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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庞杂的城市中,如何不被机械般的工作淹没

大约三十五岁时,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只身前往北京。他在物流公司上班,深受上司的喜爱。抵达北京后,他没来得及好好游玩一番,便投身在求职中。

大约三十五岁时,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只身前往北京。他在物流公司上班,深受上司的喜爱。抵达北京后,他没来得及好好游玩一番,便投身在求职中。在陡峭的春末,他接到顺丰公司的面试短信。面试的地点虽远在亦庄,但他仍毫不犹豫地前往,因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耗费时间划不来,我的条件很难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顺丰可以说是行业内待遇最好的公司。

丰富的工作经验与资深的经历,没有让他的面试变得顺利。在回答“为什么想送快递”时,他说“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就不来送快递了”。紧接着,经理开始旁敲侧击,想要确认他在北京的计划。

显然,他的诚实引发了经理的戒心。不过,他毕竟久经江湖,敏锐地察觉到经理的担忧,回答其他问题时便开始投经理所好,表现出一副渴求工作的模样。但经理心底里的疑虑并没有彻底消除,总觉得他随时会离开公司。好在经理自觉的是位“文明人”,不能断然拒绝一名热忱的求职者,只好“不太情愿似的”收下了他。

看起来,他将会入职顺丰公司。可事情却没那么顺利,在接下来的十余天里,体检、试工、资料不全、人事系统、财务刁难等问题,像是一面面无形的墙,立在他面前,阻碍他的入职。

《我在北京送快递》


以上的经历,出自于胡安焉的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下称《送快递》)。这是一本非虚构,加上后记,共收集了五篇文章。书中记录着胡安焉这些年来从事过的工作与闯荡社会的经历,如快递员、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酒店服务员、服装店售卖员、加油站员工、保安等等。除了短暂的创业经历与漫画编辑之外,几乎都是底层的工种。

这里说的“底层”,并非贬低,而是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都不是体面的工作。跟白领工作者相比,这批人没有傲人的学历。他们从乡镇出来,投身于繁华而热闹的城市中。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像是工蜂一样,或走街串巷,或坚守岗位,串联着城市的每条缝隙,激活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对于大都市而言,他们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却又习惯性地被忽视。借助着胡安焉的自述,我们得以走进一位写作者真诚的内心,得以窥视快递员的工作机制。

《送快递》并非社会学家的调查报告,胡安焉亦无雄心去呈现快递员群体的生存状态。他只是真诚地回顾自己的工作生涯,记录所见所闻,审慎地梳理与确认自我:在庞杂的城市中,是如何不被机械般的工作淹没与吞噬?

以写作来对抗日常的无聊,用文字来挖掘生活的永恒,是作家写作的动力之一。胡安焉亦不例外,“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与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后记,《生活的另外部分》)

胡安焉入职顺丰的艰辛开端,恍惚让我们看到了在城堡外的村庄里徘徊的K。K的入职信息,始终未得到伯爵的确认。工作与生活,悬浮在半空之中。K无法抽身离去,亦进入城堡内部。工作与生活,悬浮在半空中,令人左右为难。可怜的土地测量员先生,被缥缈的希望折磨着——像是挂在拉车驴子前方的萝卜,看着近似眼前,却也永远吃不到——日久月深,终于无望了。无望是比绝望更残酷的境遇,因为绝望里尚包裹着愤怒与不甘,尚有余力做出改变,或决绝地反抗。而无望是不再怀抱希望,拒绝任何反抗,只麻木地、冷漠地应付着一切。个人的意志将不复存在,沦为纯粹的彻底的工具。

《现代性赋格》


这是无法避免的。现代都市是座庞然大物,枝枝蔓蔓,错综复杂,是现代社会的载体与象征。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大行其道,原因无非是“可以把思想转化为物质、效率,为现代社会青睐,助长重物质和实证的现代价值。”(《现代性赋格》,童明,三联书店,p8)因此,个人像是微不足道的零件,分别构建着、支撑着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像是传统社会那样依赖于血缘与宗族,而是建立在工作、生意等方面。人口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资源,然而具体到个体,却又是随时可以替换与淘汰的。这是现代社会的残酷之处,在精密的社会分工之前,在讲究效率的时代,零件也好,工具也罢,必须要开足马力,高速地运转下去。就连休闲与娱乐,都被精准地规划着。上帝的背书,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仿佛此规划是自然产物,是不容置疑的定律。悠闲的午后散步、篝火旁的故事会……无所事事的闲逛,终于成为了奢侈之物了。奢侈品核心的卖点不在于价格高昂,而在于彰显特权——超越精准规划与时间限制的权力,不必为生活四处奔波。

显然,伯爵拥有这种特权,而K是无法拥有的。因此,为了不让自己沦为纯粹的工具,我们必须有所坚持。这种坚持,是让我们拥有锚定自我的亮光。那是灯塔的光束,穿越茫茫浓雾,引领着灵魂的船只前行。

无法后退,又无法前进,人生悬宕在半途中。这是K的境遇。尽管卡夫卡最终没有完成《城堡》,但我们知道K的徘徊,是没有尽头的。K的遭遇,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万幸的是,胡安焉的境遇并没有K那么无望。他的入职流程,只是他快递生涯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经过十余天的奔波与努力,如重新提交报告、重新填写入职申请等,胡安焉最终先以小时工的身份,入职了顺丰公司,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快递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快递生涯顺利开启了,更为具体而细微的困难,正在前方虎视眈眈,比如缺乏三轮车、路况不熟、客户刁难、投诉罚款等。业务层面上的困难,假以时日总会克服。事实也如此,随着业务的熟悉,胡安焉的工作效率明显的提高。最令人担忧的困境,是职业思维开始侵占他的脑海。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他对时间的感知——重新开始理解与时间与工作的关系。

“渐渐地,我习惯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问题,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显然,这是现代社会的思维,以效率为上,以效益为主。根据胡安焉的计算,日薪270元,工作九个小时,时薪为30元,平均每分钟产出0.5元。再细致计算下去,则更为触目惊心,“我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我必须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这种触目惊心,除了人力廉价之外,还有就是纯粹的、冷酷的工业属性。快递员必须像个机器一样思考,计算着一次三餐的成本,必须马不停蹄地运转着,才不至于入不敷出。

曾在全网刷屏的调查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给我们呈现了外卖骑手是怎么争分夺秒地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大平台经过大数据的计算,极为吝啬与严苛地制定了送达时间:三公里内,配送时间从最初的50分钟,压缩到30分钟以内。为了完成任务,外卖骑手使出各种手段,比如提前点击送达。甚至,骑手们不惜违反交通规则与时间赛跑。时间犹如一把利剑,悬挂在骑手的头脑上。若是在规定的时间完不成任务,则极有可能导致顾客投诉或差评。这将直接关系到骑手的收入。因为一个投诉极有可能将骑手一天的收入化为乌有。惩罚力度远超奖励。换句话来说,惩罚的作用,在于制造恐惧与愤怒。

尽管快递员的送货时间比骑手要裕余一些,但所要面临的困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骑手能遭遇到的刁难,同样存在于胡安焉的身上。客户——留错地址有之,拒绝接电话有之——凡是不顺意,便会愤而投诉。尽管不全是快递员的错,但损失总是要他们承担的。胡安焉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是给某位客户送冷温水果。因为客户屡屡拒绝电话,他只好将水果放在快递柜里。这一举动,无疑惹怒的客户,遭到投诉。在快递的工作机制中,投诉是可以申诉的。胡安焉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并无过错。自然,他的申诉并没有产生作用,最终被罚五十元。胡安焉心中郁闷,将这位客户写进“报复备忘录”中——里面记录着两位“奇葩”的客户。平心而论,任谁都会气不过,辛苦跑腿赚来的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蒸发了。因此,内心深处涌起报复的愤怒,亦在所难免。所幸的是,胡安焉控制住怒火与心魔,没有真正地去实施报复行为。“后来都删掉了,一个都没有报复。”

显而易见,在这高压的工作环境中,总是出现失控的快递员:一位快递员因身后的奥迪司机拼命地摁喇叭,怒而摸出铁棍,“把人家的车前盖与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这位快递员的下场,自然不会很好,“据说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陪。”胡安焉诚实地承认,自己有过类似的冲动。人性的恶意,在胸中淤积着。这是效率为上的现代社会,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公司里负责图书营销。其中一项重要的推广,便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起转赠活动。读者中奖后,会给我发来收件信息。我会把地址收集起来,然后集中寄书。中奖者来自五湖四海。倘若只寄一两位读者,倒也不会引发遐思,可整个下午都在填写快递单——看着那些陌生而又神秘的地址,总会好奇去想象:他们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收到赠书时,他们脸上会露出怎样的神情?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描绘了这么一群人:他们无所事事,居无定所,整日游荡在繁华的巴黎街头,像是侦探一样观察着往来不绝的人群,侦查着城市暗处的秘密。他们与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人群中的人”。这群人便是游荡者。

快递员骑着车串街走巷,穿梭在各个小区中,拿着快递在楼层里爬上爬下。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必须不停地接触人群,又迅疾离去。他们被迫游荡在城市的街头。可以说,快递员具有游荡者的特性。尽管这种游荡,有着清晰的路线和精确的目的地。只是,十九世纪巴黎街头的游荡者拥有充裕的时间去观察人群,快递员们只能匆匆一瞥。

将胡安焉视为游荡者,也许并不合适,因为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始终工作着。快递员只是他众多工作中的一份。严谨地说,胡安焉是具有游荡者气质的作家。他并非与人群格格不入,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是读文学书籍。平时说话,总是温文尔雅,对公司的短会,保持着抗拒的态度,“我一般都不听,毕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源自于他的写作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天性。十年间,不断地换工作,大约是怀着积累写作素材的心思。每有积蓄,他便会辞掉工作,专心在家写作。因此,工作是他为写作所做的准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胡安焉的性格偏于内向,喜欢独处。“我发现在这地方干活儿的人,大多不喜欢交谈,完全不热情主动,就像是沉默的老农民——虽然他们并没有那么老——对陌生人报以冷淡和警惕的态度。恰好我也不喜欢攀交情,大家闭上嘴巴攀干活儿很好,在这种人际环境里我感觉很舒适。”繁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不堪重负。开女装店、淘宝店、蛋糕店……都以失败而告终,与他内敛的性格,不无关系。

无论是送快递,还是做其他工作,胡安焉与同事的关系,几乎都是若即若离的。这也符合当下社会的特征——工作不再是稳固的。一辈子待在一个单位,小区、医院、幼儿园都是厂办的。身边的人,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这种乌托邦般生活,已然不存在了。同事们总是来了又走。

因此,胡安焉对人群的观察与记录,几乎是速写似的。他以自身为原点,将值得铭记的人和事,记录在手机里。也许,胡安焉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写作素材库。但他的速记式的书写,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了鲜活的面孔。快递员、服务生、骑手……只是他们职业,而非本质。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是一名叫“飞哥”的快递员。他是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特立独行。快递员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他竟然能在百忙之间,抽出时间到花鸟虫鱼市场里闲逛。飞哥的生活态度,很是自由随意。他是小时工,但“好像并不想转正”,因为“干小时工更自由”。他养着一只成年鳄龟,喜欢养动植物。除了对工作有所懈怠之外,他似乎对周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与热情。有个细节,很是动人:

有次我们在一个老宿舍院子里派件,他突然指着围墙上一个看着像鸡埘的洞对我们说:“这里住着一窝流浪猫。”然后他停下三轮,下车学起了猫叫,想把猫引出来。

在《送快递》一书中,胡安焉记录了太多因生活而紧张不已的人了。比如,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自行车店老板、为谋求工作而坚韧干活的物流小妹、巴结讨好旁人的新人、尖酸刻薄的搭档,就连胡安焉自己亦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物流公司工作时,胡安焉为了缓解紧张与压力,常常在睡前喝二两白酒,以助睡眠。这群人的生活,几乎被工作覆盖了,为数不多的乐趣是在微信里抢红包,或者偶尔聚会吃大餐。

“我在北京送快递”,既是客观叙述,也是隐喻。城市,不只是个区域,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异乡人就连靠近它,亦是能力与冒险精神的体现。回乡后,他们谈起这段经历,脸上仿佛有了荣光。然而,这荣光是转瞬即逝的。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对于大多数异乡人来说,进城几乎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城堡以容纳的面容,来拒绝与挑选进城者。快递员们(当然也包括服务员、骑手、店员)注定只能城堡是匆匆过客。正如快递有正式工与小时工之分,他们是城市的小时工。机器的齿轮在轰然运转,他们只能卖力跟随,不敢有所懈怠。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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