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翻新后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MoMA）于2019年10月21日开幕后，一直定期进行馆藏轮换。
近期，MoMA2021年秋季馆藏更替（Fall Reveal）已经揭幕。二楼、四楼和五楼的13个展厅变化了模样和主题，350多件全新的作品已经就位，其全新的展示方式也是由各部门的资深策展人跨界协作完成。在这些变化后的展厅中，观众会被那些对抗权力体系的艺术家所鼓舞，也可能被大型的声音装置所疗愈，或是被那些在分歧处弥合的艺术力量所打动……
二楼
展厅212：瓜达卢佩·马拉维拉：希望和力量
瓜达卢佩·马拉维拉（Guadalupe Mara villa）出生于萨尔瓦多，他的移民经历和孤独童年及之后的人生经验构成了他的灵感源泉，在多学科的创作实践中处理个人与民族的创伤和修复。“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将真实与虚构混合，创造了新的神话。”
展厅中的作品受美索美洲神话和萨尔瓦多传统启发，雕塑由天然材料和现成物编制而成，艺术家认为它们有治疗的作用。展期内，艺术家还会在这里为观众营造“声音浴场”，沉浸式地打开这个“新神话”。
展厅213：斯盖尔·霍宾卡《我会记得你过去的样子，而不是你将来的样子》
斯盖尔·霍宾卡（Sky Hopinka）是Ho-Chunk 部落中的一员，在这部向土著诗人黛安·伯恩斯（Diane Burns）致敬的影片中，时间和地点交织在一起，坠入死亡和轮回的沉思。1996 年，伯恩斯在纽约的美国印第安人社区之家表演。霍宾卡将这段档案影像和自己拍摄的巫师舞蹈剪辑在一起，配乐是美国南部的传统歌曲《神圣竖琴》。
在影片中，伯恩斯的诗句与Ho-Chunk 部落中关于重生和轮回的文本结合在一起，有时是以视觉形式出现。语言是经常出现在艺术家作品中的元素，当它们摆脱线性的限制，便开始叩问灵魂。
展厅213：批判性虚构
道尔顿·保拉(Dalton Paula)，《利伯拉塔》（Liberata ），2020
在这个展厅中，艺术家们使用了档案、证词、证物来回应殖民主义的遗产及其对现在的影响：从前奴隶协会的徽章，到跨性别艺术家西尔维娅·里维拉（Sylvia Rivera）和比她早一个世纪的前辈玛丽·琼斯（Mary Jones）交谈的影像片段。
佚名摄影师，《无题》，约1900
批判性虚构”的名字借用了文化历史学家赛义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理念。针对官方档案的局限性，她提出了“批判性虚构”这一方法，使用讲故事和推测而来的叙述作为纠正历史疏漏的手段。在这个展厅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不可能的故事”
展厅215：不稳定的地面
朱莉·梅雷图（Julie Mehretu）《看不见的太阳（算法5，第二封信形式）》
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彼此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地方的罢工就可能会破坏另一大洲的经济。地区性的金融、政治变化开始具有全球影响。艺术家是如何应对这一情况？
这个展厅中，艺术家的作品强调了过去十年里这种日益凸显的不稳定性。视觉秩序有可能要让位于它的反面。抽象的笔触、密集的形式组合和广泛的材料结合在一起，然而仔细观察后，你便会发现这样的系统有多么容易被破坏。尽管展厅里的作品有各自特定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但它们在这里共同传达了世界秩序重塑后的不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新的社区连接也会诞生，帮助我们更好地站立在这不稳定的地面上。
四楼
展厅415：分裂的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并不团结。深层的社会分裂、大规模的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在全国蔓延——而艺术家也正处于这场动荡的最前沿。事实上，许多艺术家也是活动家，为民权、工人权利和结束越南战争而奋斗。他们的艺术也对抗着权力体系。埃默里·道格拉斯（Emory Douglas）在他面向大众媒体的设计中拥护“权力属于人民”和黑豹党；阿方索·奥索里奥（Alfonso Ossorio）破坏并重新想象了殖民权力下的“传统制品”；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梅尔文·爱德华兹（Melvin Edwards）和山姆·吉利安（Sam Gilliam）的艺术作品的暗示了斗争、遏制、解放、争取权力等力量形式。
这个展厅就像是艺术和动荡年代的熔炉，其影响至今仍可以感受到——无论是在当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社会形态上，还是在新的反主流文化来势汹汹的前景预测中。
展厅417：建筑的透明及其他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的玻璃和钢铁外墙——它的一部分，占据了这个展厅的中心。这座于1950年在曼哈顿东边拔地而起的玻璃建筑体现了机构透明化的愿景，不畏“暴露”其内部运作。
在整个二十世纪，建筑师和艺术家都参与了以“透明”为标志的美学阐述和象征性陷阱。他们中的许多人敏锐地意识到玻璃建筑所带来的对隐私的侵犯，从而转向对窥视欲的研究和个人在被全面监控时所感觉到的威胁。其他人则调动了透明度的多重含义，常常将其作为隐喻来揭示隐藏的权力结构，并要求各机构——从私人拥有的博物馆到跨国公司——承担责任。
展厅418：玛尔塔·米努辛《米努代码》
MINUCODE ——这个词是艺术家的名字玛尔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和“代码”（code）的混合——是一件创作于1968年的作品，由纽约的美洲关系中心（现为美洲协会）委托创作。米努辛对艺术、商业、时尚和政治领域感兴趣，于是决定举办四场鸡尾酒会，邀请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参加。她通过报纸广告招募参与者，并附上认真而有趣的问卷。
米努辛收到了一千多份答复，并从中创建了客人名单。连续四个晚上，派对在美洲关系中心举行，参加派对的人都被拍摄了下来，几天后又受邀回来观看这些影像。米努辛回忆说：“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回放’，观察自己的行为，观看自己的社会互动。”
展厅420：模棱两可的身体
卡马拉·易卜拉欣·伊沙克，《无题》，1980/1990
这个展厅汇聚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国际女艺术家的作品，这个时期是世界范围内争取女性权益社会活动的爆发期。这些艺术家通过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问题的表达，来参与到女性主义的运动中。一些艺术家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批评，另一些艺术家则会以更加感性和直观的方式传达女性经验。艺术家卡马拉·易卜拉欣·伊沙克（Kamala Ibrahim Ishaq）说：“我总感觉这幅画来自我的灵魂。”她那幅描绘女性群体正在经历超自然转变的画是这个展厅的亮点之一，给予了其他艺术家许多启发。
五楼
展厅501：运动和照明
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 1863 年呼吁艺术家们抛弃历史题材并关注当下，他表达了许多人的心声。他写道：“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
摄影、电影之类的新技术十分适合捕捉日常生活中的随机乐趣。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摄影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的，它引入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以机器为媒介的视觉形式。一些艺术家被铁路的速度所震撼，描绘他们从火车窗口看到的模糊风景；另一些艺术家则青睐室内设计，他们使用新出现的煤气灯和电灯，让场景充满光亮。还有一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游荡，在黄昏降临时捕捉那耀眼的光芒。
另外，当你走进这个展厅时，别怀疑——这就是501。不过这是501展厅第一次用来展示影像和摄影类作品。你是不是在找梵高的《星夜》？它从501搬出来了，但你马上就能在下一个展厅看到它。
展厅502：莉莉·P·布利斯
当MoMA在1929年第一次开馆时，其藏品屈指可数，它更像是一个概念而非成熟的机构。直到1931年，博物馆收到了莉莉·P·布利斯（Lillie P. Bliss）捐赠的150多件作品，才为其健全的收藏体系打下扎实基础。莉莉·P·布利斯和其他两位勇敢的女性一同创办了MoMA，她是一位坚定的现代艺术倡导者，尤其对19 世纪晚期法国艺术家的作品青睐有加，而当时他们对色彩、空间和形式的激进处理是受到争议的。
正是这笔捐赠构成了MoMA收藏的核心，慷慨的捐赠条款允许MoMA将她捐赠的作品出售以资助新的收藏。正是这种非凡的远见卓识才使得MoMA拥有了如今的这些镇馆之宝，其中就包括了文森特·梵高的《星空》。
展厅503：毕加索、卢梭和巴黎先锋派
玛丽·罗兰珊，自画像，1906
“卢梭万岁！”1908 年，巴勃罗·毕加索在巴黎组织了一次聚会，聚会的横幅上出现了这句话。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尽管当时被巴黎艺术界所冷落，但他还是吸引了毕加索和他周围圈子的注意。他们在卢梭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比艺术院校所教授的更有活力的真实声音。
这些艺术家因对西方传统的不满而团结在一起，他们在别处寻找灵感，进行自己的创新。卢梭从流行杂志、巴黎植物园和动物园的参考中，想象出了画面里的丛林景象。毕加索和他的朋友则将目光投向了非洲雕塑和面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热衷于收藏这些东西。这种对非洲文化的新认识，通过殖民渠道传入法国，对立体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展厅516：佩彭·奥索里奥《荣誉勋章》
《荣誉勋章》（Badge of Honor）是艺术家佩彭·奥索里奥（Pepón Osorio）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区合作的作品，最初是在那个社区中的一个商店里展出。奥索里奥了解到，对于那儿的许多年轻人来说，父母入狱被视为一种荣誉。
为了仔细观察这种现象对于一个家庭的影响，奥索里奥拍摄了一段在新泽西州北部州立监狱服刑的父亲和他在家中的十几岁的儿子之间的对话。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奥索里奥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分享对方的镜头，捕捉一种遥远而亲密的交流。在展厅里，你能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一个监狱牢房和一个少年的卧室。尽管有“荣誉勋章”的概念，但孩子还是在某一刻脱口而出：“爸爸，我愿意放弃任何东西，只要你能回家和我们在一起。”
展厅519：包豪斯和其他
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是这样描述包豪斯的：“创意艺术与工业世界的重新结合”。1919 年，他在德国魏玛创立了包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后来搬到了德绍，又搬到了柏林）。包豪斯被设想为一个激进的艺术实验室，其特色是将形式问题（包括空间、色彩和构图）的教学与应用艺术（如金属加工、细木工、编织和印刷）的实践课程相结合。包豪斯的设计大多数采用简单、和谐的几何形状，为现代家庭和办公室的功用性服务。
在纳粹的压力下，包豪斯于1933年关闭，但是其遗产继续在海外延续。为了逃避政治迫害的老师和学生搬去了欧洲其他地方和南北美洲，他们继续将包豪斯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发扬。在这个展厅中，你可以看到包豪斯学校开放的14年里所创作的作品，以及包豪斯人在随后几十年中创作的作品。
（本文转刊自M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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