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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望,射天狼——范仲淹的军事生涯

说起范仲淹,大家想到的必然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表达的忧国忧民形象。千百年来,范仲淹的形象都是一位心怀天下的文臣。

说起范仲淹,大家想到的必然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表达的忧国忧民形象。千百年来,范仲淹的形象都是一位心怀天下的文臣。而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原本向北宋称臣的党项族首领元昊宣布自立,废除北宋所赐封号,改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北宋君臣对于西夏的自立极为愤怒,同时又对其有所轻视。在北宋君臣看来,偏居一隅的李元昊竟敢建国称帝,是其无法容忍的,而西夏地贫兵少,亦不是北宋军队的对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北宋在西夏自立初期,调集优势兵力对西夏进行了讨伐。

范仲淹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败

但是战争的进程并未如北宋君臣所料。宋夏战争,北宋军队先败三川口,再败好水川,三败定川寨,丧师辱国,难以言表。那么,人数财力都占优势的北宋军队却屡屡败给西夏军队呢?一切还要从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说起。

中国历史上,新的王朝建立,往往要吸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北宋而言,如何防止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和武人专政才是首要问题。因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实行强干弱枝之策。宋太祖时,这一政策并无不妥,宋太祖本身是武将出身,军事才能优秀,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也给予武将充分的自主权。但宋太宗继位后,进一步削弱了武将的权力,至宋仁宗年间,已经彻底形成以文制武的局面。同时,北宋武将失去专任之权,无法长期训练麾下军队,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自宋太宗开始,北宋皇帝连武将战时的指挥权都给予限制,热衷于御赐阵图,让前线将领根据阵图排兵布阵。在满城之战役,宋太宗就将自己制定的阵图发放给将领,要求前线将士按照阵图部署“八阵”,宋军主帅崔翰依据阵图布下阵形后却发现,八个小阵之间相距竟达百余步,相互之间不仅难以配合,而且因为过于疏散,甚至出现了军心涣散的情况。虽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向崔翰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崔翰因为害怕承担“矫诏”的罪名而迟疑不决。关键时刻,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挺身而出,愿意承担罪责,而根据实际情况将军队分为正奇两阵,与辽军三次交锋,大破辽军。只不过,即使有这样的案例,宋太宗仍然没有改变御赐阵图的做法,后世子孙也延续了这一做法。

比起御赐阵图,更要命的是北宋军队的训练方式。在中国古代战争中,练兵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是北宋军队恰恰在这一环节也有所缺失。北宋军队的主要战力为禁军,厢军作为地方驻军,主要是承担工役和杂役,几乎不承担作战任务。作为北宋主要战力的禁军,原本是由宋太祖从各地军队中挑选的精锐部队组成,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其规模不断扩充,战力却不断下降。到仁宗时,北宋禁军约有八十万人,但战绩却差,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禁军的训练并不注重实战。以《武经总要》的骑兵阵为例,其列阵训练无非是听鼓声出发,射三箭,大呼三声,挺枪二次,鼓停人还。如此简单的训练如何能应付复杂的战场环境呢?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人节制武将。因为对武将的不信任,至仁宗朝,已经呈现出文臣节制武将的局面,大部分文臣不懂军事,单凭一颗赤胆忠心,焉能不败。

在这些条件下,北宋虽然拥有远胜西夏的国力,但是宋夏战争以北宋在军事上的失败的结局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转瞬而逝的希望之光

尽管战争的结局是以北宋在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是在战局之中,北宋并非没有取胜的良机。而这唯一的良机,就是由范仲淹创造的。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在战场上保存自己、战胜敌人,就要对己方和敌方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宋军在宋夏战争的一系列失败,除了上述的客观原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主帅误判了夏军的能力。在北宋君臣看来,西夏偏居一隅,又是苦寒之地,竟然敢反叛大宋,大宋国富民强,兵力远远胜于西夏,收复不了燕云十六州还收拾不了蕞尔小国?开战之初,北宋君臣对于战胜李元昊可谓是信心满满,而同时对于西夏军队的情况却并没有充分掌握。西夏方面则是充分分析了北宋军队的布防,在宋夏漫长的边境线上选择了守卫最为薄弱的延州进行突破,俘获守将李士彬,将昏弱无能的主帅范雍围困在延州。幸亏刘平、郭遵等将领率领援军前来,拼死决战,抱必死之决心以悬殊兵力前来延州解围,虽然死伤惨重,但是瓦解了西夏攻取延州的目的,此战即宋夏之间第一次大战,三川口之战。此战之后,宋仁宗对西夏问题更加重视,派遣夏竦、范仲淹、韩琦三员重臣前往前线统御战事。三人之中,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二人为副。

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出身,但是极具才干,不似范雍一般不谙军事。范仲淹来到前线后,首先是根据宋军与夏军的特点,调整战略。

西夏虽然人少地贫,但是行军打仗非常有章法。在三川口之战中,宋军与夏军进行了阵战,夏军阵容整齐,战术得法,战术素养不在宋军之下,而策略与人数对于宋军而言还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夏军熟悉地形,机动性也远远强于宋军。范仲淹认识到了夏军的这一优势。另一方面,夏军虽然战斗力强,但是西夏国力贫弱,这次战争虽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在北宋断绝贸易的情况下,其财力物力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有鉴于此,范仲淹调整了与夏军作战的方略。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将领的选拔,在边境练兵。范仲淹在对皇帝的奏疏中指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将领的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范仲淹在西北选拔优秀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狄青。狄青原本因为与乡人冲突而被充军,在元昊叛乱之后,狄青作战勇猛,为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司判官尹洙赏识,被推荐给范仲淹。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还教他习读《左氏春秋》等史书和兵书,将其培养为文武双全的大将,堪称仁宗一朝最出色的武将。除了选拔将领,范仲淹也重视训练士兵。范仲淹将延州州兵分为六部,每部由一员将领统领,每位将领统领三千人,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根据敌情,让六部轮番出战,使得西夏军队不敢犯境。在练兵的同时,范仲淹也很爱护士兵,得到士兵的拥戴。

第二,是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以守为攻。范仲淹知晓宋军之短在于机动性不足,这种不足是先天性的。北宋立国时,缺少的不仅是燕云十六州这样的北方屏障,还有优秀的马场。而文人主政之下,连战马的配种也要放到人伦的视角下审视,导致北宋缺乏优秀的马匹,也就无法培育优秀的骑兵。优秀如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也要借助藩骑之力。而机动性强则是西夏军队的长处,这就意味着宋军难以展开长途奔袭。但宋军在建筑城堡以及守城方面则是胜于西夏军队。因此,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疏,痛陈利弊,不可多路进讨。在原先堡寨的基础上,在战略要地构筑堡寨,作为坚守的要点。范仲淹提出:“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收,实关内,使无虚可乘。”此后,范仲淹又复筑和修建了二十余个城寨,使环州、原州等地堡垒连为一片,成为捍卫边界要地的重要屏障,成功抵御了西夏的进犯。

第三,也是根本的,就是充实边境实力。自古以来,边境粮草物资的运输都是巨大的消耗,伴随着的是无比艰辛与烦琐的军队后勤工作。对此,《孙子兵法》曾有过精辟论述:“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以秦军北击匈奴的河套之战为例,从中原转运的粮食,每三十石也只有一石能运抵前线,其余九成多粮食都消耗在运输途中。因此,自西汉以来,边境军队重视屯田,减少对补给线的依赖。范仲淹继承了这一做法,主张在边境进行“营田”。范仲淹命招募而来的兵士在守备城寨的同时,也在附近耕种,且耕且战,同时,还准许戍边兵士将家庭移至边境,以加强守边的斗志。如此一来,大大加强了边境实力。

在范仲淹的操持下,西北边境的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这些挽救时局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北宋的败势。在宋军实力得到了加强之后。韩琦等人又有了一雪前耻的念头,趁着兵强马壮,企图一举反攻西夏。韩琦的想法为范仲淹反对,二人争持不下,夏竦无法决断,让宋仁宗定夺。宋仁宗在听了攻守二策后,还是支持韩琦的攻策。

公元1041年,李元昊再次率十万夏军南下攻宋,此次,李元昊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并派出部分兵力引诱宋军进入包围圈。韩琦让大将任福领兵近两万人,以桑怿为先锋,抵御夏军。任福在张义堡小胜夏军,于是贪功轻进。夏军见宋军中计,便假装败走,沿途还丢弃物资,吸引宋军追击。在行进至好水川时,宋军发现了数个盒子,当盒子被打开时,里面飞出了百余只鸽子。这些鸽子是宋军进入埋伏点的信号。此时宋军阵列未成,夏军见到信号,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攻宋军,宋军惊疑不定,且孤军深入三日之久,已是人困马乏。虽然奋力迎战,仍然避免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此战之后,范仲淹、韩琦均遭到贬职的处分。

时间证明的正确战略

尽管好水川之战以失败告终,但是接下来的战事却证实了范仲淹策略的正确性。在好水川之战后,范仲淹虽然被贬职,但仍然推行其广修城寨的战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顺城。大顺城位于庆州,是前线战略要地。大顺城之名为宋仁宗御赐,在大顺城修筑之后,西夏不敢再侵犯庆州。但是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并未结束,首先是好水川之战后的定川寨之战,宋将葛怀敏不听号令,盲目轻进,被夏军全歼。幸亏范仲淹亲率军队,进行救援,西夏军队才撤出边塞,未能达成其进攻关中平原的目标。此战之后,北宋对于范仲淹修筑城寨的战略给予肯定,韩琦等人也在边境广修城寨堡垒,不给西夏可趁之机。最终,在经济封锁与军事防御的双重压力之下,西夏无法再支撑与北宋的战争,两国签订和约。

在第一次宋夏战争结束后,两国之间陆陆续续仍有战事发生。范仲淹虽然此后离开西北前线,回京主持庆历新政。但是北宋在西北边境修城保境的策略得到了延续,在后面的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大顺城之战。治平元年秋,西夏毅宗李谅祚借宋仁宗去世,英宗继位,以侮其使为由发动第二次宋夏之战。治平三年秋,李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城等城寨。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知后,将边民集中于城堡内,以坚壁清野之策对付西夏军。宋军严守戒备,并根据不同城寨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大顺城坚固,就将兵士集中于城内,而在城外分布陷阱,柔远城弱则派精兵于城外驻守。西夏军攻大顺城不下,李谅祚被弩箭射中,转攻柔远城时,又被柔远城守将张玉袭营,大败而还,由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顺城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足以证明,范仲淹的一系列策略能够抵御西夏的攻击。

文人掌兵并非不可,但要知兵爱兵,方能用兵。范仲淹在西北主持军事期间,对西北军民的处境极为心痛,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亦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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