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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海:《散步的鱼》里的“远方和明日”

《散步的鱼》有诗人自称的“微言大义”吗?我看不出来。诗论家自不妨去挖掘一番。

几年前,曾写过一篇谈诗人纪弦的文章《张爱玲激赏的诗作》(《东方早报》2015年8月2日),其中有一节是《〈散步的鱼〉的出处及诗人自评》,引用了诗人在《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12月)中对《散步的鱼》的自评,其中关于此诗的最后一节“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诗人自己这么说:

作为此诗之“诗眼”的“远方”和“明日”,究竟意何所指?那不就是“重庆”和“最后的胜利”吗?而“馥郁”本为“芬芳”之同义语,在此处,却含有“心神向往的美好的事物”之意。我虽然无法前往大后方,但我在沦陷区耐着性子等天亮,和每个老百姓一样的爱国,这不是假的:有诗为证。张爱玲说她不喜欢我这首名作,嫌它太过“做作”了一点。可是我想,那也许是由于她来自《红楼梦》的文学世界,却从未受过象征主义洗礼之所致。而就在此诗发表之后不久,人们就称我为“鱼诗人”了。我很喜欢这个雅号,比起以前的“臭袜子诗人”来,好听多了。

吴心海:《散步的鱼》里的“远方和明日”

路易士:散步的鱼(1944年3月28日《中华日报》)

当时,我对诗人在诗作发表几十年后的如此自评是持保留态度的,加了这么一句评论:

《散步的鱼》有诗人自称的“微言大义”吗?我看不出来。诗论家自不妨去挖掘一番。

拙文发表几年来,似未见到有诗论家去挖掘此事。最近机缘巧合,读到诗人路易士在《散步的鱼》发表2个月后所写的文章《释“散步的鱼”》(载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5月30日),这是诗人很重要的一篇诗论,很值得诗人和诗歌的欣赏者参考。但此文中同样涉及到“远方和明日”的地方,诗人的说辞和后来并不一样:

我在诗的第四节的两行“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里所预感了的新时代,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来,无法摄影。但我坚决相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是美好的。我已经闻嗅到它的“馥郁”了。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至于末节的“散步的鱼”,虽则也是写我自己的,但其主要任务,在于呼应首节两行,也同样是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必然运用。

吴心海:《散步的鱼》里的“远方和明日”

释“散步的鱼”(1944年5月30日《中华日报》)

很明显,诗中“远方和明日”,在当时诗人的笔下“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很难和后来诗人所说的“重庆”和“最后的胜利”对上号。

其实,诗人路易士诗中“远方和明日”的概念,早在《散步的鱼》发表前10天,即1944年3月18日,路易士在《中华日报》刊登的88行的新诗《我活着》就出现了,且看这首诗开头第一段:

我活着。/我歌。/我出发——/到远方,到明日。/远方也许没有花吧?/明日也许没有光吧?/但我的活着/乃是一个实感:/我歌,/故我活着。

诗的末尾仍有呼应:“而且出发——/到远方,/到明日。/我信那是有花的,/我信那是有光的。//故我微笑着。”

吴心海:《散步的鱼》里的“远方和明日”

路易士:我活着(1944年3月18日《中华日报》)

如此看来,诗人路易士那个阶段,确实对“远方和明日”颇多思考,并有多期待。

我曾在《“巨人之死”与“巨星陨了”——路易士2首诗作的辨析及史料新发现》(《名作欣赏》 2011年13期)一文中写过: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期上,看到一则论者从来没有提及过的史料《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文,涉及路易士的诗歌创作。该文在叙述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会代表11月12日下午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用中文和日文为刚刚死去(11月10日)的伪政府头领汪精卫致吊词后,接着写到:

继之,上海诗人路易士亦自告奋勇,谓即席成诗一首,题为《巨星陨了》,请求登台朗诵。经议长转达后,闻者鼓掌。于是路诗人昂然登台,高声朗诵,其词如后:

扬子江在呜咽。

紫金山在叹息。

十一月的噩耗传来,

亚细亚的巨星陨了。

…………

听那太平洋的海水

鼎沸,狂啸;

…………

滴滴是

先生的辛酸泪。

…………

啊啊,谁来收拾

这山河的破碎!

(《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月号,36到37页)

吴心海:《散步的鱼》里的“远方和明日”

路易士:巨星陨了(1944年11月18日《中华日报》)

从文中的省略号看,诗应该没有全引,也不知道此诗后来是否正式发表过。不过,据周越然追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字《自大会归来》[ 1944年12月15日出版《文友》第4卷第3期,第20页。]记载,汪精卫死亡的消息“正式在会场上公告,是十三日的下午。我们听到之后,即全体起立,并且静默三分钟。半小时后,人人都臂缠黑纱,带了孝了。”因此,路易士登台朗诵《巨星陨了》一诗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查上海《中华日报》1944年11月18日,刊载有路易士的诗作《巨星陨了》,两相对比,发现《申报月刊》所刊登的《巨星陨了》就是全诗,并非我当时文中所认定的“从文中的省略号看,诗应该没有全引”,因为文中所谓的省略号,乃是分段符号,被我误认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引用《巨星陨了》相关文字,是我认为此诗足以和《散步的鱼》(包括《我活着》)加以对照,厘清当年诗中“远方和明日”的含义。《巨星陨了》最后一节“啊啊,谁来收拾/这山河的破碎”,对照路易士《释“散步的鱼”》中所言“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出来诗人当时寄希望于收拾破碎山河的主角是谁。如此,“远方和明日”在当时的真实含义,就呼之欲出了。

(2018年4月19日-5月8日于南京)

附:释“散步的鱼”

文:路易士

诗是只可“感受”而不必加以“解释”的。诗人表现,读者感受,这就是一切了。但是诗人的表现力有强些的,有弱些的;风格有明朗些的,有晦涩些的。读者的感受性也有敏锐些的和迟钝些的之差。为此之故,诗的欣赏遂因诗人不同,读者不同而造成了许多的困难。这原来是古今中外都不可免的一个极其普遍的情形。

“中华副刊”的编者把孙杭先生的大作拿来给我看,并嘱我写几句,以作答复。但为了事忙,至今才动笔,对于编者及孙先生非常抱歉。在本文中,我想把《散步的鱼》解释一下。这其实是多余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希望贤明的读者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决不是替我自己辩护,替我自己宣传,也决不是什么自吹自捧。

第一节两行

拿手杖的鱼。

吃板烟的鱼。

是写我自己的。我是人,不是鱼。但我想象自己是鱼。而鱼乃自由之象征。我追求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

第二节两行

不可思议的大邮船

驶向何处去?

是写这个时代的。我想象这个时代是一“不可思议的大邮船”,就行在茫茫时间的大海上,而不知它将“驶向何处去”。同时在诗的写作过程中,“大邮船”的浮现于我的诗心,乃是基于鱼的联想,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是自然的,而非勉强的。

我为什么不用火车,飞行机或其他事物来作为这个时代的象征而独用“不可思议的大邮船”呢?原来这个时代是一个苦闷的,缓慢的时代,而非一个活泼的,飞跃的时代。并且,我自己是,十余年来如一日,坚决地反对着唯物史观之机械的看法。我认为人类历史之明日,不可以预先规定了下来。唯物史观贸贸然预言了明日之社会制度,其实这是最愚蠢的,最不智的邪说,谬论,妖言惑众,不足置信。所以我苦闷,我怀疑。接着第三节的两行

那些雾,雾的海。

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

在加了我的苦闷与怀疑的情绪之表现上,遂成为不可缺少的技巧之必然运用了。

我反对唯物史观之机械的预言,但是高度苦闷和怀疑的结果,我终于感了新时代的到来。预感有殊于预言,预言是机械的,宿命论的;但是预感却非这样,它是自然的,活泼泼的。我在诗的第四节的两行

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

散步的鱼,歌唱。

里所预感了的新时代,是不固形的,不确定的。因为它还没有到来,无法摄影。但我坚决相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是美好的。我已经闻嗅到它的“馥郁”了。眼前虽则是雾的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给我们以勇气。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感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至于末节的“散步的鱼”,虽则也是写我自己的,但其主要任务,在于呼应首节两行,也同样是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必然运用。

一首诗是一个宇宙,诸种天体发光并描一定的轨迹于其间,美而和谐,是恒久的秩序,多样而统一,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又太短,要它恰到好处,最是呕出心肝乃已之事。如果一个诗人竞毕生之努力而居然能够写出一首(只要一首就够了)好诗来,则他是可以死而瞑目,含笑于九泉之下的了。

诗乃经验之完成。一个情绪,一个思想,一个印象,一个感觉,一个梦幻,悉皆经验。完成一个经验,乃是诗人的所有事。至于“惶恐”与否,“慷慨”与否,根本毫无关系。两者都是情绪,都是经验。一首诗的优劣,要之,视其经验之完成了没有而定。怎么能够根据这个是慷慨的那个是惶恐的来下断语呢?

载1944年5月30日《中华副刊》第437期

(文/吴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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