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废井田、开阡陌”与土地制度的变化
要想弄清战国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首先应从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谈起。据现有资料看，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记载，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战国策·秦策三》云：“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二）《史记·秦本纪》云：“（商鞅）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昭襄王主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四）《史记·商君列传》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
（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概括秦制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七）《汉书·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
（八）《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论》云：“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逼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堕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货，户地侔封君之土……故下户踦■，无所跱足。”
（九）《通典·食货一》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
同上《食货一》又云：“（商鞅）废并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富国兵强，天下无敌。”
同上《食货四》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益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末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吴氏语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买卖。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十一）《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朱熹《开阡陌辨》曰：“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方，使民有田。”
（十二）《文献通考·田赋考一》马端临按云：“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则其谬尤甚矣。”
（十三）《周礼订义》引薛氏曰：“昔之南北一步，东西百步……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昔之南北一步者，开为百步，故谓之陌；东西百步者，开为千步，故谓之阡。开拓土疆，除去烦细，令民自尽力于其间。其意盖以田愈实则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十四）《史记·商君列传》《正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
据此可知，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开字解释为“开置”，例如前引（九）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又（十三）云：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另一类则力排“开置”之议，认为是“开辟”之意，即前引（十一）朱熹所云：“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并引《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蔡泽所云：“（商君）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为证。在他看来，“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纵）而径涂亦从（纵），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为何要破坏剗削阡陌，在朱子看来，是因为道路沟洫占地太多，而要剗削之，以作为耕地。所以，他接着说：“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路，二轨道，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均见《开阡陌辨》）。
朱熹的看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然而结合秦国社会情况观之，则知他虽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其解释并不确切。《商君书·算地》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开则行倍①。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当为什一之误），此先王之正律也。”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商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土地应当有个适当比例，过与不及，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所以他说，“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因此，商鞅主张调整人地比例的方法，应当是“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我们知道，商鞅以前的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载，一直是个地广人稀、荒地待垦的地区，所以秦孝公三年第一次商鞅变法，商鞅与甘龙、杜挚争论的结果，“孝公……遂出垦草令”（《商君书·更法》），根本没有谈及剗削道路、填平沟洫、以辟田地的事情。在相隔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时才提出了一个“开阡陌”的问题来，这是由于秦国突然变得地狭人众了么？不是的。《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五十一年，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国土日渐增加，“地胜其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见，在发布垦草今后十年的秦国，不仅没有出现地狭人众，造成人口压力，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地广人稀，因而朱熹之说，殆难成立。
我们以为要想解释清楚“开阡陌”的真义，似乎只有从商鞅变法和商鞅思想中寻找根据。大家知道，商鞅变法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唐书·突厥传上》引杜预注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种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①。第二，《史记·商君列传》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缩小每户人口，以一个成年男子为主体。第三，《商鞅列传》又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提倡农战政策。一、三两项是为了尽地力，扩充兵源。第二项则是既要求尽地力，又是为了扩充兵源。总合看来，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农”和“战”。在商鞅看来，由于“农”是为了“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也就是先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的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百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把原来每家田地的界限打开，重新加以厘定。《史记》《正义》所谓“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正所谓“阡陌”就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步百为亩”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田界。这样一来，也就能够改变在过去的一家授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赋税负担的不合理。比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平均所得甚低，但却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多余人口出去从事工商等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都按新制百亩授田，这样每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平均矣。所以，《商君列传》中写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范睢蔡泽列传》也说：“静生民之业。”
由此看来，所谓“开阡陌’的“开”字，确有开辟、决裂和剗削井田阡陌的意义，因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里由于较早地由“爰土易居”进入了“自爰其处”阶段，使三代以来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出现了土地私有现象。但是，商鞅等，也确又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因而“开”字也又有了“开置”的意义。具体些说，在一些国家中，由于过去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较晚地为“自爰其处”的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所以这种授田制度也就一直维持到成国末年。
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与土地买卖
战国时期存在着土地私有而且有了土地买卖当是无可置疑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云：“甲小末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从这条民事问题的法律答问中可以看出，某甲的马因为管理疏忽，跑到别人的田里吃了庄稼，因而引起纠纷。很显然，这马是甲的私有财产，那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也是别人私有的。《徭律》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这条材料说的是禁苑附近的田有的属于‘贵”者，有的属于“贱”者，有的田多，有的田少，它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不过，贫贱者虽有少量的土地，终于免不了被富贵者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去。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所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货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
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土地买卖的发展是与土地私有的增加相平行的。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土地买卖迹象，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步解体，就进一步发展了。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云赵括为将之后，“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便是其例。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往往因为天灾人祸或在“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墨子·辞过》），“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以及“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等赋敛剥削之下，不得不把土地卖出，成为“无立锥之地”，“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的人。所以，《汉书·食货志上》追述战国时情况，曾经算过一笔细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这还是按一户百亩来计算的。实际上自耕农民的私有土地大多是少于这个数目的。这些仅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买卖就为地主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反映了这一现象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当时贵者的土地来源并不限于购买，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赏赐。《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又记赵烈侯赐给歌者田“人万亩”。《史记·商君列传》云：“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说明按赐爵等级而给予“田宅”、“臣妾”的制度，在商鞅时期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商君书·境内篇》中说得更为明白，如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史记·王翦列传》又云：“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优贫乎！’”这种赐田的办法，在《军爵律》中得到了证实，如云：“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鼠（予）赐”。所以，《通考·田赋考》引吴氏语云：“（秦）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矣。”
大地主的兼并与自耕农的零替
上述的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对自耕农民进行掠夺，大量土地为他们兼并了去，“而耕田之大率属役于富贵者也”。所以，崔寔《政论》云：“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全后汉文》卷四十六）。这里的有妻室儿女的“下户”，决非奴隶。这种雇佣关系，可以从云梦秦简《封诊式·告臣》中得到旁证：“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由此可以看出，丙对甲的属役关系是和土地有密切关系，是一种租佃关系，不为地主耕田种地，就会遭受种种迫害。地主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也就要求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规来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记录：“‘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陌。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徒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里的“封”，就是“封疆”，即田界，是设立于阡陌之旁的标记。法律规定偷偷改变田界的就应处以“赎耐”之刑。这样的处罚是为了防止有人侵犯土地，是为了保护私有土地，当然也就被认为“不重”矣。
恩格斯说：“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①。战国时期由于私有土地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②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赋税和地租的分离。《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就是和赋税分离的地租。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③，反映的是所有者财产的权力：“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④，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完全符合战国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情况的。
“爰田”——中后期的井田制度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仍然保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这种田制，最初实行着“换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从西周末年的宣王“不籍千亩”到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等以后，当时的公社土地便由定期分配逐渐变为公社农民长期占有。这一变化，只是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内部的一种量变，并不说明井田制的最终崩坏。文献记载说齐国“相地而衰征”后，又有“井田均畴，则民不憾”（《国语·齐语》）；鲁国在“初税亩”后，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楚国在“量入修赋”的同时又说“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后，也“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等等①，便是其证。
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汉书·地理志》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阡陌）。”段玉裁云：“爰、辕、■、换四字，音义同也。”那么什么叫作“辕田”呢？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颜师古注引孟康语又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爱其处而已’，是也。辕爱同。”近人高享在其《商君书注释》序即《商鞅与商君书略论》中也说：“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国语·晋语三》：‘爰田’作‘辕田’。爰辕均当读为换。”他认为“辕田”即“爰田”，亦即“换田”。至于什么叫“开阡陌”，颜师古注是这样解释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皆谓开田之疆亩也。”这个“制辕田”既与晋国的“作爰田”同义，说明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经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定期分配土地制度转变为长期占有。前引孟康语中既然说：“三年爰田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易居也”，更可知道“爰田易居”的古制，在秦国的历史上大概也曾实行过，否则在谈及商鞅相秦，实行“复立爰田，不复易居”时，是绝不会提到这种“古制”的。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中的“制辕田，开仟佰（阡陌）”的排列顺序，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巧合，它反映了秦国曾经存在过井田制度，而且它也经过了“辕田”即“爰田”的变化过程①。“辕田”是井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是说，“爰田易剧”爰田制到了“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时，仍然还实行着授田制度。所以，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秦国里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期。
秦《田律》所反映的战国土地赋税制度
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芻稾，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芻三石、稟二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稟，相输度，可■（也）。”这里提出了由国家“授田”给农民和按授田的顷亩数（不论其垦与不垦）缴纳刍、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所谓“授田”，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的“分地则速”的“分地”即“份地”，也就是《田律》中的“授田”。《为吏之道》又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条规定，说明凡非“假门逆旅”、“赘壻后父”，都可以立户和都应给予田宅。据秦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的“廿五年”当为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这距李悝、商鞅变法已有百年上下，魏国同秦国一样，也在实行“授田”制度。这是秦、魏两国的情况。东方的齐国大概也是如此，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出土竹简《田法》①，可以为证。如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当系“州”字之误）而为州（当系“乡”字之误）。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成或（域）。”此言州、乡按土地等级授田。“……□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此言“更赋田”、“易田”。“□□□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半作。”此言有关缴纳和免除赋税的年龄规定。“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大（太）上与大（太）下相复（覆）以为■（率）。”此言以中常年景的收成为标准。“大（上）与大下相复”制定出租税率。“叔（菽）（萁）民得用之，稟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此言受田之民除缴纳田租外，还需缴纳赋税即稟、刍等物，与上引《田律》意思相同，但是两个简文所言刍、稟数量相差较大②。文献资料中也有授田制的记载，如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管子·乘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缭子·原官》），等等。
秦律中有二十多个律名，其中专讲土地制度的有《田律》，其他涉及到土地制度的还有《厩苑律》、《金布律》和《仓律》等。此外，在《法律答问》中又有关于《田律》的解释。这些事实，反映出秦国对于土地制度的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新资料。例如，秦国为了实行授田制，非常注意建立严密的田界系统。除前引《田律》外，1979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的《秦更修田律木牍》①，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云：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田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
这条命令颁布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大约在商鞅被害三十年后，可知阡陌确是秦国的田土界限，当时政府颁布法令予以保护。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农民提供籽种、耕牛和农具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如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均见《秦律·仓律》）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其以z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
■（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均见《秦律·厩苑律》）
秦国的土地所有制由于是一种国有制，因此也就实行着马克思所说的地租和赋税合一的方式进行剥削，就是以授田制为基础的定额剥削，即前引的“入顷刍稟，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稟二石。”这是征收饲草，征收量根据授田数字，不论耕种与否，每顷都须缴纳一定数额。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秦国的授田有着一套完整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通过直接对生产者的授田，也保证了国家向直接生产者的剥削。
综上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的战国时期之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形态，而且后者还居于主导地位。由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观之，当时土地私有化还具有一定的条件，可是在授田制的束缚下，却延缓了这种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①按，此下当有缺文。
①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42页。
①详见徐喜辰《晋作“作爰田”解并论爰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①详见徐喜辰《晋“作爰田”解并论爱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①裘锡圭在其《啬夫初探》中说：“我们初步推测这三篇法（指《田法》、《布法》、《库法》）也是齐国作品。伐们的据根是薄弱的，这三篇法的国别问题，今后还需要继续研究。”（见《云梦秦简研究》第247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②上述《田法》条文，转自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一文引例。
①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 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废井田、开阡陌”与土地制度的变化
要想弄清战国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首先应从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谈起。据现有资料看，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记载，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战国策·秦策三》云：“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二）《史记·秦本纪》云：“（商鞅）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昭襄王主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四）《史记·商君列传》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
（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概括秦制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七）《汉书·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
（八）《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论》云：“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逼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堕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货，户地侔封君之土……故下户踦■，无所跱足。”
（九）《通典·食货一》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
同上《食货一》又云：“（商鞅）废并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富国兵强，天下无敌。”
同上《食货四》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益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末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吴氏语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买卖。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十一）《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朱熹《开阡陌辨》曰：“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方，使民有田。”
（十二）《文献通考·田赋考一》马端临按云：“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则其谬尤甚矣。”
（十三）《周礼订义》引薛氏曰：“昔之南北一步，东西百步……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昔之南北一步者，开为百步，故谓之陌；东西百步者，开为千步，故谓之阡。开拓土疆，除去烦细，令民自尽力于其间。其意盖以田愈实则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十四）《史记·商君列传》《正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
据此可知，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开字解释为“开置”，例如前引（九）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又（十三）云：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另一类则力排“开置”之议，认为是“开辟”之意，即前引（十一）朱熹所云：“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并引《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蔡泽所云：“（商君）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为证。在他看来，“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纵）而径涂亦从（纵），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为何要破坏剗削阡陌，在朱子看来，是因为道路沟洫占地太多，而要剗削之，以作为耕地。所以，他接着说：“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路，二轨道，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均见《开阡陌辨》）。
朱熹的看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然而结合秦国社会情况观之，则知他虽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其解释并不确切。《商君书·算地》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开则行倍①。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当为什一之误），此先王之正律也。”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商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土地应当有个适当比例，过与不及，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所以他说，“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因此，商鞅主张调整人地比例的方法，应当是“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我们知道，商鞅以前的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载，一直是个地广人稀、荒地待垦的地区，所以秦孝公三年第一次商鞅变法，商鞅与甘龙、杜挚争论的结果，“孝公……遂出垦草令”（《商君书·更法》），根本没有谈及剗削道路、填平沟洫、以辟田地的事情。在相隔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时才提出了一个“开阡陌”的问题来，这是由于秦国突然变得地狭人众了么？不是的。《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五十一年，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国土日渐增加，“地胜其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见，在发布垦草今后十年的秦国，不仅没有出现地狭人众，造成人口压力，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地广人稀，因而朱熹之说，殆难成立。
我们以为要想解释清楚“开阡陌”的真义，似乎只有从商鞅变法和商鞅思想中寻找根据。大家知道，商鞅变法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唐书·突厥传上》引杜预注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种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①。第二，《史记·商君列传》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缩小每户人口，以一个成年男子为主体。第三，《商鞅列传》又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提倡农战政策。一、三两项是为了尽地力，扩充兵源。第二项则是既要求尽地力，又是为了扩充兵源。总合看来，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农”和“战”。在商鞅看来，由于“农”是为了“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也就是先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的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百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把原来每家田地的界限打开，重新加以厘定。《史记》《正义》所谓“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正所谓“阡陌”就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步百为亩”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田界。这样一来，也就能够改变在过去的一家授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赋税负担的不合理。比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平均所得甚低，但却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多余人口出去从事工商等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都按新制百亩授田，这样每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平均矣。所以，《商君列传》中写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范睢蔡泽列传》也说：“静生民之业。”
由此看来，所谓“开阡陌’的“开”字，确有开辟、决裂和剗削井田阡陌的意义，因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里由于较早地由“爰土易居”进入了“自爰其处”阶段，使三代以来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出现了土地私有现象。但是，商鞅等，也确又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因而“开”字也又有了“开置”的意义。具体些说，在一些国家中，由于过去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较晚地为“自爰其处”的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所以这种授田制度也就一直维持到成国末年。
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与土地买卖
战国时期存在着土地私有而且有了土地买卖当是无可置疑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云：“甲小末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从这条民事问题的法律答问中可以看出，某甲的马因为管理疏忽，跑到别人的田里吃了庄稼，因而引起纠纷。很显然，这马是甲的私有财产，那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也是别人私有的。《徭律》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这条材料说的是禁苑附近的田有的属于‘贵”者，有的属于“贱”者，有的田多，有的田少，它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不过，贫贱者虽有少量的土地，终于免不了被富贵者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去。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所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货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
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土地买卖的发展是与土地私有的增加相平行的。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土地买卖迹象，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步解体，就进一步发展了。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云赵括为将之后，“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便是其例。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往往因为天灾人祸或在“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墨子·辞过》），“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以及“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等赋敛剥削之下，不得不把土地卖出，成为“无立锥之地”，“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的人。所以，《汉书·食货志上》追述战国时情况，曾经算过一笔细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这还是按一户百亩来计算的。实际上自耕农民的私有土地大多是少于这个数目的。这些仅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买卖就为地主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反映了这一现象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当时贵者的土地来源并不限于购买，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赏赐。《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又记赵烈侯赐给歌者田“人万亩”。《史记·商君列传》云：“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说明按赐爵等级而给予“田宅”、“臣妾”的制度，在商鞅时期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商君书·境内篇》中说得更为明白，如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史记·王翦列传》又云：“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优贫乎！’”这种赐田的办法，在《军爵律》中得到了证实，如云：“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鼠（予）赐”。所以，《通考·田赋考》引吴氏语云：“（秦）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矣。”
大地主的兼并与自耕农的零替
上述的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对自耕农民进行掠夺，大量土地为他们兼并了去，“而耕田之大率属役于富贵者也”。所以，崔寔《政论》云：“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全后汉文》卷四十六）。这里的有妻室儿女的“下户”，决非奴隶。这种雇佣关系，可以从云梦秦简《封诊式·告臣》中得到旁证：“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由此可以看出，丙对甲的属役关系是和土地有密切关系，是一种租佃关系，不为地主耕田种地，就会遭受种种迫害。地主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也就要求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规来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记录：“‘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陌。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徒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里的“封”，就是“封疆”，即田界，是设立于阡陌之旁的标记。法律规定偷偷改变田界的就应处以“赎耐”之刑。这样的处罚是为了防止有人侵犯土地，是为了保护私有土地，当然也就被认为“不重”矣。
恩格斯说：“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①。战国时期由于私有土地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②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赋税和地租的分离。《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就是和赋税分离的地租。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③，反映的是所有者财产的权力：“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④，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完全符合战国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情况的。
“爰田”——中后期的井田制度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仍然保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这种田制，最初实行着“换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从西周末年的宣王“不籍千亩”到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等以后，当时的公社土地便由定期分配逐渐变为公社农民长期占有。这一变化，只是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内部的一种量变，并不说明井田制的最终崩坏。文献记载说齐国“相地而衰征”后，又有“井田均畴，则民不憾”（《国语·齐语》）；鲁国在“初税亩”后，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楚国在“量入修赋”的同时又说“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后，也“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等等①，便是其证。
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汉书·地理志》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阡陌）。”段玉裁云：“爰、辕、■、换四字，音义同也。”那么什么叫作“辕田”呢？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颜师古注引孟康语又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爱其处而已’，是也。辕爱同。”近人高享在其《商君书注释》序即《商鞅与商君书略论》中也说：“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国语·晋语三》：‘爰田’作‘辕田’。爰辕均当读为换。”他认为“辕田”即“爰田”，亦即“换田”。至于什么叫“开阡陌”，颜师古注是这样解释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皆谓开田之疆亩也。”这个“制辕田”既与晋国的“作爰田”同义，说明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经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定期分配土地制度转变为长期占有。前引孟康语中既然说：“三年爰田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易居也”，更可知道“爰田易居”的古制，在秦国的历史上大概也曾实行过，否则在谈及商鞅相秦，实行“复立爰田，不复易居”时，是绝不会提到这种“古制”的。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中的“制辕田，开仟佰（阡陌）”的排列顺序，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巧合，它反映了秦国曾经存在过井田制度，而且它也经过了“辕田”即“爰田”的变化过程①。“辕田”是井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是说，“爰田易剧”爰田制到了“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时，仍然还实行着授田制度。所以，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秦国里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期。
秦《田律》所反映的战国土地赋税制度
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芻稾，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芻三石、稟二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稟，相输度，可■（也）。”这里提出了由国家“授田”给农民和按授田的顷亩数（不论其垦与不垦）缴纳刍、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所谓“授田”，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的“分地则速”的“分地”即“份地”，也就是《田律》中的“授田”。《为吏之道》又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条规定，说明凡非“假门逆旅”、“赘壻后父”，都可以立户和都应给予田宅。据秦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的“廿五年”当为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这距李悝、商鞅变法已有百年上下，魏国同秦国一样，也在实行“授田”制度。这是秦、魏两国的情况。东方的齐国大概也是如此，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出土竹简《田法》①，可以为证。如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当系“州”字之误）而为州（当系“乡”字之误）。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成或（域）。”此言州、乡按土地等级授田。“……□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此言“更赋田”、“易田”。“□□□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半作。”此言有关缴纳和免除赋税的年龄规定。“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大（太）上与大（太）下相复（覆）以为■（率）。”此言以中常年景的收成为标准。“大（上）与大下相复”制定出租税率。“叔（菽）（萁）民得用之，稟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此言受田之民除缴纳田租外，还需缴纳赋税即稟、刍等物，与上引《田律》意思相同，但是两个简文所言刍、稟数量相差较大②。文献资料中也有授田制的记载，如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管子·乘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缭子·原官》），等等。
秦律中有二十多个律名，其中专讲土地制度的有《田律》，其他涉及到土地制度的还有《厩苑律》、《金布律》和《仓律》等。此外，在《法律答问》中又有关于《田律》的解释。这些事实，反映出秦国对于土地制度的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新资料。例如，秦国为了实行授田制，非常注意建立严密的田界系统。除前引《田律》外，1979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的《秦更修田律木牍》①，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云：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田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
这条命令颁布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大约在商鞅被害三十年后，可知阡陌确是秦国的田土界限，当时政府颁布法令予以保护。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农民提供籽种、耕牛和农具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如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均见《秦律·仓律》）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其以z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
■（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均见《秦律·厩苑律》）
秦国的土地所有制由于是一种国有制，因此也就实行着马克思所说的地租和赋税合一的方式进行剥削，就是以授田制为基础的定额剥削，即前引的“入顷刍稟，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稟二石。”这是征收饲草，征收量根据授田数字，不论耕种与否，每顷都须缴纳一定数额。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秦国的授田有着一套完整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通过直接对生产者的授田，也保证了国家向直接生产者的剥削。
综上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的战国时期之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形态，而且后者还居于主导地位。由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观之，当时土地私有化还具有一定的条件，可是在授田制的束缚下，却延缓了这种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①按，此下当有缺文。
①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42页。
①详见徐喜辰《晋作“作爰田”解并论爰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①详见徐喜辰《晋“作爰田”解并论爱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76页。
①裘锡圭在其《啬夫初探》中说：“我们初步推测这三篇法（指《田法》、《布法》、《库法》）也是齐国作品。伐们的据根是薄弱的，这三篇法的国别问题，今后还需要继续研究。”（见《云梦秦简研究》第247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②上述《田法》条文，转自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一文引例。
①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 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