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停科举。之后新起的知识人与旧日士人的代谢，便成为那一段历史里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群类，知识人是以其出身于学堂和游学为标识而别成面目，与旧日的士人相区别的。时当科举为兴学让路之日，这种区别分出的是两者之间的高低上下；时当清末筹备立宪以百度更张除旧布新之日，又是朝廷需要新学，而知识人出自新学。因此那个时候为朝野所共奉的人才出于学堂的一派道理，便成了直接把这个群类拱入权势之中的动力，而后是知识人甫自初生，便已身在四通八达的一路发皇之中。光绪朝末期，御史吴钫疏奏论“厘订”官制，而先以科举既停之后的“人才绝续之交”，说朝廷用人的无可选择：
此后新政日繁，需材日多，将于何途取之，势不能不取之学堂，而全国学堂甫有萌芽，尚无效果。臣窃虑三五年内，必难遽得学堂人才之用，忧时者求才无计，迫而索之东西洋留学生。而以臣所闻，留学情形则亦有未可恃者，盖外人专门之学颇极精微，绝非十年以内所能研究，不特私费者无此财力，即官费者亦无此日力，浅尝辄止，所在皆然。其贤者视影昔阴，望洋兴叹，二三浮薄之士，则略通文语，专事欺蒙，甚或敢为大言，甘溺邪说。而操荐举之柄者，又未必人尽公忠，滥保私人，援引亲故，一或不慎，流弊何穷。
由“势不能不”到“迫而索之”，说的都是之前演变而来的历史格局，已成为后来限定的历史格局。则时当科举停置之际，最先涌入官界的，大多是“东西洋留学生”，其中又以“二三浮薄之士”为尤善自显自见而容易出头。当时的宪政编查馆曾说其大略曰：“唯入官试验，一时尚无善法，而内外百司推行新政，需才孔殷，此项游学毕业人员，为数又属有限，争先罗致，亦理势之自然。”于是“往往负笈初归，而剡章已列”。在这种无需“试验”，径由“私相延揽，以辟召而得官” 的过程里，“罗致”便是腾达，留学生不仅能因此进入仕途，而且能因此走到高处。其影响所及，又一定会越出其“为数又属有限”的范围，化为声光炎炎的迫人气焰。
曾在日本学过法政的易宗夔当时正身任资政院议员，而议事之际指斥“各省提学使”，又指斥地方之“议长”，动辄居高临下，鄙称之为“科举时代的人”。当此声光随权势而走之日，与这些海外归来的新人物一同与“科举时代的人”相对而立，并一同被当道倚重的，还有养成于中国学堂的土生土长的新人物。光、宣之交盛宣怀奏议论矿务，而陈说之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涉入其间的“矿务学生张金生”，一经奉派勘矿，便已与两名道员对等敌体，比肩共事，之后又直接接替其中的一名道员，出任主持地方矿务的“帮办”。显见得官场虽有等序，而学生自能一路直入，越级而上。与之相类，《汪穰卿笔记》中有一节，说的也是那个时候的学生：
京曹官有奉部命至湖南某州有所调查，一日偶与人家婚宴，座中有昂然气态出众者。问之，则以湖北寻常师范毕业生，在其州中办新政者也。一人忽前语曰：“某家逼婚事，君何不过问欤？”其人曰：“吾何暇为之，吾既办全州教育，而州官又浼吾办警察，岂暇为此？”请者又徐曰：“君盍姑问之，某家固尚有三牛也。”此人闻言，即俯首沉思，不复言有暇否矣。
一个“寻常师范毕业生”既已总绾“全州教育”，又将提调一州之警政，这种全无规则可言的权力集归同样打破了官场等序。出自学堂的“昂然气态出众者”因之而轻易地进入了地方社会的上层，但作为汪康年实录彼时众生相的一种典型形象，则其太过直露的贪鄙，同时又说明与之俱入，并影响后来的，将会是这种由知识人演化而来的新官僚大幅度劣质化。
这些各不相同的记述，都写照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的学堂崇拜和游学崇拜，以及由此派生的学生崇拜和留学生崇拜所曾达到的程度。风会所趋，其时籍属桐城的吴汝纶致书桐城绅士说：“昨见乡试题名，中者甚多，殊以为喜。但在今日，科举已是弩末。小儿欲试，吾毅然不许。此次招考取入学堂之诸生，将来荣誉，不止过于科第，即一邑盛衰，基胎于此，无论殷盼”，具见取舍分明。同时又有《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在一封信里说的，“圣人［孔夫子］的第七十六世后裔衍圣公”通知柔克义，“他打算把他的已往懂得很多英语的侄子送进这里的美以美会办的学校”，同样是取舍分明。在那个时候，吴汝纶为儿子谋将来和衍圣公为侄子谋将来，都因其各自的文化身份而代表性地表现了人随风会而走的事实。而身在这种风会之中，其时的留学生则自以为真能高人一等。因此民初北京欧美同学会曾有提案说：“夫留学生为国民优秀知识阶级，不仅谙熟东西洋最新学术，洞悉世界潮流，且曾亲历立宪先进各国有年，于法治精神，尤多心得，为国家计，自应特别设法”待遇之，“俾能贡献其学识经验”。还有人出洋留学之前，已在报纸刊登广告，自期“来日学成回国之时，适中华仰才之秋也”。前者由彼邦而来，所以顾盼自雄；后者则还没有离开中国已在顾盼自雄。
然而与这种学生崇拜和留学生崇拜同时存在而成为对比的，则是当时人以其闻所闻和见所见发为评述，却并不相信学生的值得崇拜和留学生的值得崇拜。一则记载说：“自科举废倡言新学，凡学日本三年毕业归国者，送部应廷试，或赏翰林，或进士、或举人，皆出于一榜焉。此从来科名未有之变局也。”然后举例说“光绪末年，有粤人某廷试得翰林，呼何秋辇中丞为秋辈，读奸宄之宄为究。予初以为言者过甚耳，迨指其人而实之，始知不谬。吁！此亦国之妖异也，安得不亡哉！”以“粤人某”为实例，则具见留学生识的中国字太少；另一种记载说：“闻绘图生某，痛言流东生徒之怪现象，举凡人生丑劣行，皆一一贡献之，发露之不稍匿，犹自号于众曰：吾国民也，吾当为社会之主人也。噫！”由“流东生徒之怪象”，则具见留日学生的不易以人世间常情常理相度量。其间刊于宣统年间《时事报》的《拟考试人员上唐保锷书》，尤立意峭刻而行文了然直白，先以“公非所谓留学毕业生者耶？公非所谓毕业考取翰林耶？以如此翰林，有如此之知识，此足见留学生之特色，令人崇拜不暇。生不敏，新学固有所未知，旧学亦非其所长”作彼己之分而自居于谦卑一方，然后笔锋倒转，出之以调侃讽刺说：
日前天津审判研究所考试正班新到人员，蒙命题为《唐明皇以诗书赐吐蕃论》，一班考试人员，几不知唐明皇为何人，吐蕃即今为何国，搜索枯肠，不得其解。若非公登坛讲题，谓唐明皇即鉴书内之唐太宗，吐蕃在中国，即今之俄罗斯，生等几乎要递白卷矣。而不识时务之优贡某，不知自谅，竟敢出而辩难，以吐蕃为西藏，以明皇为玄宗。此等无根据之谈，诚如公所云：“尔于中学则致力矣，历史地舆之学素未讲求，无庸争辩，致误正解。”
在其一派非常明显的挖苦里引入这一段“优贡某”与唐保锷之间的论辩，实际上是在以具体的人物作对比，显示“科举时代的人”与留学生之间知识上的高低之分和差异程度，以及“留学生之特色”的傲慢和虚骄。因此一派挖苦之后，又“检阅《御批通鉴辑览》”，为之说唐史，自“太宗以来，中间高宗、中宗、睿宗，而后至于明皇”；并据历史指述地理，为之说唐代的吐蕃，“实为今日西藏之地”。末了言之锋利地讥嘲说：
想公另有一部鉴史，一幅舆图，得于留学之时，为人之所未及见。故毕业回国，博取翰林，有如拾芥。公之所谓素谙新学，素谙历史地舆之学，殆即以此。是以知留学之知识，可谓成矣。
与当时人说当时事多见发抒感叹相比，这些文字首尾完整，留下的是一段历史情节和一种历史形象。而由此产生并与之相伴的以诮薄表达轻蔑，正说明作为知识人的留学生本应以一己之学植自立，但“命题”之后又“登坛讲题”的留学生则以其太过明显的信口臆说与“优贡某”形成对比，证明了自己的不能以学植自立。因此，挖苦和讥嘲表达的都是对于留学生之为知识人的蔑乎视之。在两千多年以敬崇文化为传统的中国里，这已是一种极度鄙夷。而原本倚为光彩的“博取翰林，有如拾芥”则随之滋味全变，留下的只是一种供人指指点点的名实不相对等。
当新旧嬗递之际，留学生应时而起，并且先声夺人，因此，从“粤人某”到“流东生徒”，再到“如此之翰林”的唐宝锷，其间的记载所及，都是当时的留学生。而蓝公武在民国初年说：“即以今之新进俊髦高谈欧美者流而言，亦多思想卑野，知识浅薄”，而且“内乏信仰力”又“中心无主宰”，显然同时总括了游学一路和学校一路。稍后孟森说：“计自废科举、改学校以来”，多年之“所造就不过半通不通之人才”，则其概而论之，对应的已全是本土所办的学校和本土所产的学生。从光宣之交到民国初年，是一个因新学崇拜而致学堂崇拜、学生崇拜和留学生崇拜从风而起，掀动朝野的时代，学生之腾跃而上，靠的应当是别人没有而他们独有的“东西洋最新学术”。但在这些生成于同一个时间里的记述和评断中，学生和留学生之被比为“国之妖异”、“人生丑劣行”、“如此之知识”，以及“思想卑野，知识浅薄”和“半通不通”等等，其所以深被鄙薄，却大半正在于其“东西洋最新学术”的不足取，以及与之相随的性气蜕变。这种崇拜和鄙薄的彼此相逆又一时共存，便成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里与知识人相伴而生的真实矛盾。
知识人的历史起点与这种矛盾内在地交集，则以此为开端，构成了这种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会长久地存在，并沿各自的因果深度影响后来的知识人与中国社会。
（二）
由于兴学育才与停置科举牵连而起，同时是两者之间的此长彼消，正在万众瞩目之下重造人世间的荣枯穷达，因此比较而言，在知识人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便成了更能直接影响和最先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一面。影响所及，又尤其明显地见之于原本为科举所收拢，而此日已无所皈依的士人处进退失据之间，为这种此长彼消和荣枯穷达所牵引，纷纷然以变应变。所以，当那个时候的人正以“各国留学生考试，赏翰林、进士、举人有差”的“崇拜西欧，极力则效”为见所未见之日，而与之相隔不过咫尺，已有经乡试、会试、殿试、朝考而得翰林者企求“游学”，比为“拔出”于“地狱而升之天堂”的另一种见所未见。若以其时奏折中提及的山西在籍翰林院检讨梁善济“前在日本学习法政，于彼国法制，多有研究”；浙江“在籍翰林院编修陈敬弟”曾“游学日本，于各国政法并能留心体察”，以及直隶人刘春霖先中状元，后从“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等等这些到过“天堂”又回来的人物相推度，显然是和他们类似的翰林院中人其实不会太少。而同在以变应变之中，则翰林以下，见之于记载的进士、举人、秀才同样经由“游学”而一变其科举士人的本来面目者又会更多。
这种由此入彼的转身实现于个体的自愿选择，与之相比，光绪后期朝廷既立“仕学馆”，又立“进士馆”，已是旨在群体地改造“科举时代的人”。朝旨谓之“加意陶成，用资器使”。其间由诏书指令“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自当时人看去，便是已经由科举出头的士类之优秀者又在“屈伏充生徒”。由此形成的一身兼有科举所得的功名和学堂所得的“卒业文凭”，则决定了这些奉旨进入京师大学堂重作“生徒”的一甲、二甲、三甲进士，与一千三百余年间产出的科举士人实际上已不会全然相同。曾是生徒之一员的满人金梁后来记此一段光景说：“癸卯、甲辰两科同年朝夕相处，常谈笑为乐。余自额其宿舍曰斗室，出入最盛，各为品题，若者宰辅，若者督抚，若者卿贰，若者监司。同人常笑指余室曰：‘入斗室，如入小朝廷，百官公卿，如此无不备也。’汤同年（化龙）厚重不轻言笑。一日谓余曰：‘君日指目同辈，而未闻自置何等，殆将以帝制自娱耶？’谭组庵则曰：‘君霸才，当王海外耳，非中国所能容。’余笑斥之曰：‘殆排满耶？’”就其“谈笑为乐”的种种题目而言，显见得这些由科举而得功名者一入大学堂，互相影响的便都是不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遂使其中的不少人物经此造就，在民初都更容易与新知识人合为一流，以成其掀天揭地。辛亥年汤化龙助成湖北的革命和谭延闿助成湖南的革命，皆循此一路而来。
而在仕学馆和进士馆之外，稍后出现的地方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又别开生面，提供了一种以议事为名目，能同时容纳出身科举的士人、出自游学和学堂的学生，以及一身而兼此两重身份者的更大的空间。这些人各有来路，从而各成一类，但在资政院和咨议局引东西洋学理评说中国时事，并以公议和群议自立主张而表达政见的过程里，其间的公议和群议，又会使原本的各成一类，因其不断趋近而同化于时潮之中。所以，清末的报章以“咨议局与督抚之争执”和“资政院与军机之冲突”为特写，以描述当日政象之一派奇异。其中的“咨议局”与“资政院”，显然都被看成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和拥有共同意态的存在。由此等而下之，又有汪康年笔下“寻常师范毕业生”那样的新人物与旧日士人中的“明白耐劳之士绅”合为一途，在地方自治的名目下，共聚于地方社会各式应时而生的机构里。随之是同在一个无需恪守章法的历史过程之中，两种人之间的利益日益交集重合而界限日益漫漶模糊。漫漶模糊便是一种融化和同化。
这些现象出现于20世纪初年的科举士人之中，说明了科举停置之后，学堂和游学不仅在直接地产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新知识人，而且又在以这种新知识人的后来居上作示范，使科举士人中的个体纷纷然蹑而从之，并且积个体之多而合群地朝着新知识人那一面移动。而后的两头交汇和同化，便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重真实历史内容。因此，当清末民初的新知识人被置于评说之中，以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对社会无有益的贡献”、“不合中国情形”等等为陌生和异样；与之同时，又是本来熟识的旧日士人也在评说中变得陌生和异样。所以民国的前十多年间，当时人的见闻录入文字，便有指述浙江的“大荆土豪某，亦廪生也，一乡无不畏之。呼啸成群，四时所收礼物、食品堆积满屋，官亦仰其鼻息”。又有“张云雷等所建虹桥念佛社，借以敛钱，所入不赀。大抵土豪所为，总不外此。瑞安士绅更坏”；有指述江苏的“江北各属地广而瘠，民众而贫”，近年已至“游民失业十居八九”，而“地方士夫或负社会之属望，或肩自治之重责，多以攫取金钱为唯一主义”；有指述湖北的“正人君子”等“对抗议会之策”，及地方社会的“士绅暗斗甚烈”；有指述山西的“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矜、土棍，即为败商、村蠹”，皆“借势为恶，婿官殃民，欺贫谄富” 等等。若以光绪后期一个以教读谋食的在籍绅士目睹“日来里中构衅者数家”，在日记中自责“余德不修，莫能化及乡人也” 为其时犹能见到的乡绅维持地方的自觉意识，则以此作比较，显然是后来的乡里人说乡里事，记述的已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来以科举士人为主体的地方绅士，在这个时候整体地向着“坏”和“恶”一面演化。就其中一节把“劣衿”与“土棍”、“败商”、“村蠹”视同一类而言，又见此日绅士的构成已随社会的变迁而在变化之中。然而光绪末年朝廷议“直省官制”，曾有条陈说其时“每州县中，廪、增、附生合计必有三四百人至七八百人”之多，并预计“三十年后”，这些“胶庠秀士”才会“日即凋零”。如果加上身份更高一点的举人和贡生，则科举制度留给后来中国的士人，在数量上一定还会更多。而与学堂中人的负笈城市相比，他们都是在其时被称作乡里的地方社会中养成，从而根脉在于地方社会群类。因此，依其既有的历史承袭和积留的历史总量而言，民初的十多年里被指为“士绅”、“地方士夫”、“绅士”者，其实仍应是各有功名的科举士人居多。
作为一种事实，绅士之中的间有“劣衿”，本属自古已然。而此日的绅衿之“劣”所不同于自古已然者，又在于后来的绅士自身已随清末以来移入世路的新法而变。光宣之交，辜鸿铭呈文论新政，说是“近日各省督抚多有借西法新政之名目，以任其意之所为”，由此上下应和而衍为事实，便是“好大喜功之督抚”与“遇事揽权之劣绅”同归于“借此以徼名利”之途。他说出了这段历史中绅士之附着于“西法新政”的自为伸张；也说出了这段历史里绅士中最先据有声势的，常是其间品类不高的“劣”者。就西法新政本与新起的知识人同出一源而言，则出自科举的绅士人物之附着于西法新政已是一种自变形质。而其间尤以“劣绅”为引人注目，又说明这种自变形质的过程是在向下走去。而后是自清末至民初，西法新政更进一层，绅士的演变也更进一层。1912年，一则日记记述浙江平阳的地方政治说：
是冬国会选举，志瀓本大有希望，而以平阳共和党组织不力。黄笃生入国民党，尚感其不能制胜，乃电召殷铸夫妇，为运动当选，志瀓乃为大碍。余于选举前又不能善为布置，遂致着着落后。至选举时，永嘉徐象先（慕初）、林式言等运动百出，王志瀓、刘祝群等思以计破之，遇有重复投票者，当场弋获，宣告作弊无效。于是徐、林等遂率众乱殴志瀓，致起诉讼。
这种由地方开始的“国会选举”，腾跃于局中的无疑都是地方绅士。而由其各逞手段的“运动百出”论事实，正可以见“选举”的本义仍然是在“遇事揽权”。然而绅士之群争各依党派，施展为“运动百出”和“以计破之”，则这种“遇事揽权”，又以其与时俱进的名目之新和手法之新，已比辜鸿铭之所见更上了一层楼。在这个过程里，旧日的士人和出自学堂的新知识人已同在党派之中，自外观而言便是合为一体。但“选举”、“组织”、“运动”、“布置”之类大半为昔时的绅权所未曾有，而皆出自于新知识人更接近和更内行的“西学新政”一路。就此而论，显然是旧日士人之与新知识人的合为一体，只能形成于被动地跟从和仿效之中。由于合为一体，所以当日舆论所指目的“全国稍有才力聪敏之士”、“所谓上流社会者”，以及“国民中稍优秀者”，实际上对应的都应当是这种在合为一体中嬗变而成的近代知识人；而合为一体之实现于旧日士人随新知识人而变之中，则又决定了他们得自于科举的气质和面目不能不一路异化。因此，虽然个体地说，这个时代仍会有科举士人的实际留存和自觉留存，但整体意义上的士大夫则正在新旧同化和共同演化的过程里一面分解，一面融入于近代知识人之中。对于两千多年来以士农工商分群类，并置士于四民之首的中国社会来说，士人自身随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而变，不能不是一种大变。
（三）
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在极短的时间里掀动上下，改变了科举制度在一千三百多年里累积而成的社会格局，同时改变了养成于这种格局之中的读书人。然而与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比较，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又是一种由利禄之途的转移而直接促成的骤然而起。骤然而起是背后没有历史筑成的依托和脚下没有自内而生的根基。因此，当转移而来的利禄之途由通达到仄隘，由仄隘到截断之后，这种起于骤然的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便不能不由其兴也易，一变而为其衰也易。至民国初年，当时人眼中所见，已是今昔显然不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局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之后，“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难以为继。这说的是由盛转衰之间前后不到十年。与之相印证的，是1915年《申报》曾论“留学之用途”，说“中国费无数之金钱派遣留学生留学”，真能“学成而归”的其实并不算多。而于其当时的境况则尤多惋惜：
果学成归国矣，而或为他国用焉，而或为地方用焉，或竟置之闲散焉，其为政府用者无几也。今政府思有以用之。思用之，于是乎有考试之举。而或被摈于文字焉，或被摈于科学焉，或被摈于口试焉，其合于政府所悬之格者又无几也。此无几合格之学生，其必能尽其用矣乎？然而，据都人士推测，则谓此次考试学生因受减政裁员影响，即所取最优等之数人，恐亦不能尽用。呜呼！此果留学生一时之命运欤？
比之清末京官所目睹的“出洋”回国者之备受“当局极意优待”而毋庸考试，这个时候留学生的归路已隔断于“被摈”和“不能尽用”，而选才的考试之法则反成了一种扼制。因此，时至民初，同一个群类已不再是“当局”倚重和优待的对象了。而置身于“事少人浮”之间，这些曾经一派光焰的人既已光焰熄灭，实际上便成了多余的人。若又引“前清”以来已被当成“定例”的学生依“西洋一品，东洋二品，本国三品” 分等次，作等次之间的比较，则位列“三品”的本国学生，其“一时之命运”显然会困窒更深。至20年代中期，“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统计，自民国六年至十五年间，江苏中小学生毕业生之不能升学、又无业可就者，其比例常为百分之四五十”，而“内地学生之不能升学又无业可就者，其比例率当有过无不及”。至30年代初期，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大半无事可做”，同时的“留学生闲居上海一隅者已达二千”。显见得“一品”、“二品”、“三品”虽因分等而高低不同，但同属兴学育才产出的新知识人，则“无事可做”和“闲居”一隅，都说明他们一旦走出学校的不知所归，其实同在伯仲之间。“无事”和“闲居”都是读书与生计之间的断裂。所以，当时邓之诚由清末变科举言及民国“学校生徒”，说是“二十年来”，一面是“进用者不必试，试者不必得”，一面是“生徒学成而无所职者日多”；邓嗣禹以三十年前比三十年后，说是“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噉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多数读书人都长在清贫之中，但邓之诚和邓嗣禹的今昔比较，尤其重在指述这种读书人“无啖饭之所”，及其数量之日增“日多”的了无止境为前代所未有，并溯其由来，共归于清末造其因而民国受其果。
就人才的育成和归宿而言，科举制度产出的是功名士人，功名便是出身；学校“有文凭学位，而无出身”，遂“不能不与众流并进”。然而当清末兴学之初，主其事者用来动员读书人的，都是在把本属科举的功名利禄移到学堂之中。辜鸿铭在民国年间追记说：“记忆昔年张文襄资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之后评论说：盖“未脱于功利之念也”。而由此“功利之念”造成的上以利禄召，下以利禄应，则一定会使科举既停之后，利禄之想转而浸灌于学校。然而吴汝纶在清末眼见这种仕路移向学堂的翻江倒海，已看出其根本上的难以为继，并因之而远望来日，深忧“天下安得如许多官”？时至民初，梁启超在教育部作演讲，已举“即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论他处”，以说明这个时候的教育正在不断产出官吏之候补者，以及这些官吏候补者在当下中国的没有出路，吴汝纶所预见的矛盾便成了一种可见的事实。而后有何刚德以科举比学堂论说这种矛盾，而言之条理清晰：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日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
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
一在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火，尚可略资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学生不得有寒士矣。
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
“仓猝定制”而“适蹈不知轻重之弊”的只顾目前、未筹后来，使学堂推倒科举的过程虽由造就人才的愿想为起端，但其一路演化和派生，却实际地为20世纪前期的中国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困境。
人才与社会相联结，但就范围而论，则社会问题又显然大于人才问题。因此，维持于两者之间而力求其稳定和平衡便成为古今之同然。一千三百多年里，自隋唐的科举选官到宋以后的科举取士，其各立章法，前后不同，正是在不断地提调两端，以维持稳定和平衡。其间的一路演变，一方面由选官而取士，是科举制度的立意，从原本只为政府补充官僚移向了兼为天下士人谋出路；另一方面，又是这个过程由诗赋而经议、由帖经而八比的一变再变，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千三百年之间“科试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 的施为实际演进，都在化为上进之路中的步步艰难崎岖。前者谓之“广设科目以容之”，旨在使每个士人都能进入科举取士的自我成全之中；后者谓之“苛持绳尺以阨之”，则旨在使每一个士人都能够明白地看到，科举取士的尊荣，其实是公平地实现于少数人淘汰多数人的“大比”之中的。因此，“广设科目以容之”与“苛持绳尺以阨之”的同一，对于朝廷来说，便是每一次从乡试和会试中获得功名的人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在指掌的笼罩之下；对于士子之失意者来说，又是每一次绳尺“扼之”以后，科举取士与自己的距离仍然近在咫尺，从而前头的那一条路依旧是由科举取功名。曾国藩说他父亲“应小试者十七役”，于四十三岁“始得补县学生员”；李慈铭说自己“十试而成举人，又四试之后五十二岁始成进士”，皆历经久“阨”而不肯自弃。若举宋人有七十二岁“中试”者和清人有八十多岁中进士者为实例，以通论科举制度下的众生相，正可以看到一千三百年间这样的人和事之常常而有。历经久阨是一种深深的困苦，因此旅店的破壁便多见来而又去的士人叙写苍凉的下第诗。但身受久阨而不肯自弃，又说明这是一种个体自觉选择、自愿承受并自为消化的困苦。所以，一千三百余年间无时没有士人之失意，而失意的士人却仍然都在科举制度之内。这种个人的苍凉并没有汇集为群体的愤怒，没有使常被制阨的士人与科举制度互相对立，演化为那个时候的社会矛盾。
由后来者看从前，显见得“广设科目以容之”和“苛持绳尺以阨之”，正是以其相互之间的平衡，造就了成功与失败的平衡、个体与群体的平衡、士人与科举制度的平衡。而由从前比照后来，则清末兴学朝野皆深信“科举既改，将来必有才识之士，为中国转旋气运者”，从而深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其期想在此，其眼界也在此。然而以因果而论，则学堂推倒了科举，同时是学堂也推倒了一千三百余年间由科举制度长久维持的种种平衡。之后，一面是取代了科举的学堂“将学校教育工厂化，而以整批生产的方法出之”；一面是取代了士人的学生一经身入学堂，则“无人不可毕业”。因此，与科举制度下进士与举贡的产出既以时间立间隔，又以数量立限度相比较，这种“整批生产”和“无人不可毕业”已是既没有间隔，也没有限度。以梁启超所见“西河沿一带客栈”的“求官者多至数万”为事实，而由此一时一地觇民国初年的世情，显见得成群结队的知识人都在以学校比科举，把今时的“学位”当作是与昔日的功名相对等，从而可以凭此以入官界的物事。而原本被“苛持绳尺以阨之”限定了数量的入仕资格，经此代换，已在“整批生产”中变为时间上不相间断、数目上了无边际的东西了。而后是“默揣其数”以究诘“何以安置”，便成了一世共见的问题和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
唐宋以来的一千三百余年里，从科举选官和科举取士中衍生出来，而被一代一代士议所指责的，是选官和取士的数量往往溢出于官僚政治的实际需要，给官场留下了一茬一茬的冗员。作为一种贯穿千年的事实，其长久的存在既说明了“阨之”的不得不然，也说明了以“阨之”阻挡这种内生于科举制里的不断增长，其实犹不足以完全挡得住这种不平衡。因此，时至晚清，相比于当时人以国势阽危、“人才不出”批评科举的新议论，这种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日积月累”而“拥挤不堪”其实是一个更熟识的老问题，并因之而是当时人眼中更容易看到的科举之积弊。新议论旨在效西法以造别样的人才，而关注不及于此。然而当新议论促成了学堂推倒科举之后，推倒了科举的学堂却成了实际地延接，并且更剧烈地扩张科举制度这种千年积弊的一脉相承者。而比之科举造成的“日积月累”而致“拥挤不堪”犹在可以度量的范围之中，则“整批生产”所对应的，实际上已是不可度量和不可范围了。犹在范围之内，是科举的积弊表现为官场困局；不可范围，则是学堂产出的无限性与“何以安置”的有限性互相角牴，而后是原本以官场为界限的困局，便直接演化为20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矛盾，以程度而论，已属更加困顿。其间并不在“当日兴学者”预想之内的是，此前的一千三百年里，“广设科目以容之”向士人提供的空间，本与“苛持绳尺以阨之”互相依存，前者是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实际地维持的。因此，学堂的“整批生产”既已打破了“苛持绳尺”，则不能不使脱出了“阨之”的学生，同时也成了没有相应的空间可以“容之”的群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嬗蜕里，像这样变法的愿望在历史因果的牵引下进入天地玄黄之中，一路走到前临歧途、后无归路的事虽然所求与所得全然相悖，却又是常常而见的事。
就读书与生计而言，与民初的仕途“何以安置”相比，后来用得更多的“无事”、“闲居”、“无所职”和“无啖饭之所”所指陈的，显然已不全是当初“作大官可操券而获”之想的未遂所愿，而是谋食之切和谋食之难，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也有谋食之切和谋食之难，但在那个时候，读书是一种个人自己筹划的事，谋食也是一种个人自己筹划的事。这种自己筹划，不过是个体的守贫和处约。《郎潜纪闻》一书留意收录清代的科举掌故，其中一则说：“吴江沈彤冠云，后鸿搏科徵士之表表者。少醇笃”，而“家计甚贫。家无灶，以行灶炊爨”。曾“绝粮，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斋絮衣，纂述不倦”。另一则说：“侍讲学士江宁秦公大士，乾隆十七年殿试第一人也。精篆隶行草之学，未贵时，卖字以自给。”还有一则说：“兴县孙文定公家世清贫，少耕且读书，上山斧薪，值大风雪，斧落层崖间，缘迹手探之，几至僵仆，卒不挫其志，遂成硕儒荩臣。” 他写出这些人的贫苦，也写出了这些人身在贫苦之中的安宁和静气，就农业中国以物力不裕为人生之常态而言，这是一种为读书而牺牲了谋食。所以其叙事之间连带而见的，又有后人对于这种安宁和静气的敬意。这些事实具体地描画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生计。对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守贫和处约既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生经历了嘉道咸同四朝的陆以湉记其同时的一个读书人说：
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尝寓吾里北宫，每为人论一命，无贵贱皆取百钱，题一诗简端云：“若肯妄为些子事，何须更泛孝廉船？儿童莫向先生笑，强似人间造孽钱”。后官天台教谕，卒于任。
他身背着举人功名而以“星命之学”觅食于江湖“三十余年”，不能不算是长在生计艰难之中。但以诗言志，又具见其三十余年里，始终自安于生计艰难而不作非分之想。这些见之于文字记述的人物行迹各不相同，未必能统括科举制度下的全部读书人，然而他们各不相同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大体相同的心志，则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候读书人中曾经有过的普遍性。因此，以一千三百余年间科举士人的谋食之切和生计之难，对比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谋食之切和生计之难，则前者的生计之难始终与个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筹划连在一起，而后来的“毕业生无业可就”，以及这种困境为一世注目而促成的论说四起，显然是他们的生计之难已越出了个体自我筹划之可能，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难题。
在何刚德所说“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的前因后果里，由“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到今则“一律取费”，是今时之不同于从前，本在学生缴费于学堂，学堂以产出的学生供社会成为人心中的设定。有此不同于“寒士读书”的一层套叠一层的新关系，学生以“求出路以取偿”为当然，便不能不使学生的希望和失望都系于社会。然而“无业可就”则说明社会并不能提供“出路”，所以其时的舆论曾举“毕业后，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以写照“一般学生的普遍心理”，着重说明的正是学生和社会之间的紧张。这种一头的“求出路”和一头的“无业可就”两相脱榫，造成了学生和社会的两不相合，但溯其由来，则此中之源头既不在学生，也不在社会。
章太炎说的“乡邑子弟，负笈城市”，之后又“入都出洋”；潘光旦说的“二三十年普及教育”其“成绩”和“目的”，都在使农村子弟“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以及李大钊用“都市里漂泊”来形容他眼中所见的“青年朋友”，都指目于清末兴学以来的“中等以上学校集中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来求学”。这个过程以其单面流动和单面积聚造成的“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后”，皆“聚于京，或津沪，而不能散居于其乡”，与“各省乡县，旷邈千里，寂然无士”相互对照，使出自学堂的知识人很容易地成了不被认可而广受訾议的对象。然而对出自学堂的知识人来说，这种以城市为归向的单面流动和单面积聚的教育之路，一面以“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选林” 改变了他们内在的精神和取向，一面又把他们置于满坑满谷和越来越多之中：
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所得的知识更为统治的，消费的，更与民众生活无关，更与生产技术无关。所以他们毕业之后，除了挤到都市里过游手好闲的日子，在生活习惯上，他们固然不愿到民间去，在生活技能上，他们也不能到民间去。然而都市的出路有限，所谓人满之患，从前不过是一句形容语，现在成为事实。而现在的所谓大学，还正在那里努力地大批生产。
而后是“受过此种教育者之流为无业”的日多一日和不得不然，身在其中，则由单面流动而单面积聚的知识人同时正在变成生计没有着落的知识人。他们既广被訾议，又长在无可依傍而前途失路之中。而广被訾议和前途失路之同生于一体，本在于两者同由教育重心移到城市，则“乡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学而来。
就20世纪前期中国的人口总量而言，这数十年里从“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显然不能算多。但以“生活习惯上”的“不愿到民间去”和“生活技能上”的“不能到民间去”总括这些人整体的共同性，则说明他们“负笈城市”来求学，而作为结果，是他们受教之后已为城市所化，并附着于城市而已形神俱变。这个过程使他们身后的归路在日复一日地远去，而城市的空间有限和“出路有限”，则决定了多数出自学堂的人虽已为城市所化，却并不会被城市真正接纳。李大钊说：“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显见得与前代士人的谋食可以躬耕伐薪和游历江湖相比，此日已是教育的重心移到城市，一面使这一代知识人的生存方式只能是“挤到都市里”；一面又是这种教育的“大批生产”正变为都市里大批“无啖饭之所”的人。两面交集，都在把本来并不算多的新知识人变成这个社会里过剩的人。于是民初中国论时务的文字中便常常出现前代未曾有过的“高等游民”一词，以统称这些没有正当职业的知识人，并尤指“无职业”而“寻政治生活”的知识人。游民一词之取譬，正与过剩等义。
（四）
当学堂的“整批生产”与学生的谋食之切和生计之难构成对比，演化为一种古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之后，清末曾被当作“本原所在”的“教育为先”，便连同它所派生的时弊，在民国年间被置于长久的反思和审视之中了。而已被推倒的科举制度，则以其造士和取士留下的漫长历史成了现成的反照。这种反照见之于科举停置以后，实际上又说明，科举制度在一千三百余年累积起来的影响，仍然是一种切近的存在和可以用来近看世事的存在。
1920年代中期舒新城说：“我国原是以农立国而且是小农制度的国家。平日的生活简单，团体的活动又无必然的需要，所以教育制度比较偏重于个人。自宋以后，书院制与私塾制成了定型的教育制度，历史上植立了很厚的根基，一时要动摇它们本不容易。”而与这种“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简单勤朴”相对称的是：
一般乡民最需要的教育，只是解决农村生活上之种种困难——种植，畜牧，以及家常文件——其次则为名所趋，使子弟得入庠序，夸耀乡里已足。至于生活问题则仍如农家故态，不以求学而骤变，亦不以求学为解决生活之工具。
其次，从前学校的组织亦极简单，普通一学校一教师，而此教师在校既须综理全校事务，对于其驻在之乡村，又须为各居民——最少学生之父兄——之顾问，乡间有事，教师可代为裁判解决，故教师与社会无隔膜，而且得乡民信仰。此系教师对于社会实在所负的责任。
第三，科举取士以考试的结果为凭，不问学习的方式与时间，父兄得自由遣子弟入学——入学无定期；修业亦无一定期限——学生亦得按其个人学习能力努力进行；父兄无定期的负累，子弟有相当的基础并可在家理家，于减轻父兄的负担外，且可助理家务。
这些都曾是中国历史里熟见的事实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实，因此“我们虽不能效复古派的声调，说它们是怎样好，但其为我国旧日教育上的特点，我们不可不注意，却是无疑义的。然而戊戌政变以后的新教育，却不注意于此，且有几分崇拜外人的迷信，不仅制度的大纲要仿照外国的，就是一切办法的节目也要仿照外国的”。之后是近三十年来的古今已经脱节和中西并不能合榫：
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而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扞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
他比较今时和往昔，着力于说明的是：在“现行之教育制度”犹未随学校而来并笼罩天下以前，（1）旧时的教育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是“解决生活之工具”；（2）旧时承担教育的主体，其自身始终融入于大众社会，并因之而能为大众所亲近；（3）科举制度与旧时的教育相依连而通向功名，但这种功名之路出于自择自谋而不致为生计造“负累”，所以天下的“父兄得自由遣子弟入学”。
对照而言，三者皆不同于“现行之教育制度”，但三者都是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和演进地形成的，从而都曾长久地与人情物理相印合，而植立“很厚的根基”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根基”之能够节节伸展和生生不息，正说明历史中国的教育与历史中国的社会，曾因其相互对应而长在相互对接之中。所以，在学堂推倒科举的过程里“仿照外国”而“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直接带来的结果便是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对应和对接一时断截。随之是社会并未变化，而教育先已大变。他所列为要端，并分而论之的三个方面，都在对应和对接的断截里走向了反面。承担教育的主体及其产出的人物，既因此变得无从融入大众社会；而已被当作“解决生活之工具”的教育，则又以“负累”入学为起点，换来学成之后的“出路有限”。
在这种今时与往昔的对比里，议论的重心并不在区分中国旧日的教育与“现行之教育制度”之间的此劣彼优和落后先进，而是写实地说明“工商社会之教育制度”与“小农制度的国家”的“扞格不入”。因此，虽然他非常自觉地把自己与“复古派的声调”隔离开来，但以他评说“现行之教育”的“崇拜外人”，并跟着“迷信”一路盲从的“绝尘而奔”相比拟，则反衬而见的，正是已经日去日远的“书院制”、“私塾制”和“科举取士”犹不能使人忘怀。此后十年，潘光旦说：“就眼前而论”，人才不仅有“培植问题”，而且有“出路问题”，两相权衡，后者尤其迫切。这种尤其迫切同样出自今时与往昔的对比：“在以前的中国，栽培问题与出路问题有一个一并解决的方法，就是科举制度。一个科举出身的人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在政治上也大率可以取得一个相当的位置。这种方法，在原则上是不错的”，缺点是“适用的范围过于狭窄”。而“今日学校教育的结果，所暗示或明指的出路固然远不止一二条，但实地取得出路的把握与保障反而不及从前。大学毕业的一纸文凭固然算不了什么，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证书又何尝真能够换取为社会国家效力的机会呢”？清末学堂取代科举，起因于人才“培植问题”的改弦易辙，但20年代人眼中所见，已是“出路问题”成为教育的困境，30年代人眼中所见，仍然是”出路问题“成为教育的困境。以科举制度能合“栽培问题与出路问题”作“一并解决”为“从前”，则论其因果，“今日”的“不及从前”，是后来的“出路问题”皆因当初由“培植问题”而大变成法，为中国教育另开一局，而又只计前路不及后尾地单面独进衍化而来。因此，当后尾越出了前路的先期筹想，从这种大变成法的另开一局里派生出社会所不能消受的重累之后，30年代的潘光旦、20年代的舒新城，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何刚德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便都会在其评说教育的各自论述中同样引入和诠释科举制度。就人物而言，何刚德是旧朝的进士，舒新城出自学堂，潘光旦既出自学堂又曾经游学。因此，以其来路的各不相同为事实，则他们论事论理的相近与相同便不能不算是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一种共识。然则就科举停置之日未曾见到与其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相对应的回响而言，出现在民国年间的这些评说和诠释正像是一种迟来的回响。
从晚清中国的崇拜学堂和崇拜学生，到民初中国的不知“何以安置”学堂里“整批生产”出来的学生，前后不过二十年时间，同一群人被时势催生出来，之后由朝廷意中的富强之所寄托，变成了世人眼中的“游手闲荡者”。其开头的一时光焰炎炎到后来长久的光焰熄灭，映照的都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社会地位在历史变迁中的从升到降和从浮到沉。
学堂和学生产出于急迫的变法，与历史长久的科举制度相比本属无中生有和从无到有。当时“急于观成”的“兴学者”顾盼于两头之间，指为明显差异的是“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因此，诏旨兴学之日，朝廷特为立“各学堂奖励章程”各依等次，分别授“通儒院”、“大学堂”、“分科大学”、“各省高等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中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以及各类“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以翰林、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岁贡、廪生、增生、附生等等，并按格选补，用为“京官外官”。本“无进身之阶”的学堂因此而成了仕途中的通衢。朝廷用国家权力为学堂造出与科举相对等的功名，旨在移动重心，以成就学堂与科举的此长彼消。所以，从“无进身之阶”到利禄所归，是一种由外接入的一时速成。之后应之而起的，则是志在功名的读书人自觉自愿地入学堂。出自俞曲园门下的陈汉章清末已是名儒，“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这是国家权力导引下的个人选择。然而借国家权力而用速成之法立“奖励章程”，造就的只是一种外在地附贴于学堂的表皮，从而是没有根蒂的东西。因此，当天下鼎革，后起的国家权力推翻了旧时的国家权力之后，原本的“奖励章程”犹未层层施行，便已戛然而止。曾经“期望得个翰林”的陈汉章经此天翻地覆，“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从1909年入学到1913年毕业，遂在做了四年学生之后仍旧由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而这一段曲折所留下的故事，便代表性地写照了本“无进身之阶”的学堂，在一度恢张之后重回没有进身之阶的过程。
学堂因得奖励翰林、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岁贡、廪生、增生、附生而别增一重身价，正说明了这种身价的源头都出自科举制度；而清末的学堂虽然推倒了科举，却又和科举共用一种功名，并因这种移接的社会地位而与科举制度犹能一脉相沿。所以，当民初的学堂脱出了这种同一个源头的一脉相沿，则曾经有过的学堂崇拜和学生崇拜，以及科举士人仰望新知识人的趋而归之，便因此而不能不渐次消散于另一个时代之中。而后是民初的学堂既已不同于清末的学堂，与之相为因果的，便是新知识人虽然和科举士人同属斯文一脉，但在以功名为尊和以功名为贵久已深入人心世情的中国，同科举士人的拥有功名相比，新知识人的只有文凭而没有功名，已既不属尊，又不属贵。其社会地位遂无从以四民之首为比方，而不得不向下移去。20年代中期的时论曾举安徽教育界和湖南教育界为例，说其间之从业者的“待遇太薄”，了无生趣，然后总而言之曰：
费数千金十余年培植子弟，即能在大学毕业，在社会上谋得相当的职业，每月收入亦不过三五十元，且在乡无赫赫之名，在外因欠薪、“撤差”等种种事实，生活尚有困难。而军人不须教育费，一旦遇变，便可乘机攫取高官厚禄，故吾县——溆浦——有“读书十年，当兵一时”的童谣。意思是说读书十年在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及当兵一时侥幸得来的好。
因此，“吾县小学教师改讼师与投军者甚多”。学堂“培植”出来的知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之低落，与其生计上的“出路有限”同生于一个过程之中并相互牵连，所以这种社会地位的低落中不会没有经济内容。但社会地位所反映的又是那个时候人心中的价值之轻重，因此这种社会地位的低落并不会全然都以经济为原因。
民初的记载说山东人王寿彭为癸卯一榜状元，任湖北提学使。“辛亥事起，苍黄离鄂。袁世凯以其为状元也，使充总统秘书”，后虽“总统屡易，而王以状元头衔，迄未更动。迨张宗昌督鲁，曰此山东之文曲星也，宜延致之，因询幕僚曰：‘王状元在前清为何官’？曰：‘湖北提学使’。复询提学使可方今日何官，对以差类今之教育厅长，遂以山东教育厅长请简”。之后“山东大学开办，张曰‘校长须令学问好者为之’。学问最好莫过状元，即令王兼长山东大学”。作为一个军阀，张宗昌本在文化的边界之外。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段情节又能够以一个军阀的着力连通天上人间，比状元为文曲星的既敬且重，共性地表达多数同在文化界域之外的中国人惯常的社会心理。因此，与这种军阀的既敬且重心同理同，又有民间的既敬且重。张伯驹说：“入民国后，以上海犹太人哈同之丧礼题主为最阔绰：鸿题为状元刘春霖，襄题为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敬仪鸿题为一万金，襄题各五千金，一时称为绝后之盛事。又，京剧名武生杨小楼逝世，其婿刘砚芳欲得科甲题主为荣，就商于余。余因为请傅沅叔年伯题主。傅为翰林，光宣时官直隶提学使，入民国为任教育总长，最为相宜。襄题则请陈纯衷、陆彤士两公。陈为某科进士，陆则为戊戌会元。”前一则故事发生于20年代中期，后两则故事发生于30年代初期和后期，若以学堂造就的知识人“读书十年在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及当兵一时侥幸得来的好”相对照，则这些事实都说明，在学堂推倒科举二十年和三十年之后，科举制度留下的功名虽已没有了对等的实体，却依然与人世间悬在高处的价值对应，而成为其时的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以就资历而论，是前一个故事里的刘春霖当日既中状元，之后又曾随时趋而走，赴日本习政法，并因此而多了一重游学的身价。但此日之能够多得“敬仪”五千金，却全在于他曾经是一个状元。而第二个故事里的傅增湘之被请来“题主”为人增“荣”，其一身灵光大半并不在于做过民国的教育部部长，而在于曾是前清的翰林。由此反视晚清的科举制度在捐纳、保举挤压之下日趋逼仄的一段历史，以及随后因学堂崇拜的冲击而面目暗淡的一段历史，具见数十年之间世情的多变和无常，以及多变和无常背后仍然存在的不变和有常。
梅光迪说：“儒家所称之圣王，实际上寥寥无几，然由科举以进之名卿贤相，历代多有。”由此形成千年之间的流传积为一代一代的久知熟识，则在捐纳、保举的挤压和学堂崇拜的冲击已经远去之后，这种科举停置多年，而由科举派生的声光仍然长久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事实，又说明科举派生的声光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养成的，而构成了这种声光之内涵和价值，其实是由一代一代被称作“名卿贤相”的具体人格所表达和诠释的。对于个体的中国人和群体的中国人来说，岁月所养成和人格所诠释都是一种历久而成的内化，比之外在的冲击，内化所形成的取向具有更深的固性。因此学堂推倒科举，终结了一种历时千年的制度，却并没有终结这种制度衍生和维系的价值内容和价值观念。徐懋庸在回忆录中说：“我在高小上学的时候很用功，国文成绩较好。有一个邻居的长辈曾对我说：‘可惜啊，你要是在光绪、宣统的时候，也是一块举人、进士的材料呢。’” 他生于1910年，则高小时代大体上已是20年代之初了。其间的“可惜”，正是一种仍然存在于大众之中的价值判断。而以“邻居的长辈”深抱惋惜为下层社会追说科举，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上层社会的追说科举。蒋梦麟在回忆录中说：“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两者的这种区别曾引出一段对话：
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其时两人都立在新文化的潮头之上，而为万千新知识人所仰望，但私下里相互辨析的却是旧日功名的上下高低之分，正在倡科学民主以反传统的陈独秀尤其认真。因此，与蒋梦麟笔下的“值钱”和“不值钱”相对应的显然不是银子，而是功名在人心中的轻重。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种新人物犹不能忘情于旧功名的情节，比张宗昌称状元为文曲星、哈同和杨小楼题主以延请科甲为荣，包含了更耐久想的人情物理；又比“小学教师改讼师与投军甚多”更内在，从而更深一层地说明了，出自学堂的新知识人虽然已是一种实际的社会存在，并且与时人近在咫尺，但以读书人造就的社会高度和亮度而论，则一世之尺度所偏重的，却大半仍然是远去的科举留下的久知熟识的形象。
（五）
科举造就的社会地位以其养成于漫长岁月中的人文价值为内涵，于是而有“世运文运，息息相通”之说。然而社会地位一经形成，其外延又会越出人文价值。顾炎武说：一得为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这种被称作“青衿优免”的规矩，本意是在“培养士气”。他说的是明代，但功名之能够成为一种护持则是科举社会里的常态。所以前后相接，时至清代的光绪年间，曾有过崇文门税吏对入京的士人“拦车讹索”并“百端恐吓”，致“士论汹汹，咸怀不平”而惊动庙堂，引出上谕严责的事。具见侵及士人之激动公愤。而由这种功名的护持再作比类而推，又周延更广，还有陈独秀所说的：
（贫困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试，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相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去到考场放个屁”不过是考生员而犹不能得，但在乡里社会已“也算得出人头地”而被“另眼相看”，正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时代里，功名化为庇佑，实际上曾经达到过的笼罩之广。
功名之能够“保身家”，是直接衍生于科举制度，并只能附在于科举制度的。因此，在科举造就的社会地位中，相比于其人文价值一面的可以长久留存于人心之中，这种功名对于士人的庇佑，则自科举停置之后即已不再是一种能够免“侵”免“辱”的屏障。后起而没有功名的知识人遂成了易侵易辱的个体。1912年“三月十九之夜，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挟卫兵往围常州中学堂，逮捕监学陈士辛以归。翌日即坐以侵吞军饷之罪枪毙之，以电闻于都督庄思成，而法律之手续遂了”。一个中学堂的监学被拽入“侵吞军饷之罪”，其离奇之中不会没有触动人心的疑虑。然而疑虑未释，陈士辛之头已经落地。章士钊评论说：军律用于军人，军法用于战时，“今之战时，果安在者？南部战争既已告终，民国统一复又宣布。二月十九号中央临时政府陆军部已通电各省裁撤军政分府及遣散军队，此距今已月余，今又何战事可言？是吾今日中华民国之人民，乃受治于普通法而非受治于军法可断言也”，而后申论说：
如记者所述不谬，请据以断赵乐群枪毙陈士辛之事。陈士辛中学教员也，非军人也，自不受治于军律，非军律裁判所所得逮捕。今日非战时也，常州非战地也，陈士辛亦不受治于军法，非军法裁判所所得逮捕。易词明之，陈士辛之所受治者，乃普通法也，有权捕陈士辛者普通裁判所也。常州之有军法裁判所与否，赵乐群枪毙陈士辛胡乃未经军法裁判所审问，今暂不问。今所先问者，则唯赵乐群胡敢于平时擅用军法残戮平民一语而已。
与功名“保身家”的旧规矩相对照，他以法治为新道理说这种武人弄权，率尔捕杀中学教员的无法无天，而反映的则正是新道理的脱空漂浮而不能保身家之安全。因此，陈士辛之后，一次一次搅动舆论而为天下人所共见的，又有教员周刚直被杀、报人胡信之被杀、邵飘萍被杀、林白水被杀，等等。作为一种对比，则是曾经奉状元为文曲星的张宗昌，对付没有了功名的文人往往杀心更重。十多年之间，这种以刚刚形成的知识人为对象的随意“残戮”之一见再见，构成了民初中国触目的社会政治现象，与科举制度下的一入“青衿”之列，便能“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礼于官长，而无苔、捶之辱”相比照，则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已是本无身价，所以无从“保身家”。
知识人与科举士人相比而见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下移，外在地说明了今昔之间的判然不同。与之同时存在的，则又是知识人与科举士人相比而见的更多内在的愤懑和不平。
旧日重士人，其常理在于“孝弟兴乎庠序，达乎州巷，行乎道路，其士君子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而后“其庶氓明贵贱，顺少长，辨等威，尊尊亲亲”，则“吏治有不成焉者乎？” 以“士君子”和“庶氓”之间的这种因共生共存而能相互应和而言，显然是士人之可重和应重，都本自于士人既在大众社会之中，又为大众社会信从。因此，在以四民分人口的中国，他们能够实际地成为社会的中心。以此为本来面目，则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由“负笈城市”入学堂，又由学堂“整批生产”而出，积潴于城市，这个过程既使他们与那个时候中国的多数人越来越远，也使他们与士人曾经居有的社会中心越来越远。然而以学堂为源头和由学堂所化育的民初知识人，又从一开始即大多把“将来主人翁”和“吾当为社会之主人也”当作群体的自期与自负，并常常俯视天下而自信能够“矫正这散漫无聊的社会”。自期、自负和自信都是内在于精神世界之中的东西，从而是一种虽有起伏而不容易消解的东西。因此，当他们出学堂入社会，便不能不在实际上的无足轻重和内心里的“主人翁”之间前后颠蹶，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地。
康有为说当日“人士”皆“聚于京，或津沪”，与之相应，则这种知识人的颠蹶也多见于这些地方。在名人说旧日往事的记述里，又尤多见于那个时候文人丛聚的上海。谢冰莹20年代在“上海艺大”求学，同时又谋食于社会。后来难忘的是这个过程里的“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
说出来，有谁相信呢？我已经四天没有吃饭了。
起初是一天吃四个烧饼，或者两个小面包；后来由四个减成两个，再由两个减成一个，最后简直穷得连买开水的一个铜板也没有了。口渴时就张开嘴来，站在自来水管的龙头下，一扭开来，就水灌进嘴里，喝到肚子涨得饱饱的，又冷又痛，那滋味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在这种为穷所困而常常饥不得食的境地之中，知识人的生存状态与城市底层贫民的生存状态其实已是同属一类，彼此之间并无界限可分。她以此叙述个体的感受，而以彼时上海汇聚的知识人之多，其背后则应是一种群体感受。相近的时间里，徐懋庸也在上海求学。当他在30年代初期离开上海之日，曾以《南行》为名作留言，说是：
要是我的性格再强些，我可以在上海住下去；虽然无拳无勇，就拼一个天灵盖去抵挡狼牙棒。要是我的性格再弱些，我会在目前的涛声凄厉的深夜跳下海去：在这样的世界活不下去的人，不止我一个。
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却介于强与弱之间，我不能拼命战斗，我又不能拼命自尽。那么，我只好走了。
学堂替代科举直接促成了知识人的城市化，但既“不能拼命战斗”又不能拼命自尽的两相交拶之下“只好走了”，又说明他们虽已进入了城市空间，却无从进入城市社会，只能以外来和寄泊为自己的存在状态而长在身不由己之中。与其初生之日已经产生的自期、自负和自信相对比，两头之间显然太过悬殊。这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矛盾，人在其间，便常常心余力绌和心力俱绌。
郭沫若后来追忆20年代初期，他和郁达夫从日本回上海办《创造季刊》，一面在文艺界以思想兴波作浪，一面与“哀感”和“寂寞”相伴，“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少，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零零的人一样”。然后具体描述两个人“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又酒入愁肠，化为心声，“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并因此而唤出了心中的激昂和贲张：
两人都喝醉了，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像是在赛跑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像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连忙去把他挽着，汽车从我们身边取了一个抛物线形跑了过去。
比之谢冰莹的饿得“难受”和徐懋庸的“我只好走了”，其时的郭沫若与郁达夫已在头角显露之中，而并非困于一筹莫展的苦人。因此，其自比“孤竹君之二子”的“哀感”、“寂寞”和“孤零零”，以及骂“西洋人”、骂“资本家”和“用手枪对待”的心火渲泄，更直接、更自觉和更典型地表达的，大半应是知识人的自期、自负和自信与知识人的社会地位在实际上移向边沿所形成的矛盾，以及由此催生的孤独、忿郁和沮然的重叠交集。这些人物以其各自陈说为实例，各从一面写照了20世纪前期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其间共有的都是眼前的困蹇、来日的茫然和心头的意不能平。
与时人旁观“自废科举，改学校以来”的世情丕变，以“无组织、无团结”和“钻营权贵，凭借党人”刻画知识人，又举“京、沪各要地”之“占据要津者，游手闲荡者”合为一体，以总而言之地统括知识人相比，则谢冰莹、徐懋庸和郭沫若的各自陈说，正以他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颠沛起落，显示了同一个群类的内在一面。对于知识人来说，这一面更真切，从而更能写照其普遍和共同。因此，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文学以小说写人生，便有鲁迅所作《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郁达夫所作《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柔石所作《二月》里的萧涧秋；茅盾所作《幻灭》里的静女士；叶圣陶所作《倪焕之》里的倪焕之；老舍所作《赵子曰》里的赵子曰；张天翼所作《荆野先生》中的荆野等等，被当作主角和列为主题的，都是各色各样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而其间用形象思维串联情节、着力表现的，又都是知识人的希望、失望、矛盾、徬惶，苦闷、孤独、抗争、跌扑，失败、迷惘、沉沦，以及重重挫折和坎坷里常常见到的人性失其常度。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世路历程和心路历程的相为因果与相为表里。所以，世路历程之无序、无定、无本、无常，又决定了和心路之中很难生成可以内化的守定和恒常。而由此返视刚刚过去的科举时代，则可以看见的是今时的读书人与往昔的读书人之间精神一面的明显不同。
半个多世纪之前，左宗棠自叙早年生活说：
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无奇书可借，唯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夜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
在他之后，吴庆坻作《蕉廊睉录》记清代人物史事，其中一节说和他同时而年辈稍前的夏同善：
夏子松侍郎事继母至孝，其女兄弟之同母异母者凡九人，友爱之如一。其已嫁而家贫乏者，皆招使同居，并其姊妹之夫与其戚属皆与焉。家屡空，而食指恒数十人。戚友有就谋者，无少却，急人之急，或辗转称贷以周之。官屡迁而清贫如寒士，往往日止一饭。
左宗棠说的是仕途之外的读书人以“无负此光景”为本分，吴庆坻说的是仕途之内的读书人久处于“家屡空，而食指数十人”之中的安静澹如。由常理相度，这种“日止一饭”的事实际上不会多见。然而以康熙年间见之于上谕的皇帝说翰林院中人，直言其“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以及同治朝倭仁官居大学士，而“一生寒素，至无余资乘轿” 为事实，显见得那个时候的功名社会中人常在局促之中。若又以邓廷桢应试屡挫，之后以“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作自策自警为例，以体会读书人上进之日的一路困顿，则使人印象深刻的正是他们共有的身在困顿之中反求诸己的无怨无悔。因此就身在一挫再挫之中，又常与“清贫”、“屡空”相伴而言，科举时代的士人与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相去其实并不太远。真正把两种读书人区别开来的，是前者居处于苦境和穷境之中犹能维持安苦安贫的那一片静气，在后者以“以天灵盖去抵挡狼牙棒”与“哀感”、“寂寞”和“孤零零”交集的世界里都已消失尽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和抵斥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从“负笈城市”入学堂开始，到出学堂之后又在“都市里飘泊”，其间的年复一年既在使知识人成为附着于城市的社会群类，也在使知识人的世界实际上被圈囿于城市和限定于城市。随后是知识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和抵斥，便奇异地表现为城市化了的知识人对于城市的深度对立和否定。而十里洋场的上海同时又是文坛所在的上海，便成了那个时候最容易召俫知识人的地方，又因之而在那个时候最容易集聚抵斥，被知识人当成代表性对象施以口诛笔伐。“五四”后一年，陈独秀论“上海这种龌龊社会”，说的是：“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又有鲁迅说“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但平实而论，“上海本地人”其实“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周作人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的文化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 蒋梦麟说“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梁遇春说“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的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林语堂说“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虚空，平凡，与低级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比这些评说更加言之独断而且一言以蔽之的，还有石评梅说的上海“繁华嚣乱，简直一片闹声的沙漠罢了”；郑振铎说的“不幸我们生存在上海，更不幸上海是一个大都市”；黎烈文说的“我厌恶上海”；缪崇群说的“这繁华罪恶的上海”；徐懋庸说的“这魔鬼蟠踞着的上海”；平襟亚说的“黑漆漆的上海”；胡风说的上海“是一个污秽的海”，等等。在他们之外，同一段时间里的胡适、茅盾、方志敏、叶圣陶、朱自清、潘汉年、梁实秋、廖沫沙、谢六逸、萧乾、靳以说及上海，笔下同样是种种光怪陆离和异色异样，以及对于光怪陆离和异色异样的憎恶。
这些人物当日的取向各不相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归类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在二十多年里各自表达所形成的这种彼此同一和前后同一，正从整体上反映了其时的知识群类在这一方面自内而生的共同性。然而以“敛财”、“没有文化”、“金钱崇拜”、“非人的劳力”、“繁华嚣乱”，以及“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和“曼切斯特的臭味”、“纽约的臭味” 说上海的“可怕”和“污秽”，其着力描绘的实际上都是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的面目。虽说那个时候常常京沪并称或者京、津、沪并称，但相比于曾是历朝故都的北京和本属北洋重镇的天津，上海以通商开埠，之后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的积数十年之久，既成为当日中国最大的都市，也以其更加明显的泛商业化，成为最直观最具体地展示天理人情异化为利益计算的地方。因此，二十多年里群聚于上海的知识人最多，二十多年里知识群类又彼此同一，前后同一地排诋上海也最明显。就其历史内容而言，由此表现出来的深度异己和直接对立，折射的正是知识群类与城市社会之间整体的格格不入。所以梁启超曾通论中国社会的变迁并由此沿及当日的城市，说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绝无感情之可言”。他笔下的“都会”并不特指上海，但其总括而论城市，又更具广度地表达了知识人对城市的异己感。
在20世纪前期的思想历史里，这些文字表达的都是对于城市的逆反，然而作成了这些文字的各色人物自身都已久在城市之中，并且衣食住行都脱不出这种圈定的空间范围。两相对照，其内里一面与外在一面遂构成了自相抵牾。就历史过程而言，知识人的形成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们因此而区别于旧日的士人，也因此而随其产生和形成，实际上已经成了城市世界中的一部分。但以“曼切斯特的臭味”和“纽约的臭味”对这个世界作比拟，则说明历时二千多年的士为四民之首以后，城市带来的社会等序已是“商人在四民之首”。郭沫若言中的“资本家”、蒋梦麟言中的“敛财”、林语堂言中的“金钱崇拜”，映照的便都是这种等序之下主导城市的人物群和社会相。士为四民之首是以读书分贵贱，“商人在四民之首”则是以财产分贫富。因此二千多年里居四民之首的士人犹可守贫守苦而意态从容，但20世纪的知识人置身于城市社会之中，其拥有的知识和文化已是既在另一种社会等序的罩定之下，又不能与这种社会等序对应和匹配，遂不得不在前颠后踬之中，成了城市社会里的本来无可恃，从而无可守者。无可恃和无可守，是既无从立身，又无以伸展。所以，对于这个群类的多数人来说，李大钊笔下的“飘泊”一词，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写照，而且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写照。他们虽已成为城市世界一部分，但与城市等序的这种不能对应和不相匹配，又决定了他们的实际存在既远离城市社会中心，而精神取向又正同城市社会相互对立。城市的“淫巧”、“机变”、“鬼蜮”、“黑暗”、“罪恶”，皆与“没有文化”、“金钱崇拜”和“冷酷无情”相为表里，因此，在他们对于城市的排拒里，引为支撑的犹是义利之辨。而就其内含的这种义利之辨而言，显然是20世纪前期的知识人与已被他们取代的旧日士人之间，又仍然维持着一种前后悬连。兼有曼切斯特臭味和纽约臭味的城市形成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化变迁之中；脱离乡村，而以城市为集聚空间的知识人群也形成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化变迁之中。因此，知识人的城市化和城市化了的知识人对城市社会的深刻歧异和不肯认同，正以这种知识人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造就变迁的历史过程同时造就的历史矛盾。而以“负笈城市”为起点，通观知识人的生成和困蹇，则变迁和矛盾的两相交织，既塑造了知识人的面目，也塑造了知识人的困蹇。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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