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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个站在文学前沿的女人讲笛福、谈奥斯汀

她对各种过失的大度宽容—— 只要那过失“不属于彻底的卑鄙,占上风时冷酷无情,专横残忍;处逆境时又垂头丧气,意志消沉”。

本文摘自《伍尔夫读书笔记》,(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黄梅 刘炳善 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

听这个站在文学前沿的女人讲笛福、谈奥斯汀

图源于网络

原标题:摩尔· 弗兰德斯

撰文纪念各种百周年的人有时不免忧虑,害怕自己是在评价一个日渐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预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彻底消逝;不过,谈论《鲁滨逊漂流记》这种担心就全然不必,连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确,到 1919年 4月 25日,《鲁滨逊漂流记》就问世 200年了,然而根本没有引发人们是否还读它、是否还将继续读它这类常见的猜想, 200周年纪念日的效果是让我们惊叹永恒而不朽的《鲁滨逊漂流记》竟然才仅仅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那本书不像是单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个民族孕育出的无具名之作;庆贺它的百年生日,简直就如为巨石阵 举行百年纪念。类似的感受可以归因于我们都曾在童年时代听人朗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对于我们,几乎就像荷马之于希腊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真的有个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说《鲁滨逊漂流记》是某个摇笔杆的人编出来的,要么会引起我们的不快,要么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们仍觉得丹尼尔 ·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资格出现在《鲁滨逊漂流记》的书名页上,而且,纪念该书问世200 周年,不过是在轻描淡写并且毫无必要地提一句它仍旧存在着,就像巨石阵。

那本书享誉天下,后果却对作者不太公平;因为这虽然使他隐姓埋名地领受了莫大荣光,却多少掩盖了他作为作家还曾写过其他作品这一事实,而其他那些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大声读给我们听。因此,1870 年《基督教世界》的编辑呼吁“全英格兰的男孩和女孩们”为被闪电击中损毁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际,大理石碑上仅仅刻着“纪念《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提《摩尔· 弗兰德斯》。考虑到《摩尔》一书—— 还有《罗克萨娜》《辛格尔顿船长》《杰克上校》等—— 的题材,不提它们我们倒也不奇怪,但是却不能不为这种遗漏感到气愤。如笛福的传记作者莱特先生所说,那些书都“不适于摆到客厅的桌子上”。不过,除非我们想让那件十分有用的家具当趣味的最终裁决者,否则就不能不感到痛惜,因为那些作品的表面的粗鄙,或许还加上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普遍赞赏,使得它们没能如理所应当的那样享有更大的声誉。在任何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相关纪念碑上,至少《摩尔· 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的篇名应该和笛福的名字同样被深深刻下。它们位居少数被我们称之为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之列。纪念它们更出名的同伴问世200 周年的契机也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与后者相似的伟大之点究竟何在。

笛福转而开始写小说时已经是六旬老者,那是在理查逊和菲尔丁动笔之前很多年,实际上他是促成小说诞生并把它送上发展之路的首创者之一。没有必要详细论证他的先驱地位,只需说明他开始写小说之初已经对这门艺术有了若干设想,它们部分得自于他本人作为最早小说写者之一的亲身体验。小说要讲述真实故事并传达正确的教诲,才有存在的价值。“编造故事无疑是最骇人听闻的罪过,”他写道,“那是一种会在心灵中豁开大洞的撒谎行径,而后说谎的习惯就会渐渐乘虚而入。”因此,在一部部作品的前言里或正文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从不臆造,而彻头彻尾依据事实,他一心记挂的是让邪恶者悔改、让无辜者警惕的高洁道德意图。幸运的是,这些原则与他的性情和天赋十分相合。先于把经验转述进小说,60年人生变幻早已把种种世态刻进了他的身心。“不久前我曾用这两句诗总结自己一生的缤纷场景,”他写道:

没有人曾经更多体尝莫测的命运,

我十三次发财致富而又沦落赤贫。

写《摩尔· 弗兰德斯》之前,他曾在新门监狱被囚了18 个月,曾和窃贼、海盗、路匪,以及造假币的犯人聊过天。不过,由于生活经历和事件发生而不得不面对某些事实是一回事,贪婪地吞咽世相真情并铭刻在心又是另一回事。笛福不仅曾亲历贫穷困境,与深受其害的人交谈,而且对他来说,那种衣食不保、风雨无遮、艰难辗转的生活激发出的想象,正是他的艺术的最适当题材。他的杰出小说每每在开头几页里就让男女主人公陷入孤立无援的不幸处境,让他们的生存只能是持续的挣扎奋斗,就连能够活下来也是运气和奋斗的结果。摩尔· 弗兰德斯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罪犯;辛格尔顿船长童年时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出身于绅士家庭,却成了窃贼的徒弟”;罗克萨娜开始时运气稍好,但是15 岁结婚后却眼看着丈夫破了产,自己拖着五个孩子,陷入“无可言状无比悲惨的境地”。

于是这些男孩女孩们个个都得独自闯世界,都得艰苦奋战。这种境遇完全是按笛福的偏好编排出来的。他们中最突出的一位,即摩尔· 弗兰德斯,从一出生至多不过暂缓了半年时间,就落入了“贫困—— 那最坏的恶鬼”的魔掌,自打学会做针线活儿就被迫自力谋生,奔走四方,她并不向其创造者索求他所不能提供的雅致家庭氛围,却从他那里获取了他所熟知的各式各样奇人异习。从一开始,她就被压上了必须证明自身存在权利的重负。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必须用她依据亲身经验在一己头脑中打造出的某些粗糙道德规则来应对各种突发紧急情况。她年纪轻轻就已违背了世俗公认的律法,此后便一直享受着法外之人的自由.而故事的轻快活泼在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此。对她来说唯一不可能的事便是安享舒适宁和的生活。不过从一开始,作者的特殊天才就在发挥作用,从而避开了冒险小说套路的明显陷阱。

他让我们明白,摩尔是有自身价值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历险经验的载体。作为证明,摩尔和罗克萨娜一样,在人生开局之际就激情四溢地坠入情网,尽管运气不是太好。她后来不得不重整旗鼓,另与他人结婚并仔细检点婚约条款带给她的钱财和前景,这应当归因于她的身世,而非她对热烈情感的轻视。此外,像所有笛福笔下的女人,摩尔具备健全有力的头脑。如果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会毫不犹豫地说谎,正因如此,当她讲真话时便有某种不容否定的气势。她不能在细腻精微的个人情感上浪费时间,不过掉一滴眼泪,伤心片刻,然后“故事就接着发展下去”了。她的心灵热爱迎风沐雨。她喜欢运用发挥自己的能力。当她发现自己在北美弗吉尼亚所嫁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弟弟时,不由得深感厌恶,坚决要求离开他;然而,一旦抵达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港,她立刻就“上巴思城去寻欢作乐,因为我离年老还远着呢,我原本就性情快活,这时更是登峰造极”。

她并不冷酷无情,也没有人能指责她轻佻放纵;不过,她爱生活,而一位生气勃勃的女主人公自然让我们相随不舍。还有,她的抱负不无创造性想象,使之可以被归为高贵的激情。迫于处境,她不得不算计精明而讲求实用,但是她又时时被对于浪漫爱情及她所认定的绅士品质的渴念所困扰。摩尔哄骗一位拦路打劫的强盗,让他以为自己很有钱。“他具有货真价实的骑士精神,这让我更觉得悲哀,”她这样写道,“比起被无赖小人坑害,栽在讲求荣誉的君子之手多少也算一种安慰。”与这般性情一脉相承,她和最后一位男性伴侣抵达美洲种植园以后,那位先生拒不从事劳作,一心热衷游猎,摩尔对此却颇感骄傲,她很高兴地为他购买假发和镀银的剑,“好让他显得风度翩翩,他也本来就是位优雅绅士”。她对热天气的喜爱也与此呼应,还有她亲吻儿子踩踏过的土地的那股热乎劲儿,以及她对各种过失的大度宽容—— 只要那过失“不属于彻底的卑鄙,占上风时冷酷无情,专横残忍;处逆境时又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对世间其他一切,她唯有善意。

作品简介

听这个站在文学前沿的女人讲笛福、谈奥斯汀

《伍尔夫读书笔记》,(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黄梅 刘炳善 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

这本书主要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集《普通读者》、《普通读者二集》,多为伍尔夫的读书心得和感想,故称为“读书笔记”。本书的主要内容有简·奥斯丁、《简·爱》与《呼啸山庄》、现代文学随笔等文学评论性文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

伍尔夫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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