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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尘埃——唐诗中的长安道路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正租住在曲江流域西北的昭国坊,好友张籍则居住于在约三公里外(长安城外郭城东西广九千七百二十一米,且左右各三列坊较中间四列坊更宽,故推算延康坊至昭国坊距离略小于东西总宽度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正租住在曲江流域西北的昭国坊,好友张籍则居住于在约三公里外(长安城外郭城东西广九千七百二十一米,且左右各三列坊较中间四列坊更宽,故推算延康坊至昭国坊距离略小于东西总宽度的三分之一,约为三公里)的延康坊。三公里路,乘驴马需走上二十至三十分钟,对普通人来说不算太久,但对想同老友一叙的张籍而言,却是万分艰辛的旅途。在记录张籍此次来访的《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中,白居易对这位好友表达了关切:“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此时张籍任太常寺太祝已近十年,并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他那通红的,半瞎的眼睛,最怕这段路上的尘土。

 白居易


尘土从何而来?白居易诗里已说得很清楚:“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昏。”长安已很久没有下雨,太阳炙烤地面,风刮起路上的尘埃,天昏地暗。不同于今天坚硬的柏油、沥青路面,长安城中,就连最为宽敞气派的朱雀大街也采用了原始的黄土路。黄土土质疏松,透水性强,蒸发量也大,一到干旱的大风天气就会扬尘不已。走在长安街道上,“绿槐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沈佺期《长安道》)。行道槐树枝叶繁茂,红尘满途,已是日常之景。春夏是最干旱的时刻,路况也最为恼人。“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元稹《杏园》),猛烈的东风杂着尘土吹拂,能达到“跬步间人不相见”(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2735页)的程度。这一点在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诗中也可得到验证:“天浄笙歌临路发,日高车马隔尘行。”路上的行人、车马间都隔着一层灰蒙蒙的尘埃。

唐人薛逢出发前往成都时,全家都来送行。时值长安干燥少雨的六月,尘土漫天飞扬。那年的酷热、眼鼻喉中的异物感,还有哭成一片的家人,种种并不美好的回忆就如实记录在薛逢的《镊白曲》中:“长安六月尘亘天,池塘鼎沸林欲燃。合家恸哭出门送,独驱匹马陵山巅。”千年后读来,仍觉得眼睛刺痛,喉咙发紧。

微型沙尘暴会在每一个无雨大风的日子里登场。长安人的一天,就是从睁眼“日出尘埃飞”(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开始,到傍晚“坐愁红尘里,夕鼓鼕鼕声”(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结束。日出沙、日落尘,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无法忍受,而唐人则已习惯与之共存,并在诗歌中给予它一席之地。日光照射后扬尘色调偏红,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尘”景观。在唐人笔下,讨厌的沙尘竟然具有了“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的气势。朦胧的漫天红尘弥漫在朱雀大街上,直通皇城朱雀门,带给普通人莫名的神圣感与巨大的压迫感,成为名利旋涡的象征,让古今长安过客为之神往。

“也笑长安名利处,红尘半是马蹄飜”(僧尚颜《赠村公》)、“三年游宦也迷津,马困长安九陌尘”(沈亚之《送庞子肃》)、“出门争走九衢尘,总是浮生不了身”(蒋吉《题长安僧院》)……弥漫于长安南北向九条街上的红尘,既困住了马的脚步,也牵绊了宦游人的心。诗人于武陵也劝慰白忙活一天,空手而归的卖松人说:“长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尘。”(《赠卖松人》)“六街”指的是长安城内三条南北向干道和三条东西向干道。“九衢尘”“九陌尘”也好,“六街尘”也罢,都是名利纷扰、浮躁心境的具象。

“尘”之借喻可不仅仅流行于人间。元和年间,王洙在东阳驿南的佛舍中投宿,夜里遇到几个精怪在聚会作诗,其中一怪吟道:“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东阳夜怪录》,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4025页)你看,就连妖怪也嘲笑活人在风烟谜尘里蹉跎了一生。有时,诗人们还会将长安之尘进一步浪漫化,称其为香尘。尘土混合着春日花香与衣衫的熏香,成为都人踏青记忆的一部分:“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韦庄《长安春》);“春日照九衢,春风媚罗绮。万骑出都门,拥在香尘里。”(邵谒《长安寒食》)虽然长安城的建筑已然消失,市民都已死去,诗歌中留下的气味、温度、体感,仍能将我们带回到当年的现场。

然而,无论红尘还是香尘,抛开艺术处理的光环,道路扬尘对长安人的生活还是造成了困扰,患有眼病的张籍就是一大受害者。人们最期待的就是下一场雨了。“朝雨浥轻尘”,漫天尘埃终于沉淀,又因沾染了雨雾湿气而散发出泥土的清香。此时上路最是惬意,正如戎昱笔下“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赠别张驸马》)的美好一幕。

杜甫


但长安城的黄土路实在承受不住淫雨的浇灌。连日下雨会导致另一极端状况:路上泥汤四溢,条条黑水横流。杜甫晚年在嘉州曾追忆困居长安的往事,那年“长安秋雨十日泥”(《狂歌行赠四兄》)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在长安的十年生活困顿,出行想必得靠徒步,而像白居易等骑马坐车的官员,则也有马蹄与车轮陷入泥中的窘迫。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虽然官秩较低,却因是供奉官而需要参加朝参。冬日里雨雪交杂,放朝回去的路上,已是一片泥途:“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雨雪放朝因怀微之》)每到此时,道路功能近乎瘫痪,朝廷就会下令放假,如贞元十三年诏:“自今以后,时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60年版,474页)又有长庆二年八月敕:“秋夏之间,常多水潦,如缘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车驾,宜使放其日朝参。”(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632页)韩愈的遭遇更令人哭笑不得。天降大雨,身为国子祭酒的他却未仍得到放朝的消息,只好踏着泥水艰难上班,走到一半才得知放朝,只好折返,白白受累,气得他在诗里发泄一番:“放朝还不报,半路蹋泥归。”(《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

无论在什么时代,身处高位的人总有更为舒适的境遇。张籍告诉我们,长安城中还有从宰相宅邸铺设至大明宫,专供宰相等高官走马的沙堤,沙堤略高于普通路面,能够“早风无尘雨无泥”(《沙堤行呈裴相公》),一条黄土路所能反映出的等级差异可见一斑。不知怎么的,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似乎也在上朝时走(也可能是“蹭”)过这条沙堤。只是当天长安遍降大雪,沙堤结冰,让马蹄不停地打滑。“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一路上备受煎熬。

了解了唐诗中所反映的长安城路况,我们就更能理解白居易对张籍来看自己的感激与感动。“穷瞎张太祝”(语出孟郊《寄张籍》,“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冒着眼疾,也许还无马可乘,步行三公里前往昭国坊,真可谓风尘仆仆。

而大雨中沦为泥途的长安道,也见证了另一场真挚的友谊。张籍拜访白居易一年后(元和十年)的一个雨天,白居易读到了元稹寄来的新诗,他击髀叫好,顾不得窗外正风雨大作,泥潦满途,毅然决定前往元宗简所在的升平坊与之分享:“好句无人堪共咏,冲泥蹋水就君来。”(《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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