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情回眸中的大地之歌——阿舍《阿娜河畔》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马宗武，以及《阿娜河畔》作者阿舍从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出发，探讨了如何用文学重建精神故乡、解读故乡与人的关系、展现人情人性的丰富性等话题。
《阿娜河畔》新书分享会现场
《阿娜河畔》是阿舍的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在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第一代人明双全、李秀琴等无私地为边疆建设事业和子女付出自己的一生，第二代人明中启和明千安两兄弟则在时代面前做出了坚守和开拓两种不同选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一批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为边疆建设注入新的血液。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从书名的拟定便可看出阿舍对故乡的河流、土地以及土地养育的人们所怀有的浓厚的情感。在写作过程中，阿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对故乡的历史与生活获得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它无论对我的生命，还是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巨大的滋养”。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谈及对《阿娜河畔》的印象，乔叶表示自己与阿舍在个人生命的流转上有着相似的路径，因而书写故乡时都带有一种从异乡回首故乡的“寻根”之意。关于阿舍的故乡新疆，乔叶感慨自己对新疆的河流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曾写过一篇名为《伊犁河边的锡伯人》的散文，并在活动现场即兴朗诵了歌曲《伊犁河》的歌词，“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也回响着这个旋律，想象着阿舍是用这样的感情来写这部小说。阿娜河当然是地理意义上的河，同时也是精神的河流，它是人生的河，岁月的河，生命的河，也是一条历史的河流”。
刘大先谈到，《阿娜河畔》使他想起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肖洛霍夫的特点基本是宁静、素朴的写实风格，刚健、清晰的美学风格，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挖掘人性的复杂性。”提到阿舍的故乡新疆，刘大先认为那里是“寂寥而又充满内在激情的”，他分享了自己留宿兵团招待所时的一段经历：“招待所后面是一片玉米地，那个地方空阔无人。我站在窗边看玉米地，感觉到特别寂寥、空旷，那时候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孤独感，人在天地之间，说孤独也孤独，但又升起一种蓬勃之感——我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站在天地之间，无尽的旷野会让你这个人精神上比较强大。”
“故乡”是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母题。同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度过少年时代的马宗武，因为与阿舍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读《阿娜河畔》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父辈们，还有更多的建设者们，就是在那片土地上，一点点有了住的地方，一点点有了生活的气息，他们把戈壁滩建成绿洲，建成麦浪如火的一片土地。那片土地成为丰收的土地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这个小说表现的就是几代建设者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感慨，那些经历会在心底沉淀下来，永远不能忘记。
《阿娜河畔》书封
每个人物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
《阿娜河畔》在时间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展现了几代人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小说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命运轨迹多样的人物，而小说创作是否做到“以人为本”，决定了这部作品是否足够“扎实、丰满、鲜活”。
阿舍介绍自己在进行《阿娜河畔》前期准备工作时，除了要阅读、了解兵团整体的历史，还要以聊天的方式对家乡的亲友做一些采访，记下一段段故事，从感性层面获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对此，马宗武联想到乔叶创作《宝水》时所做的“跑村和泡村”的准备。乔叶表示：“深入民众的生活，倾听并记录人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宝水》的创作如此，《阿娜河畔》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作家写作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很喜欢阿舍的采访姿态，到熟人家里聊天，她积累素材的姿态是非常朴素的，潜伏到生活流中，以特别自然的状态去倾听这些人的故事，经过选择后再进入文本，非常深入地消化它，把它呈现出来。”
在刘大先看来，阿舍聚焦的边地生活的首要特点是写了“人的创造和这个创造本身的变革”。“兵团里的这些人，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一代是开拓者，是建设者，但同时他们也是流亡的，作为异乡人来到陌生的土地上，赤手空拳，在这个地方白手起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娜河畔》与《鲁滨逊漂流记》表达了相似的主题：“一个人怎么样在一个混乱的没有秩序的自然世界中建立起秩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自然走向文化。其实兵团的这些建设者就是这样，在没有秩序的天地之间建设生产秩序，这就是创业史”。
而边地故事的第二层主题则是“集体与个体、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冲突”：“最初来的人跟后来的知青不太一样，第一拨人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来到这个地方，献身于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他们是主动来的。后来的知青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动来的。但无论被动还是主动，他们的共性在于他们都为共有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情、生命、精力，实际上仍有一个集体的意识在里面”刘大先谈道。
阿舍
成长，就是意识到不断变化
谈及自己的多民族文化身份，阿舍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而身份的多元性是故乡赋予自己的，因而处理身份认知问题也就是处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问题。在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中，阿舍穿越了多重文化身份在她内心引起的撕裂感，“我不想再选择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我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也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在这么多身份之上还是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位作家，一个中国人，这些新的文化身份在更高的层面上又缓解我内心的焦虑”。
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阿舍感到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打开了，“这篇作品出来以后，很多人说你的这个处境是我们大家的处境，你写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我突然意识到，我和故乡的关系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关系，而是一大群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意识到这个以后，我想我要写一部真正体现我和故乡这种复杂又丰富的关系的故事，它既要体现农场的建设发展史，也要体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
成长，就是意识到不断变化。当小说中的人物石昭美意识到爱情并非纯洁无暇，而是如阿娜河一般泥沙俱下，她在经历了精神上的否定之否定后获得了成长；当作家阿舍意识到自己应站在群体的立场重新观照人与故乡的关系时，她在冲破了多重文化身份带来的焦虑后获得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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