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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李德裕的“海南后裔”

唐代名相李德裕贬死海南,传说有后人留在崖州。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寻访李德裕海南后裔,据称已“变黎俗”,他要求地方官从中挑选两三个少年,到省城接受教育,然后伺机送回中原,这个安排被委婉拒绝了。

唐代名相李德裕贬死海南,传说有后人留在崖州。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寻访李德裕海南后裔,据称已“变黎俗”,他要求地方官从中挑选两三个少年,到省城接受教育,然后伺机送回中原,这个安排被委婉拒绝了。近年的研究表明,李德裕并无后裔在海南,张之洞这个举动“作秀”的成分很大。

李德裕贬所具体何处?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河北赞皇人,唐代名相,曾封“卫国公”,后人尊称之为“李卫公”。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斗争激烈,形成“牛李党争”,后来牛党的白敏中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吊诡的是,白敏中得到重用,原出于李德裕的推荐。据陈寅恪先生《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考证,李德裕于大中二年九月,由“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十二月在海南贬所去世,“其柩于大中六年夏由其子李烨护送北归,葬于洛阳”。(《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9-56页)至此,李德裕一族悉归中原,并没有人留在海南。

李德裕画像


1962年春节期间,郭沫若到海南三亚度假,崖县县委送来光绪版《崖州志》,请郭沫若校阅、标点,准备重印,郭写成《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于1962年2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郭此文老调重弹,偏信一些旧志说法,以为李德裕贬所为后来的崖州,即海南岛南部之三亚,无视唐时的“崖州”即琼山县,在海南岛北部。郭沫若一文说道:

李德裕死后,他的子弟留在崖州,其后人化为了黎人。……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出巡琼崖时,他曾嘱崖州知州唐镜沅寻访李德裕后裔二人,带往广州,将瞻养终身,并施以教育,以为良相之报,但他的后裔却不愿重返中原。

郭沫若这次度假,东道主是崖县县委,吃人家的嘴短,他要把李德裕贬所确定在崖州,不惜曲解史料。其实唐时三亚一带叫做振州,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崖州州治在琼山县。近年在琼山发现唐朝宰相韦执谊墓,即可为证。李德裕到崖州不久,曾谒韦执谊墓,并写成《祭韦相执谊文》。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李德裕断无可能从三亚长途跋涉到琼山祭韦执谊;他的贬所刚好在琼山,故此谒墓十分方便。李德裕到海南后,据说建了一座“望阙亭”,并赋诗纪之。

张之洞所依据的,是一些海南旧志,说李德裕有个弟弟李德禧留在崖州的多港村,后裔繁衍,人数颇多。他让崖州知州唐镜沅调查,发现所谓“李德裕后裔”已化为黎人。当时崖州举人吉大文,专门给唐镜沅写了一封长信,辨明李德裕贬所在琼山,唐镜沅不为所动,他顺着张之洞的旨意,找到所谓“李德裕后裔”交差。

寻访与意外结果

1888年2月1日,张之洞因巡视广东各海口,在香港停留时,发电报给雷琼道朱采、崖州知州唐镜沅:

闻唐相李卫公德裕有后裔在崖州多冈村,已变为黎俗。务速访求两三人,须确实有征验者,善为劝导资送来省,当优给衣粮,令谋出路。其家如有李相故物,婉为购致一两种,重价不惜。

张之洞要求海南地方官访求李德裕后裔两三人,送到广州,将为他们谋求好的出路。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不惜代价,购求李德裕遗物,“重价不惜”。唐镜沅为唐景崧族兄,字芷庵,中法战争中曾为唐景崧的景军办理后勤,战后因功得授崖州知州。2月8日、10日,唐镜沅连回两电称:

卫公祠已废,现捐修。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馀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近传亚法商选送省者,因病未至。(2月8日)今奉啸电敬遵。冬月抚黎至多港村,谒卫公祠,已废,先捐修。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馀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已有手折在途。近传亚法,商选送省者,因病未至。办妥再禀。(2月10日)

唐镜沅报告,崖州多冈村(多港村)的卫公祠已废,正在募捐修复,李德裕后裔李亚法目前充当“黎首”,整个家族有20多户人家,原来的玉带、玉盅被匪徒抢走,没有其他遗物。后来,唐镜沅又传召李亚法到州城,准备商量选送人选,李亚法称病未至。从一开始,李亚法的态度就显得消极。4月27日,唐镜沅汇报进展:

前奉电谕,饬选李卫公后裔聪俊者送省。近李亚法来城,曲传宪谕,彼亦感动,二次率子弟十余人来选,年二十以外者粗俗难化,且惧赴省。幼者皆在十二三岁以上。尚有韶秀者数人,其父母怯于远离,告以来州教化数月,拟缓送省,亦不愿从,察其心,愿而畏远。容再开导。惟故物碑版,遍索无存。城东望阙亭亦圮。但民黎共确指为卫公的后裔,当不讹也。

在官府压力下,李亚法两次率领子弟到州衙门待选,唐镜沅觉得年纪在20岁以上的“粗俗难化”,年纪小的“父母怯于远离”,也不愿赴广州。唐镜沅退一步说,先到州城“教化数月”,不急于送到省城,也都不愿意。至于李德裕旧物,均已荡然无存,传说中城东的李德裕“望阙亭”也已倾圮,附近的汉人、黎人都说他们这一族是李德裕后裔,唐镜沅也就相信了这种民间说法,或者说在张之洞压力下选择了相信。其实,李德裕当年既然没有到达三亚,所谓“望阙亭”也是附会的产物。

唐镜沅汇报后,似乎告一段落,张之洞本人可能也忘了此事。到了1889年12月7日,张之洞前往武昌上任,中途在上海停留之时,突然又想起此事,拍电报给雷琼道朱采、副将谢鸿章:

唐贤相李德裕贬死崖州,其裔孙尚有存者,已从黎俗。去年屡电嘱唐牧访求,咨送来省,据云该忠裔性质愚蒙,不敢远来。此事鄙人终觉于心耿耿。该将务须设法劝导晓谕,携两人同来,许以终身衣食不缺,吾将带往鄂省,将来携之北归中原,为古今忠臣劝。特此切嘱。需费若干,告知即电汇,千万办妥为要。

这回,张之洞表示要将两个少年带到湖北,许诺“终身衣食不缺”,将来再带到河北。12月11日,朱采回电称:“奉愿电,已飞饬谢副将,嘱其亲往多港黎峝,妥为劝架,并将宪意宣布,使其勿疑勿畏,一同来鄂,再为资遣,随谢副将赴鄂,费用无多,不敢烦宪心。”电报中的“谢提督”原名谢鸿章,为避李鸿章名讳改名“谢德龙”,是惯于逢迎上司的马屁精。张之洞移任湖北,本来没有安排谢鸿章一起北上,谢鸿章再三恳求,张之洞无奈答应,调他到湖北任职,叫他顺便把“李德裕后裔”也带到湖北。

1890年1月21日,张之洞在武昌收到朱采再次覆电:“李卫公后裔二人,由谢提督带至郡城,职道面问,一名亚六,年十八岁,一名亚洪,年十六岁,重译始通语言,均不愿远出,现令暂住。”6月6日,朱采来电传达了坏消息:“前所带李卫公后裔阿洪等,经职道电请宪示,现在患病思家,合否派人护送回崖?”两个少年在琼州郡城生病,强烈要求回家。

此后未见张之洞有给朱采发信的电报。此事大概虎头蛇尾,到此结束,李亚六、李亚洪回到崖州家里,不再出来了。这两个少年并不喜欢外出,他们只会讲黎话,要由海南汉人翻译为海南话,再翻译为官话,“重译始通语言”。对于官员来说,无法直接沟通,也就谈不上“教化”,隔着故纸堆,仍可捕捉到朱采的挫折感。

雷琼道朱采


张之洞执意要从中挑选聪颖子弟二三人,送到省城进行“教化”,然后再安排他们重返“中原”,这正是李亚六、李亚洪他们所害怕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了本地生活,亲戚、朋友都在本地,要他们离开家乡,远赴省城,甚至“中原”,能否适应,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未知数。

李德裕并无后裔在海南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说李亚法与他的族人跟李德裕毫无关系。当张之洞要求唐镜沅寻访所谓“李德裕后裔”时,崖州举人吉大文即上书唐镜沅,广泛征引史料,论证李德裕贬所在琼山。(吉大文:《上唐芷庵刺史书》,载《崖州志》)吉大文可谓学者典范,他更加尊重史实,不是曲学阿世之徒。他如果论证李德裕贬所在崖州,不仅可讨好张之洞,还能给家乡带来有形与无形的利益。可是吉大文就是如此执着。

1985年,学者卢业时发表《李德裕在海南贬地考》,严密论证,彻底推翻了郭沫若的观点,该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李德裕真正的贬所是海南北部的琼山县境内;二、“望阙亭”址在琼山县灵山区大林乡多吕村,崖城的“望阙亭”为后人所付汇;三、李德裕在海南没有后人留下,崖州多港峒李姓黎人并不是李德裕后裔;四、“郭老及历代李德裕贬地崖城之说多属传闻与附会,是不足为证的。”

1992年,韩敏发表《李德裕后裔化黎辨》一文,论证《崖州志》所言李德裕弟弟李德禧流寓崖州没有根据,李德裕并没有这样一个弟弟,“李德裕后裔化黎乃好事者的附会之言”。在此前后,应该还有其他学者作了差不多相同的论证,笔者见识未周,无法一一列举。既然李德裕并无后裔留在海南,张之洞大张旗鼓的动作就显得十分可笑,或者说他的是“另有所图”。

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

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有两个层次,先有事实认知,后作价值判断,两者互相联系但不能颠倒顺序。李德裕有无后裔在海南,是事实认知层面;如何看待张之洞要将“李德裕后裔”带往广州乃至中原的举动,属于价值判断层面。毫无疑问,首先要解决事实认知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不允许存在两种互相冲突的认知,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张之洞要将所谓“李德裕后裔”带往中原,这种做法的对错是一种价值判断,允许有不同甚至直接对立的意见。

很多历史学者所做的工作属于“事实认知”层面,搞清楚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件,有什么人物谋划、参与了事件,事件经过如何,最终结果如何,是有对错的。至于事件属于什么性质,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人物如何评价,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不必定于一尊,也可以慢慢来,不急于下结论。但是,后者应该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事实认知错误,那么在错误的基础上发挥议论,可能就毫无意义。

苏云峰(1933-2008)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崖州人,1950年赴台,后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张之洞与海南建设(1884-1889)》长文中,苏云峰提出,李德裕海南后裔“从黎俗”,“对人类学家而讲,它提供了一个真正‘土著化’的例子。”(苏云峰《海南历史论文集》第115页)苏云峰认为李德裔后人“化黎”给人类学提供了“本土化”例子,是意义不大的判断,因为事实层面是错的,李德裕并无后人留在海南,也就谈不上“化黎”,人类学家即使找到李亚法后人调查,在学术上跟调查其他黎人是一样的,缺乏特殊意义。

人类学家单正平将张之洞安排李德裕后裔重归中原的计划称为“张之洞陷阱”。单正平指出:张之洞本人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在做有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事(为古今忠臣劝)。他大概不会考虑李亚法及其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身居高位的两广总督、大学者,对蛮荒之地的草民百姓,难有真正“同情之了解”。海南地方政府为了改善黎族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曾经在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两次把深山老林的黎族移民到靠近海边的平原地区。但没多久,这些人不能习惯滨海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自发回到了山里老家。从张之洞“拯救”李德裕后裔的举动开始,各种精英先进,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喜欢采取移民的方式来达成现代化。但效果常常不如人意,尤其不为被移民者所接受。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不妨称之为“张之洞陷阱”。(单正平:《“张之洞陷阱”及相关问题》,载《读书》2018年第11期)

张之洞的“名臣意识”

张之洞之所以曾经有那么高的兴致,笔者猜测,跟他的“名臣意识”直接相关。张之洞报负很大,不仅要建功立业,还想留下“化民成俗”的佳话,追上甚至超越历史上的名臣。他把叶名琛所建小蓬仙馆改为“七公祠”,祭祀陶侃、王阳明、林则徐等历代入粤高官,将他这种抱负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他去世后,“七公祠”增加了张之洞的木主,改名为“八公祠”,也表明后来的两广总督十分了解他的抱负,了却他的心愿。张之洞最终得偿所愿,现今社会上仍有人记得他,以“名臣”载入史册。“名臣”是需要“佳话”的,可惜的是李亚六、李亚洪不愿意配合。张之洞努力寻找李德裕海南“后裔”,还隐藏着借此表彰同乡的目的。李德裕祖籍赞皇,与张之洞同属直隶(河北)。

张之洞做了一场“秀”,目的是形成所谓“名臣佳话”供后世传颂,可惜的是对方并不愿意配合演出,这场“秀”没有演完。他不在乎对方是否真的李德裕后裔,要的是给他名誉“加分”的项目。张之洞在“务虚”方面下过很大功夫,他的名声很大程度上靠“务虚”得来。

民国时期的五公祠


张之洞想利用所谓“李德裕后裔”来达成一段“名臣佳话”,最终是失败了,但雷琼道朱采在海口重修“五公祠”“苏公祠”却取得了成功。如今,游客到了海口,参访“苏公祠”“五公祠”是重要项目。海口“五公祠”祭祀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苏公祠”纪念苏东坡,这都是来自中原的名人,能让中原游客体验到一种“优越感”,也是生意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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