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是什么？什么是好的公共艺术？未来的公共艺术是什么样子？
近期，一场围绕“公共艺术的未来”的论坛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举行。来自高校的知名学者及知名策展人、艺术家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有专家认为，公共艺术是分享、是教育，需要的是吸引公众参与其中，解读。同时，随着艺术环境的改善，未来的公共艺术需求也增加。
2021年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启了公共艺术年计划，将艺术中心天台转变为展示艺术、定期邀请艺术家进行创作，试图吸引更多公众走进和了解公共艺术，进阶探索公共艺术对于城市精神的塑造和意义。
11月12日，复星艺术中心在成立五周年之际举办了“公共艺术的未来”论坛。该论坛围绕“什么是公共与公共性？”、“公共艺术的未来”等主题展开。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等各大院校的学者、艺术家与策展人针对公共艺术的在地性、公共性和参与性，艺术与城市设计和乡村建设、对如何吸收和接纳公众对作品的解读与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公共艺术未来等问题展开探讨。
什么是公共与公共性？
在“公共与公共性”论坛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习教授吴冠军围绕“重思公共性”，从公共和私人对照入手，以洛克和康德的思想并结合现代的症状做了分析。“在何种意义上，公共成为公共？”他表示，“公共过程中，能够公共打开。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所有的场域，美术馆、艺术中心当然是公共艺术的场域。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你自身？这才是公共和私人很有意思的分别。”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教授从公共和封闭的对照入手。在他看来，公共艺术不仅要给人看，而是要有人主动参与艺术。在他看来，公共艺术“不一定是纯粹在所谓的城市中由资本创造的公共空间创造的艺术，现在云端也是公共空间。要谈公共性，就必须了解今天的普罗大众在想什么，关键是有没有可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更多人了解到这件艺术。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以真正吸引他们进来关注。”
卡普尔《云门》，把整个城市都倒映在了云门里面，使观者思考自己跟城市的关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从当代“公共性”危机的角度出发，在他看来，很多“公共性”的话题背后有资本运作和社会再分配的场所，这也是我们所需警惕的。“今天在上海有很多美术馆，信息和宣传的效果不在官方媒体上，而是在小红书等等APP上。因为在那些APP上能看到很多网红可以打卡。例如，美术馆某一时段会有穿着打扮漂亮的女孩排队拍照。花160块钱买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拍美美的照片。这个现象反映了资本运作和社会再分配，不仅定义这个空间，而且使得人们进不到这个空间的时候是被定义的。”
祁涛表示，“我认为哲学和艺术共同解放的力量要聚合，重构公共性的组织方式，不是被定义着进入到某个公共空间中来。我们来谈公共艺术未来的时候，它指向了公共艺术的自我解放，这种解放同时表明着公共艺术参与者的自我解放过程。”
艺术家埃利亚松此前在纽约哈德逊河上制造的一个巨大的瀑布，吸引了无数人来打卡
独立批评家、策展人王南溟从“没人看的展览的公共性在哪里？”这一问题出发展开讨论。“展览没人看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不行，可能是前沿。没人看、没人理睬的公共艺术在哪里？孤独者的公共性价值到底在哪里？”对此，在他看来，现在的“人数压迫症”对美术馆的发展是不利的，“网红展意味着年轻艺术家在美术馆里几乎没有机会的，没人参观，不能成为媒体的追踪热点。公共性跟人数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重新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
论坛现场
艺术与城市、乡村建设
当天的第二场讨论围绕着“艺术与城市设计”主题展开。上海市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包亚明通过案例分析和理论的阐释，呈现了现代城市空间中复杂的博弈过程。他表示，“公共文化或者公共性问题是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面上，是由我们感受到的城市里很多的公共生活空间所组成的街道、街道商店、公园里面的日常交往产生的。它形成了不断变化的公共文化。在占有城市空间的同时，反过来也被城市空间所占有，影响城市空间的时候，实际上各种力量的效力和决定权重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公共空间本质上还是向全体开放。它是一个民主的空间，到底谁能够占有公共空间，并且占有城市，这是值得思考的。”
“公共空间与城市更新的文化价值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既需要形象生动的表达，也需要受众的领悟。文化价值的延续和传承涉及到城镇形态、空间品质、生活方式，也涉及到公共政策和城镇治理。“当我们讨论公共空间与城市更新文化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困在两种社会期望之中：一种是要成为传统城市主义精髓的保护者，另一种是创造性地应对现状，谱写城市的未来。我们始终是在这样两种期望当中‘受困’，我们要不停地做出回应和回答。”
复星艺术中心四楼 数字空中花园 宫岛达男作品
朱利安·奥培，《艾米莉亚1，朱利安，雅思敏》，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2020。摄影师：Alessandro Wang
在论坛上，静安国际雕塑展策展机构负责人毛文采讲述了自2010年以来的静安国际雕塑展的理念及策划思路。“雕塑公园这块地本身是有争议的，当时拆了不少老房子，这块地是上海很有名的“东八块”，一直有争议，后来把它做成公共的空间，也就没什么争议了。我们在2007年接触项目，第一次做的时候是2010年。这期间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探索。问题是，我们在2010年展览的时候定了一个比例，‘7比3’，即当年要70%国际作品，30%国内作品。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只做到了90%国际作品，10%国内作品。去年，我们的雕塑展差不多达到了’7比3’的比例。这12年里，中国的公共艺术在发展，可是速度很缓慢。”
毛文采认为，从静安国际雕塑展中的中国公共艺术作品比例上升较慢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家的观念问题。艺术家是非常个性的，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可以随意发挥。但是当艺术家的作品离开了艺术家的空间，那么艺术家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而这一过程也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公共艺术的魅力在哪里，就是在地性以及跟观众发生关系，观众才会关心。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在里面的话，是很难跟观众产生共鸣的。公共艺术的有趣性就在这里，很多事情是你无法预先设想，但是它有教育的作用。十年做这一展览的过程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就是公共艺术比任何一个艺术都有魅力，因为它是分享、是教育，更是和民众发生关系的，这才是有趣的魅力。”
崇明前哨村中的公共艺术作品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彦华则从艺术学家克莱尔·毕晓普写的《人造地狱》一书出发，梳理了百年间西方艺术创作中的参与现象。他表示，“今天我们在研究参与式艺术，不仅仅探讨艺术和社会这样一个大关系，而是将社会本身分层，它有很多层次，比如社会的生态、社会的性别、社会的身份、社会的技术等，这也是今天西方比较前沿的对参与式艺术的研究。”
公共艺术的未来
在当天的最后一场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公共艺术的未来”这一主题展开。策展人、独立学者马钦忠回顾了公共艺术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谈及了公共艺术的学科建设，以此提出了当下公共艺术所存在的问题。
对此，复星艺术中心主席王津元表示，“公共艺术不是政府行为，还是属于艺术的范畴，属于跟公众结合度最广最艺术的门类，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地讨论它的未来，因为我们需要艺术，我们有那么多艺术爱好者，艺术环境在不断改善，未来对公共艺术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
复星艺术中心公共艺术年计划，赵半狄《熊猫花园|云上的日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郁喆隽从“话语空间”这一视角切入。他表示，“‘话语空间’不完全由艺术家或者策展人、专业人单方发起的活动，而是有一种所谓的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即便是非专业人士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可以参与。公共艺术作品有点像艺术鉴赏的疫苗，每个人体内都有这样的鉴赏或者消化的能力。当他们看到这个异物放到自己的城市的熟悉的地方时，再普通的人也会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放到这里？然后慢慢由外在的异物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甚至他们会主动赋予它一些再发挥、再创制的空间，给它穿衣服，戴个帽子，把钢铁那部分东西变成生活接纳的一部分。我理想心目当中真正能创造话语空间的公共艺术，它不是由单方面发起的，或者它能够建构起来的异构空间也不是由单方面完全支撑起来的，我把它叫做’无心的共谋’，期盼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公共艺术对它的阐发也好，解读也好，哪怕是滥用也好，我觉得我总体感觉我们附庸风雅远远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附庸风雅。
安东尼·葛姆雷的公共艺术作品《临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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