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长翅膀的女孩》， [美国] 苏·蒙克·基德 著， 胡斐 朱萍 译，译林出版社，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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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H. 格里姆克
我十岁那年，一天晚上妈妈告诉我，非洲人曾经能飞行。她说：“小麻烦，你姥姥亲眼见过，看见他们飞过树梢，穿越云彩，像黑鸟般展翅飞翔。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魔力了。”
我妈妈很精明。与我不同的是，她没读过书，她的知识全都源于她那颗仁爱之心。她仔细端详着我的脸，看出了我的悲伤与疑惑，于是问我：“你不信我的话？孩子，你知道你的肩胛骨是怎么来的吗？”
她拍着那些凸显在我背部的皮包骨说：“这是你翅膀的残肢。现在只剩下这些平板骨头了，但总有一天你会重新获得翅膀的。”
我像妈妈，也很精明。我甚至在十岁时就知道人会飞的故事纯属杜撰。我们不是什么失去魔力的特殊人群。我们是奴隶，我们哪儿也去不了。等我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不错，我们是能飞行，但那不是什么魔力所致。
白天的日子过得很无聊，这个世界都无力改变。我在后院里干活，烧一大锅洗衣水，将奴隶们用过的被褥放在水里煮，锅里溅起的肥皂沫随风吹进我眼睛，火辣辣的。早晨天气寒冷——太阳看上去像个被紧紧钉在天上的小白扣子。夏天，我们穿着家纺土布裙，里面衬着短裤。但是，当查尔斯顿的冬季像个懒女孩在十一月或一月降临时，我们会套上粗布袋—一种用粗纺线织成的厚外套，就是个带袖子的旧布袋。我的是捡来的，穿在身上一直拖到脚后跟。真不知道之前被多少脏兮兮的身体穿过，那些人也算善良，在上面留下了各种体味。
有一天早上，夫人在做祷告时我睡着了，她拿起手杖对着我的屁股猛抽了一下。每天早餐前，除了疯子老罗塞塔，大家都会挤在餐厅里，强忍着瞌睡，听夫人给我们讲诸如“耶稣哭了”这样的《圣经》里的句子，然后大声祷告着上帝最喜欢的主题：服从。如果你打瞌睡，你就会在“上帝说了这”“上帝说了那”之间挨打。
我对这桩不幸的事充满怨言，常向阿婶抱怨。我会脱口而出夫人常用的句子：“叫这杯离开我。”我常说：“耶稣哭是因为他像我们一样，栽在夫人手里了。”
阿婶是个厨师——她在夫人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就服侍她了——其地位仅次于男管家汤弗利。她什么都管。只有她能对夫人指手画脚而不挨夫人的手杖抽打。妈妈要我管住我的嘴巴，可我从没能管住，一天要被阿婶打三次屁股。
我是个小麻烦，不过我不是因此而得名。“小麻烦”是我的乳名。我们所有的正式名字都是老爷和夫人取的。不过，通常一位母亲在看到自己婴儿来到世上并被放进婴儿篮的那一瞬间，脑子里就会迸出一个名字，一个看上去和自己婴儿般配的名字，比如出生那天是星期几啦，当日天气啦，或者是母亲在那天对人世间的感觉啦。我妈妈的乳名叫“夏天”，但是她的大名叫“夏洛蒂”。她有个兄弟叫“艰难岁月”。人们以为这是我胡编的，但都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你有个乳名，至少你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某种东西。格里姆克老爷给我取了个“海蒂”的名字，而我妈妈在看到我来到这个世界比预产期早了很多，就叫我“小麻烦”。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帮着阿婶干活，妈妈在大宅子里埋头忙着给夫人做一条金色棉缎制的华托长裙。妈妈是查尔斯顿最好的女裁缝，活儿太多，针用得手都僵硬了。你绝对看不到像我妈妈缝制的那种华丽服饰，而且她还不用任何图样，因为她不喜欢照葫芦画瓢。她都是亲自去集市选购丝绸和天鹅绒，格里姆克家的一切都是她做的——窗帘、缝制的衬裙、圈状裙撑、鹿皮裤，以及参加赛马周的服装所需要的各种缝补的活计。
我可以不无夸张地说——白人是为赛马周而活着的。他们野餐、散步，时髦活动一个接着一个。金夫人的聚会总是在周二，赛马俱乐部晚餐在周三，最兴师动众的是周六的圣塞西利亚舞会，届时个个都盛装出席。阿婶说，查尔斯顿有讲排场的情结。我直到八岁左右，都认为这种排场简直就是病态。
夫人是个小个子，粗腰，一对眼睛镶嵌在看似小面团的脸上。她不让妈妈给其他小姐干活。她们求她，妈妈也求她，因为那样的话妈妈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份属于她自己的工钱。但是夫人说，我不能看着你把她们的活干得比我们的好。夜晚，妈妈总是扯布用于缝被子，我则一手拿着蜡烛，一手将扯下的布条按照颜色整整齐齐地摞起来。她喜欢亮丽的颜色，并善于搭配——紫色与橙色，粉色与红色，别人都想不出这样的搭配。她喜欢三角形，一贯垂青黑三角。妈妈几乎在每条被子上都缝上黑三角。
我们用原本装饰颜片的木盒放碎布，用荷包放针线和一枚纯黄铜的顶针。妈妈说，那枚顶针有一天会属于我。在她不用时，我会把那枚顶针当作珠宝戴在手上。我们用原棉和羊毛线头填充被子。最好的填充物是羽绒，我和妈妈从不放过一根掉在地上的羽毛，现在照样如此。有时，妈妈回来时衣兜里会揣点鹅毛，是她从大宅子的床垫小洞里拔出来的。当我们急着填充一床被子时，我们就会从劳作庭院的橡树上撕下长苔藓，缝在被里和被面中间，螨虫什么的统统缝进去。
这是我和妈妈喜欢的我们一起做被子的时间。
无论阿婶叫我在院子里干什么活儿，我都会眺望楼上的窗户，因为妈妈就在窗下做针线活儿。我和妈妈之间有一个暗号：如果我把水桶反扣在厨房间旁边，就意味着一切平安无事。妈妈就会打开窗户，把从夫人房间里偷拿的一块太妃糖扔下来。有时她还会扔下一捆碎布——有上好的白棉布、方格布、平纹细布，还有一些进口的亚麻布。有一次，她还弄到一枚纯黄铜的顶针。她最喜欢拿的是鲜红色的线，她把线绕起来放在衣兜里，直接走出大宅子。
一天，院子里一派繁忙景象，所以我也没有闲情指望从蓝天上掉下太妃糖。洗衣奴玛利亚的手被木炭烫伤卧病在床。阿婶含着泪顶替她洗衣服。汤弗利让男仆们在院子里杀猪，那头猪奔来跑去，死命地咆哮着。大家都出动了，从马车夫老斯诺到马厩清洁工普林斯都来了。汤弗利想尽快结束这场宰杀，因为夫人不喜欢院子里乱哄哄的。
喧闹是她的奴隶罪状单上的一条，我们对此都铭记在心。第一条：偷窃。第二条：不服从。第三条：偷懒。第四条：喧闹。奴隶平时要像圣灵一样——无影无声，但要形影不离，随叫随到。
夫人对着汤弗利大喊，要他安静点，小姐不应该知道培根是怎么来的。听到她的喊声，我跟阿婶说，夫人不知道自己吃的培根是从哪儿进，又从哪儿出的。阿婶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拿来一根我们称之为标枪的长杆，从洗衣盆里挑起床单挂在铁栏杆上，栏杆上还晾晒着阿婶烹饪用的各种香草。马厩里的栏杆是不能晾晒洗衣物的，因为马的眼睛对皂碱很敏感。至于奴隶的眼睛就另当别论了。我用棍子使劲拍打那些被单和毯子，我们管这叫除尘。
洗完衣物，没有其他事可做，我通常会惬意地去享受所谓的第三条罪状：偷懒。我通常沿着自己在土里踏出的小路绕十圈、十二圈。我从大宅子后面出发，途经厨房、洗衣房，直到大树下。树上有的枝干比我的身体还要粗，枝杈纵横交错，仿佛盒子里的缎带。俗话说，坏人走路不绕弯子，而我们的大树没有一根枝干不是弯曲的。天气炎热时，我们这些奴隶都会聚集在大树下。妈妈总是叫我不要扯树上的苔藓，因为它们既可以防晒，又可以躲避他人的偷窥。
返回时，我经过马厩和马车房。我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就是沿着小路兜一圈那么大。我还没见过大宅里那个旋转地球仪上面显示着的其他地方。我闲逛着，期待这天赶快结束，这样我和妈妈就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屋子。那是一间位于马车房上层的屋子，没有窗户。下层的马厩和牛舍臭气熏天，似乎我们床下垫的不是稻草而是动物粪便散发出的恶臭。其他奴隶住在厨房上层的屋子里。
风从耳边掠过，传来路那头远处港口的船帆被风吹打的噼啪声。那个地方我只从微风里闻到过，而从未见到过。船起航时，风帆发出的噼啪声如同鞭子在抽打，此时我们大家都会仔细听，想弄清楚是隔壁院子里的奴隶在挨打，还是船只起帆离港。如果有尖叫声，答案就清楚了。
夕阳西下，云间留下一块褶皱，此时的夕阳宛如一粒扣子掉落。我捡起洗衣盆旁边的标枪，也不知为什么，猛地将其扎进菜地里的一只冬南瓜里，然后拿起南瓜扔过墙头，就听到隔壁传来“啪”的一声——南瓜破碎的声音。
接下来是一片寂静。后门传来夫人的喊叫声：“阿婶，立刻叫海蒂上我这儿来。”
我朝大宅子走去，心里直犯嘀咕：她一定是因为南瓜的事恼火了。我吩咐我的屁股要打起精神来。
作品简介
《长翅膀的女孩》， [美国] 苏·蒙克·基德 著， 胡斐 朱萍 译，译林出版社， 2017年5月
海蒂·格里姆克（“小麻烦”），19世纪早期查尔斯顿的城市女奴，格里姆克家的院子里的围墙，圈住了她全部的世界，她想出去看看。格里姆克家的女儿萨拉，从小就知道自己必将在这世上做出些什么，但因为“女性”这个身份，她举步维艰。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1803年，萨拉11岁生日，10岁的“小麻烦”作为生日礼物，被送给萨拉做贴身女仆。接下来的35年，我们跟着她们踏上这段非凡的旅程：她们都为了拥有自己的生活抗争着，决定着彼此的命运，同时，两人的关系也被愧疚、反抗、疏离，与不易的爱缠绕。
同时，这也是一部基于真实人物的小说。
19世纪30年代初期，萨拉·格里姆克和妹妹安吉丽娜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女性。她们对家庭、社会以及宗教的公开反抗如此激烈，导致她们遭人辱骂、追赶、驱逐，不得不在死亡的威胁下，逃离自身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家。
她们为自由与平等发声，为美国黑人和女性发声；
她们的讲演吸引了万千听众；
她们著名的宣言小册子，直接促成15年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诞生；
她们承受了女性主义与废奴运动最初的残酷反应，而今人却不知她们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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