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边界：杨树达日记的“耀斑”与“暗痕”

【按】新近出版的《杨树达日记（1948-1954）》，是重新理解《积微翁回忆录》的一剂强心针。对照阅读《杨树达日记》和《积微翁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杨树达如何将《日记》转化为《回忆录》，同时也能看见《日记》与《回忆录》的共同关注及有意遮蔽之处。本文为对读《日记》与《回忆录》的札记，分为《以日记为自传：杨树达如何写回忆录》《自我的边界：杨树达日记的“耀斑”与“暗痕”》两部分。

一、奖励语与聘书：夸耀的记载

尽管《回忆录》和《日记》存在诸多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自负性的自夸等方面，两个文本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王元化已经注意到杨树达在《回忆录》中“偶或也流露出一些自负的口吻”，不过王先生认为“但这绝不是毫无自知之明的轻薄妄语”。在日记中不断夸赞自己，并不鲜见。但在准备公开的《回忆录》中，杨树达不断掩饰，却又始终不忘夸饰自己。《回忆录》和《日记》的一些共同特点是杨树达表达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

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树达对于奖励话语的记载及对各机构聘书的关切。此类记载在日记中显得十分突出，仿佛太阳的耀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1952年11月25日，于省吾认为杨树达《金文说》“胜义缤纷，自孙籀庼、王观堂以后，一人而已，其他皆自郐以下，何足数也。”杨树达在日记中记载此言之后，略微谦逊地补充道：“故人阿好过誉，非余所能当。姑记之，悬以为努力之标的耳。”《回忆录》对《日记》中这段话照录不误。

鲁迅《集外集》载有《杨树达君的袭来》，对杨树达颇有微词

此外，杨树达日记还频繁记载各处机构对于他发来的各类聘书和邀请。综合《积微翁回忆录》，先后对他发来聘书的机构计有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湖南文史馆等等。在杨树达记载日记之时，这些聘书对他而言十分重要。在民国年间许多学者的回忆录中，通常都能看到在学期结束前后，他们对聘书的热切关注。对身处不安时代的学者而言，一份稳定的教职对维持他们家计而言十分重要。对杨树达而言，聘书同样与生计挂钩，不过越来越多的聘书的到来，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存在新的机遇，同时也表明他在学界享有广泛声誉。然而对于写作回忆录时期的杨树达来说，这些聘书已然褪去生存层面的色彩。杨树达选择在《回忆录》中保留这些记载，恐怕主要出于有意无意的夸耀心理。

对于晚近以来的文人学者而言，他们获得荣耀的机会与前人并无多大的区别。在清代文人学者的日记中，同样可以看到许多夸耀自我的记载。那些来自他人的夸耀文辞，主要集中在对于诗文及其他著述的夸赞，此外，则是对其人道德人格的称誉。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人学者而言，来自同行的评议显然更为重要，这既关系文人声誉，也同样关系教职和生计。如果说清代学者的同行评议更多地指向一种“纯粹的”学术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同行评议则更多地指向了机构的聘书。明乎此，或许不难理解杨树达日记中为何如此执着于言说这些内容。只不过，日记频繁记载这些夸耀性词语可能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适。

杨树达的《日记》与《回忆录》不断“富集”那些炫耀性的赞语和经历，可能与杨树达声名渐隆有关。毕竟，名人日记之所以有许多令人不适宜的地方，例如不断夸饰自己的成就，就在于名人不断汇集、倍增、散播自己的成就。一旦个人名声建立以后，一旦日记作者意识到他的日记成为他生前身后名声的一部分之后，原来散落的，存在于私人信件和口头交谈中的夸饰，逐步富集到日记之中。日记在忠实记载那些赞美的同时，也一并让日记作者深陷其中，不断凝视这类话语。而这，很可能限定他们认识自我的界限。在此，日记作为书写自我的载体，不断给作者塑造了“必要的幻觉”，而那些荣耀自我、夸饰自我的词句于是不自觉地流露其中。尽管杨树达在回忆录自序中声明：“至奖藉之语，友人既在励余，余便姑取以自励；故卷中存者颇多。阿好之辞，自多溢美，非语语信为诚然也。”表明他对那些奖藉之辞有清醒认识，但杨树达不断在日记和回忆录中记载这些溢美之辞，却暴露了他在许多时候也不能不被这些话语感染的真相。这些溢美之词部分的确是事实，然而也可能纯是客套语，对此，杨树达选择照单全收，虽说是藉以自勉，却也表明杨树达在与这些陈词滥调的斗争中没有完全取胜，他恐怕被日记的修辞给迷惑了。

有时，杨树达也意识到这一点，故在《回忆录》中有意将一些自得之语删除。如1949年6月11日日记载自撰《中（虘又）盘铭》后，“自谓颇精确”，《回忆录》即删除此句。1953年3月11日批评王先谦校书过于机械，“而余能心知其意”，《回忆录》则仅说王氏“不能心知其意，往往为此”，自我夸赞的话还是删除了。有时，杨树达还将日记中并不存在的谦逊之言，补充到《回忆录》中。如1953年5月19日，于省吾写信夸赞杨树达《甲文说》“海内研契专家无此精诣”，“《殷契杂释》之谬误只可付之一笑，岂足道哉”。《回忆录》删掉了“谬误”一句，而增添“友生过奖，令人惭忸”。

杨树达偶尔的自谦策略，是中国文人深厚的“谦文化”心理的客观写照。不过杨树达时不时有意地如此表示谦虚，似又超越简单的自谦，而更像是一种以退为进，使得读者更想进入他的修辞，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实际上，今人读《积微翁回忆录》便很容易不自觉地被这些所吸引。杨树达于《日记》和《回忆录》偶尔的自谦自嘲的效果，看来很奏效。从某种程度来说，杨树达的这种自夸策略借助的是“他者的引入”。通过引入他者，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得以凸显。陈寅恪、于省吾等人在私人信件中的赞语，被杨树达广泛采纳，获得有限度的公开，这足以让那些不利于杨树达的怀疑得到消解。

对于荣耀自我的话语，杨树达不吝笔墨，对于他所厌恶的人事，同样不厌其烦记载。喜欢臧否人物的杨树达与人交往时，往往起初便形成刻板印象，终生不改。如他笔下的朱希祖，《回忆录》1924年11月指责朱希祖“于教授外，以卖书为副业，收入颇丰。后在南京，以经售伪古物为士林所讥”。关于朱希祖此段公案，20世纪30年代各界业已澄清。朱希祖并非如此不堪，朱乐川《辨析<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关朱希祖的记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已详举证其事，但在撰写《回忆录》时，杨树达并没有改动这段记载，连语气也不曾轻饶。

对因新文化运动崛起的人，哪怕也是研究古典学问者，也被杨树达在《回忆录》有意过滤，如浦江清、朱自清、严学宭等人。这种刻板印象，或主要由于这些与杨树达学术理念不合。据《回忆录》可知，浦江清获得杨树达认可，乃在于他推算殷历取得成就以后。至于朱自清，则两人虽为同事，却仅有不咸不淡的交往。朱自清1931年5月10日日记云：“午应杨遇夫招，在大美，虽均同行，无甚可记，因未说什么话也。”杨树达招饮朱自清，却无话可说，令人感到吃惊。自然，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出现在《积微翁回忆录》中。

总的来说，相较于《日记》，由于《回忆录》中作者和面对日记文本的主体相重合的关系，作者可以更为强烈抒发胸臆。利用日记，《回忆录》一方面有助于杨树达剪裁历史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揭示日记的观念并强化某些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甚至能给杨树达自己造成宣泄和释放情感的空间。通过剪裁日记成为回忆录，可能使杨树达被自己的情感所迷惑。故《回忆录》相对《日记》而言，时常存在不断深化某些记载，不断强化某些情绪的现象。我们可以审慎推测：《回忆录》强化了杨树达此时内心最直接、最响亮的声音。

杨树达的这类写作应当是成功的。通过《日记》和《回忆录》，杨树达不断提纯并塑造了自身小学家和纯粹学者的面目。以致于王元化在读完《积微翁回忆录》之后，感叹道，“遇夫每日日记，均不离文字训诂之学。前人读书之勤，令人佩服。”（王元化1992年7月24日日记）杨树达这种写作方式及其对某类事物的强烈关注，是解读《积微居日记》体例生成的重要窗口。

从杨树达对于奖藉之语的不断记载，对聘书的持续性关注和记载来看，《积微居日记》可视作累积性书写的日记典范，是杨树达层累的人生的产物。层累的聘书记载和夸饰之语，表明杨树达对这两件事集中的关注。这种关注从起初的无意识最终走向自觉记载，并逐步成长为《积微居日记》必须记载的事项。这一事项的最终成型，是日记不断书写，不断长成日记文体特质的一个写照。如杨树达日记揭示的那样，日记一旦开始书写，最终一定会不断生成它独特的书写体例。

在研究日记过程中，人们常常关注日记作者在岁末年初自订的日记书例，这种成熟的写作体例尽管塑造了许多日记的写作形态，但并非一成不变，并非教条。许多日记作者最终都纷纷打破书例，例如不愿臧否人物的郭曾炘，最终依然在日记中品评人物。不愿谈政治的杨树达，最终也开始关注政治事件。这种从打破到重新确立书例的过程，实际上蕴涵了日记内部写作规则的生成。它提醒人们始终注意一个事实：日记的书写体例是不断生成，它最初是基于日常生活琐碎而无序的记载，但最终被书写者在回顾时发现，于是一种新的关切产生，一个重复的写作点一再触发，一个新的日记事项也就诞生了。而日记的体例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有了清晰的轮廓。

如果将对日常生活转化为日记记载，看成是作者对人生的“粗加工”，那么，这种有意识的加工意味着日记的生产逐步有了内部的流程和规序。进一步地，从《日记》到《回忆录》，可视为作者对日记的“深度加工”，同时也是对人生的“深加工”。可以说，《日记》是杨树达人生的初级产品，而《回忆录》则是他人生的精耕细作的产物。

二、被遮蔽的湘人、湘事与湘学及其他

《回忆录》与《日记》的价值各有千秋，但相较《日记》而言，《回忆录》最大的问题在于遮蔽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湘人、湘事、湘学等内容。这些内容是理解杨树达丰富而立体的生活的必备元素，却在《日记》转化为《回忆录》过程中被有意遮蔽了，成为需要爬梳寻绎的“暗痕”。

杨树达尽管是一位全国性学者，但其日记有地域重心，这个重心便是湖南。湘人、湘事、湘学是杨树达日记中于学术之外最为关切的核心领域。日记所提及叶德辉（关于杨树达对叶德辉态度，及《日记》与《回忆录》关于此事的异同，见晓遐《杨树达和他老师叶德辉的恩恩怨怨》，微信公众号“学衡”2021年12月20日）久已成为研究者关注重心，此外一些记载湖南区域性人物和地方事务也颇为值得关注。

杨树达日记中颇为狂放一面，与近代湖南人的普遍姿态有关。杨树达的老师叶德辉为人即颇为狂放，广义而言也算叶德辉弟子的陈子展，同样十分狂傲。杨树达与叶德辉师生二人情感很深。在许多序言中，叶德辉都表达了对杨树达的奖饰。如叶德辉为杨树达《韩诗外传疏证》所作序指出：“门人杨生遇夫近撰《韩诗外传疏证》十卷……得遇夫发挥而光大之，吾知《韩诗》藉《外传》而得传，《外传》藉遇夫之《疏证》而益传。”在为杨树达《新序集证》所作序中，叶德辉高度评价杨树达著述之勤勉，阐发师生之情，并高标治学之目的。“遇夫好学之勤，著书之勇，今日之士，诚不多见。”并深情回忆往昔：“忆昔童子时，偕其令兄芗诒受业于余门，余于制艺外授以《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刘知几《史通》、刘勰《文心雕龙》等书，令其每书下句读，日必四五纸。及门中多不如程课，惟遇夫及县人刘廉生、宝森兄弟为之。余固知他日三子之成就，必在诸生上也。今宝森早夭……惟遇夫客居京师，日治经史诸子百家，心有所获，辄笔之所读书上下两端，亦或间诂行间，朱墨杂糅，一皆可以理董。久而札迻为《疏证》，为《集证》，连篇累册，不知客中之岑寂、人世之乱离，其天君泰然，固有足觇其学养者。辛酉仲夏，余重来都中，遇夫数日一过从，时挟其著书，殷殷请教，其成者必索一序，盖犹承平时在余家园问字时光景也。”这段文情并茂的追忆式序言，道尽师徒之情。

松崎鹤雄所撰《叶德辉传略》，后附同门杨树达1927年4月29日来信。

杨树达此信见于凤凰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叶德辉致松崎鹤雄书札》

杨树达早年得江标、叶德辉等人提携。及至1920年入北京，在京师学界立足，也得益于湖南人的提携。彼时的京师，尽管江浙人势力甚大，但也存在湖南人的学术圈子。杨树达初登讲坛即因教育部长范源濂（1875-1927）帮助。在京师之外，湘人群体也是十分强大的群体。在中南地区，湖南人势力甚盛大。不过杨树达属于湖湘旧派，黎锦熙则属于新派，两人争议颇大。在杨树达的交游圈子中，余嘉锡、张舜徽等人纯是湖湘旧派人物。而他所积极提携的后辈如鲁实先等人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从这方面来看，杨树达承接了近代湘学的保守一脉，是近世湘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频繁见于《杨树达日记》的曹典球、张舜徽、刘永湘等人，在曹典球创办的湖南文艺中学中也是同事，可略见湖南保守派文人的“同盟”。图为抗战期间湖南文艺中学教员表，尧育飞复印自湖南省档案馆。

在理解湖南地方事务中，杨树达日记也有诸多价值。例如关于湖南文史馆成立初期的人事动向，杨树达日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一手资料。此期大部分老一辈文人均没有收入来源，如能进入文史馆，对生计不无小补。杨树达1953年2月7日日记载：“今日发薪，馆员来者纷纷。”1953年12月12日，杨树达日记谈及为“馆员年终救济费事”操心。就是这份看起来并不如意的工作，杨树达仍然面临“以求者多而额太少之苦”。可见，文史馆在当时文化老人心中，地位颇为重要。从现存日记看来，钟叔河先生的父亲钟佩箴为了进文史馆，曾经向杨树达求情（1953年3月7日）。钟佩箴最终于1953年6月获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回忆录》没有提及请托一事，可见行文的掩饰。即便是《日记》，对此也有保留。譬如，日记没有透露钟佩箴与杨树达本是时务学堂的同学。最终钟佩箴成功补选入文史馆馆员名单，杨树达应该起了一定作用。关于杨树达与钟佩箴同学的经历，钟叔河先生曾回忆云：“父亲一生宅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作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云泥……汝当以我为戒’。”（见《春风大雅能容物——记著名出版家钟叔河》）

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的钟叔河先生

而杨树达在文史馆提名增选的一位则为田星六。据《积微翁回忆录》所载，两人在抗战后期相识于湘西。1944年2月27日日记云，“饮席遇凤皇田星六，年六十九矣，甚健，能诗，有《晚秋堂诗集》。闻余有《论语疏证》，欲得之一读，当即赠之。”同年4月27日记“田星六赠所著《晚秋堂诗集》来”。《日记》对于湘人湘事的连续性记载，有助于理解貌似平平无奇的人事变化。

对湖南省文史馆早期的功能，杨树达日记也提供了诸多一手资料。担任湖南文史馆馆长的杨树达觉得馆长一职在可否之间，日记中颇存一种逍遥姿态。1953年1月14日日记认为担任馆长，“本无事可做，事务则由方副馆长叔章任之，余亦不致大碍学业，可谓公私两便耳。”《回忆录》虽然也不避讳谈文史馆长为虚职，但把这段话删除。此外，1953年1月17日的日记还提及文史馆“馆址在省府备屋一间，简陋殊甚。此本闲冗机构，故政府不重视也。幸余自来不以此事为意，否则将失望也”，这段话《回忆录》亦不载。

从日记看来，杨树达喜读笔记，但《回忆录》对此有意遮蔽。杨树达所阅笔记，1953年3月有龙绂瑞《武溪杂忆录》，6月：石醉六《六十年的我》，《长沙瞿氏丛刊》，陈渠珍《艽野尘梦》、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柴萼《梵天庐从录》，7月：柴萼《梵天庐从录》、谢章铤笔记、王士禛《池北偶谈》、龙璋《小学蒐佚》；8月：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张尔岐《蒿庵闲话》、孙志祖《读书脞录》、乔松年《萝藦亭札记》。1954年3月：梅焯宪辑《珠泉草庐师友录》、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等等。凡此可见，杨树达喜读杂书，但《回忆录》对此甚少提及。

龙绂瑞《武溪杂忆录》，收入《龙萸溪先生遗书》中

此外，杨树达《回忆录》还有意遮蔽的一些人、事。如对严学宭而言，日记于是广州中山大学期间，往来频密，但至于《回忆录》，出现频次寥寥。当然，这可能反映两人并无深交。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以日记研究某人交游情况，恐不能全凭日记中出现频次做统计。对于复杂的社会交往而言，日记尽管记载较为详细，然而也仍是世界较小的投影，对理解世界而言它仍是十分有限的。

民国年间长沙天心阁，牛金波 岩泷多磨氏摄

再有，1950年代，杨树达尽管在日记中不断是声称生活拮据，但是通过另外的数据，比如到酒楼吃饭的次数等，可推断杨树达的生活状况应当比日记公开声称的要好不少。《杨树达日记》记载他在长沙各酒楼用餐情况如下：金谷春酒家（1948.11.1/11.2）、味腴斋(1949.7.11，进麦条)、德园（1949.8.29，用点，1953.8.19，晚饭）、潇湘酒家（1952.11.30，公祝疏安七十初度，1954.2.24）、奇峰阁（1952.12.15，进粉条）、万盛园（1952.12.16，晚饭）、沙利文（1952.12.18，与曹典球午饭）、大雅楼（1952.12.21，用点）、小桃源（1953.2.23，水饺、春卷，1953.4.25，锅贴，1953.10.9，蒸饺，1953.12.10.面）、徐长兴（1953.2.23，烤鸭）、奇珍阁（1953.7.17，午饭，1954.2.10，钟佩箴之约，与曹典球一道）、大华楼（1953.9.6，蒸饺、脑卷）。从这个粗略而不完整的统计来看，在杨树达担任湖南文史馆馆长之后，他的应酬明显增加。

三、《杨树达日记》标注小议

随着日记出版物的日趋增加，各界越来越强调日记的深度整理，在这方面，《杨树达日记》对大量人名做了注释。其贡献，如整理者在“整理说明”中所言：“注了，整部日记就鲜活起来了”。尤其是，关于杨树达的家人、家事，整理者提供了大量外人无法置喙的材料。由此，这部日记成为研究杨树达的重要参考。然而，关于如何注释日记，学界目前尚无成熟的处理办法。日记与经部、集部及史部的其他门类等文献存在较大差异。如何校勘日记、注释日记，似还有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本书的注释对人名十分关注，也更正了诸版本《回忆录》中沿袭的一些讹误。如《回忆录》曾误钟叔河先生的父亲“钟佩箴”为“钟佩藏”（2017年1月笔者曾在《温州读书报》第236期上发表《<积微翁回忆录>中的一处人名差错》，指出这一问题，后《湘声报》2017年3月27日予以转载），今《杨树达日记》已更正。

不过，注书工作量甚大，难免百密一疏。以笔者阅读所见，本书的一些注释、标点尚有值得商量之处。例如，注释存在一些明显讹误的情况：

第61页，注释易祖洛（1914-2002）云“1949年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其中“1949”当为“1939”。

第65页，注释“任凯南”，整理者据杨树达日记，认为任凯南生年为1885年，更正此前各类传记标为1884年之误。查杨树达日记1949年7月20日云：“天隐与任皆乙酉生，与余同庚也”，记载十分详细，当日日记还提及“任戆忱于前夜逝世于大麓中学”。据此可知任凯南1949年7月18日夜间去世，而此前诸家记载都讹为1949年6月21日去世，这可能是因为因7月21日任凯南下葬于岳麓山之故（杨树达日记1949年7月21日），故传记讹7月21日为6月21日。但对日记中出现的另一人物刘善泽（字腴深，晚号天隐），整理者将其生卒年仍标为“1884-1949”（第2页），实则前引日记已证刘善泽为光绪乙酉年出生，当为1885年。杨树达所撰《刘天隐传》云：“先生以一八八五年农历乙酉二月二十一日生，春秋六十有四”（据《积微居文钞》据刘天隐先生家属供稿），可为旁证。

任凯南，湖南湘阴人，经济学家，著名藏书家，是任弼时的堂叔

另外，日记存在一些应注而未注、或者注释稍嫌简略的情况：

如1949年1月17日，《日记》记杨树达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交谈，提及陈序经“知余曾受业于梁任公师，戏言当向余索还此债，并当索利子。余云，两手空空，无可还矣。奈何，奈何！”此处陈序经得知杨树达为梁启超弟子，随即开了一个玩笑，但所谓“还债”云云，未知何意。

又如1953年2月11日，《日记》记载“方则之来谈买龙书事”，未出注。未知此处“龙书”是否指龙伯坚藏书。本年龙伯坚调往武汉工作，其藏书或有出售计划？

再如注释“叶定侯”，则颇嫌简略(184页)。叶定侯本名叶启勋，所著有《拾经楼紬书录》等。又，整理者引《积微翁回忆录》1945年11月4日相关记载证两人交往，稍嫌过晚，查《积微翁回忆录》1937年6月5日即记载沈兆奎（1885-1955）来长沙，欲观叶启勋藏书，即由杨树达导往参观。

叶启勋承叶德辉余绪，为湖南现代著名藏书家，所藏书受到傅增湘认可，图为傅增湘抄录《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尧育飞摄

注释过于简略的情况在“陈浴新”的注释中也有体现。1953年1月17日，杨树达到省府开会，“与会六人：胡真（文化事务局）、邓爱如（统战部）、陈浴新（文委会）、叔章及余，决议年六十以上文物委员转入文史馆，凡百人；年不合格或虽合格而与文史无涉者改为军政会谘政等。”（112页）整理者注“陈浴新”，仅提及“1949年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时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稍嫌简略。如将此时陈浴新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一职注出，有助于理解杨树达日记所载事。此时湖南准备裁撤“文管会”，能够进入文史馆，对大多数文化老人而言，算是很好地去处。注明陈浴新担任此职，有助于理解他何以出席此次会议。

陈浴新《登南岳》诗，载于《教导周刊》1933年第5卷第8期

另外，本书编制的人名索引颇便读者，不过可能由于一些技术性缘故，索引中的一些人名存在失检或讹误的情况。如1953年3月15日日记提及“阅龙萸溪《武溪回忆录》”，但“龙绂瑞”一条索引失检。关于“钟佩箴”的索引也有误，如将1953年6月23日误为1953年6月26日等。

本书的一些标点，也有可商之处。如第15页，杨树达1948年12月6日日记云：“赵荣光、王咏祥来。赵，昔年燕京同学；王著有中国文法，曾介周叔夏，请余署首。”整理者注释“曾介周叔夏”为“曾经介绍周叔夏到湖南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授”，然后介绍周叔夏其人。实则“王著……”句断句当为：“王著有《中国文法》，曾介周叔夏请余署首”，意思为王咏祥著有《中国文法》（此书名或是简称，尚未检得）一书，通过周枬（1908-2004，字叔夏）引介，请杨树达题写书名。

与《杨树达日记》所做的大量有价值的注释相比，本文所指出的注释疏失只占很小一部分。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另外，关于注释的原则，整理者在“整理说明”中已有交代：“十分著名的人物不注”、“较为著名的人物”“或简注”“或详注”，一些没有线索的“付之阙如”。据此也可见，本文的指摘在很多方面过于吹毛求疵。

不过经由《杨树达日记》的注释工作，却有助于我们一道探讨日记注释的基本体例和方法。在注释日记之中，存在一些明显不同于经典的笺释方式。对篇幅较为庞大的日记而言，人、事繁多，哪些当注，哪些不必注？关于日记中的人名注释，是否非著名人物便可少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究。此外，有时注释人名，仅仅简单注释人物的生卒年、籍贯、生平突出事迹，可能被并不够。更为理想的注释应考虑到人物所处的日记情境，使注释有助于理解日记中的事情。即，要使注释内容成为日记的有机部分，而不是为了机械地出注。此外，日记人名注释究竟置于页下，还是在附录中制作“日记所见人物情况一览”，更方便读者阅读？诸种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日记能反映人生的基本框架吗

近代涌现出数量、篇幅均十分可观的学人日记，如夏承焘、顾颉刚、夏鼐、竺可桢等人均有皇皇日记存世。《杨树达日记》作为最新披露的一种，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已显示它非凡的魅力。诚如丁东所言：“学人日记的系统出版，有可能改变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学术问题，有些可能是政治问题。日记，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对社会人生见解的一个重要方式。”（《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当学人们以日记为基本材料，创造其他衍生性文献如回忆录时，日记就更有价值了。从日记与回忆录等衍生性文献的比对中，可管窥作者思想与生命的成长。以杨树达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例，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杨树达对自身的认识发生变化，日记中的观念也有所改变。当他写作《回忆录》时，他对早年的《日记》也发生了重新介入与修改的冲动。日记和基于日记衍生的其他文献的差异，让我们怀疑：日记究竟能多大程度反映生活与社会的真实情况？是否存在“元日记”，来记录那些令我们可以确信的东西呢？如果日记是真实可信的，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日记？究竟日记更为真实，还是经过“校正”之后的回忆录更为真实呢？

无可非议的是，日记作者对此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正如伊冯娜·格里格斯（Yvonne Griggs）在《文学改编指南》中所言，“有权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对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通过书写《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试图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人生的叙事，确保对自己的根本性的话语权力。这样的叙事并非建立在遥不可及、日渐模糊的大脑记忆，而是植根于早期较为确定性的材料——日记之上。在杨树达看来，为了完整叙述早年的人生故事，日记是必需的，但是早年的日记是没有修饰和剪裁的原始记忆，是观照人生的基础，但本身并不构成他所认可的人生回忆。尤其是，在1950年代重新叙事时，原先日记中忠实记录生活的形态，无法满足如今的时事。那些日记记载之时，杨树达的人生还充满许多可能，日记中因而存在太多“杂音”，当他执笔写作回忆录时，他希望以一种确定性的声音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完美的句号。由此，《积微翁回忆录》传递出未来塑造杨树达声名的确定性腔调，而《积微居日记》则众声喧哗，保留了更为丰富的各类声音。

《文学改编指南》，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年

对读者而言，《杨树达日记》所呈现的多元而复杂的生活世界，多数时候是乱糟糟的。尽管日记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却是较短时期的写作状态，记忆的短时性，令它不可能呈现较为精巧的秩序。从这方面看来，日记展示的多元而复杂的声音，有时类似于“噪音”的现场，并且保留了这些声音所存在的“声景”（soundscape）。而《回忆录》则注意营造自身的形象，有意识凸显打造一个专属自己的言说空间。通过一些标志性的词语和言说方式，例如聘书和夸赞之语的强调，杨树达有意无意地扭转了日记中的“类噪音”环境，形成独特的追忆场所。在《回忆录》中，那些看起来相同的文字经过简单的修改，已经变换了原来的语境。换言之，回忆录改变了日记的写作方式，将其转化为记忆的表达样态。

对于人生记忆而言，日记是记录日常事务的庞大信息库，耳闻目见，心理感觉等内容均囊括其中。此时，即便作者拟定明确的日记体例，也存在无法掌控的因素。而回忆录的记忆是通过计划和行为加以控制的记忆，表现为一种“后见之明”，因而可对整个人生记忆展开确定性的追溯。当然，在这些不同点之外，日记与回忆录也存在一些相同点，即它们都必须借助于有明确时间标记的文本来呈现。同时两者也并非截然区分的，在一些精心设计的日记中，也存在回忆录式的记载。即《日记》总是流露这样的情绪：作者希望表现自己对人生鸟瞰式的掌握，不断高标自己的先见之明，而那些先见之明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些后见之明。

通过写作《日记》，杨树达对于人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而通过创作《回忆录》，杨树达实现了人生原初的一些梦想，升华了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日记》讲述了许多杨树达生命中出现的人的故事，那么《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回忆录》这类与《日记》密切关联的类型文献的出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日记”的可能性。时代越晚，对作者而言，“日记”具有的可能性就越多。日记的功能看起来在不断扩张，但它也不是那么坚固。《回忆录》不断修饰《日记》，显示了杨树达对于自己一手造就文献的绝对主导权，如果有必要，那些看起来最为原始的人生记录的“日记”，也可以被润色，甚至修改。对一个不断产出各类文献（包括日记）的作者而言，关于它的“日记”的定义需要被修改，甚至重新定义。如果日记可以被不加限制地修饰，无论从纸质形态的销毁，还是最终的可以进行消弭时空的文字剪裁，那么日记在个人所有的文献序列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呢？日记的确提供了作者生活的第一手记录，但是作者如果在此后不加节制，不断侵入日记文本，对其不断再造，日记还是原来的日记吗？日记还能起到日记应有的作用吗？

通常，人们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理解日记：日记反映人生的基本框架，尽管或多或少有一些修饰，但是日记本身“限制”了研究者对作者的过度解读，当然实际上也“限制”了日记作者对自身生活的过度虚构。但是如果作者可以不顾“日记”的规定性，而对其进行修改，那么日记的“限定性”文献制约力就被大大削减了。换言之，日记的可信性在文献内部层面就自我削弱了。对于那些在其他文献中引日记为生产原料的作者，且其中制造许多偏差的作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他们日记的有效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