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碱体质”等医学伪科学为何能在今天大行其道？

11月2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庭判“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欧·扬（Robert O.Young）赔偿癌症患者唐·凯丽1.05亿美元，引起广泛关注。2002年，罗伯特·欧·扬出版《PH奇迹：平衡饮食，恢复健康》一书，被翻译成18种语言，销量数百万，之后又陆续出版《酸碱奇迹》系列丛书。“酸碱体质理论”是这些书的核心内容，该理论认为，人的体质存在酸性和碱性，而偏酸性体质会导致形成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要想获得健康必须保证身体处于一种碱性状态。罗伯特不仅进行理论创作，还有具体实践，比如生产保健品、开诊所治病等等。2007年，凯丽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她听信罗伯特的理论并且停止传统疗法，接受“碱性疗法”。所谓的“碱性疗法”就是给癌症患者静脉注射500美元一针的苏打水。然而，“酸碱体质理论”所说的“碱体质”根本是不存在的。顺便一提，市面上还有公司宣称人体偏碱性会导致疾病，需要补充酸体质，因而推出富含酸性的产品。

“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欧·扬（Robert O.Young）

最终，愤怒的凯丽在2015年以玩忽职守和欺诈为缘由将罗伯特告上法庭，才有了上面所说的审判结果。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罗伯特曾在自己的网站上伪造教育经历：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美国犹他大学攻读生物及商科，还先后获得了营养学硕士学位、生化博士学位及自然疗法博士学位。还自封为微生物学家、血液病专家、医学专家以及自然疗法师。2016年，罗伯特在一项无照行医的指控中当庭否认了这些头衔，并且承认自己没有受过任何科学训练，没有行医资质，连文凭也是买的假货。对此，一位副检察长说：“罗伯特就是一个向垂死之人兜售伪科学的骗子。”

事实上，这类医学伪科学的例子并不少见，维生素万能论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历史上，远航途中大量船员死于坏血病，直到1928-1933年期间，科学家才弄明白该病是由缺乏维生素C造成的。此后，维生素C的名声大噪，并且逐步演变出万能论，还涉及到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林。1970年，泡林呼吁公众每天服用3000毫克的维C（目前主流的研究认为一般成人一天的需求量为100毫克）。到了19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流行，泡林提出“维C对艾滋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说法。1992年，他登上了《时代周刊》，把维C的功能进一步放大，认为还可以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癌症，甚至还可以延缓衰老。泡林不仅到处宣传，还亲身例行地每天在早餐中加入18000毫克的维C。实际上，维C并没有万能的效果，而且过量服用不利于身体健康。1994年，前苏联医学家拉夫连茨基指出，过量服用维生素C会加大血栓形成的风险。

再比如，10多年前日本、美国的足贴开始进入国内市场，近期在朋友圈还十分火爆。一些宣传语中提到“足贴能够吸脂排毒”，对于足贴的这种“强大”功能，一些专家无法容忍其继续传播。湖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丁德光表示，“正常的穴位敷贴可以刺激身体的穴位，改善血液循坏，只有保健作用，绝对没有排毒的功效，更没有通过穴位直接把毒素排出体外的说法。所以，足贴是不可能有排毒功效的。”

这些“伪科学”案例披着“科学”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不仅破坏了科学的声誉，还骗取了病患者的钱财，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当下还能大行其道呢？实际上，政府、医学工作者和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屡禁不止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牵扯到“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统一的答案，便难以制定出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因而也难以清除这些医学伪科学（假科学）乱象。

科学、非科学、伪科学

事实上，尽管科学家每天都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且不断取得重大的科学成就，但对“科学是什么”、“如何区分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等问题却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尽管科学家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但对这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科学哲学领域。

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主张“可证实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的标准，换言之，科学理论能够被证实，而非科学、伪科学无法被证实，比如“人死了能上天堂”，对此无法证实。但证实原则面临着“归纳问题”，即通过单个陈述的经验事实无法推导出普遍陈述的科学理论。比如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是基于观察部分天鹅之后得出的结论，因为现实中做不到观察所有天鹅，而没有观察所有天鹅就认为“所有天鹅是白的”，这是一种不可靠的推理。

波普尔不满意证实原则，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提出证伪原则。他认为，科学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证伪。可被证伪的理论或命题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波普尔认为占星术就是伪科学，它不满足证伪原则，无法被证伪，而爱因斯坦提出的光偏转的假说具有可证伪性。他还强调，“可证伪性是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而不是意义标准或者真理性标准。”换而言之，科学是可证伪的，而非科学是不可证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科学就是没意义、假的。波普尔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明确指出，进化论不是科学理论，但它是有意义的。

萨迦德认为，某个条件作为科学充分必要的条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提出5条标准，分别为关系彼此竞争的理论评价、追求经验事实的确证性和证伪性、追求理论内部的一致性和简单性、理论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马里奥·邦格在萨迦德的基础上提出多元的标准，并对伪科学下定义：“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伪科学（pseudosience）。”瑞典科学哲学家图奥梅拉对伪科学做了更加具体的阐述，概括出9个显著的特征：①依赖模糊的本体论而且不欢迎批评；②脱离严格的思维；③无法检验或受到拙劣的支持；④不因经验证据而变化；⑤含着时代错误的思维，这种思维返回到古老、混乱的理论和假设；⑥常常诉诸神话、毫无根据的神秘事物；⑦伪科学的目的往往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在于认识问题，因此往往包含着伪技术。⑧伪科学的方法不能用可供选择的方法矫正和检验，也不以充分证实的普遍理论为基础；⑨一般与它所处时代的科学截然不同。

到了费耶阿本德这里，他取消了科学划界，不再区别科学和非科学。费耶阿本德强调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多质杂合的历史过程。它既包括高度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种种古老的、僵硬的思想，又包括对未来思想体系的模糊的不连贯的预期。”与此类似，拉卡托斯把科学划界标准转化为科学评价问题：我们如何区分进步纲领和退步纲领。他提出，科学划界的单元应该是科学研究纲领，而不是孤立的假说。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硬核指的是核心的理论和概念；保护带指的是，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辅助假说，它包括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具有促使科学研究纲领发展壮大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家对于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没有取得统一的共识，因而无法从根源上杜绝伪科学的出现。但是，影响伪科学流行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弄清楚这些因素有利于公众识别伪科学的面具，防止上当受骗，进而保护自己的财产、健康。

“独木不成林”

关于医学伪科学盛行的原因，已经有研究者做出分析，比如第一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的严金海概括了5点：人类健康需要市场的迫切和庞大；现代医学技术、资源不足等；病人特定的心理因素；医药管理体制的漏洞；疾病现象的复杂性。而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阳天明等研究者也概括了5点，分别为：公众对享有高质量健康生活的需求；公众科学素养低下；非法利益集团为幕后推手；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滞后。这两种观点有类似之处，总体上涵盖了5个方面：医疗技术、疾病、患者（公众的一部分）、欺骗者、监管部门。

医疗技术能够通过治愈疾病铲除医学伪科学的土壤，大力发展医疗技术治愈重大疾病就能减少、消除公医学伪科学生存的空间。问题在于，发展医疗技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只能做到“尽人事听天命”。疾病是公众相信医学伪科学从而被欺骗的首要、潜在原因。如果公众不患病，欺骗者的任何宣传活动对都是无用的，正所谓“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此外，公众患病之后，也不一定就上当，因为中间还涉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患上疾病但是当下医疗技术不能解决，例如癌症患者更加愿意尝试各种办法，也不管这些方法是否有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二是患上疾病但是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三是公众缺乏科学素养，错以为伪科学宣传的药物或疗法效果更佳或者觉得比较“便宜”等。

欺骗者是伪科学的制造者、伪科学盛行的传播者，同时也是致使公众受害的直接推手。对于患病的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公众而言，欺骗者就是救命草、活神仙。欺骗者通过科学臆造理论、自我夸大、扮演好心肠的菩萨等等一系列环节，和患者自身治病心切、迷信心态、文化结构等特征一拍即合，患者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可能有人会为此责怪公众的科学素养不高，其实这种责怪是过分的，公众不是科学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获取复杂的科学知识，更何况有时候科学家也会在这方面进行推广宣传，比如上文提到的泡林宣传维生素C万能论，如此权威的科学家都相信，公众又怎么识别其中的原理、抵抗这种言论呢？另外，公众能够获取的相关资源也是受限的。但是，公众也不能为此而忽视科学素养的提高，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素养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识别伪科学的可能性，并且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监管部门则扮演着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打击欺骗者的双重角色，如果监管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会双倍助长医学伪科学盛行、公众受骗的情况更加普遍。

可以看出，医学伪科学盛行的原因是多重的，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导致最终的结果，因此所制定的抵抗策略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忽略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利于公众在医学伪科学面前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另外，相互听取各方意见是很好的策略，但是要避免相互指责，因为仅仅相互指责而不采取行动，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悬置问题，助长医学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