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日本认知与想象的二重奏

一、日本：奇迹还是奇异？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现代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日历史上的各种恩怨情仇。人们会因为日本历史上曾尊崇和学习中华文明而对它抱有好感，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是我们用来描述中日关系的特殊词汇。但另一方面，因日本在近代转向西方世界，并转而侵略中国，人们又会对它的“背叛”耿耿于怀。日本的这种形象由我们自身的想象与认知交错而成，但这是一种有待反思和省察的朴素的存在。

日本从19世纪后期开始崛起，一举成长为改变东亚与世界秩序的大国；1945年战败后，它很快又再次崛起，如今正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沿地带。很多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日本的奇迹”。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还要继续追问的是：日本是如何从历史上中华世界边缘的蕞尔小邦、一个世界史上无籍籍名的东海小国，转变为让世界惊异的存在？日本如何转变为异于我们的陌生存在？如何理解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上堪称卓异的各种表现？

或者说，与西方视线中的日本不同，我们要理解的不是“日本的奇迹”，而是“日本的变异”，是要建立一个理解日本的框架， 将日本纳入一个可理解的认知体系中。

现代中国人看日本时的视线颇为复杂：在我们想象的某个角落中，日本是和我们相同的存在；但在现实中，日本又有着许多我们不易理解的奇异属性，甚至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其实，现代日本人看中国时同样如此：他们也是以一种纠结的心态观察着中国的一举一动。这种彼此打量对方目光的奇异性，是历史上中日两国特殊关系的一种呈现。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去理解日本的“变异”，日本的这种转变为“异质”的、有着诸多“卓异”品质的他者的过程，从而获得一种关于日本原理的精深认知。重新审视日本的演化历程，描绘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上的历史变迁，这种工作构成了我们解析日本“变异”的基础。

本书还有一个与此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目标：获得一种全新的自我认识。“我们”是谁？在这个巨变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是要把日本当作一面镜子吗？日本诚然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光学折射看到自己的镜像；但这还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因为镜子是外在于我们的一种事物，是一种工具，而日本在本质上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其实，日本内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对日本的想象与认知方式，正是自我的建构与外在呈现。

这种看法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到确证。想想看， 平时提到日本时，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会用哪些关键词来描述它？显然，诸如“文明”“干净”“安全”“认真”“勤奋”“执着”“有礼”“拘谨”“变态”等说法，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些说法其实有着共同的起源，即都来源于比较，而比较的对象主要就是我们自己。

我在前面说“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其实这是对人们日常感受的一种郑重、严肃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愿意直接用“变态”来描绘他们眼中的日本的奇异属性。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从“变态”这个标签说起。这个常见的说法因其高度的通俗性和表现力，只要对它加以恰当的阐释，就会构成我们认知日本的独特视角——“变异”。

二、关于日本“变态”的想象和认知

让我们暂且回到上面提到的包括“变态”在内的说法上。这些说法的本质是社会学当中所谓的“刻板印象”：它是指社会上一般流行的关于其他族群、关于他人的看法，通常都夹杂着特定的成见和偏见。我们如果想要深刻认识日本，首先就要对这些刻板印象进行一番论辩与反思；而对“变态”进行分析，会给我们提供直抵问题核心的入口。

现在，我们的问题变得非常简单了：日本真是“变态”的吗？

显然，“变态”是一个极其口语化的说法，亦庄亦谐；人们在平时读日本小说，看日本电视剧、电影或者阅读日本社会新闻的时候，经常会遭遇到一些情节或事件，然后不经意地评论说，“嗯，有点变态”，“哇，真是变态”。这么说时，人们其实是要表达一种特定的扭曲现象，尤其是指“心理变态”与“性变态”。这些“变态”不是什么好事，但正因为如此，反倒会激发我们去探寻，在人们日用而不知的这个“变态”所指涉的现象的背后，是否有着我们不熟悉的日本的特殊原理在发挥着作用？

这个问题把我们导向了严肃的思考。事实上，当我们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某些领域中发现“变态”现象时，我们正是用它指称一种和我们不同的、日本自身特有的形态；而“变态”的称谓， 恰好表明了我们对日本特殊性的一种朴素感受。

其实，从字典的标准来看，“变态”有两种严肃的含义。首先，它是指事物的形态或姿态发生了改变、变形，是指一种“变化了的形态”；其次，它是指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无论哪种含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说“变态”时，我们心中一定有一个“常态”， 即我们自己认为的“正常”标准。因此，“变态”在本质上是指一种和我们预设的标准不同的状态，我们可勉强称之为“非常态”。

日本的这种非常态现象，似乎举目皆是。日本人对汉字的用法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比如，他们的地名或姓氏里面有“我孙”“我孙子”“吾妻”这样莫名其妙的说法，而名字里则有“龟太郎”“花子”等同样不可思议的叫法。这种奇异的汉字用法不胜枚举， 但如果我们不以我们自己当下的用法为准绳去判断，就很难说日本的用法“变态”了。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日语中有“雪隐”一词，看上去颇有意境，但意思却是“厕所”，这似乎显得很不可理喻。但翻阅日文字典我们会发现，这个用法其实出自中国佛教典故， 源于雪窦禅师在浙江雪窦山灵隐寺司职清扫厕所的故事。“雪隐” 的这种古典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已完全隐去。

再有，日本的和尚可食肉，可饮酒，可娶妻生子。即使走在东京、大阪等现代化大都市的街道上，你也会随时发现大小不一的佛教寺院，而佛寺里面通常就是墓地，密密麻麻地竖立着木制或石刻的墓碑。日本人的社区和墓地毗邻而居，阴阳两界似乎相安无事；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日本的电视台、报纸等各种媒体还会投放关于如何办理个人丧事、料理后事的广告。我们觉得这些现象是一种“变态”，它的佛教规定违背了中国现行佛教“断酒禁肉”的戒律（形成于南北朝时期），而它的生死观也和我们中国人的大相径庭，触犯了我们心中的一些禁忌。

日本社会和文化中还有无数的这样让我们啧啧称奇、深感费解乃至瞠目结舌的例子。可问题也出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在美国、印度、非洲发现让我们震惊的文化现象，但我们通常不会说“美国变态”“印度变态”或者“非洲变态”。那么，“变态”为何成了我们心目中几乎是日本专属的标签呢？

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为日本定制的尺子，无论我们怎么用它来衡量，都会发现日本和我们不一样，于是就认定是日本“变态”。我们潜在的意识是日本应该和我们一样。至于美国或印度等其他国家，它们本来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必为本来就不一样的事物感到惊诧。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日本”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特定版本的“日本”，而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不同并不十分在意。换言之，我们都认为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关系特殊，以至于我们对日本的“不同”、对日本的“非常态”非常敏感。我们有意无意使用的“变态”这个说法，将我们日本认知的深层逻辑或者说无意识暴露了出来。

我们的日本认识由此就深入了一步：日本并非一个纯然外在的对象，它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甚至就是我们的一个“分身”。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很早就表达了这种面对日本时似曾相识的感受。比如，周作人（1885—1967）在1935 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日本的衣食住》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周作人的意思是说，他在日本发现了中国美好的古代形象， 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在位的时代，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朝鲜、越南这两个国家虽然也在“优孟衣冠”，同样在模仿中国的礼仪典章制度，但我们却无法在它们身上看到这样美好的中国。中国的“古昔”在故土已经失落为“空假”， 这更是耐人寻味的文化与文明意识。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清朝末年驻日参赞、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1848—1905），比如懂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1857—1928）， 比如晚清变法领袖、“南海圣人”康有为（1858—1927），再比如大思想家、“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1893—1988），他们都有过类似的日本体验：有人在日本发现了“中国”，有人说遇见了自己的“故乡”，有人看到了中国古典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再回到当下。如果你有过日本旅行的体验，或者通过影视节目有过间接的体验，当你看到日本满街的汉字时，是否同样有“发现中国”的感觉？比如，现代日文中的汉字字体就与我们广泛使用的“宋体字”不同，他们使用的字体叫“明朝体”，是中国明朝时传入日本的标准字体。这种字体虽然本质上也是一种宋体字，但和我们当下印刷体使用的“宋体”或“仿宋体”在字形上有很大的差异。单从汉字字体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还有一个不同的“中国”。

如果对书法多少有所了解，我们可能还会在内心深处认同周作人曾经的印象。周作人回忆说，当时他和他的伙伴们，“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即便我们对书法不了解，多半也会感觉到日本很多店铺招牌的汉字书写让人耳目一新，似乎更有古风，更为古雅。

在“变态”的日本，我们竟然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

我们在日本能够发现“中国”，这只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着一种观念，即日本文化是长久以来接受中华文明的哺育而成的；而我们在日本的所见，恰好印证了我们内心的日本形象。观念和现实感受相互强化的结果，就是日本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

因此，当我们认定日本的某些现象是“变态”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发展变化偏离了我们心目中的常态，变得“不正常”。这个常态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古典文明的关系，我们在看待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社会时，会倾向于认为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误认。

三、日本是一种“心理情结”

再换一个角度，借用“羡慕嫉妒恨”这个流行的大众心理学的说法，我们就能更进一步捕捉“日本在我们心中”的经验证据。每当我们提到日本时，这些情绪中的一种或全部可能会以某种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比如，在提到现代日本国泰民安、衣食丰美、秩序井然时， 我们会羡慕，会把日本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提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右翼政治家或右翼学者否认侵略战争、否认战争中的各种罪行，我们当然会愤怒。同样，想到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到了近代却后来居上、反超中国时，有一些人内心难免会有一丝嫉妒，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些都是变化不定的情绪，想象、事实、认知与偏见杂糅在一起，我们不必较真。但这些日常的经验与观感的普遍存在恰恰表明，日本内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随时会拿出我们内心的尺子来对它测度一番。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我们面对日本时的这些或温和或强烈的情绪，还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内心衡量日本的那把尺子，影响了我们对日本事物的判断。日本内在于我们的这种心理机制，可以称之为“日本情结”。

“情结”是一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上的专门说法，近似于我们日常口语中的“心病”。“情结”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判断，也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比如，刚刚提到的“日本右翼”政治家与学者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军国主义会死灰复燃吗？再比如， 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出现了二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因情绪和刻板印象而影响了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既然日本是我们的“心病”，认识日本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个心病有多种起源，我会在本书中加以分析。如果举出其中的荦荦大者，那就是最近一百多年来，日本深深卷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甲午战争，二十一条，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这些历史，我们耳熟能详，它们强烈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历史记忆和观念更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心中的情结。

情结是心理上的事物，虽然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不容易让人把捉。与此相对，“日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随时可见的面相：日本就在我们身边。

这不是说日本在地理上距离我们很近，而是说它实实在在地就在此刻你我的身边。比如，在我们的手机上，各种品牌的手机或多或少都有日本制造商提供的零部件或设计方案；我们可能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看日本电视或电影节目，或者玩日本游戏。再比如，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日系的汽车；中国每年销售的家用汽车，日系大约占了四分之一。

日本在我们身边，是因为它有着庞大的经济体系。日本的经济总量在1960年代末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直到2010年，这个第二的位置才被中国取代。但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口数量是日本的十一倍，国土面积大约是它的二十五倍。如果不比较总量而比平均，我们会看到，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这时候我们如果还说日本“变态”，那么它的真实含义就是“优异”和“非凡”意义上的“非常态”。

早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士大夫就意识到了日本的优异属性，开启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整个20世纪，中国都一直在奋起直追。时至今日，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日本更富有危机意识，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为了准确、及时把握中国的动态，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中国进行研究。告别了20 世纪上半叶血与火的生死之争后，中日两国如今建立了异常紧密的经贸关系，但双方在政治关系上一直起起落落， 处于一种低信任的状态。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常态，但又与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不同，是一种非常态。因此，我们的日本认知要先行一步，指向一个更好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秩序的建构。从世界主义的视角来看，建构一个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在长远的意义上关乎世界的文明进程。

（本文选摘自李永晶著《变异：日本二千年》一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经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