以说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我是非常高兴的。”
关于中外旅行文学，罗新进一步分析道：中国旅行写作不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门类，过去都是放在散文里面。其实在近代的欧洲，特别是在熟悉的英文文学世界里面，这种旅行写作分量很高的，有许多经典作品足以跟虚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从长期阅读来说，甚至不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是在很多其他历史学、社会学，读者面非常宽。
现在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写作者，通过旅行作品表达自己对于文化、思想关注，对于社会的关怀，甚至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杨潇的厉害之处在于突破了“为旅行写作而旅行写作”，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他自己的行走，他自己的思考，他的感受，同时也有很深的历史性，把80年前邀请到今天，他也自己主动地参与到80年前那些行走当中去。80年不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鸿沟，而成为一个通道，成为一个联系点，使得80年来历史的变化能够瞬间感觉到。
许知远认为，杨潇的写作中蕴含着美国新闻和国家地理的传统，他非常明确这条线，甚至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他之前所有训练一次爆发。我觉得更把这本书看作杨潇更漫长写作生涯的开端，这个开端会导致不断的新结果，新的结果每一本都应该来处理。”
2014年，杨潇从美国访学回来后发现中国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身为媒体人，看见纸媒的衰落裂解、同行的流散，心中的感触更深一分。他的《重走》，也是因为自己陷入了“某种存在主义危机”，也就是他在活动现场提到的对于行业、时代、情感以及人生的困惑。他冀望和八十三年前的那些年轻人一起出发，从长沙一路西进，穿过贵阳抵达昆明，在时空交叠的行走与对话中寻求答案。
杨潇认为，自己在《重走》中要处理的问题是，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良好生活？年轻人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人生意义为何？他说，作为一名“80后”，自己是听着《明天会更好》长大的，社会进步论似乎是最自然的事，直到在美国结识了来自阿富汗的同学，才明白中产会一夕之间沦为“贱民”，国家也可能衰退崩溃。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一直处于“不自知的”、对进步上升充满信心的状态，沉醉于清谈文艺生活，他称之为“漂浮的青年时代”。回想起来，那段时光依旧美好而宝贵，但唯有访学前后那两年的变化遭际打破了这种“不自知”，更希望凝聚心力去创造点什么。
选择行走有千万个理由
说到把行走把走路当做一个事来做，罗新最初是为了减肥。但是从工作来说，做历史的有好多种不同种类，有的人就是长期不出门，闭门造车造的非常完美，有的人是不出门就写不出什么来，或者难以形成感觉，他自己属于第二类人，对某个地方有什么感受，必须到那里去看看。“我还是青年教师的时候，我就在历史系里属于好动，属于好事的这一类，我不仅自己要出去，我还喜欢组织一大堆人跟着，当老师的时候带学生出去，在系里面带着同事到处乱跑。”
许知远最早受旅行文学的启发，是2000年初开始读到简·莫里斯，接着读到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很早开始算有意识去做旅行文学，但是没有做成。对他影响大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索鲁，“我特别喜欢旅行文学中诚实的经验，他虽然写的没有那么高级，但是他能够诚实地描绘人的状态。”另外一个则是蒂莫西·加顿·艾什，他算是政治写作和旅行写作高度完美结合在一起，喜欢写那种在极端年代极端时刻，一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候。这个转型中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在舞台之中，人们在极端时刻就会有更明确的展示，他写这样的人。他一直在探索这种前线感，其实这种前线感也特别吸引我，怎么寻找前线感，这些因素对我有很多影响。
杨潇的行走历程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以后他进了新华社，工作时间很自由，所以当时走了好多路，去湘西、皖南，包括走川藏线、南线、北线、青藏线，那个时候经常找机会沿途走一段，不管走多长时间。后来慢慢走路开始有了存在的意义，到周刊做记者之后出稿压力很大，那个时候一个解压办法就是到楼底下暴走，只要一个小时，脑子就变得清明起来，走路就变成回血的方式。在走路的过程中，被散落的一片片慢慢回来，人就变得更完整了，而且走路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是一种特别感到自在和舒服的方式。
旅行要往哪里走？
罗新认为旅行文学写得好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它一定在和自己路上见到的人，有许许多多很深入的联系，就是现实中的，这一点在杨潇的书里也有所体现，他有当过记者的经历，知道怎么跟人说话，也记得你说的那些话。”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好的旅行作家一般不是学者，罗新说：“按说写旅行作品非常重要的是拥有历史知识，拥有历史感，可是恰恰相反，有关历史的旅行写作写得最好的没有历史学家，都是记者、作家出身的。这是因为旅行文学里面最成功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很多的时间层次感，要有时间的纵深感，这一点如果学过历史的人是有优势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得和现实有交往，瞬间的联系如何挖掘，这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要有意识的训练才有的，对于纯粹的学者来说天生的没有这个能力。
因此，罗新认为，与学者相比，记者、作家出身的写作者更善于挖掘与当下的联系，因为他们更善于和路人打交道，而学者大多倾向于封闭自己。他回忆自己的大都到上都之旅，虽然也偶尔和路人有交流，但往往得不到很多信息，作为历史学者，自己长于同过去的人建立联系，与当下路人的联系却是瞬时性的，如何深度挖掘瞬时性的联系，记者可能更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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