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线性历史观：信任型君臣关系与汉朝统治

本文摘自《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冗长的分析终于走到终点。借助“关系过程”及“关系的关系”两副透镜,围绕信—任型君臣关系以及上下关系,重新打量西汉历史,挖掘出许多看似无关的现象与人物背后的关联。

信—任型君臣关系及其最高状态“君宠”吸引了无数臣民——不分男女——竞折腰。围绕这一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终结、重建的反复循环过程,伴随西汉一朝两百年,为追求、争夺、占据与保持其中的位置,激荡出那个时代人们最为能动的力量:从媚道到甘为宦者,从上言到倾轧,一幕幕柔情似水或你死我活的人间悲喜剧穿插上演,亦成为儒生与皇帝反复口舌之争的焦点之一。同时,其他官府中,类似的剧目亦在反复交错出演,后者更只是史家不经意间才会记上寥寥几笔,得以窥见一斑。后一类剧目既相互独立又与围绕皇帝的大剧相衔接。所有剧目并非疾风骤雨的短暂运动,而是低沉持久的活动,融入缓慢单调的日常生活,弥散在事务过程中,偶露峥嵘。数角突岩不过是几方力量角逐的结果,史家作为事件笔录在案,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在现实中又意味着新的争夺的起点。自然,一切剧目的舞台是帝国,多数百姓无声地供养演员并撑起舞台,少数觉悟而热衷者亦投身剧目之中。百姓与大小剧目的参演者无意中共同维系与再造着帝国体制。随着剧目的不断展演,历史不知不觉地从高祖开国走到王莽代汉。

如上文所言,信任关系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关系,随着国家产生,便出现了信—任型君臣关系,西汉不过是用来展示其作用的一个个案,其后的各个王朝均存在相似情形,只是因诸朝的立国基础、君主成长背景、臣下的构成等不尽相同,此一关系的呈现形式与发挥作用的方式多有变化,甚至今天亦然[1],但亦均可从关系的角度作类似的分析。遗憾的是,古人对此有所感悟,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虽力求吸取教训,实则不断重蹈覆辙。最吊诡的莫过于东汉,《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太后诏曰: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10/411)

我们都清楚,东汉一朝外戚专权最为显著,与之相伴的还有宦官专权。此种局面本是东汉初年皇帝想尽办法所欲避免的,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个如此残酷的玩笑。简言之,东汉一朝,虽然像西京一般的佞幸很少,实则宦官取而代之,成为皇帝信任的臣下,而皇帝多年幼即位,又使得太后与外戚不可避免地从后宫帷幄步入前殿朝堂。东汉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皇子少年便开始接受儒家教育,师傅进入密切接触的生活圈子,嗣君即位后,师傅例任太傅,位尊然而未必得到信任,这与针对皇帝,儒家强调公义、抑制私情的思想分不开,使得他们难以融入皇帝亲密的圈子,导致东汉信—任型君臣关系的主要参与者落在外戚与宦官身上,引起一贯看重出身的儒生们的持续反感,矛盾冲突不断,成为东汉历史一大特色。魏晋以后,还可循此分析,为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信—任型关系与其极致表现“宠”,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源于分封制国家到广土众民帝国的飞跃,是皇帝与府主利用自幼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并统驭作为“陌生世界”的天下或治下的一种手段,兼用来结男女之欢、申一己私意……基于皇帝与府主的优势地位,使得特别是其中君臣之间的信—任型关系,因其半开放性质而具有穿透各种界限(无论是空间、群体还是性别)的吸引力,长久发挥作用。这种关系体现的最高状态用时人的词汇称作“君宠”,透过“宠”的吸引产生效力,亦引发争斗。围绕获“宠”形成诸多人的言行互动: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人求宠的循环一再/并行上演,不仅在君臣之间,同样见于府主与属吏之间,吸引并消耗着时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儒生虽以鄙夷的目光看待其他求宠者,自己却同样投身于对“宠”的竞逐,他们常常高举着堂皇的旗帜,不断重复着“公”“私”“阴阳”与江山社稷等抽象的口号,与竞争者对垒。

内容简介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