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等级和阶级
第一节等级的产生和划分
等级的产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恩所说的古罗马的等级与我国商周（夏代暂且不论）时代的等级基本上是符合的。但是他们既称之为等级，又称之为阶级，两者似乎是不区别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又接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看来，等级又可以转化为阶级。在资本主义以前普遍地存着等级，资本主义社会才使阶级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样说来，等级与阶级又是不同的，故列宁说：“等级与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①现在我们先谈等级的产生。
我国先秦典籍里只说“等”，等就是等级，而绝不见阶级的字样。这不是说我国古代没有阶级，而是暗示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阶级的产生要晚至近代。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幼、辈分，由亲族渐渐至于姻族，因此形成了等级制度。至于被征服的不同族类，由于血缘关系根本不同，只有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征服阶级形成等级隶属关系。
由于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因此家族称谓常常和表示社会地位的爵位（等级）发生混淆。但仍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战国时期的《孟子·万章》这样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将天子除外，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即所谓五等爵。前者是王朝的爵位等级，后者是诸侯国内贵族的爵位等级。由于孟子是战国时期人，他自己也承认只知“其略”，我们不敢断定他所说的爵位等级就是商周的实况。不过五级等爵已见于甲骨卜辞，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而且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
伯，金文作白。它本是大拇指的象形字，是第一、老大的意思，引申之为“诸侯之长”，如周文王曾被称为“西伯”，意即殷商时西方的诸侯之长。
子即儿子。国王的长子为大子，也就是太子。天、大，本是同字，因此天子也就是太子，后来才引申为天的儿子即天子的。甲骨卜辞多见“多子”、“多子族”，就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春秋宋、鲁等国男子的名称常常作“子某”或“某子”者，意即出自子族。
男，从田从，就是今人所谓男子汉。甲骨卜辞“多田于（与）多白”，胡厚宣教授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即侯、伯、子、男。他认为公不在五等爵之内，而我们则认为公就是先公、公王，也是家族称谓而作为等爵的。如公刘、古公、吕公（姜太公）、周公、召公，都称为公，实际就是父家长。周之惯称父家长为公，犹商宋称父家长为父，如春秋时宋有华父、乐父、孔父等。《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其实公也就是君。春秋时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群下则称之曰公。顾炎武举称王公为君之例，如称周文王为文君、晋文公为文君、宋文公为文君、楚庄王为庆君、鲁昭公为昭君、齐景公为景君、宋襄公为襄君、宋元公为元君等。或谓“在早年实无以公为爵之事”，这是因为他不知等爵正是来源于家族称谓之故。
古代最初的等级、爵位，不必一定就是五等或六等，正象等级并不一定只是“人有十等”。五等爵的说法大概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根据典籍整理以后的结果。比如主、亚、旅等也可能是家族称谓，同时也是等爵。《诗·周颂·载芟》云：侯主侯伯、侯兹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士，子弟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不是家族称谓而是等爵，也有的学者待相反的意见。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被统治阶级中的等级
以上所述，是古代统治阶级中的等级。被统治阶级中是不是也有等级呢？其等级又是如何的呢？《左传》昭公七年，楚尹无宇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给我们一点可以讨论的根据。他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大雅·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君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巨士；士臣皂，皂臣舆，舆巨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段史料之所以可贵，就是它包括统治阶级的等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等级在内。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它开头就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又引《大雅·北山》之诗，这不但说明楚自己承认其为周的诸侯（至少就这条史料说），而且证明等级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即有了土地关系因而构成等级关系。
（二）尹无宇说“人有十等”，但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这十二等里还不包括庶人、工商在内，而参照《左传》中其他史料，即可知道庶人、工商也是等级。如《左传》襄公九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又如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哀公二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些记载无不有庶人、工商，而且无例外地都列于皂隶之上。襄公九年之所以把商工、皂隶合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都有专业的缘故。因此，等级中如果加上庶人、工商就已有十四等了。尹无字之所以说“人有十等”，不过是为了与“天有十日”相配，才如此说的。
（三）另外还似乎应该有一个“小人”等级。周代国家曾经实行国野制度。士与小人同属于征服阶级，住在城外，即“乡”，有保卫国土和从事耕种两重任务。小人可能原是城内贵族在血缘关系上比较疏远的平民，或者是他们只从事耕种，而士则专门当兵，因此士为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而小人则是平民。《尚书·无逸》可以为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爱既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大意说，殷商先王如武丁、祖甲，在其即位以前，都曾经与“小人”一起劳动，从事农业，所以他们都能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痛苦。祖甲的一条，上面说“小人”，下面说“庶民”，似乎不同。孙星衍注云：“史迁‘惠’作‘施’，‘庶’作‘小’，”则“小民”也就是“小人”。①在国野制度时，小人与庶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前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本族平民，住在“乡”内；后者是被征服者，住在野外，从事农耕，不当兵，也无政治权利。春秋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可见“庶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春秋后期的现象。故小人可称公民，庶人才是真正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利的证据：秦、晋、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俘，晋立惠公的儿子国为怀公，并作州兵、作爰田，坚决不肯讲和，同时派阴饴吕甥到秦去谈判。秦穆公问：“晋国和乎？”阴治吕甥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继续问：“国谓君何？”（意即国人对于惠公的态度怎样）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这一段对话充分地反映小人与君子（贵族）的政治立场之不同，而且他们有共同参加国家大事讨论的权利。但是君子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小人却显得粗野、坚定。由此可见贵族与小人是春秋时期还存在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小人与庶人不同，前者有当兵的义务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②。这两者是绝对不容混淆的。
但是春秋后期，由于国野制度的解体，庶人与小人的界限已逐渐缩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晋国的“作州兵”、“作爰田”，可能就是开国野制度破坏的先例。因此，文献记载上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如同是《左传》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而襄公三十年却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两者似乎也无区别。《孟子·万章》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至战国时两者确已合流为一了。
（四）皂隶以下，则是奴隶和隶属民等级。所以知之者，是因为尹无字家逃亡了一个看门的奴隶，才引起他对楚灵王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番话的。他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周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边逃主，革渊薮，故夫致死焉。
这段话都说的是关于追捕奴隶是合理合法的事。周文王之“所以得天下”，纣王之所以失天下，也与奴隶有关。前者在承认追捕奴隶的合法性，后者在收容逃亡来的奴隶。楚文王也有《仆区之法》。但是，我国古代的奴隶只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
除奴隶以外，我国也有比奴隶地位略高的隶属民。上引《传》文中“仆臣台”，而下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陪台就是仆台，即“仆臣台”合成之词。仆、陪、附，古皆同音。故“附庸”即“陪敦”，庸敦则是形近而误。因此，陪台可能也就是附庸。它与罗马的隶属民似乎相似。①（五）古代的等级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引《左传》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桓公二年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都是上、下相对他说。①应该注意的是庶人也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庶人不是奴隶，而应该是平民，公社成员。因此，我们如果按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应该是三大阶级，即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他们是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土地。小人、庶人、工商，是平民阶级。小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在国野制度尚存在时，他们与庶人不同，有公社土地，有当兵和讨论政治的权利。后者却没有。所以小人可以算是公民。庶人则是平民。皂隶仆圉等则是奴隶阶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①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04页。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尚书”，可见司马迁曾学古文尚书，其文字与今文尚书略有不同。
①《论语·季氏》。
②这段记载，并见《国语·晋语》三，文字也大同小异。
①家属民即被保护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15页。 ①凉山彝族等级很多，但是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称为“色颇”，意 即“主子”；被统治阶级称为“节伙”，意即奴隶。其中包括“曲诺”。过去民族 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奴隶或隶属民，我认为应是平民。
第一节等级的产生和划分
等级的产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恩所说的古罗马的等级与我国商周（夏代暂且不论）时代的等级基本上是符合的。但是他们既称之为等级，又称之为阶级，两者似乎是不区别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又接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看来，等级又可以转化为阶级。在资本主义以前普遍地存着等级，资本主义社会才使阶级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样说来，等级与阶级又是不同的，故列宁说：“等级与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①现在我们先谈等级的产生。
我国先秦典籍里只说“等”，等就是等级，而绝不见阶级的字样。这不是说我国古代没有阶级，而是暗示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阶级的产生要晚至近代。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幼、辈分，由亲族渐渐至于姻族，因此形成了等级制度。至于被征服的不同族类，由于血缘关系根本不同，只有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征服阶级形成等级隶属关系。
由于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因此家族称谓常常和表示社会地位的爵位（等级）发生混淆。但仍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战国时期的《孟子·万章》这样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将天子除外，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即所谓五等爵。前者是王朝的爵位等级，后者是诸侯国内贵族的爵位等级。由于孟子是战国时期人，他自己也承认只知“其略”，我们不敢断定他所说的爵位等级就是商周的实况。不过五级等爵已见于甲骨卜辞，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而且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
伯，金文作白。它本是大拇指的象形字，是第一、老大的意思，引申之为“诸侯之长”，如周文王曾被称为“西伯”，意即殷商时西方的诸侯之长。
子即儿子。国王的长子为大子，也就是太子。天、大，本是同字，因此天子也就是太子，后来才引申为天的儿子即天子的。甲骨卜辞多见“多子”、“多子族”，就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春秋宋、鲁等国男子的名称常常作“子某”或“某子”者，意即出自子族。
男，从田从，就是今人所谓男子汉。甲骨卜辞“多田于（与）多白”，胡厚宣教授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即侯、伯、子、男。他认为公不在五等爵之内，而我们则认为公就是先公、公王，也是家族称谓而作为等爵的。如公刘、古公、吕公（姜太公）、周公、召公，都称为公，实际就是父家长。周之惯称父家长为公，犹商宋称父家长为父，如春秋时宋有华父、乐父、孔父等。《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其实公也就是君。春秋时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群下则称之曰公。顾炎武举称王公为君之例，如称周文王为文君、晋文公为文君、宋文公为文君、楚庄王为庆君、鲁昭公为昭君、齐景公为景君、宋襄公为襄君、宋元公为元君等。或谓“在早年实无以公为爵之事”，这是因为他不知等爵正是来源于家族称谓之故。
古代最初的等级、爵位，不必一定就是五等或六等，正象等级并不一定只是“人有十等”。五等爵的说法大概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根据典籍整理以后的结果。比如主、亚、旅等也可能是家族称谓，同时也是等爵。《诗·周颂·载芟》云：侯主侯伯、侯兹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士，子弟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不是家族称谓而是等爵，也有的学者待相反的意见。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被统治阶级中的等级
以上所述，是古代统治阶级中的等级。被统治阶级中是不是也有等级呢？其等级又是如何的呢？《左传》昭公七年，楚尹无宇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给我们一点可以讨论的根据。他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大雅·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君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巨士；士臣皂，皂臣舆，舆巨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段史料之所以可贵，就是它包括统治阶级的等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等级在内。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它开头就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又引《大雅·北山》之诗，这不但说明楚自己承认其为周的诸侯（至少就这条史料说），而且证明等级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即有了土地关系因而构成等级关系。
（二）尹无宇说“人有十等”，但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这十二等里还不包括庶人、工商在内，而参照《左传》中其他史料，即可知道庶人、工商也是等级。如《左传》襄公九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又如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哀公二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些记载无不有庶人、工商，而且无例外地都列于皂隶之上。襄公九年之所以把商工、皂隶合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都有专业的缘故。因此，等级中如果加上庶人、工商就已有十四等了。尹无字之所以说“人有十等”，不过是为了与“天有十日”相配，才如此说的。
（三）另外还似乎应该有一个“小人”等级。周代国家曾经实行国野制度。士与小人同属于征服阶级，住在城外，即“乡”，有保卫国土和从事耕种两重任务。小人可能原是城内贵族在血缘关系上比较疏远的平民，或者是他们只从事耕种，而士则专门当兵，因此士为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而小人则是平民。《尚书·无逸》可以为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爱既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大意说，殷商先王如武丁、祖甲，在其即位以前，都曾经与“小人”一起劳动，从事农业，所以他们都能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痛苦。祖甲的一条，上面说“小人”，下面说“庶民”，似乎不同。孙星衍注云：“史迁‘惠’作‘施’，‘庶’作‘小’，”则“小民”也就是“小人”。①在国野制度时，小人与庶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前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本族平民，住在“乡”内；后者是被征服者，住在野外，从事农耕，不当兵，也无政治权利。春秋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可见“庶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春秋后期的现象。故小人可称公民，庶人才是真正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利的证据：秦、晋、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俘，晋立惠公的儿子国为怀公，并作州兵、作爰田，坚决不肯讲和，同时派阴饴吕甥到秦去谈判。秦穆公问：“晋国和乎？”阴治吕甥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继续问：“国谓君何？”（意即国人对于惠公的态度怎样）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这一段对话充分地反映小人与君子（贵族）的政治立场之不同，而且他们有共同参加国家大事讨论的权利。但是君子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小人却显得粗野、坚定。由此可见贵族与小人是春秋时期还存在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小人与庶人不同，前者有当兵的义务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②。这两者是绝对不容混淆的。
但是春秋后期，由于国野制度的解体，庶人与小人的界限已逐渐缩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晋国的“作州兵”、“作爰田”，可能就是开国野制度破坏的先例。因此，文献记载上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如同是《左传》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而襄公三十年却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两者似乎也无区别。《孟子·万章》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至战国时两者确已合流为一了。
（四）皂隶以下，则是奴隶和隶属民等级。所以知之者，是因为尹无字家逃亡了一个看门的奴隶，才引起他对楚灵王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番话的。他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周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边逃主，革渊薮，故夫致死焉。
这段话都说的是关于追捕奴隶是合理合法的事。周文王之“所以得天下”，纣王之所以失天下，也与奴隶有关。前者在承认追捕奴隶的合法性，后者在收容逃亡来的奴隶。楚文王也有《仆区之法》。但是，我国古代的奴隶只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
除奴隶以外，我国也有比奴隶地位略高的隶属民。上引《传》文中“仆臣台”，而下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陪台就是仆台，即“仆臣台”合成之词。仆、陪、附，古皆同音。故“附庸”即“陪敦”，庸敦则是形近而误。因此，陪台可能也就是附庸。它与罗马的隶属民似乎相似。①（五）古代的等级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引《左传》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桓公二年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都是上、下相对他说。①应该注意的是庶人也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庶人不是奴隶，而应该是平民，公社成员。因此，我们如果按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应该是三大阶级，即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他们是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土地。小人、庶人、工商，是平民阶级。小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在国野制度尚存在时，他们与庶人不同，有公社土地，有当兵和讨论政治的权利。后者却没有。所以小人可以算是公民。庶人则是平民。皂隶仆圉等则是奴隶阶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①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04页。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尚书”，可见司马迁曾学古文尚书，其文字与今文尚书略有不同。
①《论语·季氏》。
②这段记载，并见《国语·晋语》三，文字也大同小异。
①家属民即被保护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15页。 ①凉山彝族等级很多，但是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称为“色颇”，意 即“主子”；被统治阶级称为“节伙”，意即奴隶。其中包括“曲诺”。过去民族 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奴隶或隶属民，我认为应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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