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方的妄想》，[法]达尼-罗伯特•迪富尔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月
图源于网络
原标题：快乐的转让
快乐的自由，这种说法十分有趣，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众会在民主的名义下乐于失去他们的自由时间？毕竟这些自由时间很快会被消费所占据，从美国蔓延至全球。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很明显，比起法西斯主义来，这已经算是最轻的痛苦了。换句话说，比起棍刑来，人们一般还是更喜欢痒刑。
这对资本主义来说再好不过了。为什么？因为想要“施以痒刑”，就要具有并推荐“讨喜”的产品。那么就得把这些产品生产出来。这笔账很好算：消费的增加会推动从加工业到基础工业中的所有生产。新政的推手们，即美国左派民主党人，重新采纳了福特的战略，他们不顾华尔街大部分人的反对，给工人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工资。工资越高，工人也就能消费得越多。
这一转折可被视作一种快乐的转让。为摆脱危机，理智的资本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考虑分享一部分快乐，这些快乐是他们通过剥夺无产者的几乎全部劳动成果后占为己有的。通过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20世纪初对炫耀性消费的分析，就可以推断出这种对快乐的占有行为。炫耀性消费可以通过两种过度消费的形式来彰显社会精英们的档次：当消费促进生活中的休闲时，（社会精英们）浪费的是时间；而当他们过度消费时，他们浪费的就是财物了。[ 托斯丹·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éorie de la classe de loisir）（1899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0年，第27页。]
凡勃伦接着指出：完全不劳动变成了金钱成就的典型证明；相反，由于勤奋地从事生产性劳动是贫穷和受奴役的证明，这种勤奋便与荣誉性的社会地位格格不入。[ 出处同上。]
最谨慎的资本家们于是意识到，他们在交出一点点曾经据为己有的快乐后失去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拿回来。想要以产业化剥削的方式转让出去的休闲时间，只要开发消费性的活动来占用并投资这部分时间就可以了。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为反抗因劳动而减少休闲时间，无产者会不懈地斗争，而如今资本家们却欣喜地发现可以通过发展“休闲产业”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且资本家已经发现了这样做的必要条件：这些商业活动要承诺能够满足这些人曾经受到压抑的冲动欲望，并且尽可能地履行这种承诺。于是，马克思极其卓越地提出的商品拜物教问题（《资本论》第一卷）便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这些发展在之前完全无法预料，至少马克思自己没有想到。
与此同时，非休闲侵入了休闲，休闲中充斥着各种商品，换句话说，充斥着各种诱饵，它们看上去能够满足迫切的需求，即不但不再需要压抑，反而要鼓励的冲动。曾经压抑的资本主义，变得性欲蓬勃。“先埋头工作，再回来满足你的欲望！”的口号变成了一种鼓励性的通知：“只要你愿意继续埋头工作，就能够得到回报，也就是受痒刑[ 如今已大不相同，最初的口号已经完全颠倒过来：“欲望交给我们来处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至于工作，可以等危机过去再说！”
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普通人的一天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工作时间、自由时间和休息时间。过去的资本主义只利用劳动时间；因此要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为了占领新的市场，资本主义只要在自由时间上投资就可以了——唯一的条件是自由时间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就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延长“自由[ “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休息”的诉求可追溯至1817年，由威尔士改革社会主义者、合作运动的创始人罗伯特·欧文提出。而真正实现这一诉求还要花上很长时间。至1848年二月革命时，情况仍然很糟糕，法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重新变成了12个小时（这竟然还被视为一种胜利）。1866年，第一国际重新开始提倡8小时劳动时间。直到1919年，法国才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法律，规定一周工作48小时。]”时间了。于是投资自由时间成了娱乐产业（交通与旅游业、所谓的“保健”业、通讯业、影音产业等）的任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 即“时间就是金钱”。——译者注]仍然说得通，只是带来了新的后果：不仅劳动时间是金钱，休闲时间也可以变成钱。
笔者曾在其他作品[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邪恶之城》，见上述引文，第160段及后文。]中对心理技巧进行过分析。让诱饵看上去有用，甚至不可或缺——想要在人类文明中实现这精彩的一击，就要创造出各种心理技巧。我们在这一转折点中会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1929年，即经济危机开始的那一年，出现了美女海报（由著名画家乔治·贝蒂〔George Petty〕和阿尔贝托·瓦格斯〔Alberto Vargas〕发明）。这一文化现象的目的在于让一切物品带有色情色彩，引起欲望——从香烟到拖拉机，再到汽车。甚至连刚刚对欲望这一生活中最晦涩难懂也最刺激的区域略有所知的弗洛伊德学派对生产带有性欲的物品作出了巨大贡献。弗洛伊德移民美国的外甥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十分熟悉舅舅的作品，正是他成功地发明出营销学这门“科学”。劳动科学管理属于生产环节，而营销学则属于消费环节：前者重新组织劳动，后者重新组织休闲。作为一门科学，营销学指的是一整套操纵手段，美国人意味深长地称之为舆论导向——即所有与操纵新闻、媒体、主张、感觉、情感、欲望及其他与观念相关的概念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更好地销售产品[ 美国社会学家万斯·派卡德（Vance Packard）是率先在其《秘密劝说》（La Persuation clandestine）（1957年）（巴黎：卡尔曼－勒维出版社，1958年）中对营销学中使用的劝说与操纵心理学技术进行系统分析的人之一。这部作品尽管一直没有再版，却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品简介
《西方的妄想》，[法]达尼-罗伯特•迪富尔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月
“西方的妄想”源自笛卡儿理性的基石：人类妄图凭借幻想从世界之中挣脱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继而统治一切。自那时起，人类命运转向了疯狂的进步主义和生产至上主义，直至今天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这种不可持续的“欧洲模式”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平衡，还深刻地异化了个人生活的三个关键方面——工作、休闲与爱情：
支配劳动关系的时钟模式已升级为控制模式，控制系统通过不断追求更高产量和满足不断攀升的金钱欲望向现代奴隶们许诺幸福和梦想；
资本家们欣喜地发现发展“休闲产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大众则在民主的名义下“消费”掉自由时间并沉溺于瘟疫般的娱乐以及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性资本把自由和免费的色情转变成高利润的淫秽制品，民主则鼓励个体走向这样一种挑战自然的命运——性别不由人，性身份却可以自由选择；爱无能，欲无限，享乐至上！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