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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雯《在北方》:女性的爱、抉择和自由

《在北方》是张惠雯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包括《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黑鸟》《玫瑰,玫瑰》等九篇,主要聚焦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尤其是行至人生中途的女性面临的情感、婚姻、养育等问题。

《在北方》是张惠雯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包括《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黑鸟》《玫瑰,玫瑰》等九篇,主要聚焦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尤其是行至人生中途的女性面临的情感、婚姻、养育等问题。

最近,张惠雯小说集《在北方》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作家、《在北方》作者张惠雯,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青年评论家、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戴瑶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就华语文学的写作、短篇小说的气质,以及女性的生活等话题进行了分享。

《在北方》分享会现场


张惠雯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曾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等。

“当你爱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

“张惠雯的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飞鸟和池鱼》《在北方》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本次分享会的主题‘女性的爱、抉择和自由’,其实贯穿了惠雯老师几乎全部的作品。”韩敬群首先介绍。

谈及作品创作,张惠雯以“女性主义”“孤独感”两个关键词概括了自己的创作主题,她说,“新书《在北方》辑录了我近三四年间创作的九篇小说,聚焦生活在美国北方,特别是东海岸新英格兰华人移民的生活;之前的姊妹小说集《在南方》以美国休斯敦为中心的地区为写作背景,与《在北方》气质不一;《飞鸟和池鱼》则包含着还乡的主题,与我写的移民小说相通,呈现出国内外人们普遍面临的生活问题,比如家庭关系中的困难、婚姻关系中的挣扎、如何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等”。

张惠雯


“陶渊明的诗曾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认为《在南方》《飞鸟和池鱼》《在北方》反映的人生遭遇、人生情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乡’。”韩敬群指出,“最早的时候,很多海外华文作家凭借比较浅表的题材新鲜感吸引读者,而惠雯的《在南方》已经涉及比较深入的美国社会问题。随着聚焦地区的转移,《在北方》的笔触显得更为严峻、尖锐,或者说是忧伤,这种变化或许与她进一步深入思考女性命运有关”。

戴瑶琴长期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她认为张惠雯的写作契合世界华文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2000年至2010年的创作重心是中国故事,2010年后回归他国故事,在紧跟创作热点的同时建立了个人作品的辨识度,“惠雯的小说有很明显的个人风格,她的作品特别注重在细微处经营,例如人面临的某种处境、情绪,或是在特定成长阶段中的心理变化”。她还注意到,2000年以前海外华文书写的主题多为“当你不爱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这时女性可以勇敢地选择“解绑”。而《在北方》的故事则更具矛盾和张力,它聚焦的是“当你爱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在这部小说集中,女性选择隐忍坚持,蛰伏以待日后更好的选择,这是华文文学中女性写作的重要突破”。

当一切都稳定下来后,该怎么办?张惠雯坦言自己写作的关注点,“以前新移民作品写的是如何在异国他乡打工营生,如何在社会立足;《在北方》聚焦的是生活在海外的中产阶级,如何面对物质条件充足但感到孤独的心灵问题”。戴瑶琴认为《在南方》《在北方》提供了当下生活的多种样貌,也为创作者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如何理解当下的生活?“《在南方》中贯穿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我把它称为‘现代病’,这种情绪在《在北方》表现为‘当你爱的人和你不喜欢的生活捆绑在一起’,《飞鸟和池鱼》是其间的转折点。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他国故事,都是要解决人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与国际接轨和“到世界去”

谈及对张惠雯作品的阅读感受,同为小说家的徐则臣指出,题材宽阔是张惠雯小说的一大特色,“最早看惠雯的小说是余华推荐到《收获》的短篇小说《水晶孩童》,特别有童话气质。后来又看到《徭役场》《雨林中》,包括刚才谈到的《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这些作品显示了作家的多面。这可能与她个人性格有关,那些年还用MSN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论,惠雯一直都极有立场,这在她的小说里也有体现”。徐则臣认为,在小说中准确地亮出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才华,例如《在北方》里的《玫瑰,玫瑰》以及《飞鸟和池鱼》里的《涟漪》等一系列小说,都能体察到主人公面临爱和自由的抉择时鲜明的取舍。

《在北方》书影


徐则臣也谈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宽广是一位作家的重要禀赋和难得机遇。不同文化语境对人的塑造非常重要,惠雯祖籍河南,在新加坡念大学,后来到美国。我认为在新加坡的这段生活经历,为她与世界衔接的创作铺垫了一个非常自然缓慢的过渡地带。如果将她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她对河南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点点滴滴地呈现了出来”。徐则臣指出很多海外华人作家擅长写特定的、相对单一的题材,而张惠雯的小说则展露出宽阔的文化视野,“有了比较、有了鉴别,才可能保持自己的判断和作为个体作家的独特性和主体性。惠雯相对古典的创作方式,以及对生活、文化的洞见,让她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

谈及张惠雯的写作风格,徐则臣与戴瑶琴的看法一致,认为张惠雯的小说极少宏大叙事,而是注重呈现个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幽微,“在我们经常觉得已经无路可走的地方,惠雯能够把人物内心的情感和对生活琐碎的洞见继续往前推进一步。如果她以后写长篇,也有可能像南非作家库切似的,落实到对个体尤其是对情感的勘探”。

“我们对故事的判断一直走在两极。而现今国际上最前沿的短篇小说家几乎都不是以故事见长的作家,而是致力于发挥短篇小说文体的优势,首先在艺术层面上做实验探索,例如在文学领域相对热门的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科尔姆·托宾、克莱尔·吉根。科尔姆·托宾的写作就特别警惕戏剧性冲突,这一点在惠雯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她的小说经常从我认为没有戏的地方直升机似的原地起飞,这恰恰是一个巨大的能力,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特质。”徐则臣说。

《当代》杂志社主编徐晨亮还指出张惠雯的文学空间具有某种连贯性,无论是写移民生活或是返乡主题,张惠雯都书写了特别重要的主题——人在生命中和美、爱相遇的瞬间,这可能与张惠雯提及的“孤独感”有关。“《在北方》对人性的表现是从幽微走向幽深,宋明炜教授提出《玫瑰,玫瑰》显露‘新英格兰哥特式神秘色彩’。我认为这种哥特式小说气息不是那种离奇情节、诡异形象、恐怖气氛,而更接近于探索了人性新的层面。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能够喜爱这样一位持久地保持高水准稳定输出的优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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